《蒙古袭来绘词》局部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师，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
1368 年，朱元璋在南京即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同年七月，徐达、常遇春率部北伐，元顺帝自知不敌，率众撤出大都，逃往上都。至此，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新生的明朝占据了天下的主导权。元末江南兵乱之际，曾有很多的江南人到日本避乱。譬如较著名的就有林净因、薰祥、陆仁、王幼倩等。这年十二月十七日，人在九州博多的“苏州教授”陆仁听闻“青巾一统，而江南两浙稍安”，计划回国（《空华日用工夫略集》）。陆仁本因躲避张士诚兵乱而乘船东渡日本，如今听说明朝建国的消息，便欣然收拾行装，平安返回了昆山。当时在博多避难的江南人恐怕为数不少。
《神风与铜钱：海岛日本遭遇世界帝国1268-1368》
关于陆仁回国的这条记录大概是日本对元明鼎革的最早记载，比起朱元璋奠都南京晚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此后两三年里，随着两国间更多的商船往来，明朝建立的消息也就越来越多地传入了日本。应安三年（1370）七月，福建南台出身的元朝印刷工人陈孟才、陈伯寿渡海到达日本，向日本人报告了“大元失国，今皇帝改国为大明”（《空华日用工夫略集》）。于是，大明的国号正式出现在了日本史料的记载里。这两位印刷工人算得上是日本的“引进技术人才”，是前来支援日本印刷业的发展的。这些元朝刻工一般是在五山禅宗寺院从事印刷工作，使得日本出现了印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五山版”。
同样在这一年（1370）的十一月，入元僧兴东藏主从江南回到日本。他传达的消息却与之前的情报有些许不同 ：兴东藏主回自江南，出示诸老送偈。且云 ：江南大乱，佛法之厄，莫甚于斯时。中端（介然）侍者、中津（绝海）侍者皆无恙。又云 ：今江南于明州海边造船，将伐高丽国，恐当及吾国欤（《空华日用工夫略集》）。兴东藏主对于明朝的建国并未表露出些许的欣慰，而是仍沉浸在对元末江南兵乱造成的破坏的惋惜之中。除了告诉日本的朋友其他入元留学僧的安全之外，他还传达了一条令人惊讶的消息。明朝正在明州的海边造船，好像是要攻伐高丽国，并且他觉得还有攻打日本的可能。这无疑触发了日本人关于“蒙古袭来”的记忆。尽管日本已经与元朝比较友好地交流了数十年，似乎已经暂时地将这段不愉快的记忆抛在了脑后，但却从来没有将战争彻底遗忘。如今元明鼎革，形势突变，面对一个新生的政权，入元留学僧们难免感到不安。朱元璋建国的洪武元年，明朝即向高丽派出了使节。明朝建国之初，与高丽王朝的关系还算比较融洽。但与此同时，高丽因为临近北元（元朝退居漠北后，与明朝并存的游牧政权）的势力范围，仍继续保持同北元政权的交往。洪武五年还发生了明朝使节在高丽被杀的事件。不过，这事儿发生在兴东藏主回国以后。那明朝有无征伐日本的打算呢？朱元璋后来在给“日本国王良怀”（即割据九州的怀良亲王）的诏书中，也确实提到曾经“整饬巨舟，致伐于尔邦（日本）”，待询问了“被寇者”之后才“命有司暂停造舟之役”（《明太祖实录》）。也就是说，明朝为了剿灭倭寇，确实做了修造舰船、渡海作战的准备。因此兴东藏主的担忧不无道理。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是，方国珍、张士诚的残部因为不服明朝统治，占据了浙江定海沿海的秀山、岱山、兰山、剑山、金塘五个地方，而且攻克了象山县城。这就是明朝初期的“兰秀山之乱”。明朝在明州沿海造船，或许直接动机就是镇压“兰秀山之乱”。无论如何，兴东藏主回国后传递给日本人的，是当时对新兴的明朝政权的种种忧虑。“蒙古袭来”距当时尚不算远，这令他十分担心明朝在驱逐元朝势力之后，会不会效仿忽必烈出兵日本。明朝的建立将给本就已经动荡不安的东亚海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中日交流、渡海留学是否还能像往常一样继续呢？这恐怕正是兴东藏主担心的问题。很快，他的担心就要应验了。到了明朝初年，虽然留学僧的规模已不如往常，但仍有不少日本禅僧希望渡海到中国留学。而在明朝的江南地区，也仍有留学僧尚未回国。此时的明太祖朱元璋，则开始向日本派遣使节，向他们宣告新政权的成立，同时借机与日本统治者交涉，解决在东南沿海日益猖獗的倭寇问题。明朝的前两次遣使均不成功，在第三次的时候，明使赵秩、杨载抵达日本的九州，并成功说服了当时割据九州的怀良亲王。怀良亲王派遣使节于 1371 年抵达南京，朱元璋顺势册封怀良亲王为“日本国王”。因为明朝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倭寇的侵扰，所以册封九州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怀良亲王，而非远在京都、鞭长莫及的室町幕府将军或天皇，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于是，朱元璋计划立即派出册封使到怀良亲王那里。为了更好地开展与日本的外交，朱元璋事先已经找来了好几位日本的留学僧，询问日本的情况。他了解到，禅僧的人脉在江南和日本之间十分稳固，于是决心效法当年的元成宗，以禅僧和天台僧各一名，作为使节出使日本。之所以另选派天台僧一名，是因为日本禅宗仍然算不上绝对主流的宗教势力，传统的显密佛教的势力仍然强大。朱元璋了解到这一情况以后，做了最为务实的安排。被选中的天台僧是南京瓦官寺的住持无逸克勤，这座寺院曾经是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曾经驻锡的寺院，因而日本的天台僧一定不会感到陌生。被选中的禅僧是仲猷祖阐。为了此次出使的顺利，朱元璋还特别命令两位日本留学僧加入使团，让他们先行返回日本，打通关节，做好准备工作。其中一位是杭州中天竺寺的藏主权中中巽，另一位则是刚刚被朱元璋特别任命为庆元福昌寺住持的椿庭海寿，很显然，这是朱元璋为了出使成功而做出的特别安排。关于椿庭海寿的经历，榎本涉做了详尽的考证。椿庭海寿在1350 年，也就是日本国内“观应扰乱”最激烈的时期从九州出港，抵达嘉定。此后主要在苏州、嘉兴、松江一带活动，在元朝游学多年。他一度想要回国，但因为当时朱元璋正在同方国珍、张士诚交战，海路不通，未能成行。这一待，就待到了明朝建国以后。洪武五年（1372）四月，奉明太祖命令去日本的椿庭海寿一行从舟山出发，月底到达肥后。之后五月明使无逸克勤、仲猷祖阐一行从舟山出发，经过五岛列岛抵达博多。但明朝使节团还不知道的是，九州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在 1371 年年底，室町幕府一方的名将今川了俊渡过了九州与本州之间的关门海峡，进入九州岛。次年四月，今川了俊从怀良亲王手中夺回了博多。八月，今川了俊趁势攻下征西府的大本营，怀良亲王败走筑后高良山。至此，怀良亲王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再也没能卷土重来。九州地区的政治格局被彻底改写，室町幕府重新夺回了战场的主动权。如此突变的局势就发生在明朝使节团到达博多期间。这令明使一行尴尬不已。本来是要奉皇帝的命令前来册封怀良亲王的，结果刚一上岸，怀良亲王就打了败仗，跑没了踪影。这样一来，出使的目标肯定是完不成了。不仅如此，今川了俊还把这群使节关押在博多的圣福寺。明使一行眼见局势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下决心抛弃册封怀良亲王的“皇命”，直接去和打了胜仗一方的室町幕府、北朝交涉。于是，无逸克勤、仲猷祖阐给日本天台宗、禅宗各自的代表人物各写了书信，请求他们念及同宗之谊，代为向日本的统治者传话，并委托椿庭海寿先一步上京交涉。日本天台宗的代表是延历寺的尊道法亲王，而被明使视作日本禅宗代表的正是那位“僧录”春屋妙葩。当时春屋妙葩因与执政者管领细川赖之的矛盾谪居在外，使僧便又联系了春屋妙葩的同门清溪通彻。终于，留学僧的人脉起了成效，使节团获准入京。通过日本留学僧以及春屋妙葩等人向室町幕府的汇报，幕府最终决定，利用这次难得的明朝来使，在明使返程的时候也向明朝派遣一个使节团。这样，日本与明朝双方巧妙地利用了这次不成功的“册封怀良亲王”之旅，让两国的中央政权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应安三年（1373）十月，按照室町幕府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当时还年幼，由重臣细川赖之主政）的命令，已经在日本滞留一年之久的明使一行乘船到博多，次年四月从博多出港，五月回到明朝的都城南京。与他们一同抵达的，还有幕府的遣明使节闻溪圆宣、子建净业一行。当然，他们都是禅僧。他们给朱元璋带去了幕府的文书，对此次出使寄予厚望。不仅如此，当时许多日本禅僧听说有这么一艘使节船要到明朝去，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留学好机会。于是就像当年室町幕府派遣天龙寺船一样，与使节船同期入明的还有许多的留学僧，人数竟然高达 71 名。可见，虽然改朝换代，充满了不确定性，日本禅僧想要渡海留学的热情仍然一点儿也没减退。朱元璋命令这 71 位日本留学僧全部入住南京的天界寺（也就是重建后的元朝大龙翔集庆寺，仍然是明朝江南排名第一的当时足利义满年幼，由管领细川赖之辅政。幕府内部分化为两派，一派以细川赖之为首，一派以斯波义将为首（春屋妙葩属于这一派）。在对明外交态度上，细川派持消极态度，斯波派持积极态度。禅宗寺院）。然而，事情并未像遣明使节预想的一般顺利。尽管仲猷祖阐向朱元璋报告，他们此行发现怀良亲王不过是一个割据政权，并非日本的正主。但册封关系一旦形成，很难更改。加上朱元璋觉得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不过是“国臣”，根本没有与明朝建立外交关系的资格。更何况，幕府的书信并非“上表”，不合国制。于是，明朝拒绝了日本遣明使节的请求，决定打发他们回国。室町幕府的第一次遣明使外交，就这样失败了。使节们不得不回国复命，而不少留学僧却选择留在中国。譬如71 名留学僧之一的无初德始，后来在江南继续自己的游学之旅。他在北京的庆寿寺遇见了后来的“黑衣宰相”姚广孝（禅僧独庵道衍），二人一见如故。此后，无初德始游历四川的峨眉山，受到蜀王朱椿的信任，在彭州、都江堰的寺院做了住持。永乐以后，姚广孝作为朱棣的近臣获得重用，便把无初从四川召回。随后，他被任命为北京潭柘寺的第三十三代住持。无初德始历经洪武、永乐两代，明宣宗宣德四年（1429），这位日本老僧在潭柘寺圆寂。如今，他的墓塔尚存，静静地在北京的郊外度过了六百年的风霜雨雪。由于后来明朝实施了海禁政策，也不再允许新的日本留学僧前来，足利义满的屡次遣使也以失败告终，自宋元以来的留学僧热潮终于画上了休止符。于是，无初德始这一代，是中世日本最后的留学僧了。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逐渐巩固权力的同时，日本的五山禅宗也在春屋妙葩等人的主导下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大约在 14 世纪80 年代初的时候，日本列岛的局势逐渐趋于稳定，足利义满的地位不断提升。此时，经历了“观应扰乱”的北朝朝廷已经越来越依赖室町幕府的财政援助，而足利义满本人则成为公家、武家双方的庇护者，变成了超越武家（幕府）和公家的统治者。学术界一般将这时的室町幕府称作“公武统一政权”，以和之前的幕府相区别。永德二年（1382），足利义满计划修建一座新的寺院。当时，春屋妙葩向足利义满建议 ：“君今位至大丞相，名为相国寺如何？”足利义满担任了左大臣，算是“大丞相”，居于公家诸臣的首班。禅僧义堂周信附和：“唐土东京（开封）有大相国寺，恰好。”足利义满十分高兴，最后确定以“相国承天禅寺”为名（《空华日用工夫略集》）。于是，室町幕府后来最重要的禅宗寺院相国寺诞生了。因为毕竟才摆脱战争局面不久，天下未定，且中日贸易也不算畅通，幕府财政方面比较困难，足利义满起初只打算建一座小规模寺院，但在春屋妙葩、义堂周信的怂恿之下，他才下决心把相国寺建成一座不亚于天龙寺的大寺院。相国寺工程开始后的第二年（1383），足利义满命令绝海中津出任相国寺内鹿苑院的院主（后世日本禅林僧录居此，称“鹿苑僧录” ）。绝海中津是一位曾到江南求学的留学僧，还受到过明太祖朱元璋的接见。十二月二日，相国寺寺名由“承天相国禅寺”更名“相国承天禅寺”。十三日，春屋妙葩就任住持。至德元年（1384），相国寺举行佛殿立柱仪式。次年十二月十一日，举办佛像点眼佛事 ，京都禅宗五山诸寺 1000 名僧侣参加了盛大的法会。至德三年（1386），梦窗疏石的弟子空谷明应接替春屋成为相国寺第二任住持。这年七月十日，足利义满效仿元文宗图帖睦尔创大龙翔集庆寺的先例，将天皇家创建的南禅寺升格为“五山之上”，把相国寺“加塞”到五山之中，重新排列了五山的位次。南禅寺为五山之上，足利尊氏创建的天龙寺为五山第一，足利义满创建的相国寺为五山第二。日本禅宗效仿宋元的五山十刹的制度最终确定下来。元文宗图帖睦尔在建康创立的制度，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了。之所以作此安排，当然是因为元文宗所创建的大龙翔集庆寺给当时的入元留学僧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竟，这是一所象征元朝治下的江南禅林重新回归佛教中心地位的寺院。大龙翔集庆院主即该寺院的长官（此处的鹿苑院是相国寺的一个塔头，即寺院内部的子寺院）。僧录此后一直都只是日本五山禅宗事务的管理机构，无权管理其他宗派。“点眼”是佛像开光的仪式之一。寺的首任住持笑隐大䜣，也与多名日本留学僧是至交好友。大龙翔集庆寺声名远播，直到 15 世纪的日本禅僧景徐周麟还在反复念叨着“吾朝有龙山（南禅寺）犹是元朝龙翔”，后来相国寺在举行《大藏经》佛事的时候，也还专门提到本寺的做法“准之于大龙翔寺”（《翰林葫芦集》）。由此可见，图帖睦尔建立的大龙翔集庆寺在日本室町时代的五山禅宗之中仍然具有特殊的地位，在禅僧心目中是最具权威性的寺院，而此时距离元顺帝被逐出大都已经过去了一百四十年，距离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一百七十多年。日本的禅林之中仍然还记得“元朝龙翔”的庄严气派，是因为入元留学僧们回国以后大多将自己在元朝的见闻以诗文的形式写在了文集里，后来仍然被一代代的五山禅僧们广为传颂，关于“入元僧的时代”的记忆也就这样传承了下去。将军足利义满执政的时候，“蒙古袭来”早已结束了近百年，甚至连元朝的势力都已经远远北遁，消失在了日本人的视线中。但足利义满此时所面临的来自外部的挑战，或许丝毫不亚于北条时宗时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明朝建立以后，中国的东南沿海并未很快回归平静。方国珍、张士诚的残余势力盘踞海上，占据沿岸岛屿，甚至纠集倭寇，继续与明朝为敌。“兰秀山之乱”以后，这些海上势力虽然遭到了很大的打击，但仍有一部分与倭寇勾结，袭击江浙沿海。在东亚海域大范围活动的倭寇、海盗、走私贸易商人与沿海反明势力勾结，给明朝的海疆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危险，这是令明朝十分忧虑的事态。因此朱元璋要派遣使节到日本，督促日本当局协助剿倭。面对沿海地区的治安威胁，明朝逐步实施海禁政策，收拢外贸，一步步强化了对海上贸易和船只往来的管理。洪武七年（1374）九月，明朝正式撤废明州、泉州、广州市舶司，自宋代以来依靠市舶司管理民间海上贸易的制度终结了。明朝禁止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也不允许外国商人擅自来航，外国与明朝的贸易，必须附属在朝贡（国家间的官方外交、贸易 ) 之下。明朝采取这样的严厉措施，可以说确实是因海上治安恶化所导致的无奈之举。如果不厉行海禁，江浙沿海恐怕仍将长期受到以倭寇为首的海上势力的骚扰，甚至威胁到国都南京的安全。这样一来，唐末以来中日贸易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国间商船随意往来的时代结束了。想要继续维持对中国的贸易，就必须加入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朝贡贸易是获取中国商品的唯一办法。然而，明朝的政策调整对于日本来说却是一次极大的冲击。本书通过较多的篇幅告诉大家，元代以来的中日贸易已经达到了很大的规模，特别是从中国进口的铜钱，已经彻底成为日本的基本流通货币。不仅如此，日本的统治者一次又一次寄希望于从派往中国的“寺社造营料唐船”上牟取暴利。可以说，日本社会对中日贸易的依赖程度已经越发加深了，这是在唐宋的时候尚无法想象的事态。另外，尽管室町幕府摆脱了“观应扰乱”带来的打击，开始逐步恢复元气，但是战争状态仍在持续，来自庄园的租税收入很难送到京都的武家和公家贵族手中。因而在这一时期，幕府的财政依旧是十分困难的。对于幕府来说，能够再派遣几次稳定的“寺社造营料唐船”，或许就能将自己和朝廷从财政危机之中解救出来。室町幕府从 1342 年的天龙寺船赚取的利益是铜钱 5000 贯。当时的贸易船一般能够装载 10000 贯铜钱（新安沉船是 8000 贯）。倘若足利义满能够和明朝建立正式的关系，能够维持稳定的商船（或朝贡船）往来，那么就能获得可观的收入。究竟这样的收入可以达到怎样的程度呢？我们可以从后世的遣明船贸易中获得例证。根据川户贵史的保守估计，应永（足利义满）、永享（足利义教）期间，日本应该至少从明朝进口了 20 万贯铜钱（但史料中也有一次输入 30 万贯的夸张记载）。而当时足利义满的另一大财源“土仓酒屋役”（城市金融税）在 1393 年的约定收入才不过 6000 贯。因此，与中国的贸易所获取的利益是相当值得期待的，对足利义满来说，中日贸易无疑是打破财政危机，巩固权力地位，创建繁荣的室町时代的制胜法宝。但足利义满多次的尝试却都以失败告终。义满以及九州的地方势力此后多次派遣使节入明，但无一例外遭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拒绝。朱元璋一定对室町幕府的这位年轻统治者十分不满意。毕竟在义满执政初期的这些年，倭寇的活动仍然处于最为剧烈的时期，明朝对幕府的期许，幕府一条也没有能够兑现。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是基本上没有可能接受室町幕府的入贡请求的。早在 1374 年足利义满的使节团到达南京之时，明太祖朱元璋就已经敕令中书省严厉斥责过了日本的统治者，特别是谴责其纵民为盗，致使“内损良善，外掠无辜”（《明太祖实录》）。明朝所谴责的当然是日本统治者无法禁止倭寇的事态。但此时，室町幕府在九州地区的战事尚未结束，直到 1381 年九州探题的军队在肥后击破征西府怀良亲王的军队，1383 年怀良亲王死去以后，九州的南朝势力才算真正偃旗息鼓。但此后仍发生了幕府在九州的大员今川了俊、大内义弘与中央为敌的事件。足利义满彻底平定九州，已经是 1399 年的事情了。可以说，直到 1399 年，义满才完全消灭了能够在外交上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势力。洪武十九年（1386），一拨自称“怀良亲王（日本国王良怀）使节”的人马来到了明朝。而怀良亲王这时候已在三年前去世，很显然，他们应该和怀良亲王本人没有什么关系。与此同时，明朝发生了“林贤案”。要把这案件说清楚，则需追溯到五年前轰动全国的“胡惟庸案”。胡惟庸是明朝的开国功臣，官拜中书省左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初因“阴谋叛乱”被朱元璋处死。此前，足利义满遣使到明朝来，试图回避直接的册封关系，直接向中书省上书。1380 年足利义满派出的使节则打算跳过正常流程，直接给丞相胡惟庸送去书信（大概在足利义满眼中，身为将军的自己，与身为丞相的胡惟庸身份上是对等的吧），但当时胡惟庸已经案发伏诛。这不得不让朱元璋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巧合的是，当年还有别的自称“日本国王良怀”的使节到达南京，可能还携带了一份火药味十足的“上言” ，要与明朝“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和明朝开战）”。种种巧合似乎都令朱元璋相信，日本的统治者足利义满或者怀良亲王，在和胡惟庸搞什么阴谋。此后，明朝与日本的关系果然迅速恶化，朱元璋甚至特地严令礼部对“日本国王”和足利义满加以斥责。林贤案发前夕，来到明朝的所谓怀良亲王的使节代表叫作如瑶，是一位僧侣。《明史》记载“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原本是要来协助胡惟庸谋反的，结果胡惟庸案发已经伏诛，事情就这么暴露了。不只如此，《明史》还指出，向日本传递消息的是胡惟庸的党羽— 已经年近六旬的明州卫指挥林贤。于是这就又牵连出了“林贤案”。也就是说，“林贤案”背后是一个“日本国王良怀”助胡惟庸谋反的惊天大阴谋。这一事件究竟是否信史，学者们历来已经做了很深入的考证。大部分学者认为胡惟庸、林贤通倭案是朱元璋蓄意炮制的假案。事情的真伪本书不做讨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以1386 年的“林贤案”为契机，明朝正式断绝了与日本的一切官方往来，双方可以说是真正地“断交”了。对于足利义满来说，这是比海禁更大的危机。这是日本自遣唐使停止以后，不曾遇到过的危机。宋元时期，即便日本一直没有与中国王朝的官方建立正式的联系，也没有派遣过正式的朝贡使节，但是双方的贸易往来是畅通的。日本的统治者也可以参与到中日贸易当中去，选取贸易代理人，或者委托“寺社造营料唐船”，从中获取利益。中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到日本，风靡日本的大街小巷，尤其是中国的铜钱，已经彻底改变了日本的商品经济。这样的局面哪怕是遇到了“蒙古袭来”这样的大冲突都没有改变。虽然元朝对日本来的商人有着多种限制，甚至不准他们入城，但这也不妨碍贸易的开展。更何况，大量的日本留学僧宁可翻墙、被抓也要坚决到元朝去留学，成百上千的留学僧们在江南各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足利义满面临的是一个自宋代以来不曾有的新事态。如今，日本的统治者已经下决心要积极地与明朝、高丽开展外交，但却遭到了拒绝。而且，与以往四百年来的情况不一样的是，如果不能与明朝建立正式的封贡关系，那么恢复正常的中日贸易就无从谈起。而且，两国间留学僧的往来渠道也被切断了。希望去明朝留学的日本僧无法入境，滞留在明朝的留学僧无法回国。更何况，元代近百年来的中日交往，已经使得日本在文化、经济上与中国产生了十分密切的联系。孤立主义的时代已经回不去了。日本社会各界对中国商品极为渴求，而一个人数庞大的“知中派”群体— 五山禅僧，也抱着对中国文化极大的兴致，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施加着影响。他们具备丰富的汉文、儒学以及国际环境的知识，时代需要给予他们一个用武之地。日本应该向何处去，室町幕府应该向何处去？此时的将军足利义满心里或许还没有答案。但无论如何，他也必须要将日本带到明朝的朝贡体系当中去。可朱元璋的拒绝是坚决的，现在的足利义满还没有机会。他需要首先稳定九州的局势，确保自己有处理倭寇问题的能力，而后再渐渐等待事情的转机。日本已经脱离朝贡秩序许久，宋元时期的日本对此并不急迫，但现在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使得日本的对外方针也不得不做出改变。那么，改变的时机究竟在何时呢？—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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