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中国的岁月成了历史
1900年秋，海勒姆·洛瑞回到北京，只见自己平生心血化为废墟。战争把卫理公会传教所毁得干干净净，连地基都撬了，以至于这位耗费30年在此建造传教所的创始人竟都无法辨认楼舍本来在哪里。街头小教堂彻底消失了。只要是外国人建造的，一砖一瓦都被毁了。就连中国人建造的、曾用于传教的房屋也被推倒。教会的档案也都荡然无存。在寄回美国的第一份报告中，洛瑞写道：“这对我们的事业已造成灾难性的打击。”
动乱过去后，他们的第一次礼拜只能在露天院子里举行，信徒分立一圈。入冬后，他们接管了义和团之前用过的据点，改造成了新教堂，虽然那地方特别小，连长椅都放不下，也没地方让教友们跪下祈祷，能挤进屋里、坐在地板上的人自觉幸运，因为别人只能站在外面的寒风中。
如果说亲历围城的主要是传教士和公使馆区内的其他侨民（其实华人基督徒和难民的人数是侨民数量的两倍），那么，围攻后的那年夏天里则尽是对华人基督徒的暴行。
教会将北京周围的地区划分为几十个分区，设有前哨站、教堂和驻堂牧师——通常都是华人。从北京过去的传教士们谨遵卫理公会巡回传教的古老传统，每年去分区几趟，做一些客座布道。农村一向是传教的沃土，截止到1900年夏，教会成员里有数千人来自农村。
随着义和团的到来，一切天翻地覆。
海勒姆回京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走访各个分区，评估现状，并就教会财物损失、教友亲属被残杀的赔偿问题进行谈判。所见所闻令他无比震惊。
“在这个分区里，我就没看到哪座房子没被毁掉、没被砸破……但相比于财产损失，人身损失更惨重。有些片区几乎全军覆没——剩下的教会成员根本不足以维持教会的日常运转。”他在1901年夏天这样写道。
海勒姆30多年前刚到北京时的第一位汉语老师——铁觉——也被义和团悬赏：那颗脑袋值100两银子，比公使馆区外国人的人头还贵一倍。铁觉熬过了这一劫。
洛瑞回京后，在清理以前的学院楼舍废墟时亲眼见到了围城动乱后的惨状：打开地窖后，他在水井里看到“6具基督徒的尸骸、腐烂的尸体”。
昔日的学生受尽折磨，华人信徒惨遭杀戮，他亲力亲为筹建起来的小教堂、医院和整个传教所大院都被毁了，无论怎么看，就此放弃都算合情合理的选择。但此时已年届六旬的洛瑞决定继续。他恳请美国的教会总部筹款捐献，重建华北大业。到1903年底，他们果真建起了一座比以前更大的亚斯立堂：两座八角形的建筑，可以同时容纳1500名礼拜者。
波士顿卫理公会送来了一份厚礼，华北传教所因此得以在哈德门大街和公使馆街的交会处买下一块很好的地皮。他们决定在此建起新的医院。
1900年6月，德国驻华公使冯·克林德男爵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前被杀死，并引发了之后的围城事件。那年冬天，公使馆区里有个眼尖的日本兵注意到一个路人戴着一块精致的欧洲手表。
一查便知，那正是冯·克林德男爵的手表，而戴着它的人正是刺杀者：一个名叫恩海的八旗兵。快速审判后，恩海即被判处死刑：就在冯·克林德男爵倒下的地方被斩首。直到今天仍可见一块白色大理石做的大牌坊耸立在中山公园里（落成时在东单街上），史称克林德碑，镌刻着用拉丁文、德文和中文写就的碑文。
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谈判后达成和约，建造克林德碑也是约定项目之一，和约还规定清政府支付4.5亿两白银的巨款赔偿、处决前巡抚毓贤、禁止进口武器及其他丧权辱国的条目。
八国联军在北京行军穿越紫禁城，掠走大量皇宫和颐和园里的宝物，洗劫当铺——那是老百姓当作银行的地方，存放了很多贵重物品。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亲贵大臣仓皇离京，一路逃亡到西安，美其名曰“两宫西狩”，直到1902年才返京。
对大清帝国来说，这就是末日的开始。此后不到10年，光绪帝驾崩，第二天，慈禧太后寿终正寝，3岁的溥仪登基，掌握了一整个帝国的命脉。曾被派去镇压义和团的前山东巡抚袁世凯在1912年春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这个阶段，洛瑞重振传教的工作告一段落，转而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教育素来是卫理公会传教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世纪70年代洛瑞刚开始传教的时候，传教所就开办了一间小规模的男校，起初是靠“每日下学供饭一碗，惟望周知”来吸引学生。经年累月下来，吸引学生们的不再是有饭吃，而是受教育。1888年，传教所在北京创办了教会大学，在注册文件上写明“帮助中华帝国及其他国家的青少年接受文学、科学及专业技能教育”。
大学楼舍和传教所大院一样都在战火中被夷为平地，他们就借重建的机会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洛瑞博士在小教堂以东不断购置土地，最终凑成了20英亩。不仅加建了宿舍和校舍，入学人数也增加了，1916年共有650多名学生。几年前，这所帝国教会大学就确定了英文名字：Peking University。卫理公会的学校与其他3所基督教学校合并后中文名被定为：燕京大学。
20英亩的卫理公会大院这时已显得太局促了，于是，新近合并组建的燕京大学在北京西北部通往颐和园的大路上购入一块地，称为畅春园。年届七旬的洛瑞博士被授予名誉校长的称号。
生活在继续。乔治医生在哈德门大街和公使馆街交会处新建起的医院里担任外科医生，那儿就是今天的同仁医院。乔治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京度过的，这时候，他已有了自己的孩子。
乔治最小的孩子是个男孩。乔治·哈里森·洛瑞（GeorgeHarrisonLowry），出生于1910年1月，他是洛瑞家族在北京的第三代，也是第二个在北京出生并长大的人。他就是我的外祖父。
从某些方面说，我外祖父的童年很普通，和在美国郊区长大的孩子没什么差别。他住在一栋美式大房子里，定期去教堂，还入了童子军。但在其他方面则有明显的不同：他的邻居们全是传教士；他从小就会说中文；他不是在克利夫兰的公园里做童子军徽章的，而是在中国的长城上。
他当时还太小，不懂帝国垮台后的政局将发生怎样颠覆性的变革，也不知道他父亲和祖父经历了几十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到他这个阶段，排外情绪已平息下来了。他父亲出生时还是清朝，男人穿长袍，女人要裹脚。但他出生不久已是中华民国，男人穿西装，现代风气正在渐渐取代旧时习俗。
在他快到14岁时，祖父去世了。海勒姆·洛瑞抱病多年，他的死对整个传教士团体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损失，毕竟是他在60年前一手创办了这一切。事到如今，海勒姆在传教界和教育界都是德高望重的人物，备受尊敬，广为人知。他的妻子帕提尼娅比他早走了几年，现在他也走了，卫理公会最初在北京扎根的传教士们就此全部成为历史。
对洛瑞一家来说，海勒姆的去世标志着他们在中国的岁月走到了尽头。洛瑞的儿子乔治医生快60岁了，他的小儿子乔治·哈里森已被送回美国，准备上大学。乔治医生在北京东南部、哈德门附近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大院内外度过了大半生。虽然家族里有人说他们最终离开中国是后来的政局所致，但我认为，也可能只是因为他想退休后回美国、在一个相对舒适的地方安度晚年吧。乔治医生在中国长大，经历了围城，哪怕有无数的动荡、各种问题，但他终究是在中国打出了一片天地——如果只是出于政局原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点走呢？现在，他的父亲已仙逝，安葬在北京的墓园里，他的孩子也回了美国，他所在的医院风生水起，有了不少医生，他肯定觉得自己在中国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的人生——到此已算功德圆满。1926年，洛瑞一家离开了中国。
我的外祖父乔治·哈里森上了大学，成了一名会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应征入伍，因为中文流利，在美国海军担任翻译。只要他的兄弟姐妹来家里团聚，他们就会说中文，别人都听不懂。但他和中国的牵连仅此而已，后来他绝口不提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他也快60岁了，有一天，他把车停在车库里，从尾气口接了根管子插进车窗缝，自杀了。
今天的洛瑞家族都是海勒姆·洛瑞和我的外祖父乔治·哈里森·洛瑞的直系后代，众人分散在美国各地。外祖父有4个孩子，我妈妈和她的兄弟姐妹分别住在佛蒙特州的森林木屋、迈阿密的热带地区、科罗拉多州的山区和旧金山。我问过妈妈：外公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要自杀？他有没有谈起过中国？
她笑了，对我说：“我和家姐那天还聊起这事儿呢。我们把他跟我们说话的次数全部加起来，用一只手就数得出来。”
她猜想他在北京度过的童年挺悲惨的。传教士们都比较严谨，乔治小时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堂里度过的，他的爷爷是传奇大人物，他的爸爸是个德高望重的医生。
乔治娶的女人也一样不讨人喜欢。我外婆脾气很坏，总是和孩子们闹别扭。也许，乔治只是因为精神疾病而毅然诀别家庭。显然，他有自己的心魔。抑郁症，和中国情结一样，在这个家族中一代代流传下去。
在他自杀的时候，童年住过的城市只存在于他一个人的记忆中。那座城的英文名字已从Peking变成了Beijing；分隔内城和外城的城墙都被拆了，造起了大路和地铁；传教士们不再受欢迎，无家可归了。
40多年后，我来到上海生活，完全不知道我的家人与中国的牵连，摆脱了历史的重担，只想把周围的新世界摸个透。
本文编选自《洋盘：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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