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人很容易被控制，此后，革命就可以开始了
酵母菌生于粮食，养于粮食。人们种植粮食，收割粮食，选出麦粒和酵母菌混合制作食物，从而养活自己。各个帝国掳掠人口，占领贸易路线，建立商业中心以肆行侵略，并通过对臣民征税来维持帝国扩张。数千年来，微小的动植物种群在连接各个帝国的贸易路线中找到了各自的“生态位”。这些微观“殖民”活动在“食品—贸易—税收”循环中征收“新税”，帝国只能被迫适应。黑死病迫使帝国关闭或减缓贸易，马铃薯饥荒则迫使帝国开放贸易。将帝国视为共生体还是寄生虫取决于个人。我倾向于将帝国视为寄生虫，但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即在分析这些“食品—贸易—税收”循环时，帝国赞助的大学试图通过促进帝国内部的“增长”来改变这些循环，最后防止饥荒的发生。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经济学和历史都是帝国的数据处理系统，这些帝国希望让它们的臣民（我们）活着，以便它们能够继续统治下去。
《小麦战争：谷物如何重塑世界霸权》
美国是个像俄罗斯一样的帝国吗？我认为，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只是部分相似。当然，美国的殖民扩张也包括将领土命名、派遣殖民者、种植粮食，以及驱逐、包围或杀害当地居民。美国的殖民方式与传统帝国相比，有几个方面的不同。拥有足够人口的殖民区可以申请加入成为一州 ；一旦得到接纳，该殖民区就直接拥有帝国内部的代表权。清帝国试图俘获、同化和吞并其边界上的臣民，并使这些臣民与其他地区的臣民完全平等，这一点清帝国可能与美帝国最为相似。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都以拜占庭和罗马的前身为蓝本，在大都市和殖民地之间划出了更清晰的界限。禁卫军或殖民者（kolonisti）可以成为将军、海军将领或总督，但为帝国提供食物的殖民地居民拥有的权利则较少。当然，美国内部赋予的平行主权（parallel sovereignty）并不适用于被这些帝国（包括美帝国）取代或包围的土著居民。大多数美国印第安人会认为这也是一种区别对待，与前者无差。
奥斯曼帝国、大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地区代表的形式都不止一种，甚至对此有些放任自流，但这些帝国的中央集权积累了相当大的权力。关键是，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的大多数征税权都集中在一起。19世纪中叶后，欧洲主导的新设机构强行控制了这一税收权。他们直接亲自征收这些税。这些新设立的财政机构包括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54—1950）、奥斯曼国债管理处（OPDA，1881—1914）和俄罗斯铁路事务部（1889—1917），前两个机构主要由外国控制，最后一个机构是国内外共享主权。这些机构对债券进行认证，并逐步直接偿还帝国债务。这些新的财政中心名义上效忠于帝国政府，但实际上效忠于国内外债权人。贷款人仔细检查了强制性的、公开的帝国报告。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和奥斯曼国债管理处的报告意味着帝国几乎没有主权机密可言。对这些报告进行有说服力的负面评估，可以大幅提高帝国的借贷利率，从而阻碍其建设或扩张。这些机构有权制定帝国内部税收和外部关税的绝大部分份额。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财政机构代表将帝国取而代之，特别是在食品流通这一关键问题上。在废除奴隶制和打破南方不平等关系的内战中，美国经历了残酷的考验，也彻底改变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生产上，美国直接与敖德萨竞争。在对粮食贸易的管理中，美国官员引入了“共和党”模式：期货市场，加上私营及股份制的竞争性州际铁路（可通往沿海地区）协同合作。1787年，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一书的第10篇文章中提出，拥有多个派别的大共和国可能比小共和国更安全，因为多个派别之间的竞争会防止单个派别掌权。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战争部在铁路方面的计划与第10篇文章颇有相似之处。虽然独家铁路垄断公司是不好，但将芝加哥与沿海地区连接起来的四家并列垄断公司也许就还好 ；虽然少数从战争中获利的粮商是不能接受，但数百名能够带来好处的粮商或许尚能接受。炸药和跨大西洋电报等技术降低了从美洲帝国向欧洲各帝国运送粮食的成本。1865年后，美国将与俄国一起为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帝国、共和国和联邦提供粮食。
在南北战争时期和之后，美国对帝国模式的偏离程度大大降低了。首先，联邦进入分裂的各州时，借用了古罗马的占领制度，既有军事长官职位也有效忠宣誓环节。1866年，国会短暂地从行政部门手中夺取了对这一制度的控制权，并通过第十四条修正案引入了出生公民权。但是，“三 K 党”（Ku Klux Klan，K.K.K.）领导了旨在只由白人控制南方各州的战斗，这导致了一场“救赎”，一党制州政府剥夺了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如此一来，1877年后，美国和许多其他帝国一样，有了公民和国民。例如，像罗马奴隶一样被解放的人，不能担任陪审团成员，诉诸法律的机会便也少了。1877年后不久，随着国家的扩张，美国进一步违背了宪法中的反帝国主义承诺，它通过吞并那些永远无法得到代表权的领土，诸如波多黎各、古巴、菲律宾和美属萨摩亚，终于成了一个帝国。
美国和俄罗斯并不是唯一为世界供应粮食的国家。到19世纪90年代，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印度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养活全世界。从大草原延伸到商业中心的新钢铁通道，很大程度上是大英帝国做的尝试，目的是抵消其对外部粮食的依赖，防止资本外逃，并稳定英镑汇率。由于奥斯曼帝国和清帝国缺乏对内部财政的控制，在内部获得廉价粮食的能力较弱，巴尔干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内部殖民化得到了补贴，帝国的铁路一铺设完毕，就开始为城市供应粮食。但在巴尔干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中，这些过度征税地区的粮食种植者奋起反抗。
相比之下，由谢尔盖 · 维特集中控制的俄国财政机构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粮食扩张计划，向乌克兰东部和西部的草原地带、乌拉尔山脉以东以及满洲里扩张。这场耗资10亿卢布的铁路建设运动旨在在中国东北地区建造深水港口，但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遭遇惨败。1905年后，这三个农业帝国都面临着所有帝国逐渐面临的威胁 ：首先是对外部粮食的依赖，其次是资本外逃，再次是金融不稳定，最后是发生革命。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后，1905年，俄国革命兴起并以失败告终。
在欧洲，廉价的美国粮食养活了城市和农村的工人阶级。随着深水港缩短了工人与来自美国和俄国平原的粮食之间的最后一英里，工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城市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李嘉图悖论”确信农业地区的地主将面临租金下降和廉价劳动力流失的情况。数以百万计的农业工人乘坐着美国出口粮食的船只来到美国。俄国创造了美国信贷支线系统的专制版复制品，但它有许多弱点使路易达孚集团等竞争对手得以打擦边球。维特试图向法国债券买家借款以扩张帝国，此事的风险超乎他的想象。一旦日本中断了旅顺港与俄国的联系，这个没有全年深水港的帝国就无法偿还这些贷款。俄国大臣罗曼·罗曼诺维奇·罗森表示，失去旅顺港实际上就意味着俄罗斯帝国的终结，债券将永远无法还清。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依赖进口粮食的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意味着以粮食为动力的大国只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协约国无力打破伊斯坦布尔的封锁，导致战争延长，比利时发生了饥荒，法国则遭受了长期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德国通过对波罗的海粮食的秘密谈判忍耐了更长时间，而这些谈判至今仍未全部为人所知。有可能只有帕尔乌斯能够回答德国在与他，以及间接与布尔什维克的财政媾合中，获得了多少粮食的问题。
对奥斯曼帝国、大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来说，革命分别在1908年、1911年和1917年到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过渡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帝国为控制粮食贸易税而争斗。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分子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中获得了如何成功推翻庞大的俄罗斯帝国的经验。1917年，布尔什维克将土地重新分配给草原上的农民，这对他们取得成功至关重要，但与他们的革命计划相反。他们了解到，权力是通过控制面包建立的，而瓦解国家杜马、革命路线委员会，甚至是装袋工这样的粮食输送力量，对夺取政权至关重要。苏联将继续把自己定义为面包的垄断者和分销商，就像古罗马人在岁调时代做的那样。
乌克兰加入苏联使苏联的尝试再次成为可能。事实上，如今（2021年），现代俄罗斯作为大国的相对弱势可能最终仍取决于它与乌克兰的分离。目前，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意大利相当。正如凯瑟琳大帝所深知，乌克兰一直是最大的奖赏。1930年后，约瑟夫·斯大林创造了关于乌克兰的新篇章，乌克兰作为一个盛产粮食的地方，大规模的独立农民（富农）已经实现自给自足。1932年，斯大林试图将乌克兰的农场集体化，并重新划定运输和贸易线，这场鲁莽的尝试引发了一场人工饥荒，在乌克兰造成数百万人死亡，这场饥荒被称为“乌克兰大饥荒”。纳粹党人之后很快就歪曲了帕尔乌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他并没有通过同时帮助德军补给和结束东线战争来拯救德军，相反，他是犹太人策划的击败德国政变的中心人物。共产党被认为是入侵者，渗入德国军团，挑拨离间，在德国内部充当第五纵队，导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从而使德国整整一代人陷入贫困。帕尔乌斯死后不久，约瑟夫 · 戈培尔买下并搬进了他的房子。在那里，戈培尔开始为新帝国进行宣传。戈培尔解释世界经济的宣传风格、他的粗俗用语及对未来的预测，都大量借鉴了帕尔乌斯。戈培尔打赌，这个第三帝国将为了所谓“生存空间”的利益而收回乌克兰大草原，这是想象中的雅利安人的生活场所。这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要求获得黑海对面广阔而肥沃的平原的计划。纳粹将杀害数十万波兰人、乌克兰人和数百万犹太人，因为这些人阻碍了这项新的多段式计划，而这个计划差点就成功了。
帕尔乌斯的第一个儿子叶夫根尼 · 格涅金（Yevgeny Gnedin）于1898年出生于德累斯顿，在敖德萨长大。1902年，他的母亲带他去了那里，因为帕尔乌斯与一名女演员发生婚外恋，又生了一个儿子。20世纪20年代，他是一名记者；到1939年，他已成为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新闻发言人。帕尔乌斯的第二个儿子列夫·赫尔夫·汉德（Lev Helf Hand），以列夫·托洛茨 [Leon（Lev）Trotsky] 的名字命名，1925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27年促成了法苏友好和解，并成为人民外交委员（相当于美国国务卿）帕维尔 · 利特维诺夫（Pavel Litvinov）的得力助手。20世纪30年代，列夫驻扎在苏联驻罗马大使馆。1939年5月，当斯大林决定与阿道夫 · 希特勒领导的德国签订协议时，俄罗斯国家服务部门的所有高级犹太人被抓捕。叶夫根尼被抓获，受到酷刑，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列夫则设法逃到了美国。
列夫取名莱昂·摩尔（Leon Moore），成为记者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的翻译，并为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提供了有关苏联内部运作的重要信息。当美国努力寻找与苏联结盟对抗希特勒的方法时，莱昂暗示黑海是关键。如果纳粹占领黑海，俄国人将被迫摧毁他们的舰队，永远无法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结盟开辟第二战场。莱昂很了解斯大林，并报告说，他很虚荣，只有当有权威的人去寻求他的支持时，他才会对美国的示好做出反应。莱昂认为亨利· 华莱士（Henry Wallace）和温德尔· 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拥有“迎合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的虚荣心”的地位，并让他同意结盟和开辟第二战场。作为最高级别的叛逃到美国的苏联人，莱昂·摩尔是建立美苏同盟的关键人物，他在战时和战后继续为战略情报局分析苏联的理论。
在私人生活中，摩尔成了一名国际粮商，在战争物资交易中发了财，并经营了一家商品套利公司，即纽约洲际交易所，他将这家公司转到了其妻子和女儿名下。说到他们，莱昂的妻子和女儿与他一起逃到了美国，成为世界知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i）表演方法的倡导者。1955年，斯大林去世后，莱昂同父异母的哥哥叶夫根尼获得了平反，回到俄罗斯从事新闻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著名的异见人士。叶夫根尼的女儿塔季扬娜·格内迪纳（Tatyana Gnedina）成为俄罗斯最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之一，尽管她的作品很少被翻译成英文。
塔季扬娜·格内迪纳的《泰嘉顿的末日》（The Last Day of the Tugotrons）讲述了拥有神奇自行车的男孩来到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巨大的机器人支配着为它们做工的相对矮小的人类。这些机器人由单个机器人发号施令，戴着嘴套以预防它们偏离命令。工人之所以挨饿，是因为机器人将收割的小麦一袋袋地扔进大海，而不了解也不关心这些粮食是用来养活人类的。男孩拿起一个袋子，解开它，看到了里面的粮食，并指示人类解开袋子取食。随后，男孩告诉人类要到处打结，因为他知道机器人无法解开这些结。接下来，他用诗歌对机器人进行了重新编程，使他们胡言乱语并陷入崩溃。最终，粮食得到解放。所有的工人通过吃甜甜圈庆祝机器人霸主的垮台。
人们可以将这部小说解读为由工人和知识分子打倒腐朽的技术官僚统治西方的故事，毫无疑问，这是塔季扬娜·格内迪纳对苏联出版商的说法。人们也可以将其解读为一个俄罗斯帝国官僚机构的故事，该机构在黑海上囤满了粮食，以养活欧洲，随着布尔什维克学会将俄罗斯帝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打成结，这个体系就崩溃了。斯大林死后，这种解读似乎也可以接受。当然，最后，人们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反极权主义小说来读，这无疑是1964年数百万俄罗斯儿童阅读这本书的方式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机械化的极权国家的故事，这个国家对生产管理不善，让自己的领导防民之口，让国民忍饥挨饿，最后被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地下文学（Samizdat）打倒。
小麦是故事进入高潮的一个关键，因为饥饿的人很容易被控制。但是，当一位知识分子向革命者展示如何将暴君与农村连接在一起的绳索打上死结，革命就可以开始了。塔季扬娜·格内迪纳的祖父帕尔乌斯应该会因为她记得自己而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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