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藩政改革中诞生的现代官僚阶级

作者｜赫伯特·诺曼（E. Herbert Norman，1909-1957）

历史学家、加拿大外交官。诺曼1909年9月1日出生于日本长野县，先后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东方学博士学位，以日本史研究著称。诺曼曾任职于加拿大驻日大使馆，并在盟军占领日本期间以加拿大代表身份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手下工作。随后诺曼出任加大拿驻埃及大使，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开罗期间，诺曼再次被指控为间谍，1957年4月4日选择自杀结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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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恰当地分析一下明治维新，以说明町人和下级武士联合的政治情况。町人与一部分封建统治阶层联合，显而易见，下级武士成为先进封建统治阶层的实际领导者。这些武士没有被等级制度的偏见蒙蔽双眼，积极引导藩政日益趋向于发展商贸。这种趋向需要积累货币资本以创办工业，尤其是军工业，总之，就是将大名的经济基础转移到商业资本上。各藩的实际执政人一般是世袭的武士，或者是町人出身后晋升为武士头衔的人。他们弃用道德约束，运用大量的经济手段来增加各藩已经空虚的财政收入，为反对德川幕府的斗争筹集资金。在这些把持各藩政务的先进官僚中，最开明的一部分甚至提倡采用西洋的军事科学技术，这自然遭到藩内其他守旧迂腐派的盲目反对。如以长州藩为例分析上述情况，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官僚和军事人员各党派在现代日本所拥有的独特地位。长州藩是坚定地反对德川幕府的一个藩，同时也是后来明治政府最重要的管理机构之一。

长州在商业贸易和对外交通两方面占据优势，在政策和行事上也是反对德川幕府的事例中最先进的藩。幕府末期，长州藩名义上的领导是两位毛利家领主，一位是毛利元德（1839—1896），另一位是其养父毛利敬亲（1871年去世）。他们两人因为1864年夏季的禁门之变不得不引咎辞职，血腥的禁门之变是长州藩在京都斗争的最高潮。在这次政变中，长州的浪人和武士试图劫走天皇本人，意图如他们所言，是为了清君侧，使天皇摆脱德川幕府这群逆臣的控制。我们无须详细地列举错综复杂的藩政问题，只要注意到这一点就够了：长州藩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保守的俗论党，另一派是激进的开明党。开明党虽然在开始时历经失败，但最终获得了藩内的反封建胜利，清除了保守党的领导人。开明党随即掌握了长州藩的实际领导权，有权决定对幕府和宫廷的政策。开明党还重组了军事体制，以便抵抗1864年德川将军要发动的征讨。就在此事之前的不久，长州藩还是“攘夷”呼声最高的地方，长州藩所属的下关遭到了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的猛烈炮轰。这次炮轰事件成为长州藩的政策上，甚至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执掌长州藩政权的党派为开明党，他们迅速和外国的列强握手言和，他们并没有对现实政治这样粗暴的教训抱有怨言，此时，他们集中一切力量去和幕府抗争。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年轻的武士在长州藩的政务中脱颖而出——高杉晋作（1839—1867），他或许可称得上是当时日本最杰出的军事天才。尽管他因患肺病在明治维新前夕便英年早逝，但与他交往的好友都成为明治时代的伟大人物：大村益次郎（1869）和广泽真臣（1871），他们两人皆为明治政府的大臣，也都惨遭暗杀；品川弥二郎、木户孝允（1878）、伊藤博文、井上馨、山田显义和山县狂介（后来的山县有朋公爵）等。

高杉晋作以非凡的谋略战胜了幕府将军的军队，他率军在1864年至1865年的战役中获胜，让威望所剩无几的幕府彻底颜面扫地。他在这次战役中所用的是奇兵队，这是一支由高杉晋作和他的部下招募、训练的义勇兵队伍。这支奇兵队的革命热情在于：它的各级军官和士兵皆来自非武士阶级的社会等级，这支队伍由富农、小市民和形形色色的浪人组成。历史学家拉·马兹来西尔（La Mazeliére）如此描述高杉晋作和他的奇兵队：“然而同时在长门爆发了一次叛乱，叛乱领袖为高杉晋作。高杉晋作是开明党的一位人士，早在数年前他就动员武士、浪人和一般平民组成奇兵队，这些游击队似的奇兵队中，兵员都领取军饷，所有着装、武器和训练方式都效仿欧洲军队。”（原文为意大利文。）

由于击退了德川将军的封建军队，这支奇兵队证明了在日本国内并不是只有武士有知兵善战的能力，这一观点推翻了之前的历史和传统。以此意义来讲，奇兵队是1873年实行普遍征兵制的先驱。其次，奇兵队给商人、富农等各级平民以施展才华的机会，从而争取到了这些人的忠诚和为购买现代化武器而迫切需要的经济援助。奇兵队也树立了现代日本军事官阶的首个典范。长州奇兵队彰显了军事改革的效果，这更有助于世人理解日本军事官僚的功用和历史。这支长州平民部队，由贫穷武士、浪人、农民和町人组成，有町人的充分财力作后盾，被下级武士中的年轻武士领导，是明治政府和当时日本社会各阶层交错掺杂、相互影响的微型缩影。事实上，维新之前在长州藩内的党派斗争——开明党与俗论党的斗争，是全国规模斗争的一次演习，象征西化、现代化的新兴势力起身对抗保守、孤立的老派思想。长州藩开明党的胜利，是1867年至1868年及以后数年内同样势力在全国政治舞台取得胜利的先声。合力推翻德川幕府的几大强藩，也正是采用藩专卖制度取得商业和重要实业长足发展的各藩，这些地方的西方资本也最为实力雄厚。在这些藩中，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因为上述的重商政策而积蓄了坚实的经济力量。重要的实业包括手工产品、制糖、烟草和米的专卖。在萨摩藩，比较盈利的实业有开矿、纺织工厂和商品专卖。在土佐藩，两替屋和货币兑换处比比皆是，货币经济已经渗透入封建社会各个缝隙。除此之外，土佐藩还以造纸和各种农产品著名，农产品有靛蓝染料、木蜡树等。此外，土佐地区还以严格的专卖制度而闻名。长州藩所辖领地横跨下关海峡，而下关海峡是朝鲜、中国与大阪的海运必经之地，因此长州藩得以凭借商贸垄断和交通独占积累大量财富。肥前的佐贺藩是有田陶器制造业的中心，同时，佐贺藩也是在荷兰人指导下进行枪支制造的先行者（1842），同样也是使用反射炉的领头羊（1850）。

在这些藩中，勤王党日益表现出反对幕府的情绪，并最终主导了藩内政权。与反幕府风潮一同席卷各藩的还有藩政上的激进式改革，改革的目标是效仿长州藩。这些藩内，年轻的武士和藩的御用人（一般是藩内财政助理或顾问）推行改革，这些人成为藩内官僚，他们能干、公正、专横、忠于皇室，而且带有浓厚的军人习气。藩内改革标志着藩内的陈旧领导、迷信传统、狭隘视野的失败。同时，藩内改革也将具有同一倾向的各藩团结成一体，这代表着中央集权的第一步已经迈出，而实行中央集权是明治政府的最大成就之一。

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藩内改革在拯救藩内财政免于破产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垄断专卖，而不是降低、削弱了专卖行为，所以这给农民和手工业者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这些藩内改革，与解放农民负担相去甚远，相反，为了给制造业商品提供国内市场，垄断商通过专卖制或将贡米换成货币的方式来维持高物价，同时又征新税，加重了农民的苦难。因此，在这些富足的倒幕各藩内，纵然商业资本实力雄厚、工业化生产也已初具规模，但在这些地区农民发生的叛乱最为激烈、持久，这绝不是偶然的。为了镇压叛乱，大名只好向武士求救，而对武士而言，虽然经济上愈加困难，但他们还是认为和统治阶层的关系更近，与反抗的农民关系远些。如果认为一些先进的大名因为从早期的重农政策转变为重商政策而使其财富增加，并一举成为现代企业家，或者认为大名领地上的农业因此变为独立的农业劳动者，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种重商倾向表现出两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资本家阶层因发展受到阻碍而向一部分封建统治阶层靠拢；二是一种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社会转变是以土地关系上最低限度的变革来完成的。各藩的改革实现了，但既不是民众反抗推动的，也不是他们选举代表参与主导的，而是由少数军事官僚一手打造的。这些人沿袭了专断、独断的政治倾向，他们具有远见卓识地认识到在外国威胁的面前，必须实行彻底的军事和经济改革，还必须建立一个专制的中央全权的政府，这是在面对持续的社会动荡时能够迅速、果断地采取措施的唯一手段。这些军事官僚的立场驱使他们采取“铁腕当国”的信条，换句话来说，他们奉行开明的专制主义。因此，从最开始，甚至明治维新的过渡时期，日本都没经历过自由主义时代。唯一能够将分散的封建势力集中到一起的，是天皇，而能完成维新大任的机构便是四大外藩的藩内官僚，诸如出自长州藩的木户孝允（也被称作桂小五郎）、井上馨、前原一诚和广泽真臣；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黑田清隆和寺岛宗则；土佐藩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和佐佐木高行；肥前藩的大隈重信、江藤新平和大木乔任。肩负维新使命的，还有少数公卿，其中以岩仓具视和三条实美最为著名。这里我们有必要回到本章开头谈到的观点：明治改革的政治领导权掌握在下级武士手中，但这场维新变革的背后经济推手，则是三井、住友、鸿池、小野和安田这样大商人那日益递增的财力。

—End—

本文选编自《日本维新史》，题目为编者所加。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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