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田英弘｜怎样理解人类的“历史”？
作者｜冈田英弘（1931-2017）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专攻满洲史、蒙古史
历史是事物的认识体系
经常有人使用“历史的潮流”这种说法。听起来，历史仿佛是一条确实存在的河川，从过去世界朝向未来世界，沿着一定的河道不断地流动。然而，这其实是一种错觉。一般而言的历史既没有一定的方向，也没有确定的河道，更没有终点。换句话说，历史没有法则，也没有发展阶段，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历史的必然”。可以断言，历史并非任何人都能伸手可触的客观存在。严格来说，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客观历史事实”。
历史仅存在于我们的意识当中，是看待世界、认识事物的体系。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看事物，并非是所有人类普遍的做法，仅仅只存在于某种文明中的特殊文化。
在这里试着定义历史。所谓的历史是“用语言来说明人类的生存世界，沿着时间轴和空间轴两个方向，而且超越一个人直接的、经验可及的范围”。
由于历史要用语言说明，因此只有日期、地名和人名是称不上历史的。年表也不是历史。叙述历史的一方赋予主观的意义，资料才能成为历史。
人类并不会将实际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记录下来。如果特别地将某件事情记录下来，就一定有其动机。成为历史材料的记录，可能是记录者认定发生了某件事的主观记录，或者是记录者意志的表现，试图通过记录让读者知道发生了某件事。因此，留下记录的历史事实全部都是记录者的主观意识赋予的形式。
历史并非自然而然从最初就开始存在的东西，而是由历史学家书写创造出的东西。历史学家利用他人留下的记录书写历史。这时，如果仅仅因为记录上的内容就完全接受他人的主观意识，那么就写不出好的历史。
历史也有好坏之分。好的历史逻辑严密，叙述中没有任何的破绽或矛盾。为了写出好的历史，首先必须好好审视每一个史料都是在什么样的环境、立场和意图下写的，还必须理解记录者主观介入之前的信息原貌。综合所有的信息，历史学家再决定如果自己在当时会如何看待这些事物。
每一个史料的可信度都不相同。尤其是在古代，有许多留下来的史料都是虚构的内容。这时，只能遵循“只要是在人世间，现代不可能发生的事，古代也不可能发生”这一原则来进行判断。无论是多么久远的古代，只要不是神话中诸神的时代，就不可能有如同童话故事般的魔法世界。
能够从史料中获取的信息数量有限。不足的部分只能靠合理的判断来弥补。尤其是当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而没有特别记载的事，显然也就不会留下记录。比如古代史，往往因为哪里都没有书写，就只能捕捉记录的只字片语，任凭自己的想象力奔放驰骋。这种做法充满解放感和愉悦感，但这只能称得上是自由创作，而非合理的判断。
从各种角度来看史料，说明中没有任何理论上的矛盾，这种合理的说明就是俗称的“历史事实”。将这样的历史事实，沿着时间轴和空间轴排列，用因果关系加以连接、整理总结，再用言语呈现出世界全貌，这就是历史。
由于历史具有这样的性质，因此并非有人类以来就有历史。也不可能有“没有记录的时代的历史”。
自从有了文字的使用，历史才成了可能。为了能够使用文字，则必须有城市生活。但即便城市文明成立、有了文字的记录，历史也不会自动产生，为了能够集结记录、用统一的理论说明，进而叙述历史，则必须要有广大范围的集团自我认同。
地中海型与中国型的历史
历史是公元前5世纪的地中海文明与公元前2世纪末的中国文明各自独立产生的文化。地球上其他的文明都没有独立产生名为“历史”的文化，就算有，也是复制地中海或中国而来的。
地中海文明的“历史之父”是希罗多德。希腊人诸城市团结对抗席卷世界的波斯帝国的威胁，于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中获胜的事件是希罗多德编写Historiai（《历史》）一书的契机。在希罗多德的构想当中，是把世界描绘成亚洲对欧洲、东对西的对立抗争之所。书名“historiai”是希腊语名词的复数形式，意思是“经过调査之后知道的事情”，并没有“历史”的意思。在此之前没有历史这个概念，因此没有这层含义也不奇怪，由于这是世界最早的历史书，因此之后“history”就成了“历史”的意思。
位于地中海文明分水岭的西欧人根深蒂固地认为，历史就是从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好像有一个最后的终点，全世界都朝着这个终点前进。
西欧文明是有历史的文明。由于从地中海文明借来了历史文化，因此他们拥有“自己是罗马帝国后裔”这个共通的历史自我认同。相对于此，北美文明是没有历史的文明。因此，创造自我认同的不是历史，而是意识形态。
美利坚合众国在独立战争之前没有历史。创造“美国人”这个自我认同的不是历史，而是1788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自由与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一代的美国人借由发誓效忠宪法，自发性地与过去绝缘，选择成为美国人。就算是自建国至今，200多年过去了，美利坚合众国大多数的国民都还是移民的二代或三代，因此几乎没有全体国民共有的历史。
“history”这个词在美国代表“都知道的事情”，人们使用这个词也很随意。这一现象反映出了特殊的内情。我曾经看过有位名人的夫人在讲到自己与丈夫的相遇时说道：“剩下的就是历史了（the rest is history）。”“历史”这个文化对于北美文明而言，不过还是从西欧文明借来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日本文明是有历史的文明。日本这个国家不是由宪法创建的国家，也不是移民聚集到一个空地所创造的国家。虽然并没有留存记录，但日本是由身负先祖世世代代从古至今建立的人际关系所构建的国家。对于这样的日本人而言，历史是随时存在的东西，具有眼睛看不见的力量，影响和支配着日本人的想法、看法以及行动。这种感觉不存在于美国的氛围当中。换句话说，相信他人可以自由决定个人意志的大概只有美国人。
日本文明的“历史”文化是借助于中国文明的。在中国文明中，相当于希罗多德的人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西汉武帝身边的人，担任太史令。
汉武帝从公元前2世纪起至公元前1世纪，在位长达54年。在其治世期间，中国从原本北自黄河、南至长江（扬子江）的地区开始迅速扩张，将当时人们所知晓的世界逐一纳入版图。那时的汉武帝已经达到人类难以企及的最高地位，如神一般存在。
在这个时代，中国的现实世界已经达到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司马迁的《史记》叙述以汉武帝为中心运转的世界，范围遍及天文、地理、世事各个方面。同时讲述了汉武帝巨大权力的起源，从神话时代的黄帝开始，贯穿五帝、夏、殷商、周、秦各时代，一直到公元前2世纪末的当时为止，叙述“天命”不变的“正统”。
《史记》的历史书写决定了之后中国的历史文化。虽然同样属于拥有历史的文明，但与地中海文明或西欧文明以对立与抗争为历史的本质不同，中国文明的历史借由叙述稳定不变的世界来证明皇权的正统性。其中没有世界从何而来、要往何去的观念。就算如此，因为是拥有历史的文明，因此不仅是现在眼睛所看得见的世界，对于过去的世界也用同等的价值来看待。
日本式的历史
日本的历史从公元720年完成的《日本书纪》开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征服了朝鲜王国，接管了韩半岛。从此之后，日本列岛上的倭人住民不断受到中国文明的冲击，尽管如此，一直到他们写《日本书纪》为止，还是经历了800多年的岁月。
在这段漫长的时代，倭人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属于亚洲大陆，尚未拥有属于自己的历史。
公元660年，唐朝与新罗王国联手，大军登陆韩半岛，首先灭了百济王国。由于百济长年都是倭国的同盟国，因此当时的倭国女王皇极（齐明天皇）派遣倭兵前往韩半岛，试图复兴百济。然而，倭兵于公元663年在白村江之战中被唐军击溃。此后，高句丽王国也于公元668年被唐军所灭。
倭人们迅速集结起来，开创了日本列岛最初的统一王国—日本国。高句丽灭亡的公元668年，在近江大津即位的天智天皇成了日本最初的日本天皇，这就是日本的建国。
与拥有历史的中国文明绝缘而完全孤立的日本，由于同样也是拥有历史的文明，为了主张独自的自我认同，必须要有自己的历史。着手编纂国史的是天智天皇的弟弟天武天皇。
《日本书纪》从公元681年开始编纂，经过39年，于公元720年完成。其内容宣扬天智、天武兄弟的祖先是从天神手中继承正统，一直统治着整个日本列岛，而且完全无视中国的影响。这与从中国历史文献中看到的事实完全相反。
无论是哪一个文明，最初写下的历史框架，限制了人们的意识。《日本书纪》中表现出的“日本与中国对立”“奉天继承独自正统的国家”等封闭思想，永久地决定了日本的性格。
从国史到世界史
文明可以分为“有历史的文明”和“没有历史的文明”。就算同样是“有历史的文明”，不同的文明，其历史的框架也不相同。对于一个文明而言“正确”的历史，和对于其他文明而言“正确”的历史之间产生矛盾，是彼此的宿命。产生矛盾的原因是因为框架不同。框架不同的东西，当然不可能相同。无论收集多少国民相信的正确国史，加起来的总和也不会成为世界史。
现在还没人能写出真正的世界史。写出最多的是从西欧人的角度出发、作为西欧史延伸的“世界史”。以这种“世界史”的形式来处理最多的是在18世纪末之后的时代。从有记载开始以来，人类活动的大部分，都被这样的“世界史”排除在外。
再加上时代划分也是一个问题。时代划分基本上都是将自己出生之后的“现在”称为“现代”，出生之前的“过去”称为“古代”，如此一来，要从哪一个时间点开始划分则会因人而异。如果要作为社会共同的划分，那么问题很快就会出现。如果是同一个国家内的划分也就罢了，如果要做世界性的时代划分，问题就会越来越大。
如果在“古代”和“现代”之间再插入一个“中世”，那么情况只会愈来愈恶化。“中世”意味的是“准备阶段的时代”。“古代”的世界慢慢进化进入“现代”，而其间的准备阶段就是“中世”。这种看法是将“现代”视为世界的终极样貌，世界为了进入“现代”而历经了千辛万苦。
然而，“现代”不过是看历史的每一个人各自生存的世界。对于人类整体而言，“现代”实在称不上世界的终点。
总而言之，对于“古代”“中世”“现代”，恐怕世界史不可能有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时代划分。有的不过是在各自的领域和各自的地域，为了叙述方便而做出的时代划分。
要书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先决条件是开发出超越各个文明历史框架的、全新的共同框架。如果在这个全新框架下书写历史，则有可能违背原本国史的方针主张，与相关国家的利益相冲突，甚至可能会伤害国民的情感。不仅是日本，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所谓的国史都是用虚构的内容来为自我辩护。
本书的书名是《日本史的诞生》。公元668年日本国诞生之前的历史，既不是日本史，也不是日本古代史。《日本书纪》反映的是日本国诞生之时的政治需求，而用《日本书纪》的框架，套用在之前日本列岛的历史上是时代的错误。
并非是单纯地将史料搜集在一起，更要理解各个史料的政治性质，要还原背后的内情。这才是看待和书写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的日本建国史的方式，也是本书做出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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