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全球政治动向：民粹朝阳，精英黄昏？
作者｜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民粹主义(Populism) 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引人瞩目的政治潮流。
这是由民粹主义政治的显著回流向世人展示的政治事实。从英国以全民公决的方式脱欧，意大利也以公投的方式处理修改宪法失败，到法国右派动员社会族群力量而获得广泛支持，默克尔移民政策受到国内各方的空前挑战，再到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渲染的反精英主张，人们处处感受到民粹政治的惊涛骇浪。如果说西方国家浮现的只是大众抗击精英的民粹主义最新动向，那么，南美一直被民粹主义鼓荡的政治风潮，远未消停。如今更是花样翻新，构成南美政治不可撼动的政治主流。即便有些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中国，最近几年的政治演变，也多少让人嗅出一些民粹主义政治的味道。人们不得不正视民粹主义政治的最新世界浪潮了：民粹主义如朝阳般升起，而精英政治如黄昏般衰颓。
民粹主义政治的世界性回流，并没有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民粹主义。不同于其他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清晰性、一贯性、系统性、独立性，民粹主义在政治理论上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系统、富有连贯性的阐释。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观察，民粹主义不过是依附于种种形式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定思潮而已。依附的定势，一直是大众对精英的抗拒。如果这样的抗拒仅仅停留在社会怨恨的层次上，民粹主义政治很难唱响政治凯歌；一旦相关抗拒演变为社会的一时主潮，民粹主义政治就会凯歌猛进，让世人震惊。时下的世界政治，似乎正处在由民粹主义掀起的惊涛骇浪之中。人们将这一波席卷而来的民粹主义政治风暴，视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产物、贫富分化的结果、精英蔑视大众的反弹、全球化逆转的必然。这些评论，其实未能切中要害：它不仅无法解释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政治风暴中左左右右的不同取向，也无法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民粹主义政治挥之不去的现象。换言之，这样的评论没有直击民粹主义政治不断卷土重来的深层原因——民粹主义政治是深植于人类政治生活土壤中的重大现象，并不是当下澎湃的政治形式。
回顾人类政治史，在古代社会，精英与大众的对峙，就一直存在于民主与非民主的种种政体运行中。所谓主权在民、治权在贤的区分，就是希腊民主政治中精英与大众各司其职的巧妙安排。这是一种划界古典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界限的思路。在中国，选官体制重在治理中高层社会，基层几乎任由其按照自然秩序运作。这也是一种古典形态的平衡精英与大众的机制。其长程历史中显现的不同时段的不同侧重，构成精英与民粹政治交替的古典画面。
在现代社会，大众民主的政体主流，呈现出大众授权、精英治国的分流机制。从总体上讲，这一政体形式降低了大众与精英的紧张关系。只要立宪民主政体的机制稳定，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就成为相互消毒的两个端点。假如想确定民粹主义政治的危害，只需要判断它是否走到了挑战立宪民主政体的地步即可。只要立宪民主政体的根基未被动摇，民粹主义就不过是在发挥纠偏精英主义政治的作用而已；如果民粹主义超出了政治动员目标，发挥出颠覆立宪民主政体的作用，那就必须断然加以制止。
民粹主义是利是害，关键要看民粹主义在什么范围、何种政体以及政治文化的关联中被界定和发生作用。在民主政治机制中，民粹主义仅仅是与精英主义相对而言的政治取向。众所周知，精英主义重视精英阶层的社会政治秩序设计、运作和权力行使。而民粹主义反对精英专权，坚定地站在社会底层的立场，为底层政治鼓与呼。但精英操权长久，常常会忘记大众利益；旧精英集团得意忘形，新精英集团便会以民众意志为由纠错。立宪民主政体，因此总是处在精英掌权、大众纠偏的周期性变局中。西方国家的这一波民粹主义政治浪潮，到目前都还停留在抗拒行之既久的精英政治范围。就此而言，人们没有理由宣告立宪民主政治陷入乱局而不可自拔，甚至宣称立宪民主政治无可救治、寿终正寝，需要以另一种政体创制取而代之。这是对目前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政治来袭的过度阐释。
自然，民粹主义政治并不是没有害处的政治形式。假如底层民众对精英的抗拒走到颠覆立宪民主政体的地步，而借助民粹理念走上政治中心舞台的政客又无法遏制自己煽动起来的民粹激情，民粹主义政治就会引发政治失控的危局：经济发展的国家与市场均衡机制被打破、政治运行的精英与大众互动纠错被断送、社会治理的维护与变革平衡状态被葬送。整个社会就会被激发起来的大众愤懑情绪所控制，政治秩序面临彻底丧失的高度危险。南美的民粹主义政治一直行走在这种危机深化的进路上。而今天欧美国家的民粹复辟，尚未走到这么危险的地步。
民粹主义是否会造成政治危局，端赖启用民粹主义政治模式的国家处在什么样的政治局面。从现代民粹主义政治史的角度看，民粹主义与争取现代建国的运动紧密相连。这中间，最让人怵目惊心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是俄罗斯现代转型关键时刻的民粹主义理念阐释与政治尝试。与俄罗斯类似的国家遭遇建国难题，长期无法落在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平台上，民粹主义便成为一种支配国家运行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南美的民粹主义政治因此显出无以撼动的特点。但这样的民粹主义政治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社会怨恨、经济崩溃、国家紊乱、方向迷乱。当年俄罗斯民粹主义的流行，就是因为提前陷入了敌视资本主义的偏执状态。国家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民粹主义便已经将国家引向了无依托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歧途。结果，俄罗斯的建国经历了长期折腾，还是以一个曾经给人无限幻想的强国覆灭载入历史。至于长期支配性作用于南美国家的民粹主义，勿需多言，只要看看近期的委内瑞拉，就足以了解这种灾难性结局。在缺少精英主义民主消毒功能的民粹主义建国进路上，没有出现一个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从民粹主义与左右翼政治意识形态摇摆性结合的角度看，民粹主义既体现出跟两类意识形态结合的灵活性与游移性，也体现出激发左右翼政治能量的意识形态效能。只是从后一方面，才体现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独立类型的特点。如果说民粹主义与左右意识形态都适于结合并不令人称奇的话，那么它具体与左右意识形态的结合情景就耐人寻味了。在立宪民主政体中，左翼意识形态总是习惯于利用民粹主义抬高社会底层的道德水准，并执意将社会一切优秀的道德品质集中到底层阶级或阶层身上，并由此来塑造自己所属的权力集团的道德化面目。右翼意识形态则善于利用民粹主义笃定的集团道德品性，将之视为精英集团绝无可能具备的社会德性，并以此为据，将自己统治国家的资格扎下根来。但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民粹主义，只要立宪民主政体运行有效，它与任何其他意识形态的搭配，大都不会引发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
在非民主、反民主或专制政体中，民粹主义常常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相结合。这种结合，向左走，会引发反对国家的极端激进社会主义狂潮。当年希特勒的政治动员方式，是最典型的极左民粹主义做派。向右走，则会激发分裂社会的种族主义激情，当今欧美民粹主义的右翼特征，由此体现。似乎相反的左右走向，并不是完全相反，不可调和的。它们之间，常常会出现两极跳跃，瞬间让民粹主义的左右面目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希特勒以国家社会主义激发工人政治激情，让一战后处在严重失落状态的底层士兵、失业工人、流浪汉的政治权欲被激荡起来，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的中坚力量。但希特勒攫取国家权力以后，便以种族主义作为大众动员的主要手段，一下子将德国推向极右翼的种族政治漩涡。缺乏立宪民主政体平台，民粹主义向左与向右，都极有可能将国家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并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
需要将立宪民主政体内对冲的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两种政治动员类型和行动方式有效约束起来：不仅防止两种政治形式走向极端的可能，而且必须将两者置于对冲的位置使之不能走向极端。并且高度警惕操弄民意的民粹主义政治家的动向，保证随时启动限制专权者的制度功能。但更为关键的是，要有效防止非民主或反民主专制政体中民粹主义的政治狂热。这样的政治类型，不仅对实施民粹政治的国家自身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而且对立宪民主政体也发挥着负面示范作用。由于这种民粹政治缺乏立宪民主基本制度的制衡，它是败坏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元凶。
同时，必须严格检验民粹主义政治的实效。环顾当今世界，民粹主义政治的回流，并不意味着底层民众摇身一变成为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它的还魂，不过是作为精英政治代际更替的动力机制短暂出场而已。本来，在民主政治的运行过程中，精英的集团与代际交替，应付诸周期性政治换档来实现，应当是不同集团或代际的精英借助制度安排机制完成的理性更替。不过这样的代际交替常常不如人意。在民主选举中，精英交替常常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精英们默认这样的交替属于制度机制内的理性动员，因此将其限定在精英的圈子范围里，而不去动员对政治行动较为疏远、甚至是冷漠的社会底层公众，更不去搅动他们的安宁生活，使之成为激情澎湃的政治动物，将整个国家的政治搅成一锅粥。民粹主义的偶发激活，成为矫正精英民主错失的必须，但不至于颠覆正常的民主运作机制。这是立宪民主政体具有的规训民粹主义能力的表现。
二是试图掌握国家权力的精英，可能由于尚未进入精英圈子，因此无法按照常规制度程序在精英政治中分得一杯羹。于是，他们诉诸社会底层，让自己获得精英机制外的政治资源，以此跻身精英政治队伍，并且掌握国家重器。这种民粹政治的动员方式，可能导致民主政治的颠踬、蜕变，甚至是衰败。但只要民粹主义不至于颠覆立宪民主政治秩序，精英主义政治一定会与之发生对冲。经过一段时间，立宪民主政治就会回到它的正轨。今日欧美国家的民粹主义回流，可以归为此类。这类民粹主义政治，确实不为民主社会中的人们所熟悉，实在超出人们熟络的程序化民主政治惯性。但贯穿美国历史始终的、敌视精英主义政治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并未因此颠覆美国的立宪民主政体。仅着眼于此，人们对近期欧美民粹政治朝阳般升腾的极度忧心，便有些杞人忧天了。
而在非民主、反民主的专制政体中，掌控国家高层权力的政治领袖，为了慑服国内精英，使其服从他的政治权威，因此乐此不疲地搅动整个社会，让底层逻辑成为支配整个政治社会的高阶逻辑。这是一种完全无序可循的民粹主义政治操弄。它与民主政治条件下已经获得政治精英身份、准备争夺政治精英角色展开政治较量时，对民粹主义的利用，完全是两码事。立宪民主状态下的民粹主义，不过是精英政治自我矫正式的动员理念和行为方式。因此，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对冲，构成优化立宪民主政体运行倚重的条件。旨在借助民粹主义打击政治对手，塑造一个不受制约的超级权力、国家英雄、道德楷模、旷古神人，并且将自己打造为国家秩序的化身，有效防范外敌的金刚不败，这种民粹主义的政治操弄，才极具危险性，才是当今世界更加需要警惕的政治现象。这种民粹主义政治，常常出现在落后国家的革命与后革命时期，也经常出现于转型国家进退不得的艰难时期。在这种民粹主义政治情景中，以底层民众意愿和利益为号召的政治，常常成为国家由富返贫、社会动荡、政治失序、国家衰败的导因。如果不考虑举证公平性的话，仍然可以将委内瑞拉视作这类民粹主义国家的典型。
如果说在民主政治运行的进程中，民粹主义的周期性回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么，精英主义政治具有的精英合谋滥用权力、盘算利益、讹诈国家的内在缺陷，就是这种回流的强大驱动力量。源自对精英操权的深恶痛绝、对民众自治的强烈信念建立起来的民粹主义政治，将会一直与精英政治交替出现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进而言之，如果断定民粹主义政治具有不可小觑的危害性的话，对精英主义政治的类似危害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保持两者的平衡状态，就成为一种正常的政治秩序一个绝顶重要的指标。这就是人们在极度担忧特朗普的民粹取向会将美国带向何处的时候，必须转念想一想此前精英政治如何让民众感到深深的失望和痛恨。无论是精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只要它不成其为彻底压垮对方的无限度政治形式，并且处在对冲以维护立宪民主的局面中，人们完全不必对两者的交互出场大呼小叫、大惊小怪。
倒是在非民主、反民主的专制政治中，由于民粹主义一直是作为政治压制工具来利用的，它需要人们以超级的努力去矫正自我道德化的民粹性政治压制。缺乏立宪民主的有力限定，民粹主义常常成为专制主义者自我美化的工具、打击对手的武器、诱导民众的鸦片、颠覆制度的护身。此时的民粹主义，不再是一种与精英主义对冲的流动性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旨在巩固经已到手权力的凝固性政治观念：它既让政治对手难以动弹，也让自认为做主的民众陷入政治幻觉之中，但唯独放任独裁者以反对精英、阻止资本、消灭剥削、实现平等等等崇高的理由擅自操弄国家权力。委内瑞拉已故元首的作为，对此做了最好的诠释。当民粹主义成为全面支配社会公众与国家精神的僵化理念的时候，就很难在民粹主义政治机制内部找到化解其僵局的动力。国家为此不得不付出长期的停滞与动荡代价，并且在修复民粹主义的政治破坏性方面偿付更为高昂的时间与资源代价。
一般而言，民粹主义政治的工具效能与价值阐释是相当不对称的。价值阐释的缺失，让民粹主义常常成为空洞的道德口号。这使它无法具备规范价值的力量，只能卷起一时的政治风暴，并迅疾被其他政治意识形态所取代。左左右右的民粹主义，都逃不掉这一悲催的宿命。工具化的定位，让民粹主义只能被精英集团或精英分子颠来倒去地利用，民粹主义仰赖的民众倒是常常消退得无影无踪。越是以民粹主义为号召的政治运动，越是无法满足民众的利益诉求、参与热情和德行愿望。左翼与右翼的民粹主义，就此成为不惮修饰的赤裸裸权力哲学。超出民族国家范围，具有全球性号召力的民粹主义，因此也就常常成为一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政治家关门主义、利益自私、不问公正、擅政弄权的托词。今日欧美的民粹主义回流，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如朝阳升腾，有人即刻宣布这是全球化终结的标志。这一结论是不可信的。与其说民粹主义的全球浮现终结了全球化，不如说促使人们认识到全球化调适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这一波民粹主义的全球浪潮面前，人们应当镇定地发现，区分民粹主义的两类政体依托及其不同表现依然是重要的，但进一步区分压制性民粹主义与对冲性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了解民粹主义的又一个进路。仅仅依据民粹主义的新一波浪潮，人们远没理由得出民粹主义当道、精英主义终结的宏大结论。
政治需要有距离的审视，才能得出启人心智的结论，否则就是时事政治的盲从者而已。为此，继续耐心观察目前的民粹主义政治进展，是一种政治审慎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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