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如何激发民间投资热情
▎图源：网络
郑永年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本文系郑永年教授在国研经济研究院、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2023国研东海智库论坛（2023年5月10日）上的部分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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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发展靠的是拉动GDP的“三驾马车”，但现在这三驾马车都出现了问题。
先看投资。今年一季度各个地方增加都很快，但民营企业的投资增长非常小，表明企业信心还不够足。新冠疫情三年，对中小微民营企业杀伤很大，尤其是去年上海管控，对民资影响很大。俄乌战争、中美关系的影响也很大。但我们也要反思。像前些年房地产、教培、互联网这三大领域，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大本营，虽然整顿的初心是好的，是为了造就一个更好的长远发展的营商环境，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但是，我觉得不光是这个，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从汉朝到现在为止，中国一直是三层资本、三层市场。顶端的是国有资本，国计民生很重要的一些领域由国家占主导地位，底下的广大中小型、微型企业都是民营资本，中间是国有资本跟民间资本互动。进而形成了近代所说的官办、商办（也就是现在的民营企业）和官督商办三类企业。三类企业比较均衡发展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发展的好，比较稳定。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家说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实际上中国几千年就是这样的，不能走极端化，这三层资本还是要比较均衡的发展才行。那么，现在我们民营企业为什么不去投资？我觉得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为什么要投资？保证财富安全和企业家的生命安全很重要。这两个安全的保证并不是资本主义才有的，远远早于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做了以后不安全，你肯定不做了。如果我做了、赚了钱，有一天发现这个钱不是我的，我肯定不做。
所以，通过法律保护财富安全和企业家的生命安全很重要。民营企业要的是确定性，最重要的是从法律上把民营企业的地位巩固住，而不是政策上的优惠。如果是法律多于政策，这个时候大家就安全了。当政策多于法律的时候，民营企业家就会感到不确定性，因为政策都是因人而变的。营商环境的“三化”，就是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其中法治化尤其重要。
二是要做什么投资？现在，国有资本大量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加上房地产、教培、互联网行业的整顿，导致很多企业无投资空间。国有资本做不了风投，因为风投就是长线的投资，最少8-15年甚至更长。现在央企布局是比较合理的，但大量的地方国资占据了太多的经济空间。国企和国资应该改革，掌握国资的人应当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官员。
三是怎么去做投资？这方面很难，因为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企业拿不到钱，大型国有银行缺乏足够的理由和动机去服务中小型民营企业。大家看美国往往看华尔街，但是美国的中小银行尤其社区银行起了非常大作用。2007、2008年金融危机是华尔街制造出来的，但帮助美国走出危机的是中小型银行尤其是社区银行。
中国一定要改变金融结构。有两个办法，一是成立一大批中小型民营银行，可以限制地域和服务领域，但必须要有。二是成立一大批中小型国有银行，但这些国有中小型银行的考核一定不要跟大的银行一样。
我们以前说数量型经济扩张，主要你投资就能赚钱，但现在这个好时光已经过去了，一定要精耕细作，从制度上思考怎么利用民资来推动发展。
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了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很多年，但是现在基本上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完成了，东南沿海地区已经饱和，中部地区也不错。西部地区还有一点投资空间，但西部地区本来经济活动就不多。经济活动不多，继续投资就是浪费。日本以前北海道边缘地带的投资非常好，但是现在人口萎缩，越来越集中到东京等大城市，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就废弛了。
再看贸易。首先是世界经济形势都不好，第二个就是美国跟我们系统脱钩。所以，用贸易来支撑、拉动我们的经济增长也很困难。
最后看消费。虽然“五一”假期消费表现不错，但光靠吃喝拉撒还拉动不了中国经济，尤其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消费社会。学术上说，消费社会跟中产社会是同一个意思。任何社会，哪怕是最穷的社会，也有小部分人是消费过度的。穷人永远是消费不足的，只有中产阶层才能充分消费。
从世界经济史看的话，当一个社会中产阶层跨过50%的门槛，达到60%甚至70%的时候，才是中产社会。我们现在只有30%的中产阶层，所以还需要很大的努力。如果到2035年我们中产阶层能达到6、7亿人，那可能就是中产社会了。当然，如果年轻人不生小孩的话，那会是一个非常老的社会，可能也消费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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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传统“三驾马车”里面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就说投资，我觉得我们要投资质量，不要投资数量，要走质量型经济发展。
比如，城市更新还需要大量投资，也照样可以赚钱，这方面公租房非常重要。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但香港的公租房有50%。新加坡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新加坡的政府组屋占80%。目前，我们的城市还没有一个地方达到20%的。有些城市有“城中村”问题，为什么不多盖一点公租房呢？公租房的条件更好，如果把公租房的房租价格跟“城中村”价格拉平，甚至更低一点，“城中村”的问题就解决了。
还有一个停车场的问题。停车场经济是非常好的经济。新加坡、香港的停车场产业很大，都有立体停车场，既能避免小区停车过度拥挤产生的安全隐患，又非常赚钱。新加坡政府的停车场赚了很多钱，因为停车场产业基本不需要人工，一个闸口就行了。现在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有很多空的楼房、写字楼，可以改成停车场，既能赚钱，还可以提升城市品质。
还有老人院的问题。日本、“亚洲四小龙”是先富后老，我们是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非常快。但现在在建的很多老人院都在边缘地带，这个很不好。新加坡就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养老，虽然无法做到过去四世同堂那种，年轻人价值观也不一样了，所以在李光耀时期用了很多政策来保护家庭。比如，你与父母不住在一起，但如果房子买在同一个小区，政府就会给一个很好的折扣。如果买不到同一个小区的房子，如果从其他小区开车到父母小区，停车就是免费的。我们十四亿人口，养老完全靠政府承担是不可能的，需要回归家庭、保护家庭。
更高质量的城市化，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好方法。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走上了日本、韩国的城市化道路，如果把国家的优质资源都放在几个大城市，其他的三四线城市就会烂掉。最为重要的就是人口萎缩。城市越大，生育率越低，儒家文化圈的人口萎缩最快。大城市化只产生GDP，不生产baby。光有经济活动，没有生产小孩的城市化是没有希望的。
北上广深生育率0.7，杭州0.9，但2.1才会有增长。虽然就整体来讲，杭州也很年轻化，但这个是通过优越的条件把其他地方生的小孩吸收过来，结果三四线城市衰落。要改变城市化的方式，不要把所有优质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而要分配更多资源到三四线城市。因为三四线城市还是有一点人类共同体的感觉。大家都住在一起，小孩有人照顾，老人有人照顾，大家互相认识。
中国革命时代，我们有“三大法宝”，就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我觉得今天需要有新的“三大法宝”，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和创新。这其中，开放最重要，只有开放才能有改革，不开放就没有改革。今天强调开放，不仅仅是国际层面的开放，内部开放同样非常重要。
美国强大在哪里？不是美国人所说的自由民主，而在于它的开放。我总结了一下，美国的成功在于它有三大开放系统：第一，开放的教育和人才系统；第二，开放的企业系统，企业制度；第三，开放的金融制度，金融体系。这三大开放缺一不可。
首先，它有开放的教育和人才系统。人才非常重要，美国基本上是世界人才的平台。美国本来是一个移民国家，“一战”、“二战”期间吸收了大量欧洲科学家。“二战”以前美国没有基础科研的说法，应用技术也不讲。美苏冷战期间，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苏联跑去美国的人才跟苏联竞争，苏联能竞争得过吗？最后就失败了。
今天也是一样，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中国去的人才跟中国竞争，那我们怎么跟他竞争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向美国输送了几百万的人才，都是北大、清华、浙大等一流大学的。当然也有些回来了，但绝大部分还留在那里。
我们讲营商环境“三化”里面有国际化，但我们的国际化远远没有达到。旧金山湾区跟纽约湾区，外国人口有40%，虽然不都是人才，但表明它的国际化程度很高。硅谷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都是一代移民、二代移民办的，不是美国本地人。说美国制造，其实不是美国人制造。美国人为什么得那么多的诺贝尔奖？包括很多华裔去美国得诺贝尔奖。所以，一定要有开放的教育跟人才体系。
第二，它有非常开放的企业制度。比较中国的企业制度跟美国的企业制度，比如新能源车领域，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有什么不同呢？他们的运营逻辑是一模一样，都是封闭的，没有供应链，或者供应链非常短，全供应链自己去做。国有企业可以理解，民营企业也是这样。
再看特斯拉的供应链。特斯拉的供应链非常长，这样至少有三个效果。一是美国企业有技术进步的机制，供应链长，相当于每个零件之间都是竞争关系。一个零件进步了，另外零件也跟着进步，否则被淘汰，所以他有无穷的进步机制在这里。二是表明这个企业是开放的，向其他企业开放，不仅向自己国内的企业开放，还可以向国外开放。西方企业怎么进入中国呢？都是一些供应链在中国生产，一点一点来，容易走出去，容易国际化。三是因为互相开放，可以做标准，做规则。中国国有企业之间互相不开放，国有企业更不向民营企业开放，民营企业之间也很少有开放。美国因为是互相开放，互相打通，所以一加起来又大又强。中国企业很多，一个个加起来量很大，但是不打通，大而不强，一直受制于人家的规则。标准决定价格，标准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光讲外部开放，不讲内部开放。我们企业之间不开放，更重要的是区域之间都不开放。现在国际环境不好，如果各个区域之间能打通就非常好。东部地区有制造业优势、资本优势、开放管理经验的优势，西部地区有阳光、风、土地等资源优势，劳动力也便宜。但是这些生产要素很难组合，如果组合起来就成为内循环，国家统一大市场。欧洲二十几个主权国家都形成了一个统一大市场，我们一个国家为什么就形成不了统一大市场呢？如果不内部开放的话，就很难有统一大市场。
外部开放也是重要的。苏联是一个不开放失败的案例。冷战开始以后，长达半个世纪苏联被孤立起来了。不开放至少从技术上来说有两个效果。第一，科技的进步需要不同的思想碰撞，封闭起来以后没有这个思想市场，慢慢技术就衰落了。第二，科研技术需要大量的投入，这些投入必须从市场上得到回报后再投资，才可能可持续发展。苏联因为计划经济封闭起来，导致没有市场。
中国能成为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要归功于邓小平，归功于天时、地利、人和。因为美苏冷战，美国从战略上需要中国，资本需要开拓新的市场。邓小平判断和平发展，我们一接轨就造成了过去40年的超级全球化。所以绝对不要脱钩，一旦和西方脱钩，再回去也难，苏联就是教训。
我个人提出要第三次开放。鸦片战争之后的开放，我们是被迫开放。1978年开始的开放，我们是主动开放。现在西方给我们卡脖子，系统脱钩，我们更要开放，就是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的开放方面的制度性的开放。我把它称为第三次开放，是单边开放。哪怕一些西方国家不向我们开放，我们也要向他们开放。英国因为它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能适应单边开放。美国从原则上一直强调门户开放，对等开放，但在它需要的领域永远是单边开放，比如人才领域。
★来源：国研东海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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