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提出到生态翻译学“新生态主义”主导思想的确立, 由胡庚申倡导的生态视角的翻译研究已形成了一套既带有西方生态主义影响, 同时更具本土特色的新兴译论形态。然而, 国内译学界对生态翻译学的态度却是褒扬与批评并存;长期以来, 针对生态翻译学的疑虑并未完全消除。对此, 本文从理论发展的角度, 考察了生态翻译学在中国当代译论话语场中所遭遇的质疑, 并借用批判话语分析的方法, 辨析该理论的话语生态, 以求进一步反思生态翻译学发展中的问题。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 理论发展; 中国当代译论话语场; 话语生态
一、引言
历经十六载, 生态翻译学作为中国本土自创译论的身份已经得到了国内外译学界较为普遍的认可。就立论基础而言, 生态翻译学经历了从翻译适应选择论到“新生态主义”的调适和嬗变。其“新生态主义”之“新”在于它打通了西方生态整体主义哲学、中国古典生态智慧以及自主开发的翻译适应选择论 (陶李春, 胡庚申, 2016:93) 。在这一新的理念下, 生态翻译学进一步澄清和完善了其喻指和实指的研究取向, 更好地阐发了“生生之谓易”的中国古典生态智慧与译本生命以及翻译生态之间的理性关联, 同时也为生态翻译学与其他生态视角的人文研究开辟了更为连贯的结合空间。故而形成了一套既融合西方生态主义影响, 又兼顾跨学科融通, 同时更凸显本土特色的新兴译论形态。对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生态翻译学, 国内外持乐观和褒扬态度者居多, 但回顾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历程, 我们发现, 从2009年到2015年, 曾有部分学者针对生态翻译学提出过各种质疑, 而随后又偃旗息鼓。就理论发展而言, 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态翻译学在中国当代译论话语场域中所遭遇的接受阻力。正如福柯 (1993) 所言, 语言与权力有着密切关系:语言是意识形态的载体, 后者会通过前者参与权力的对话或角逐。因此我们需要拷问:生态翻译学在中国当代译论话语场中的接受阻力源自何处?这又反映了当代中国译学研究怎样的权力话语特征?生态翻译学又该如何以发展的眼光去反思和应对?对此, 本文从理论发展的角度, 在中国当代译论话语场域的背景下考察了国内针对“生态翻译学”的相关质疑与批评, 并尝试借用批判话语分析的方法, 辨析引发质疑与批评的话语生态, 进一步反思生态翻译学发展中的问题。二、发展中的质疑之声
促使翻译适应选择论向生态翻译学这一更为宏大的理论叙事衍变的动因之一缘自译学界对生态翻译学所谓的质疑与挑战。从对相关批评文章的梳理来看, 矛盾主要聚焦于生态翻译学建构初期的哲学理据———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适应/选择”学说用于翻译研究的可行性与合理性问题上, 具体来说问题曾重点集中在:1.以“进化论”或“适应/选择”学说作为译论建构的基本理念是否适用?2.“译者中心”与“译者主导”理念是否会导致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人类中心主义?3.“喻指”的生态理念作为研究重点是否意味着对“实指”生态研究的漠视?
针对上述疑虑, 胡庚申等学者曾逐一进行过回应,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 (2013) (下文简称《构与释》) 也对这些论争进行过完整复盘, 在此不做赘述。然而, 我们以《构与释》的出版为时间节点, 从CNKI上总共检索到了14篇针对生态翻译学的批评性文章:其中9篇发表于《构与释》出版之前, 5篇在此之后。这似乎可以说明相关回应并未引起对生态翻译学持质疑者的足够关注。就上述质疑的要点来看, 它们争辩的立足点是翻译适应选择论, 是作为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生态翻译学 (即ET as TAS (2) ) 。这种将翻译适应选择论等同于生态翻译学的话语策略并未彻底了解生态翻译学发展的脉络, 而是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刻意突显了生态翻译学所谓的“缺陷” (道格拉斯·罗宾逊, 转引自覃江华, 2013) 、“悖论” (陈水平, 2014) 或“困境” (肖云华, 2014) , 淡化和隐藏了生态翻译学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其不断完善的理论形态, 帮助批评者实现了其片面解读的合法化。同时, 我们也应警惕将翻译适应选择论与生态翻译学相互剥离的倾向, 因为二者前后是具有连贯性的, 前者是后者的早期阶段, 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发展, 不应以名相之别而将其前后分立。
当然,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个新兴理论, 其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 出现理论上的问题或困惑也是一种必然。胡庚申 (2013:59) 曾坦言, 由于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里“关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学说与生态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梳理明显欠缺, 而对所依托的两个学科 (生物学与生态学) 的原委关系也未作深究”等原因, 生态翻译学的建构曾遭遇过一段时间的困惑。因此, 出于除蔽解惑与优化重构的考虑, 《构与释》应运而生。然而, 正如同样缩写为“ET”的美国电影The Extra-Terrestrial所投射的文化隐喻———人们对新生与未知事物的好奇与焦虑并非完全平衡———国内外译学界对生态翻译学的质疑与批评也在情理之中, 而生态翻译学要想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接受限度, 就不可避免要对自身及其所处的话语生态进行更深入的剖析, 以利于自身话语体系的进一步建构。三、生态翻译学的话语生态剖析
从“生态翻译学”所建构的理论话语体系来看, 该理论意在解构与平衡翻译过程中以及翻译理论建构中的各种权力话语, 从而确立新的译学研究范式。它不仅是关于翻译本体的思考, 更是关于翻译学本体研究的重构, 这使得生态翻译学具备了元理论特征。显然, 生态翻译学这一新兴权力话语形态的产生必然会与国内外译学界固有的权力话语体系产生冲突, 限制其接受的限度。对此, 下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剖析。(一) 社会进化论与思维积习
“翻译适应选择”论强调其理论借用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适应/选择”学说, 并立足于“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理论视角来解释翻译活动 (胡庚申, 2004:62-63) 。虽然胡庚申 (2013:85) 强调, 作为“生态翻译学”基础之一的“适应/选择论”经过隐喻类比, 已经与达尔文学说的原型没有那么直接的联系, 但是生态翻译学却仍然遭到了部分学者有意或无意的误读。
其中有因为批评者忽视生态翻译学发展脉络的原因, 上文已有论述。而另一重要原因则在于“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两个概念的理论渊源。“自然选择” (natural selection) 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和精髓, 是区分达尔文进化论与其他进化论的试金石 (侯波, 2009:92) ;而“适者生存”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这一概念则来源于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的社会进化论思想。达尔文于1869年在《物种起源》第五版中首次借用斯宾塞的原创术语“适者生存”, 希望以此补充说明“自然选择”这一不易理解的概念 (侯波, 2009:92) 。此举显然引起了误解, 使人们认为达尔文进化论与斯宾塞学说同属一个理论体系。再经过严复等中国近代思想先驱对二者的杂合与改写, 在很长一段时间, 国内学界都习惯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看作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移植或延伸, 二者长期被混为一谈。虽然二者的异同随着近年来国内文论批评研究的深入得以撇清, 但这样的惯性思维却造成了部分学者对生态翻译学的错误解读, 认为“适者生存”理念与生态翻译学所提倡的整体主义的生态理性相互冲突 (肖云华, 2014:103) 。然而, 必须指出,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进化论虽有所不同, 但在“进化”的问题上有共同或者重叠的地方, 把两人的学说混为一谈固然不对, 但把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说成是风马牛不相及, 也是不合适的。其次, 胡庚申在建构“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时候, 确实关注过“译者主体”、“译者中心”或“译者主导”等命题, 但后来的理论建构又转向了对“翻译生态”的探究。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理论建构的前后顺序, 肖文将二者放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上进行静态比较, 显然是不妥的。
此外, 正是考虑到了“译者中心论”在理论上可能导致译者的失控, 胡庚申 (2004) 才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中提出了“事先预防”和“事后追惩”的补偿机制。但王宏 (2011:11) 却指出, 由于这两条原则均未直接针对译事中, 因此译者仍可在具体翻译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尽由译者能动地去‘操纵’/‘支配’/‘摆布’/‘重写’” (胡庚申, 2004:112) , 那么以上原则就无法对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产生直接的限制作用。这种疑虑虽然在理论上存在一定合理性, 但实际上却是既否定了翻译全过程的连贯性, 也否定了译者思维在翻译全过程中的连贯性。
作为进一步完善, 生态翻译学将译者的“适应/选择”与译者的伦理道德并重, 强调译者虽然在翻译活动中起主导作用, 但须坚持“译者责任”的伦理原则, “译者只有通过对包括文本、‘翻译群落’和翻译生态环境在内的一切‘他者’承担责任, 从生态整体主义和生态理性的视角审视自己与一切‘他者’的关系, 才能将一种更大的责任意识融入到翻译活动之中” (胡庚申, 刘爱华, 2016) 。据此可以判定, 生态翻译学采纳了但又不等同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 但也不是纯粹的达尔文进化论。这种借用策略与严复对“进化论”的引介与阐释几乎如出一辙。但对于国内的话语生态而言, 即使胡庚申已经对“适应/选择”加以重新定位和阐释, 使其脱离了原初语境, 成为一种本土化了的杂合的话语体系, 但社会进化论在中国的思维积习却难除, 由其主导的译论话语场就自然会对生态翻译学的接受限度造成阻碍。
(二) 中国本土译论之形而上理路的困境
袁筱一 (2014) 在《文学翻译基本问题》中提到, 国内译学界很少有人真正从事建基于系统的形而上的纯理论翻译话语研究, 我们的理论视野通常是被一种工具理性所决定。方梦之 (2011) 也曾指出, 生态翻译学能否得到接受, 很大程度上也与中国翻译界的权力话语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 当下国内译学界对于西方的纯翻译理论的研究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积极吸纳的态度。虽然“批判性地接受西方译论”已成为共识, 但在很大程度上, 西方纯翻译理论依然占据中国译学研究的主流。在这种情形下, 立足于西方纯理论的开发往往更容易在译学界得到较大范围的接受。而对于意图借助跨学科理论或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资源来抵抗西方纯理论话语霸权的尝试 (3) , 表面上虽占优势, 实则往往因其“理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受到批评、责难和忽视。生态翻译学既借用了西方生态学的视角, 又尝试将其生态理性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相融合, 使二者共同服务于自身理论建构。这种尝试有其独特意义, 但也可能使其自身陷入翻译 (学) 本体与本土译论的三重顾虑当中, 似乎顾虑不除, 生态翻译学就难以为继。这恰巧再次说明生态翻译学受到质疑, 是因为人们的批判性接受思维惯性作怪, 与理论创建本身无关。
再者, 虽然一个翻译理论是否有效主要看其解释力, 但无论该翻译理论是指向知识型, 还是伦理规范, 它都不等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实际执行力, 也不会导致翻译活动必定发生某种变化。道理很简单, 因为“许多中外理论家的崇议宏论都只是他自己登山时使用的路线图, 并不是什么一成不变、人人须遵守的法规” (王宗炎, 1993:3) 。正因如此, 谢天振 (2001) 才会特别强调翻译理论的认识功能, 以区别纯翻译理论与应用翻译理论间的异同。但在针对生态翻译学的批评中, 仍然有学者坚持翻译关系并非生物链关系, 用自然界的事理推演并否定了生态翻译学的合理性 (肖云华, 2014:102) , 或批评“译者中心论”易导致人类中心主义, 会导致译者独大甚至失控 (王宏, 2011:11) 。此类论断既反映出当前中国因生态环境恶化所产生的焦虑, 更反映出部分批评者对纯理论研究的认识仍停留在形而下思维模式之中, 并将翻译的政治与现实的政治画上了等号。这种态度在消费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同时, 也严重挤压了生态翻译学纯理论面向的生存空间, 而且在当下快餐式文化环境的熏陶下这种情况正有愈演愈烈之势。(三) 中国译论话语的现代性需求
生态翻译学原产地是中国, 十年来发展非常迅速, 表现出中国翻译学科对理论话语权的迫切需求 (苗福光, 王莉娜, 2014:77) 。的确, 较之翻译适应选择论, 生态翻译学更为明确地强调“中国话语的叙事方式” (胡庚申, 2013:63) , 期望确立中国翻译界自己的话语体系, 为中国译论在国际译学界争得话语权 (许钧, 2013) 。这种文化上的焦虑和使命感, 实际上与近代以来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话语实践一脉相承。二者对“适应/选择”学说有差别的应用就是很好的例子。不同的是, 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 生态翻译学更强调将“生”作为其发展基石, 尝试从中国古典生态智慧与西方的生态哲学之间找到契合之处, 以此为翻译研究拓展新的话语增长点。而由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中的“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整体综合”等精神演绎出的翻译理念又必定会带上华夏文化“生生之道”的特色。这样的探索思路既能揭示中国存在着自己不同于西方生态学的生态叙事模式, 也可以表明中国译学界已有能力脱离西方翻译理论的限制, 构建自己的翻译理论。当然, 生态翻译学并未完全脱离西方理论, 因为它实际上也是在最初参照“适应/选择”学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现代“理论”的概念及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也出于彼。所不同的是, 胡庚申没有正面套用, 而是由此对比和发掘了中国的独特性, 通过强化“生态翻译学”的“传统性”, 来确立其本土译论的合法身份。因为生态翻译学既强烈期望形成属于本土的、适合中国的翻译理论, 同时也希望其理论对理解世界翻译有意义———既想要立足本土, 又想要追求自身理论的普遍性。前者是传统性的体现, 后者则是现代性的要求。可以断言, 生态翻译学既是翻译理论“全球本土化”的一次中国实验, 也是传统与现代的成功合谋, 同时也是对部分国外学者关于生态翻译学“中国身份”质疑的有力回应。
从另一面看, 为翻译界争取国际话语权, 实现中国翻译界和西方翻译界的平等对话, 早已成为关乎中国译学发展方向的核心问题。这就使中国译学界无法避开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理论才能叫做我们本土的现代译论?要回答这个问题, 又必须首先回答什么是“本土”?以及什么是“现代”?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困扰了中国译学界一个多世纪, 同时也反映出新时期以来中国译学发展的两条主线: (1) 以西方理论话语为依托的现代翻译理论建构; (2) 以中国传统译论话语为资源的现当代翻译理论重构。于前者, 张柏然、辛红娟 (2008:80) 指出,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许多人闭门造车, 在不了解世界, 特别是不了解国外理论最新发展的情况下, 想凭空创造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他们认为, 这种虚妄的“普遍”追求, 只是一种普遍性的陷阱, 既不具有中国性, 也不具有世界性。于后者, 如王宏印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 (2003) 和张佩瑶的《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 (上册) :从早期到佛典翻译》 (2010) , 两本论著或可以视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的代表。然而, 二者的理论分析工具又是典型的西方理论。而若是企图从中国传统译论中寻找本土原创理论的理据, 那么新的问题在于传统译论本身并不具有当下译学界通用的“现代理论”模式, 而后者仍然源自西方。生态翻译学的建构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前后两难的境地之中。实际上, 这些问题已经渐渐地将生态翻译学, 乃至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卷入了“中华性”的争论当中。而随着近两年胡庚申关于“新生态主义”理念的不断酝酿, 生态翻译学或许有可能逐步突破上述各种禁制, 建立一个更具合理性与解释力的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 生态翻译学在中国当代译论话语场中的接受阻力是多方面的。一方面, 相关批评者因未能把握生态翻译学的整体发展脉络, 从而导致对该理论作出了片面和错误的解读, 而相关批评文章的发表则进一步扩大了这种负面的效应, 但这只是问题的表象。而另一方面, 更深层次的原因既在于因社会进化论的旅行以及对于以中国传统思想建构现代翻译理论的质疑而形成的思维积习长期难以扫除, 也在于中国的译论现代性建构仍处于一个调适期当中。因此, 相关的质疑或争论必然会成为生态翻译学发展过程中的常态。而旧理论的批判和新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必定充满困难与挑战, 生态翻译学要突破自身发展中各种阻碍, 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和阐发其“新生态主义”理念, 更好地回应各种形式的质疑与挑战, 还需要兼顾中国当代所处的译论话语生态, 以历史的眼光去反思“生态翻译学”乃至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建构。
《摩尔镇日记》的后田园视野: 特德·休斯的农业实践与田园理想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见《上海翻译》2017年第5期，侵删。
【作者简介】 邓科,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翻译思想史、译论批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