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发现，我周围的同学都已经开始讨论休学创业的问题了，而在北大东门曾经拥挤了文学青年与艺术青年的雕刻时光咖啡馆里，时髦男女频率最高的谈话是“我要开始创业”。新浪、网易、搜狐这样的名字变得如50年代的东风汽车、灯塔肥皂一样出名。人们说起 pageview、VC、CEO、天使投资、.com这样的名词，就像说油条、豆浆一样娴熟。（袁滕飞视频全网下架，《这个历史挺靠谱》千万别再禁了）浪漫的年轻人不断地到浪漫的旧金山寻找这样的动人传说。带上你的一夜暴富的激情，匆忙地撰写商业计划书，迫不及待地开办 dot-com 公司，日以继夜地泡在办公室里，开各种无效的会议，商讨昙花一现的创意。而全世界的媒体则几乎腔调一致地以赞美诗般的口吻在描述这些来自哈佛、斯坦福大学的MBA，印度理工学院与中国清华大学的数理才俊……他们像六十年代柏克莱学生谈论“自由表达运动”一样狂热地献身于创办公司的活动，比起当年沉溺于性与反抗的嬉皮士，他们的核心是工作，是追逐财富。他们将办公室变成游乐场，他们穿着破T恤衫，他们带着宠物狗上班，他们在走廊里玩滑板，他们在冰箱里塞满了冰激凌，他们每天至少工作14个小时……他们的信仰是：不在25岁前赚到第一个一百万是失败的人生。我们时代的新偶像：年轻、富有、有才华、随意……他们是dot-commers，不同于那些传统公司枯燥乏味的职业经理人。
厚颜无耻地追逐财富、浮夸作风、轻松致富，这样典型的硅谷作风，在披上了“勇于冒险、标榜创意、坚信自我”这样的美丽外衣，风行世界。我们当然相信，在硅谷的确有着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技术天才与创意，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刚刚过去的淘金热潮中，99%的求财若渴的青年是平庸人物。在标榜商业冒险精神的背后，是乌合之众式的盲从。而怂恿这股潮流的，是人类不变的贪婪精神。它最精确的表征是纳斯达克指数，它戏剧性的涨落勾勒出这场演出的高潮与终结。（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读胡适之）《新共和》周刊作家杰西・奥克菲德形容自己这一代人，他们出生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他们的青春时光是在1991年至2000年，长达10年的非常规繁荣期度过的。除了柯特・科本这样过早凋谢的文化偶像外，他们的激情全部挥霍在“如何在35岁前退休”上。他们沉浸在工作间，与没完没了谈论风险投资的鸡尾酒会上。在杰西・奥克菲德看来，这代青年中最优秀头脑已被纳斯达克所摧毁，除了 IPO，他们不关心自己的精神生活，对社会问题了无兴趣，在硅谷疯狂工作的小伙子们甚至对性爱都提不起热情……青春生命的丰富与层次感，被贪婪、浮躁与投机热情简化得单调乏味。《君主论》说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才获成功。于是，我们看到新经济公司先是盲目的号称 B2C、争夺眼球，然后就是 B2B、P2P，满口只说赢利前景。他们随时跟风。君主可以在形势需要时，随时向曾经无比唾弃的敌人示爱。就像苹果公司的斯蒂夫・乔布斯曾经骂比尔・盖茨“无耻、卑鄙、下流胚子”，但当微软同意注资一亿五千万美元时，乔布斯开始和盖茨称兄道弟了。
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一切都是为最终获得快乐而服务的，一切行为的核心是娱乐，不管是否会用电脑，我们都已成为黑客。当然，危险同样存在。我们早已经体会过个人成为体制与机器的奴隶的不幸，那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化的甲虫，是查尔斯・卓别林《摩登时代》中的流水线工人，是被挣钱的欲望折磨得彻夜难安、滴酒不沾的禁欲主义者；那么，现在不管是“黑客伦理”刺激、还是消费主义帮助产生的“一切以娱乐为核心”的极端个人主义，则令我们体验到另一种不幸。在这种状态下，尽管我们自我标榜“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却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虚空感。在一切都被快乐消解中，我们触摸不到真实的生活，就像隐藏在一行行程序中的黑客们忘记了天空的湛蓝，或者是每日观看“玫瑰之约”的男女，将爱情误解为单纯的表演与肤浅的快乐。高估这群极端自由主义者的能力与信念是可笑的。Geek们并非为了让更多的人享有软件而奋起，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个人兴趣。托瓦兹在网上发布的第一条信息是说 Linux 将成为“黑客创造、服务黑客的程序”。这无情地粉碎了那些狂热分子将免费、资源开放的软件视作一种有力的民主的激进理想。一位 Geek 对 Linux 评价道：“你可以从这个巨大的思想库中获得所有的好处，但是它不是一个民主的系统。最典型的是，有一个人是上帝或沙皇，他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技术能力是这个世界的新等级标准。从洛克菲勒到比尔.盖茨，伟大的人物常常被别有用心的误读，公众夸大他们的弱点而忘记了他们的贡献。而现代的法律与民主制度的目的，也正是削弱杰出人物的才智，而获得人人平等的假象。真正杰出的人物往往是用另外一套标准来评判的，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在战争期间试图控制最高法院，破坏三权分力的制度，但谁能说他不是伟大的总统。当然，其他人没有罗斯福那么运气，他们随时可能被公众的怯懦与嫉妒所迫害。于是丘吉尔在而英国获胜后却被赶下了台；而尼克松会叫嚷道，是我让美国从越南撤军，与中国建交，你们却只记得水门事件；至于刚刚离任的克林顿呢，他会抱怨说，是他削减了庞大的赤字，促进了医疗、教育改革，促使了长达8年的经济繁荣，你们却只顾谈论那一次每个男人都会运用的谎言……全球化与互联网革命使得首席执行官们疲惫不堪。前者迫使公司与全世界的公司进行竞争，曾经的地域隔阂打破了，同行的概念被极大的延展开。而后者，大大降低了公司运作的基本成本，刺激了创新能力，那些聪明的小伙子凭借漂亮的创意与风险投资，不留情面地威胁着老牌公司的统治地位。就像全美最大的连锁书店邦诺集团的老板莱纳多・瑞吉尔所说，这是个多变的时代，一切都处于游戏状态中。今天，西装回潮了，从美国总统到新经济领袖拉里・埃利森甚至中国的网络公司的CEO，在露面时，都表现得一本正经。就像《经济学家》评论道的：“如果你想显示自己不仅仅是新经济的弄潮儿，那就赶快给自己准备一套时髦的三件套西装吧。”
20 世纪90年代出现于中国的小布尔乔亚们受惠于全球的市场经济与消费体系。这种称谓最初源于政治批判意识的延伸，但它这偶然间的谐噱却准确无比地触动了那些受过一定教育又有不错收入偶尔自命不凡的年轻人的神经。他们一直为自己的身份感而隐隐焦虑，他们希望与众不同，却又恐惧真正的惊世骇俗；他们热衷于物质，却要为一套夏奈尔而沉思再三；他们标榜有品位，却无法理解高级文化的内涵，当然也没有能力支付一场高级音乐会的门票；他们声称国际化，在宜家买灯、去星巴克喝咖啡、读《时代》杂志、看法国电影，却不了解国际化的真实意味……从卡夫卡到莱特曼，我们不断触及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主题――“人的思维”的技术化，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化的思考方式”比所谓的原子弹这样的技术产物的危害要恐怖得多。它使我们脱离生存的意义，让我们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在这样的循环中，人的思考能力像埃及奴隶的嗅觉一样失去意义。所以，我们会悲哀地看到技术越先进的时代，人们反而变得越忙碌与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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