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赛因·奥马尔来拉菲克·哈里里机场接机，举着印有我名字的A4纸站在出口等。我还没看清纸上的名字，他已经确定我是他要接的人，远远地向我挥手。他能说一点法语，不会英语，我们一路无话。国际到达出口处有个戴钢盔穿迷彩服的士兵，斜挎自动步枪，枪口朝下，此外不见更多军警。一个小女孩挣脱妈妈的臂抱奔向刚下飞机的爸爸，她手里牵着一丛红红绿绿的圣诞气球。
2023年圣诞节快到了。黎巴嫩是中东北非阿拉伯地区唯一拥有相当大比例基督徒人口的国家，1943年独立时基督徒占比甚至略超穆斯林，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设计。几百年来法国始终以大叙利亚地区（包含黎巴嫩）基督徒的保护者自居，这片土地在一战后由法国托管，当局划分黎巴嫩与叙利亚边界时小心翼翼地使黎巴嫩境内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人口大致对等，各占百分之四十几，这样便注定了黎巴嫩是个国土面积很小的国家，也埋下了日后族群冲突的隐患。尤其是，因为紧邻中东乱局的习惯性震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每当新一轮冲击波来袭，黎巴嫩总是首当其冲。眼下似乎又在逼近一个新的危难关头，加沙战事爆发已有两个月，我忐忑不安地跟踪了一段时间中东新闻，预估此行的危险性。主要信息源是贝鲁特出版的《东方日报》网络版，简单结论是：危险来自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与哈马斯站在同一阵线，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跨境袭击早已是一种常态，关键要看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这种常态是否升级。出发之际，两件事令我忧心，一是媒体披露哈马斯二号人物萨利赫·阿鲁里藏匿在黎巴嫩，二是以色列外长对真主党喊话：你们敢再乱来下场就跟哈马斯一样，我们有能力把贝鲁特变成加沙，复刻上一次对黎巴嫩的入侵。只要了解1982年和2006年黎巴嫩历史就会知道一旦以黎冲突升级会有多可怕，历史总在重复自己，接下来如果黎巴嫩再次变成一片火海我不会惊奇，不过同时也看到另外两个动向，让我觉得形势应该不至于恶化得那么快，或许此刻正是风暴前的平静：一是法国外长准备访问贝鲁特，无疑是斡旋调停来了，二是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后断航两个月的汉莎航空竟然悄悄恢复了法兰克福—贝鲁特航班，汉莎旗下的奥地利航空和瑞士航空也各有一两条贝鲁特航线同时复航。两件事发出一个积极信号，让我下决心推进黎巴嫩旅行计划，抓住风雨到来之前的窗口期赌一把。事实证明我多虑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直到我离开十多天后才小幅度升级，哈马斯二号人物元旦后在贝鲁特南部达希耶区被以色列无人机“定点清除”，说明我确实抓住了窗口期。达希耶是个令人警觉的地名，我知道那里是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区，真主党的势力范围。从机场进城的道路必经达希耶，为了安全，我提前联系司令饭店派车接机，以最直接的方式到达“司令”。
司令饭店的位置在逊尼派穆斯林集中的西贝鲁特哈姆拉区，离海五六百米。前段时间我在《湄公书评》上读到一篇老牌记者齐迈可（Mike Chinoy）的访谈，1983年贝鲁特恐袭他在现场，离死亡一步之遥，“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并包围了贝鲁特，然后，当以军撤出时，德鲁兹人和基督徒便恢复了互相的战斗，于是出现了所有人杀所有人的局面”。引起我注意的是齐迈可对司令饭店的回忆：“我住在司令饭店，这是贝鲁特外媒记者扎堆的大饭店，当时有个笑话：当你办理入住手续时，前台会问，你想住承受汽车炸弹的那一侧，还是想住承受炮弹袭击的另一侧？说真的，有些晚上我只能睡在浴缸里，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弹片击中。”我记得《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中东回忆录《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里也有差不多的描述，很快查到了：“那个服务台职员，他会询问登记的旅客是要一间面向东贝鲁特有炮弹射击那一侧的客房，还是要一间面向海洋平安一侧的客房”。另一处说：“战斗在郊区开始，远远传来隆隆的炮声，海啸般轰鸣着袭击市区中心。那天夜里我在康默多饭店躲在我的洗澡间里写我的纪实报道，用床垫子挡住炸飞的玻璃片。”恍然大悟，《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中译本里的康默多饭店和齐迈可访谈里的司令饭店是同一家，“康默多”是取了酒店法语名称Le Commodore Hotel的译音，订房软件上它叫“乐可摩德酒店”。在我看来，贝鲁特的任何一个景点、地标都不如司令饭店来得有趣。当然，点开“乐可摩德”页面按下“预订”按钮时，我对这家酒店并没有什么期待。不可能在酒吧间遇见弗里德曼写到的那只会逼真模仿从东贝鲁特飞来的炮弹啸声的鹦鹉，也不可能在大堂看到“万一旅馆外发生射击，管理方严格要求媒体记者不得拍摄”的告示。我迷恋的也许只是弗里德曼和齐迈可叙述中的怀旧语调，同时对战地记者这个物种怀有模糊的羡妒心。车里突然音乐大作，侯赛因一只手操控方向盘，另一只手拨弄着音乐播放器，一首幽怨的阿拉伯语流行歌曲唱了个开头就被他中断，换成一首烂俗的英文歌：“Say you, say me / Say it for always……”莱昂纳尔·里奇，1986或87。老歌总有一种魔力，能在一瞬间把人吸入它的时代，我好像看见十八九岁的自己走在大学校园里，在去教学二楼晚自习的路上，这个联想使我皱眉，不喜欢年轻时的自己。出机场，上高架路，天已黑透，看不清桥下的什叶派郊区达希耶是什么样。外面传来宣礼广播，干扰了车内的音乐。我看了看时间，傍晚五点五十七分，这是昏礼。如果宣礼声来自逊尼派的清真寺，这将是今天倒数第二次礼拜；如果它来自什叶派的清真寺，大概率是今天最后一次。侯赛因的曲库里一定有个英语怀旧金曲歌单，也有法语和阿语歌单，客人讲哪种语言他就播放哪种语言的歌曲。我想请他换回阿语歌，或至少把音量调小，却说不出口，只能被动地坐在后座忍受来自1980年代的连续袭击，一忽儿是威猛（“So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the way I danced with you”）一忽儿是皇后（“We will, we will rock you”）。然后，1980年代翻篇，1990年代登场。“And I ~~ I ~~ I will always love you~~”，惠特妮·休斯顿耸入云端的高音勾起我对新奥尔良的回忆，《保镖》是1992年公映的，我去美国读研的第二年。接着是席琳·迪翁（“And my heart will go on and on”），快进到1990年代中后期。我记得《泰坦尼克号》是1997年的片子，这个年份让我想起一个失联多年的朋友，96年我们在西雅图遇见，97年年底分别。说起来，我的贝鲁特情结还跟他有关。他叫马夏尔·卡拉迪斯，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二十八岁，他三十四，比我老好几岁，但不妨碍我私底下叫他小马。时间往回倒退十年，1986年黎巴嫩内战期间，二十四岁的小马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员，作为空降兵被派到黎巴嫩执行任务。他后来跟我说，贝鲁特就是他的成年礼。
进城后，侯赛因不断查看地图导航，似乎对西贝鲁特不熟。在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他鲁莽地一脚油门冲向前，却不得不在马路中央狠狠刹住——另一个方向同时杀过来一辆车，同样在快要跟我们的车相撞时来了个急刹车。侯赛因把头伸出窗外跟那个司机互相咒骂了两句，猛打方向盘从旁边绕开。这幕小戏剧很符合我对中东人的刻板印象，甚至觉得它像一个隐喻。有一年威尼斯电影节，在大影厅看了一部黎巴嫩参赛片《羞辱》红毯场，拍得不错，以内战后重建时期的贝鲁特作为背景，讲一个黎巴嫩马龙派基督徒和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因为一件小事引发纠纷，越闹越大，导致全国范围的暴力冲突。情节是虚构的，但很可信地透过一件个案折射出更大的画面。黎巴嫩因为地缘关系被迫卷入巴以冲突的无解局面，很让人同情，巴勒斯坦难民在黎巴嫩的悲惨处境我也有些了解，因此真正刷新认知的是片中那位暴躁的马龙派中年男子的视角，他对巴勒斯坦人的仇恨根植于一辈子都无法弥合的童年创伤：1976年1月，黎巴嫩内战初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他家乡，贝鲁特南部的达穆尔镇屠杀了大批基督教徒平民，包括他的家人。从外人角度冷眼旁观，我想说，做人太紧张了就容易陷入人际关系的困局，无论个人还是族群都一样。为什么绷得紧，也许可以归因于一神教。中东这片土壤竟能孕育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过于厉害了。列维-斯特劳斯分析过一神教信仰背景下的紧张心理，我很认同他的看法。我在司令饭店门前下车，打开车门时侯赛因说了句英语：“没有小费？”我意识到犯了个错误，尴尬地说：“太抱歉了，刚到黎巴嫩，还没来得及换钱，身上只有百元美钞……”他做出“算了”的表情，指指前面，示意我往前走。这才发现司令饭店大门锁闭，得往前几步，从一个小门进入。大堂灯光暗淡，除了一个前台工作人员，整个酒店像是空无一人。前台姑娘没有戴头巾，态度可亲，英语流利，放散出都市年轻女性落落大方的气场。我敢肯定1990年内战结束时她尚未出生，我没问她是否听说过那个新闻界的传说——从前入住这家酒店时前台会请客人在炮弹和炸弹之间二选一，只试探性提了一句：“这里好像住客不多？”她浅笑道：“现在是淡季。”客房布置得中规中矩，标准化的商务酒店样貌，门背后照例有火灾逃生须知，英阿双语对照。看来黎巴嫩和许多曾经通行法语的国家一样，法语在退场，让位给英语。阳台外的夜景却有些惊悚，我的房间正对着一座烂尾楼似的高层建筑，仅有光秃秃的框架，像一条鱼被吃净后只剩下鱼刺。旁边几栋高楼也破旧阴森得很，鬼楼一样，没有一个房间亮灯。我赶紧关闭阳台门，拉上帘子，这时听到远处有枪声。
1982年，托马斯·弗里德曼入住司令饭店的第一夜，街对面的枪战使他整夜无法合眼，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枪响。我分辨不出刚才听见的是枪声还是爆竹，零星几下，又复归平静。从19世纪以来，黎巴嫩民间一直拥有大量枪支。看过一篇报道，十一月初，以色列入侵加沙展开地面报复行动后，黎巴嫩真主党最高领袖哈桑·纳斯鲁拉在一个秘密地点通过视频连线发表反以演说，结束后，贝鲁特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区爆发出庆祝的枪声。听不清刚才的疑似枪声来自哪个方向，是南边吗？零点零一分，准备熄灯上床，灯却自己灭了，一秒钟后复又亮起。这是一次几乎察觉不到的断电，令我对司令饭店的强大供电能力有了认识。黎巴嫩电力危机已持续好几年，2016年国家电网供电能力仅达到需求量的百分之六十三，其后每况愈下，2020年8月，在新冠大流行、政府机能瘫痪、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几重打击之下，贝鲁特港区突发大爆炸，国家电力公司大楼被炸成了废墟。一年后，柴油严重短缺造成全国范围大电荒，国有发电厂已彻底发不出电。目前在贝鲁特，平均每天累计23小时都是停电状态——每天停电23小时！难以想象这种日子老百姓怎么过，除非付得起私人供电商提供的高价电。再看司令饭店，它像是艰难时世里的大户人家，竭力维持着连续不断供电的面子，但照明不足的大堂已经暴露出捉襟见肘的里子。司令饭店第一夜，睡眠很浅。天不亮时，外面响起传唤晨礼的声音，一个浑厚稳定的男中音透过广播传递安拉的讯息，我拿起手机看时间，四点五十九分。像这样渴睡却睡不着的“狗狼时分”，思维总是混乱跳跃。有一次小马跟我说，退伍快十年了，他仍然经常梦到自己在贝鲁特，手握武器坐在敞篷军车的车后斗，警惕扫视街面动静，梦的结尾总是一声爆炸，他听见自己大叫“Pietà！”。我说，Pietà不是米开朗基罗年轻时雕的那座大理石像的名称吗，圣母悲悼死去的耶稣。他说：“是的，Pietà用英语讲就是Pity——怜悯我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本能地呼喊这个词，其实与教会挂钩的一切都让我反感。”记不清上述对话发生在哪次见面时，上下文是什么。我们初次见面是在1996年3月或4月的一个星期五或是星期六晚上，在西雅图国会山上的“邻居”俱乐部。那天DJ主题是1980年代迪斯科，小马和我喝着啤酒聊天，音乐太吵，所谓的聊天等同于把嘴贴到对方耳边吼叫，吼累了他就拉我去舞池里“群魔乱舞”。这人烟瘾很大，而且只抽自己手卷的纸烟，永远只用一种荷兰产的烟丝和烟纸牌子。论身高长相，他普普通通，头发颜色说不好是脏金色还是脏栗色，总之毛色略“脏”，但他说英语时流露的法国口音很可爱，身上有一股室内停车场的气味，更有一种雷厉风行、稳准狠的军人作风。第二次见面，即使忘了日期也不难查到，因为那个日子在1990年代西雅图历史上留了一小笔。
1996年5月2日是个星期四，小马约我晚饭后在我租住的公寓附近一家音像店见面，我们挑了一卷录像带租回家看，具体是哪部电影，记不清了，其后一年多我们一起看了许多录像，从泰希内的《野芦苇》到王家卫的《重庆森林》，显然他和我一样是个影迷，但每次看录像都断断续续，隔不多久他就要按暂停键出去抽烟。那天晚上九点多，录像机暂停，他去门口抽烟，我去厨房开冰箱拿冷饮。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觉得站立不稳，天旋地转，眼前的一切都在摇晃，橱柜、冰箱、锅碗瓢盆，不是水平也不是上下，而是跟地面形成一个斜度，剧烈抽搐。有个人影冲了进来，小马拉起我的手拼命往外跑，我被他拖到小区草坪上，惊魂未定，但听懂了他气喘吁吁地重复的那个词：“地震！地震！”公寓房子之间的开阔地上聚拢了像我们一样慌慌张张跑出来的住户，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大家都很兴奋。震动持续了大约半分钟，静下来时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像做了一个梦。人们在户外继续待了几分钟，觉得没事了，各回各家察看屋里有什么损坏。我抽回被小马抓住的手，低头看到自己脚上只有袜子，没穿鞋子。上次在“邻居”夜店，他逗我：“你有二十八岁吗？我看你像二十五！”我看他满脸风霜的样子，回击道：“那么，你真的只有三十四岁？我看你像四十三！”这个人成功地激发出我体内的孩子气，和他在一起我有一种被注视、被保护的感觉。后来知道了，那场地震，震中在西雅图东北方向约二十英里处，里氏五点三级。虽然不很强烈，但它是我此生遭遇的第一次地震，也是西雅图三十多年来最强的一次。华盛顿大学地震学实验室协调员比尔·斯蒂尔把这次地震描述为“喀斯喀特山麓的一次地壳浅层地震”，幸运的是震中不在任何活火山附近。哎！说起喀斯喀特山脉，我不禁感叹，西雅图东边那一连串雄伟雪山，不久后我将和小马多次飞临，从低空俯瞰它，在运动中审视它。不过，1996年5月2日，我还无法预见那种幸福，只知道小马是个见习飞行员，在波音公司附近的飞行学校进修。我后来明白了小马身上的停车场气味究竟是什么：它来自机库、机坪、驾驶舱、模拟舱，是航空机械气味的综合，含有一种令我向往的介于蓝领和高级技师之间的工业气息。20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里波音始终是西雅图的巨无霸公司，据说本地居民每六人就有一个在职业上与波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也有一说是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1990年代，微软成为西雅图引以为傲的小巨头，当时另一个都市传说是，每六名微软员工里就有一个百万富翁，当然这是说“纸上身价”，即股份估值。我和小马在西雅图的社会身份刚好呼应了这个城市的两个重要方面，他做的事与飞机有关，我做的事与软件有关。只不过，我供职的公司不是微软那种大厂，小马的工作也并非与波音公司直接挂钩，再加上我俩都不是美国人，因此我们在西雅图的生存都带有一些边缘性和悬浮感。
2011年，我在广州给一本现已不存在的旅行杂志当编辑。这本月刊，每期卷首都有两个固定小栏目，分别叫“偶遇”和“我来到你的城市”。同题作文请不同的作者写了一遍又一遍，像主题与变奏曲，仿佛可以永远不停地变奏下去，杂志也可以一期接一期出下去。怎能料到，2011年距离我职业生涯的终点只剩两年时间，更想不到纸媒时代转眼已是日薄西山，我这一代媒体人好像坐在泰坦尼克号上，浑然不觉冰山在迫近。如果现在让我来写这两篇小作文，“偶遇”可以写写1996年的西雅图，“我来到你的城市”就写2023年的贝鲁特。一个太平洋港，一个地中海港，中间隔着二十几年辛苦路。我认定贝鲁特是小马的城市，不只因为认识的人里面他是最早到过贝鲁特的，更因为他在贝鲁特有过出生入死的经历。他所在的部队空降猎兵第九团（9e régiment de chasseurs parachutistes）是法兰西空军的一支精英部队，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但其前身步兵第九团（9e régiment d'infanterie）历史悠久得多，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旧王权时代，始创于1616年，玛丽·德·美第奇王后摄政时期。很多年前，我在《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里读到有关法国维和部队的描述：“被太阳晒黑的法国外籍兵团的士兵，全都戴着反光墨镜，穿着干净的卡其布军服，袖子卷起来露出臂膀上鼓鼓的肌肉”，立刻激活我对旧照片上小马的回忆。他和三个战友站成一排合影，四个青春逼人的小伞兵，肩扛武器，戴墨镜，光着头，没戴法国海外兵团的那种红色贝雷帽，他们的卡其布军装已经不再簇新，沾染了中东战地的尘土。弗里德曼之所以那样描写，是为了把法国维和部队与巴勒斯坦游击队作对比。一边是酷帅的法国兵，另一边是“穿着破烂，也许几个星期没洗过澡了，多数戴着不同式样的钢盔，军服褴褛”。1982年6月到8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包围了巴解组织总部所在的西贝鲁特，巴勒斯坦游击队根本不是以军对手，最终阿拉法特被迫把他的武装力量撤出黎巴嫩，此后贝鲁特的和平秩序将由法、意、美防暴部队负责维持。弗里德曼赶到码头时，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正要离开，法国军人刚刚抵达，两支部队形象反差剧烈，刚好被弗里德曼看在眼里。继法国维和部队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维和部队也进驻贝鲁特。齐迈可访谈里提到的1983年贝鲁特恐袭指的是伊斯兰圣战者针对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法国驻军宿舍楼的自杀袭击，一枚卡车炸弹造成法军空降猎兵第一团和第九团五十八名官兵死亡，这是自1960年代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以来法国蒙受的最严重的一次军事损失，贝鲁特给天真的西方人狠狠上了一课，迫使多国部队在1984年撤出黎巴嫩。法兰西空降猎兵第九团重返黎巴嫩是在两年后的1986年，二十四岁的小马随军登陆贝鲁特。这一次，空降猎兵第九团被编入联合国领导的多国维和部队战斗特遣队，在贝鲁特与各派武装民兵多次交锋。1986年的贝鲁特已经陷入齐迈可形容的“所有人杀所有人的局面”，在穆斯林聚居区西贝鲁特，持同样宗教信仰的几股穆斯林民兵为争夺对西贝鲁特的控制权爆发混战，史称“旗帜之战”。我曾经问小马：“在黎巴嫩，以及后来在中非共和国执行任务时，你有没有杀过人？”他摇头：“我们的任务是维持和平，我永远、永远不会杀任何一个人。”
从九楼阳台看出去，白天的西贝鲁特不再惊悚，地中海的阳光是慷慨的，对地表的一切都一视同仁，连烂尾楼也像被金手指点过一样通体放光。我身在其中的这座酒店只是它曾经的自己的“转世”版本。1987年，在西贝鲁特的一次敌对民兵组织（德鲁兹派和什叶派，以前曾是盟友）之间的激战中，司令饭店损毁严重，那只与香奈儿同名被各国记者唤作“可可”的鹦鹉在这次战斗中不知所踪。一年后，司令饭店永久关闭，直到内战结束，贝鲁特开始战后重建，它才得到复活的机会。2002年，新投资者收购了这家酒店，拆除重建，成为今天的模样。老照片上的司令饭店是一座八层高的建筑，而此时我住在九楼（按中国习惯讲应该是第十层），相当于悬浮在被拆除的旧司令饭店上空，这个想象有点超现实。事实上，司令饭店在1987年遭受重创前就已经走向衰落。从1984年起，层出不穷的外国记者被绑架事件成了驻扎在司令饭店的记者们的关注焦点，这听上去有些讽刺，但事实就是这样：新闻工作者竟然上了头条新闻。内战进行到这个阶段，留在黎巴嫩的外国人几乎只剩下记者，于是他们被视为潜在的人质。其中被囚禁最久的一位是美联社驻中东首席记者特里·安德森，1985年1月遭绑架，1991年12月才放出来。在这个背景下，司令饭店的记者人数急剧减少，“战地记者大饭店”盛况不再。司令饭店的全盛时期是在1982年夏天，以色列对西贝鲁特长达73天的围困期间，外国记者蜂拥而入，因为司令饭店是报道围城最安全的基地，通讯设备齐全可靠，距离前线也很近。法新社驻贝鲁特摄影记者拉姆齐·海达尔形容司令饭店“像一个蜂巢”，记者们每天从这里出发，像工蜂采蜜一样四处寻找故事和图片，采到“蜜”后回巢埋头写稿，然后将图文发送给国外新闻机构。及时发稿的重要性，每个媒体人都懂。我这个三脚猫记者的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采访突发事件是在2004年年底，报社派我到普吉岛做南亚海啸报道。抵达时已近黄昏，抓紧时间看了灾后现场，总部那边已经在等米下锅，当晚要排版。因为那是一份周报，出差日期不巧卡在出报日前一天，错过当日发稿就只能再等七天。根本没工夫坐下来写（而且泰国与中国还有时差，可支配时间无形中又减少一小时），只好改用口述方式与总部一位同事连线，我在头脑中组织语言打腹稿，然后拨通电话，我讲述他记录，算是发出了这篇十万火急的稿子。比起我，1982年8月在贝鲁特报道以军围城、巴解撤离大结局的弗里德曼就没有那么幸运，为了记录这个“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的大事件，他在贝鲁特苦熬了三个月，只等巴解组织正式撤军就可以动笔。“我竭尽一个记者的全力写呀，写呀，深信自己这篇文章将是一段重要历史的一小部分。而其后呢，我作为一个记者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我刚用打字机打完我的文章，西贝鲁特与外部世界的通讯网络全部瘫痪了。”那个夏天贝鲁特仅有的一次通讯故障被他不幸碰上，他在司令饭店的电传机旁守了一个通宵，万一线路恢复，就马上把写完的报道传给《纽约时报》。可是线路始终没通，截稿期错过了，稿子只能作废。“这篇文章至今还保留在鞋盒子里，但重要的是，我有这段经历，比其他发黄的剪报我更珍惜它。”
弗里德曼说：“每一场战争必有一个专属于它的旅馆，而黎巴嫩战争拥有司令饭店。它是疯狂海洋中的一座荒唐小岛。”有几十年战地报道经验的老记者休·格林威曾为《华盛顿邮报》和《波士顿环球报》工作，他也认为司令饭店是典型的战时酒店，但它只是历史上众多战争酒店中的一个：“从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到21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在大多数战争中，酒店似乎都为一群试图应对外面悲剧的人物提供了舞台。”弗里德曼说司令饭店是疯狂海洋中的荒唐小岛，若把海洋换成“悲剧”，小岛换成“舞台”，就变成了格林威的说法。战争越激烈，旅馆生意就越火爆。有一次，司令饭店客满了，格林威试图和已经住进司令饭店的一个记者朋友同睡一间房，后者把床让给了格林威，却强调说床底下是专为自己保留的。每一家战争酒店背后都有一个传奇的经营者。不管外面战斗如何激烈，司令饭店的老板优素福·纳扎勒都能通过贿赂设法维持酒店内的国际电传和电话线从不中断，甚至派人冒生命危险越过火线潜入东贝鲁特的国家邮政总局，把黎巴嫩总理的电传专线拔掉，接上司令饭店的线。这位巴勒斯坦基督徒既不在意政治也不爱惜生命，他喜欢做的事就是在记者截稿时间坐到大堂里那个硬邦邦的蓝皮沙发上倾听所有电传机同时发出嗡嗡声——收费标准是每台机器每分钟二十五美元，那嗡鸣声无异于钱的响声。有一次，纳扎勒悄悄溜到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身后对正在发稿的他说：“汤姆，小伙儿，有些人专注于谋生，有些人专注于杀戮。”司令饭店的洗衣房也成为传奇。记者退房时会收到一叠住宿期间签单的票据，司令饭店的熟客都深谙其中潜规则，只要跟工作人员提出将账单按洗衣费用结算，对方就会心照不宣收走票据，换成总额不变但张数略少的一叠。诀窍在于，消失的票据都是酒吧账单，它们已经悄悄地被并入房客的住宿账单、餐厅账单、甚至真正的洗衣账单中，这些费用将由记者供职的新闻机构作为差旅费报销，而不会作为酒吧消费由记者个人支付。我相信，在一个嗜血的地方工作，人会变得嗜酒成性。有一次，我和摄影师乌尔夫·斯凡纳去乌克兰采访切尔诺贝利，不是突发新闻更不是战地报道，但因为那是历史上的一次大灾难，完工后回到基辅，两人都有些低落。第二天乌尔夫先离开酒店赶早班飞机，我结账时发现这家伙把他房间冰箱迷你吧里的啤酒和小瓶烈酒喝掉了一大半，只能由我苦笑着替他垫付。基辅那家酒店有洗衣房，但怎能指望它复制当年司令饭店对记者的优待福利？司令饭店管理层深知酒精是记者的刚需，酒吧里的酒总是很充足，这对于一家位于穆斯林聚居区的战时酒店来说并不容易做到。偶尔，驻店记者们也会穿越东西区之间的封锁线（叫做“绿线”）到基督徒占多数的东贝鲁特弄来酒水，补充供给。弗里德曼说，他的全部战时经验中，最恐怖的事情不是目击死亡或绑架，而是跟酒有关，而且就发生在司令饭店内。“旗帜之战”中，德鲁兹派和什叶派阿迈勒民兵组织夺得西贝鲁特控制权后第二天，他看见一个真主党民兵闯进司令饭店。“一个高个子、身体强壮的什叶派民兵，长着黑色的络腮胡子，眼里闪烁着狂暴的目光，手里握着一支M-16步枪，直奔酒吧而来。”显然他不是要去喝酒，而是冷静地举起枪托把所有酒瓶酒杯逐个砸烂，砸完便昂然离去，身后留下地板上的一滩滩酒液和一群惊呆了的记者。这个事件之所以恐怖，是因为它让外媒记者初次领教了新崛起的什叶派真主党的冷酷，那个枪手用枪托无情捣碎的仿佛不是酒瓶，而是贝鲁特长久以来伪装得很好的假面——世俗化的假象。
下午五点左右，我发现自己在海滩边看四个贝鲁特人打球看得入了迷，然后意识到我不是在看球，而是在看这些男人裸露的身体。地中海边有一小段贝鲁特版“肌肉海滩”，无疑是这个城市坚持走世俗化路线的一扇橱窗，在真主党这种意识形态亲伊朗的激进派看来肯定非常刺眼和邪恶，就像司令饭店的酒吧一样邪恶。放眼整个中东北非阿拉伯地区，除了贝鲁特还有哪个地方的男性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只穿一条那么短的短裤？以哈战争背景下，支持哈马斯的人们应该很清楚他们是在支持什么。几年前有一部黎巴嫩电影《烈士》，是极少见的探讨男体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作品，讲一个苦闷的穆斯林男青年，平日最喜欢做的事是和同伴去海边玩，有一次悬崖跳水，不幸身亡。也许是意外，也许是自杀，影片略过不谈，只把镜头聚焦在男子的胴体，讨论身体与水的关系：拍他长时间淋浴和跳水入海的身姿，拍他溺死后同伴打捞遗体的过程，以及下葬前亲人为他洁净身体的冗长仪式。“烈士”这个词在伊斯兰教义里有特殊含义，我曾在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看到许多宋元回墓碑刻，客死泉州的波斯、阿拉伯人墓碑上几乎无一例外写着“死于异乡者即为烈士”。其实，《烈士》里那个死于非命的贝鲁特人的生命轨迹也存在另一种可能，电影里有隐晦表达：像他这样前途迷茫、自我认知也迷茫的男青年，有可能被宗教极端势力引诱，走上另一条“烈士”道路。然而他选择了水，以几近裸体的姿态被水体怀抱着赴死，可以说是殉“美”而亡。贝鲁特的女人也是中东一景，特别是滨海路上，据说经常有穿比基尼运动装跑步的美女，我没看见，只见到黑袍妇女当中有几个穿背心、热裤戴大耳机做运动的年轻女子，打扮和做派都很西化。想当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盘踞贝鲁特西区的年代，阿拉法特成了西贝鲁特事实上的市长，在流亡中维持着他一贯的奢侈生活方式，但弗里德曼还是写了一句正面评价送给他：“值得称道的是，他保持该地区的相对开放和西方化。”战争期间，巴解组织官员们住在西贝鲁特的一座豪华饭店，附有一个植物园，门厅里满是开着屏走来走去的孔雀。菲利普·曼塞尔在《黎凡特》里写过，即使在内战年代，贝鲁特也比阿拉伯世界任何地方都更能闻到自由的芳香。1979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十六岁到二十二岁的“AK-47自动步枪一代”里百分之七十六的男性与百分之二十一的女性已经有过性经验，而且穆斯林与基督徒在这方面没有差别。有些贝鲁特的同性恋男子谈起战争年代，认为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没有什么能比跟民兵男子近身肉搏更刺激的了。同理，有些贝鲁特女子喜欢夜间去报馆物色血气方刚的年轻男记者，时事的激荡似乎有助于放大享乐的欲望。文化人类学者索菲安·梅拉贝特在《酷儿城贝鲁特》里也说，城市陷入混乱的日子里，西贝鲁特的夜生活愈加狂放，战争使得一切形式的人际关系皆成为可能。但是，不加约束的自由无法延续到战后，昔日哈姆拉街及滨海大道上那几家史诗级的夜总会如今一个个都消失了，几乎被人彻底遗忘。我问过小马，派驻贝鲁特期间有过什么样的性冒险，不料他面露窘色说，1986年他还躲在柜里，胆小又压抑。接着说了一些他后来在中非共和国执行任务时与当地黑人女性上床的荒唐事，听得我瞠目结舌。我们一样是晚熟的人，虚度了不知多少年时光陷在“寂寞之井”（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小说题目）中琢磨自己，像柯嘉智的《答问》里那个未到青春期就已习惯独处的男生，长久沉湎于镜中世界，惊异于自己通向成年路上不断蜕变的皮囊和灵魂。我庆幸能在二十八岁时遇到比我大六岁的小马，他像一个兄长，走在我前头，让我知道这条路上我不是一个人。
2018年，离开西雅图二十年后，我首次重返，第一波感受是近乡情怯，第二波是：这座城里少了一个人。虽然我和小马都只是西雅图的过客，但是当我走在第一山和国会山的斜坡道上时，总觉得像在赴一场约，他从另一个方向走来，我们将在同一个地点会合——去“邻居”蹦迪，或去“埃利奥特湾”看看最近出了什么新书。我会在人群中找到他，正如他会在人群中找到我。像是睡了二十年，一觉醒来，人、城俱老，这个城市形状还在，面目全非。或许当年并不真正认识它的面目，那时候的我是郊区人、汽车人，不曾用双脚仔细走过它的街道，结果是，我对西雅图的熟悉程度远不如后来放弃开车只用走路和乘公交方式相处的旧金山。再加上西雅图地形与旧金山有相似之处，也许后来居上的旧金山印象覆盖了一部分西雅图。直到在优年湖坐上水上飞机，滑行湖面后升到天上，从半空反观西雅图，才发现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我在笔记里写：优年湖通过漕运运河与西北方向的普吉特湾、太平洋相连，同时又与东边的大淡水湖华盛顿湖连通。优年湖北岸那一丛史前废墟似的工业遗址是上世纪50年代利用废弃煤气厂设施改造的瓦斯公园，视线掠过它，瞥见北边的翠湖，西雅图的又一个淡水湖。我试图辨认优年湖东岸通向华盛顿大学的那座大学桥，以及更远处横越华盛顿湖的九十号高速公路桥，二十多年前我曾在湖东岸的卫星城贝乐芙生活，无数次开车穿过这些桥，几乎是“上辈子”的记忆了。1990年代后期“Dot-com”产业风起云涌的时代，我的职业身份是软件工程师，与比尔·盖茨同为西雅图郊区居民，盖茨的六千平米高科技豪宅位于湖岸边最佳位置，我的住所还要再往东几英里。
俯瞰角度之所以熟悉，是因为我坐过好几次小马驾驶舱的副机长位，从城南波音机场（国际航协代码BFI）起飞，饱览西雅图及周边山水胜景。和飞行员交朋友的福利不就是可以坐副机长位上天遨游么，我记得他通过考核那天，电话里抑制不住兴奋：“我可以单飞了！”然后发来邀请：“那么，你想不想和我一起飞？”飞行是他的梦。当过多年伞兵后，他渴望成为飞行员。脱下军装回到巴黎南边250公里的家乡图尔，他用退役金加积蓄经营一间洗衣店，勤工俭学——一边参加飞行训练，一边学英文、德文和西班牙文。黎巴嫩和中非开阔了他的视界，飞行梦之外，还有一个去远方的梦。几年后，小马有了自己的单引擎螺旋桨小飞机，机型和电影《追捕》里杜丘驾机逃亡开的那架飞机相同，塞斯纳一七二型，别名“天鹰”。又过了三年，他把飞机转手，转攻商业飞行，目标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航空公司。他为此来了西雅图，因为波音在这里。当年的西雅图是个活力四射的年轻城市，但不过分年轻，城市性格已基本成型。1995年我从学校毕业迁来这里时，涅槃乐队的主唱科特·柯本已经在一年前自杀。他的过早死亡，终结了西雅图青年文化（或者应该说是“反文化”）狂飙突进的年代。柯本生前是“垃圾摇滚”领军人物，这个西雅图原生的音乐类型糅合了重金属和朋克摇滚，一度风靡全美，被认为是1990年代西雅图除微软和星巴克之外最成功的文化输出。
我在贝乐芙租住的小公寓里永远乱堆着书报和唱片——桌上、墙角、床边，堆积如山，摇摇欲坠。那几年，我固定订阅《新民晚报》繁体字海外版（洛杉矶印刷，寄到西雅图时不再是“新闻纸”了，但仅过时几天，尚可一读），目的是让自己跟上上海的发展，可惜报上很多内容看不懂。本地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于我更亲近，尤其是副刊。两种固定阅读的中文杂志是北京的《读书》和香港的《明报月刊》，前者可以在国际区（西雅图唐人街的官方名称）买到，标价四美元（原价四元五角人民币），后者图书馆有，每次借到新刊总是先找新井一二三的文章一睹为快。本地出版两种主流英文报纸，《西雅图邮讯报》是晨报，《西雅图时报》是晚报，我偶尔看看，另一种非主流小报《陌生人》却一期不落，最喜欢看丹·萨维奇的辛辣性爱专栏“Savage Love”，作者姓氏Savage嵌进专栏名，获得一语双关的效果。小马惊诧于我这个食字兽胃口之巨，担心终有一天我会被书山压倒活埋，他建议我在家徒四壁的公寓里添个书柜，我只好说，大部分书刊、CD和录影带都是从公共图书馆借的，始终在流动，不会越积越多。这是实话。因为他跟我讲黎巴嫩战争，我借来了弗里德曼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又因为他跟我讲中非，我借来了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从此迷上康拉德的小说世界。作为一个长期缺失人文教育的理科生，我只有在脱离学校、开始朝九晚五工作之后才有余暇补习高中生、大学生的文科读物，不管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我没跟小马讲，读书，尤其是读闲书，是我抵挡现实的主要方法。大多数人熬过寒窗找到稳定工作后都觉得人生迈进了新阶段，安逸富足的中产前景徐徐展开，下一步就是谋求一张绿卡。我却丝毫没有积极性，隐隐预感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正朝我逼近，仿佛体内有个沉睡多年的生物在慢慢苏醒，像亨利·詹姆斯小说里写的“丛林野兽”，令我万分恐惧。只有一次，我在小马面前没能掩饰住自己内心的脆弱不堪。我们聊到图尔，他说他家房子很大，妈妈做的饭菜很好吃，他想带我去法国认识他的家乡——“不要住旅馆，就住我家里。”可是他忽然犯愁了：“我该怎么跟妈妈介绍咱俩的关系呢？”这时他发现我在流泪，惊恐地问我怎么了，是不是他说错了什么冒犯到我。我很快恢复平静，尽量轻描淡写地告诉他我在想我妈妈，她几年前已经在上海过世。他不再说话，只是紧紧抱住我。2004年春天，我去卢瓦河谷旅行，有一站是图尔。小马已经和我失去联络，有一瞬间我很犹豫要不要找来当地电话黄页翻到头文字C查小马的姓氏卡拉迪斯，一个个号码试着拨，没准能碰上他的兄弟姐妹，甚至可能他本人就在电话簿上。这个荒唐的想法一冒出来就被我压制。图尔跟我想象中样子不同，灰暗冷硬，一座石砌的古城。原本的想象大概是这样一组蒙太奇：卢瓦河，河滩绿茵，一座大房子，草地上的露天晚餐——长桌，洁白的桌布，夕阳柔美，笑语晏晏，小马的妈妈在往每个人杯里倒酒。
康拉德小说《金箭》前言里有句名言：“In plucking the fruit of memory one runs the risk of spoiling its bloom”。董桥在《流言》中曾引用这个句子并加以引申：“Joseph Conrad劝人不要乱采记忆的果实，怕的是弄伤满树的繁花。我也担心有些记忆深刻得像石碑，一生都在；有些记忆缥缈得像湮水，似有似无；另一些记忆却全凭主观意愿装点，近乎杜撰，弄得真实死得冤枉、想象活得自在。而真正让生命丰美的，往往竟是遗忘了的前尘影事。那是潜藏在心田深处的老根，忘了浇水也不会干枯。”有关小马的记忆应该归入哪一类？回望96、97年，多少回忆已化为缥缈湮水，恨不能穿越回当时当地，好比快速“Rewind”录像带，倒回某个点，按下“Play”键重演一遍。也有“深刻得像石碑”一样的记忆，永远在那里，无论岁月的齿轮如何辗轧都无损于它。比如1997年的几次飞行：在雷尼尔峰永久积雪的火山口上空盘绕，以及三次向东飞越喀斯喀特山脉，其中两次是去华盛顿州东北部与加拿大接壤的淘金城（机场很小，竟然无国际航协代码，叫多萝西·斯科特机场），一次是去华盛顿州东部城市亚基马（国际航协代码YKM）——雷蒙德·卡佛的地界，美西北小城中的文学重镇。小马驾驶的是螺旋桨飞机或直升机，飞行体验同马克·凡霍纳克在《长空飞渡》里讲述的很不一样，因为我们飞越的空间尺度远不及大型喷气式飞机，更贴近大地，或许比较接近圣-埃克苏佩里的飞行体验。《长空飞渡》里提到，小型飞机航程短，飞到终点时往往还没有脱离原来熟知的那个世界，变化不大。但对我来说，幸而西雅图本身拥有戏剧性的地貌——多样化的水域和喀斯喀特山脉，短途飞行已足够丰富多彩。无法细述低空飞临雪山的感受，我只觉得词穷。应该交给更有文学天赋的人去描写，比方说，凯伦·布里克森。可是她也在《走出非洲》里感叹“关于飞行的体验，我们的语言缺乏合适的词汇”。《小王子》和《夜航》的作者替飞行爱好者们说出了真相：“我爱飞行，是因为它能让心灵免受微不足道的琐事压迫。”飞行员们在云端上体悟到这种自由和美，传递给乘客，就成为一份珍贵的馈赠。20世纪20年代，它经由丹尼斯·芬奇·哈顿在非洲高原上空转赠给凯伦·布里克森；20世纪90年代，它经由小马在喀斯喀特山脉上空转赠给我。最后一次与他同飞，是1997年10月21日下午，我们在淘金城见过小马的加拿大朋友比尔一家后飞回西雅图。我能准确记得这个日期，是因为那天在飞机上拍的胶卷洗出来后发现照片一角印着年月日。我通常会把相机上的日期按钮关掉，唯独那一卷胶卷例外，大概是手误。在淘金城，小马告诉我和比尔他的培训期快要结束了，已决定放弃去第三世界国家航司谋职的计划，先申请了一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赈灾项目，接着可能去南美洲。之前我跟他说过我的计划是97年底、98年初搬去旧金山。我们清楚知道两人在西雅图都待不长，但想不到分别来得这样快。在波音机场着陆，停好飞机，走到停车场，我开车，准备找个地方一起吃晚饭。忽然置身于五号高速公路川流不息的车流中间，我们沉默不语。一小时前还在云端梦游，此时重返地面，像是隔了几光年。下高速后，车子爬上国会山，我对小马说，吃饭之前，我想带他去一个地方，我在西雅图的秘密花园。说出来根本不是什么秘密——尽人皆知的李小龙墓。说它秘密，只因为以前每次去，整座墓园恰巧都是空无一人，我开着车在弯道上缓慢移动，找到李家父子墓，把车停在路边，一个人下到草地上走近墓碑，在墓前石凳上坐下来发一会儿呆就离开。我对李没有特殊感情和兴趣，只当在西雅图偶遇而已，他死了，我还活着，把他当树洞他不会有意见。墓地就在国会山街区，叫湖景墓园，葬着许多19世纪西雅图建城初期的开拓者，包括众多共济会成员和华人。所谓湖景，意思是说从墓园的位置向下看，可以看见开阔的华盛顿湖。我们找到李小龙墓时，天色已暗，雨落了下来，每年10月到次年5月的漫长雨季已经开始。就是因为这绵长的令人郁闷的雨季，西雅图人嗜咖啡如命，抑郁者也多。在冬季日照最短的几个月，每个湿漉漉的工作日，上班都需要勇气，因为出门时天还没亮，下班时天又黑了，而我的办公室没有窗。不过，刚刚到来的这个新的雨季，我和小马都不会完整经历了，他要去热带，我要搬去阳光充足的加利福尼亚，藉此摆脱传染性强的西雅图忧郁征候群。我跟小马说，李小龙墓碑旁边他儿子李国豪墓碑上刻的字值得一读。借着暗淡天光，我们在那块黑色墓碑前蹲下，用手抹去石面上的雨水，只能识别出一半多词句。我懒得去车里拿手电筒，两人待了几分钟就回到车里。发动汽车时，听见小马说：“我觉得你像一个湖，藏在山里面的一个湖。”又说：“认识你多不容易啊，需要跋山涉水，走很多路，穿过森林，跋山涉水，又穿过森林……突然！一个湖！其实你一点都不复杂，就像一个湖。”我说：“是我们今天飞过的那个湖吗？哪里需要跋山涉水了，你不是轻轻松松飞过去了吗？”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不，我没工夫怀念它。98年推进到第二个月，我才手忙脚乱了结完在西雅图最后的日子里需要了结的事情，租了一个运货小拖斗，开车南下，将一拖斗的零碎家当拉到旧金山。1997年最让我怀念的就是小马带我在天上飞的时光，其余皆不足道，尽是焦虑和沮丧。不敢往回看，仿佛只要一回头，身后的西雅图就会秒变废墟。也不敢往前看，因为我知道潜伏已久的“丛林野兽”在前方等我——用科学的名称定义它，大概就叫抑郁症。这件事放长远看，又不乏喜剧感：有谁像我这般猴急，赶在三十岁到来之前拥抱中年危机的？渡过这一劫，四十、五十就好像有了抗体。我跟小马相识之初，西雅图遭遇三十年来最强地震，我也面临从身份到职业等一连串个人重大选择上的“地震”。这是一个人的战争，心力交瘁，我小心掩藏，不与任何人分享，包括小马。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前，96年7月4日独立日假期，闲得发慌，我突然想写点什么，便开车直奔公司，打开电脑上的“南极星”中文编辑器，写了此生第一个“帖子”发到A.C.T.新闻组。它是一篇游记，回忆几年前暑假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偷渡”越境的往事。为了发帖，我注册了一个网名叫“赋格”，取其“离开”、“逃遁”之意，如Fugitive、Refugee、Subterfuge等英文词语共有的词根“Fug”所指向的意涵。潜意识里，匿名上网涂鸦和读书一样都是我企图逃离日常的无奈之举，是旅行的替代品，因此我写的帖子大多围绕旅行。换了其他人，上网是为了消遣或与人交流，于我则是国文课，慢慢陷进去，直至不可收拾，导致职业道路发生突变，转向文字工作。很大程度上，从我这一代人往后，成年后的人生经验将由数字科技形塑。中文网络萌生于1990年代初，我从1994年开始大量浏览邮件列表和新闻组里以HZ码传输的汉字讯息，包括中文网刊，但用中文在电脑上写字，还要再等两年。人生多歧路，半途修改与世界所订契约的条款，必然是艰难的决定。做一名三流程序员好，还是做一名三流作家好？我选了后者，像跟梅菲斯特达成交易，拿灵魂作抵押。和小马分手后，我才认识到那一年半我们交往不深，其实我并不知道他的内心世界。他选择的路径总是充满转折，从战地到小城，再从小城洗衣店出逃，冲上云霄，去到第三世界参与公益慈善，这一步步选择都是怎么考虑的？有没有挣扎和抑郁的时候？害不害怕失败、贫困、生活无着？很遗憾，我是一个内向的湖，不是一条生动的河。当我不顾一切将事业清零，半路出家，自行摸索写作之路时，怎么没想到跟小马这个走在我前面的人谈一谈？至于他自己选择的路，我百分之百相信他是对的。相比体质介于粘液质和抑郁质之间的我，他有一个更坚实的世界，他是彻头彻尾的行动派。我没问他为什么放弃商业航司，突然改变志向去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相信他自有道理。上世纪末，商业飞行员年薪几十万美元，慈善组织一天只给二十美元生活补贴，此外分文不付，几乎是义务劳动。我到旧金山后，收到他从危地马拉的网吧发来的邮件（危地马拉？我查了地图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里），说他结束巴新的任务后，随一个天主教慈善机构去中南美贫困地区赈灾，口气就像在说他结束了黎巴嫩的任务，转战中非共和国。我不是很理解，小马曾说过平生最厌恶教会，为什么愿意这样？然而我也没有多想，他肯定自有道理。他的任务主要是为不通公路水路的灾区运送救济物资，再把病人抢送去医院。当地人不会讲西班牙语，因此他又突击学了一点玛雅方言。起初，人们十分害怕他和他的飞机，以为魔鬼降临，要把他们劫去月球，死活不肯上飞机。那些日日夜夜，小马身心交瘁，嗓子喊哑了，开飞机的时候差点能睡着。有一次，准备送一个病情严重的男孩时，遭到孩子全家竭力反对。他苦劝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与孩子父母达成古怪的协议──起飞前，用黑布蒙住男孩的眼睛，以免看见异象。飞机升空后，小马为男孩除去黑布，濒死的孩子有一双澄亮的眼睛。到医院后小马为孩子输了血，两天后再去探望，男孩已能说话，他对小马说：他不想死，要像叔叔一样能在天上飞。
万万想不到，在贝鲁特得知的唯一重大新闻竟是小马的死讯。法国驻外国大使埃莱娜·康威-穆雷于2013年5月18日在危地马拉发表关于法国和危地马拉关系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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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司法合作也十分密切。在这方面，我们特别注意确保在弗洛伦斯·德内夫勒和马夏尔·卡拉迪斯两起同胞被谋杀案中伸张正义，我曾有机会提请当局注意这两起案件。
已经不是新闻了。我在网上查到这份2013年的法国外交部公开声明，看到小马的名字，只觉得心往下沉。大概率不是同名同姓的其他人，这个名字跟危地马拉组合，恐怕没有第二人。我试着用翻译软件译成中文，虽然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法国驻外国大使”译得不对，康威-穆雷女士的身份是法国外交部负责海外法国公民事务的部长级官员），但意思大致不差：小马不在人世已有多年。他是被谋杀的，这个信息令我心情沉重。宁愿听说死因是由于飞机失事，这样他就能与早期航空史上那些如流星划过天空的飞行家们为伍，比如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和丹尼斯·芬奇·哈顿。进一步查到，死亡日期是2011年10月13日，50岁生日刚过不久。97年底、98年初他就去了危地马拉，2011年意外离世，人还在危地马拉，那些年他经历了什么？2003年左右，他就已经在我生活中消失。我用来与他联系的电子邮箱因为长久没有登录，后来再也无法登录，我觉得遗憾，但也无可奈何。我知道他在地球某个遥远角落，起飞降落，做着他喜欢做的事，便已足够。只是不知道他那边是否因为无法与我联系而焦虑不安。纷扰世途上，我俩本是两条道上的人，某一阶段有缘相遇，同行一程之后，继续各自前行。尽管失联了，但“相忘于江湖”也是好的，他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一个兄长式的形象，走在我前面，只是渐行渐远，看不见他的背影。而现在，这个人彻彻底底失踪了，像走进月球背面，永远留在那里，像飞机不幸坠毁，从雷达屏幕消失。我只是因为好奇心驱使搜索了一下他的名字，竟得到如此沉重的答案。李国豪墓碑上的字，正符合我此时心境。2018年重返西雅图，我又一次拜访自己年轻时的树洞，当天笔记如下：一路走去，沿途的一切都已陌生，西雅图一别二十年变得认不出来了，尤其是国会山一带。直到进了墓园才觉得一切都没变，除了过去这些年新添的死者使墓园变得拥挤了一些。很快找到刻着李小龙妻女名字的石凳，一个人坐着发了会儿呆，和从前一样。片刻，又来了一个人，中年白人，远看像M。我看向他，他也朝我看，显然这位也是来找李小龙的，可能是影迷或崇拜者。我起身看一眼李国豪墓碑上的字就离开了：“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亡何时来临，我们才会以为生命是一口永不干涸的井……”
年轻时，没读过保罗·鲍尔斯的《遮蔽的天空》也没看过贝托鲁奇执导的同名电影，每次细读李国豪墓碑上的文字，只觉得动人，但不知道它的出处。直到2018年重访，我才认出来那是小说里的句子。Because we don't know when we will die, we get to think of life as an inexhaustible well. And yet everything happens only a certain number of times, and a very small number, really. How many more times will you remember a certain afternoon of your childhood, an afternoon that is so deeply a part of your being that you can't even conceive of your life without it? Perhaps four, or five times more? Perhaps not even that. How many more times will you watch the full moon rise? Perhaps twenty. And yet it all seems limitless..（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亡何时来临，我们才会以为生命是一口永不干涸的井。然而每件事情都只会发生一个特定的次数，一个很少的次数，真的。你还会想起多少次童年的那个特定的下午，那个已经深深成为你生命一部分、没有它你便无法想象自己人生的下午？也许还有四五次。也许更少。你还会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也许二十次。然而我们却总觉得这些都是无穷的……）
1990年的电影《遮蔽的天空》结尾处，导演请年迈的保罗·鲍尔斯亲自出镜，演自己，坐在北非的咖啡馆等他笔下的女主角出现。画外响起鲍尔斯本人朗读“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亡何时来临……”这段文字的声音，音轨上是坂本龙一的配乐。这段文字令人一见难忘，据说李国豪生前非常喜欢，因此他死后李家人将它刻在了墓碑上。坂本龙一自传的标题“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也引用了其中一句。按我的理解，李小龙和李国豪都死得过早，而且父子俩双双死于意外（也许是谋杀），那么，李国豪之所以喜欢《遮蔽的天空》里这段感慨生命无常的文字，很可能是有感于父亲的身世，岂料同样的命运也降落到儿子头上，像一个“家族诅咒”，使鲍尔斯的文字读来格外令人唏嘘。小马离开西雅图前把他的拉毛面料红黑格纹羊毛夹克给了我，他说要去热带了，以后再也用不着这件厚衣服。20世纪60年代西部乡村风格的设计，有一种大大咧咧、土里土气的美国大男孩性格，与小马的军人气质不很搭调，与我这个东亚面孔更是难以匹配，但也没什么。二十几年了，我一直留着它，每次搬家都舍不得扔，冬天偶尔穿，非常温暖。这件外套我穿在身上嫌太大，像短大衣，但这样也好，每次都提醒我那是小马的身材。一想到这件本属于他的衣服和他相处的时间不过一两年，在我身边的时间却超过了二十年，总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曾经在网上查找过他在法国时拥有的那架塞斯纳飞机，发现小马脱手后它又被转手两次，一些部件也被新主人更换了。有一次，聊起各自喜欢的电影有哪些，他提到勒鲁什导演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没有看过这部1960年代的法国片，市面上也找不到录像带，从此留了个心。多年后，大概在2010年，终于得见此片，两个演员非常迷人，整部电影充满了温柔又伤感的情绪，我有些明白小马为什么喜欢它：男主角是一名赛车手，而女主角已故的前夫是特技演员，两个男人都从事着高危职业，或许正是这一点让小马有共鸣。他刚通过飞行考核那天，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飞，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压根没有多想坐他的飞机有没有危险性。也许，自从1996年5月2日太平洋板块与北美板块突发碰撞，他冲进来救我那一刻开始，我就对他有了一百个放心。第一次坐上他驾驶的直升飞机，升空后他要我感受一下操纵杆，我接得不稳，飞机一个趔趄，他迅速握牢，说：“很好，你也开过飞机了。”被清真寺召唤晨礼的广播惊醒后再也无法入睡的拂晓时分，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一些彼此没有关联的往事零零星星从记忆深处浮现。我想我必须接受他被谋杀致死这个事实，就像早已接受现实中许多重要关头都是反高潮一样。我认定贝鲁特是小马的城市，这座城仿佛到处都有他的影子，像《恶之花》里的巴黎，“幽灵在大白天里拉行人的衣袖”。我希望能借他的眼神认识贝鲁特，但实际上只能借助同时期在另一条战线战斗过的弗里德曼、格林威、齐迈可们对1980年代贝鲁特的回忆，以及借助司令饭店这个战地记者大舞台提供的场域感。最终，我的贝鲁特之行变成了时间旅行，往返于以哈战争背景下的当前和1980年代，而1990年代的西雅图是另一条如影随形的平行线。弗里德曼说，这个“人们像苍蝇一样死去”的地方吸引着他，就像蜡烛吸引飞蛾。“我目睹的那些惊人的人类冲突，这些事所教给我的关于人性以及人究竟是什么的道理，要比我一生中前二十五年所学到的多得多。我得以亲眼看到人类的同情心和难以理解的残忍，聪明机智和惊人的愚蠢，疯狂荒谬和无限的忍受能力之间的界限……贝鲁特有某种我自己也说不清的东西深深吸引着我，甚至我对自己也难以解释。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我想许多新闻界同行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会有过一两次这样的感受。”小马说贝鲁特是他的成年礼，对弗里德曼等一大票曾经驻扎司令饭店的年轻记者来说恐怕也是一样。2020年，我被新冠防疫政策困在柬埔寨时，读过战地记者乔恩‧史文的越战回忆录《时间的河流》（1984年的电影《杀戮战场》中，史文是配角之一，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男主演朱利安·桑兹饰演），也参观过金边的战地记者大饭店——皇家饭店。史文谈论越南战争给他带来的冲击，与弗里德曼谈论贝鲁特非常相似：“我见过人类生活最艰难、最悲惨、最不堪的一面，但同时也真正见识到它最深沉的一面。于是，这段经历永久性地成为我的一部分，无论到哪里它都与我同在。”当我缅怀战争酒店时，触动我的不是战争的疯狂和荒唐，而是新闻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的创造性工作，以及他们在火线上形成的行业合作氛围——既有同行竞争，也有战友情谊。因此，当我缅怀战争酒店时，我怀念的是新闻的高光时刻。这些年里，除了贝鲁特和金边这两家，我还到过马德里的一家（罗伯特·卡帕、海明威和盖尔霍恩战斗过的佛罗里达饭店）、西贡的两家、萨拉热窝的一家以及基加利的一家（“卢旺达饭店”的原型），预计将来会有更多的战地记者大饭店在我的行程中出现。最近几年，再没有人提弗里德曼近二十年前的那本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了。世界，终究是崎岖不平的。反而，重读他早年写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有历久弥新之感。尤其让我感慨的是，英文世界中，像弗里德曼这样的资深媒体人有很多，他们的职业生涯之漫长，能从贝鲁特内战延续到今天的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涵盖半个世纪。2023年，以哈战争爆发前，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发表的几篇游记式文章如《从特拉维夫到利雅得》《未来以色列或将重演黎巴嫩的噩梦》和《乌克兰之行使我看清这场战争的巨大赌注》都让我惊喜，老记者不满足于在评论专栏里倚老卖老夸夸其谈，他再次出发了，再次去冲突之地行走，一支健笔依然有力。他供职了几十年的媒体机构仍然养得起像他这样的老员工，文章见报后，上千条读者留言出现在电子版评论区。2023年，这份报纸的印刷版本有近30万订户，电子版订户超过900万。我不知道应该羡慕弗里德曼还是应该为自己伤悲。过去一些年里，我曾经供职过或为之供稿的媒体（包括网媒）和出版机构一家接一家停刊、关张或变得面目全非，这种现象不是个案，是大面积癌变。现在谈起市场化媒体的年代，仿佛白头宫女话玄宗。然而我非常清楚，“新闻已死”不是普遍现象，在地球上许多地方，它可能衰落、式微，但就是没死。即使像黎巴嫩这种电都发不出来的“失败国家”，不也还有《东方日报》这类我觉得可以信赖的严肃媒体吗？来司令饭店接我去机场的司机叫皮埃尔·马龙。从名字推测，很可能是基督徒。我想起上次没给司机小费的糗事，打算把用剩的黎巴嫩镑全部给他。皮埃尔的行事风格跟上次来接机的侯赛因·奥马尔不同，没有播放怀旧金曲，一路安静。又一次经过贝鲁特南城什叶派真主党控制的达希耶区，这次是白天路过，给了我透过车窗观察市容的机会。我在贝鲁特的六天里刻意避开了这个高危区域，足迹到过的最南点是昔日绿线上的国博。南郊明显比城里脏乱差穷，不过也就是一副平常过日子的模样。这片广阔而贫穷的郊区，大部分在2006年战争期间被以色列空袭夷为平地。可以想象，一旦局势紧张，这里应该很可怕。在出租车里往外看，达希耶与城里最大的不同是家家户户都在窗前、阳台上挂着皱巴巴的米色布帘，不是像正常的窗帘那样挂在窗玻璃里面，而是挂在外面，因此也无法判断里面有没有窗玻璃。这些帘子遮住了窗里的一切，使达希耶区有种诡秘的感觉。另一点不同是，沿路看到很多巴勒斯坦旗。在城里，无论基督徒聚居的东贝鲁特还是穆斯林聚居的西贝鲁特，过去几天里我没有看见巴勒斯坦旗，一面都没有。这个反差实在太强烈了。我不禁想，从这里往南，直到黎巴嫩与以色列、巴勒斯坦接壤处，是不是一片巴勒斯坦旗的海洋？以色列边境就在贝鲁特往南66公里处，这个距离相当于从北京首都机场到大兴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