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钊：慎谈中国的“刘易斯拐点”
某天，和以前的同学见面。此君曾是学术圈内同行，现为某证券公司研究部门的负责人。言谈间，他问我接下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究竟会怎样上升，“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这后一个问题多少让我有点吃惊。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刘易斯拐点”这个颇有点学术味道的名词，早已走出经济学界，成了证券金融领域的热门话题了。如果只是证券金融界把“刘易斯拐点”作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代名词来看待，那倒也无妨大碍，但如果经济学家们也这样想，那问题可就大了。我想说的是，用“刘易斯拐点”来理解中国的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变化是远远不够，甚至可能是严重误导的。危言耸听吗？且凑个热闹来讨论一下。
既然要讨论，就得先知道这个名词提出的背景。在我看来，今天对“刘易斯拐点”的种种误读，恰恰是因为大家对这个学术名词是怎么产生的推敲不足，却都对“工资上升”这一点印象深刻。“刘易斯拐点”来自于刘易斯提出的关于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的二元经济模型。该模型描述的是传统落后的农业与现代发达的工业并存的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在这样的二元经济中，农村被认为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而随着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上升，农村劳动力仍然会在现行的不变工资水平下源源不断流向城市。只有当低生产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成后，农村的劳动力供给才不再是无限弹性的，此时，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将导致工资的上升。于是，以工资上升为特征的“刘易斯拐点”就出现了。
刘易斯用非常抽象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曲线来刻画这个模型。不妨想象一下，在劳动力数量与工资水平的二维空间上，一条起初近乎水平后来开始上升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以及与之相交的一条劳动力需求曲线。对此，有三点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第一，这个模型没有考虑现代工业部门内部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异。第二，其刻画的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第三，本质上这是一个静态模型，所有的变化均来自于工业部门劳动力需求的上升。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正是这三个关键的出发点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城乡劳动力流动不仅没有帮助甚至是误导的。
先看工业部门内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异。在刘易斯模型中，城市内部的产业工人没有类似于户籍这样的身份差异，无论他是城市的原住民还是来自农村的新移民，拿的都是产业工人的工资。根据这一模型，在出现“刘易斯拐点”之前，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是几乎不变的，工业的剩余都成了资本家的利润。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那体现的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矛盾。然而，在中国所发生的事实则是，城市户籍人口的工资在不断上涨，而外来务工者的收入却没有显著提高，两者的差距不断扩大。或者说，除了劳资矛盾外，城市工业内部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也存在矛盾。所以，理解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中的工资变化，必须引入城市内部的二元户籍分割，必须引入城市政府单方面制定有利于城市户籍人口的政策这一政治经济学视角。这显然是刘易斯模型所不具备的。
再看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刘易斯模型中不存在任何垄断性的市场力量来改变由市场决定的工资水平。相应地，流入城市的劳动力规模也是由市场供求共同决定的。于是，工资水平的上升，或者说刘易斯模型中拐点的出现，就是工业部门劳动力需求上升的结果。回过来看看中国的情况。民工的工资何时涨得最明显？富仕康事件之后。为什么？因为民工用血的代价提高了自己在劳资双方“谈判”中的地位。谈判被打上引号，是因为这样的谈判可能也只是在无形中存在的，或者仅仅是留于纸面上的“集体议价”。这显然不是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更需要强调的是，在这样的“谈判”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往被制度性地压低了谈判能力。例如，早期一些城市所收取的外来务工人员管理费，便是制度性地减少了企业愿意支付给民工的工资。但更隐蔽的恐怕还是户籍制度本身。户籍制度的存在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分流动，这使农业生产现代化更晚发生，也压低了进城务工者的保留工资。这再次体现出，在中国的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形成机制背后，有一个更多考虑城市利益的政策制定者——城市政府。仅仅用刘易斯模型无法刻画这样的故事。
以上两点是说，因为无法体现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中关键的制度背景，刘易斯模型无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化滞后于工业化这样的重要事实。接下来则要说明，如果以为出现工资上涨就是刘易斯所说的拐点到来，那就更要小心了。按照刘易斯模型，拐点到来是件好事，这意味着传统农业开始迈向现代农业。在刘易斯模型里，企业用工成本上升根本不是问题，事实上，用工成本上升就是企业对劳动力的派生需求增加的结果。这恰恰说明，工业在增长。或者说，在刘易斯模型中，是不可能出现“用工荒”这回事的。
反观今天的中国，就算很多人都惊呼“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相信很少会有人认为中国的农业已经开始了现代化步伐吧。那中国各地出现的“用工荒”又是怎么回事？我们还是得借助基于城乡分割体制的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其一，来自中央政府的各种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保留工资。其二，如果没有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阻碍，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从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的转变，那么外来移民就能够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户，城市当然也会变得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当然也就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愿意进城。最后，更为重要的是，“用工荒”反映出城市工业部门要么客观上没有能力，要么主观上不愿意让进城务工者分享更多的利润。事实上，两种情况均存在。前者反映出中国工业部门始终徘徊于产业链低端，没有及时进行产业升级这一潜在问题，后者则再次反映出中国的劳动力在劳资谈判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这一事实。仅仅用“刘易斯拐点”这样的名词，就无法暴露出这些潜在的现实问题，甚至让我们误以为中国的农业从此就走上了现代化的征程。
“刘易斯拐点”出现了，工资必定上升，但工资上升了，却不一定就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或许，甚至我们都不应该用“刘易斯拐点”这样的名词。因为用这样的名词，就得接受其背后的前提假定，但这恰恰又与今天的中国相去甚远。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要慎谈刘易斯拐点，要更多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城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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