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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嘉：话说鹰洋
作者简介
王小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2期（总第20辑）。
全文3190字，阅读约需7分钟
话说鹰洋
大约十年以前，我在年画大藏家王树村先生家中，见到一幅清代的摇钱树年画。摇钱树本是我们中国人历久长新的信仰对象，在汉代画像砖上就可以见到，还有许多精美铜雕出土，也是后来民间年画常见的流行题材。
但这幅摇钱树的有趣之处在于树上挂的钱，不是我们在吉祥图案中常见的“孔方兄”：一枚一枚的圆形方孔钱，或成串成摞的铜钿，或是一串串的元宝，而是一种无孔的圆形钱币，上面画着鹰的图案。
这种钱币叫作鹰洋，本来是由墨西哥铸造的外国钱，却在清朝最后六十年中通行于中国市场，成为标准货币。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先生接见墨西哥访问中国的使节团，还说到小时候见到过这种钱，但是现在（即说这番话的1970年代）已经看不到了。我们这些解放以后出生的人，自然更无缘觌面，除非在钱币市场或古钱收藏家手里。
不过，“鹰洋”这个名称应该听说过，至少中学语文课本里，鲁迅的名篇《祝福》有一个情节就涉及鹰洋：祥林嫂第二次丧夫，回到鲁家做工，把历来积累的工资大钱十二千，即12000枚中国的圆形方孔铜钱，换了十二枚鹰洋，到土地庙去捐一条门槛，作自己的替身，免得到阴间被两个死鬼丈夫争夺。
鹰洋
那是一种银钱并行的制度，银即银两，钱即铜钱。
零星小额交易用铜钱结算，如一般百姓日常柴米油盐、雇工的工资、下级士兵的军饷、平头百姓交纳的小额税金，等等。
大额的金钱往来用银，比如一县一府的钱粮即农业税，通常是用铜钱交纳的，税收齐后上缴，就是一笔较大的数额了，这时候就要把铜钱兑换为银，零星的散银铸成大锭的元宝。
介于铜钱和元宝之间不大不小的交易，使用各种散碎银两，成色、分两、形状全不一样。
《金瓶梅》里面有个和西门庆偷情的女仆来旺嫂子，向西门庆要了银子买东西，立刻就被西门庆的小厮看出，说“这块银子我认得，好像是爹银包里的。”
银子像熟人一样可以认得出，好处是失盗或被不良商贩做手脚，可举出特征作为认领的证据。坏处是交易中每一块银子都得看成色，称重量，超重的大块要夹碎成小块。
当时店铺无不备有戥子和夹剪，伙计的基本训练是看银子成色。在成色和重量上做手脚、发生纠纷也是题中应有之议。
试想当时全国几千万的人口，一天要发生多少次交易，得看多少遍成色，夹碎多少银饼、银条、银块，这些功夫累积起来，是一笔数量惊人的交易成本。
使用碎银这样麻烦，而散碎银两在经济中的用处又这样大，所以，当外国铸造精美、成色份量固定的钱币一输入中国，就大受欢迎，填补了铜钱和银锭之间那一档货币单位的空档。连祥林嫂这绍兴乡下的农妇，逢有较大金额支出时，也把大把的铜钱，换成鹰洋使用。
碎银
鹰洋以前，势力最大的是本洋，主要指西班牙在其墨西哥殖民地铸造的加罗拉四世银元，是广州对外贸易的主要流通货币，也是整个太平洋贸易区的硬通货。鸦片战争一役，清朝对英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就是用本洋计算的——尽管那时墨西哥已经独立并停铸加罗拉四世银元、改铸本国的鹰洋二十多年。
又过了二十年，到187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从广州转到上海，本洋日见稀少，质量优良的鹰洋，终于代替本洋，确切地说是继承本洋，成为最受商人欢迎的通货。
鹰洋和本洋两代墨西哥银元风行中国，一方面是因为墨西哥盛产优质的白银，所铸银元版样精美，成色稳定，数量供给也很丰沛。另一方面则因为先后得到两大海上贸易霸主的支持。
支持本洋的是西班牙。16世纪西班牙是太平洋贸易区的盟主，以马尼拉为中转站。西班牙大帆船源源不断地把中国的丝绸和各种日用品、甚至中国苦力运往美洲，再源源不断地从墨西哥把本洋运到中国，支付价款。因为西班牙一直没有可与中国交换的商品，所以这个三角循环是单向的，致使本洋全部留在了太平洋贸易区。
支持鹰洋的则是英国。由于英国的法律不允许本国的贵金属货币流出，印度的英商便从墨西哥运来鹰洋，在中国采买丝茶等商品，直接运往欧洲和美洲，换取银元后再到中国办货。
不同于本洋，鹰洋的循环是双向的，因为英国终于找一种可以和中国交换的商品：鸦片。中国人购买印度和土耳其的鸦片，用来支付价款的，也是广州流行的通货――鹰洋。
开始，以鹰洋为代表的各种外国银元，在中国市场上，仍然是作为银块流通的，只不过是一种含银量固定、便于计数的银块而已。
1855年驻上海的英国领事在写给本国的报告中说，中国人对待银元就象对待块银一样，又敲又磕（为了检验成色），还在上面打戳记，使银元先是失去了光洁的外表，最后变成碎银。
起先，在鹰洋信用未孚时，本洋对鹰洋常有升水，也由地方官出面，检定两种银元所含纯银的重量相当，证明鹰洋的价值。
银元（光绪元宝）
这一习惯的转变，用时髦的话来说，是完全改变了中国的货币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在货币这一领域，全盘西化了。
中国市场对银元的需求，随贸易的盛衰波动，使银元的价值也随之上下。本洋停铸后，由于供给不敷需要，常有20－30％的升水，甚至升至80％以上。这股需求的力量，据说竟将加罗拉四世银币全部吸收到中国，欧洲反而找不见了。
银元的升水甚至刺激一些商人把银锭从中国运出去，铸成银元再输入进来，从中牟利。
当时，中式的钱庄还发行以银元为单位的庄票，西式银行则发行以银元为单位的兑换券，由于鹰洋已成为流通量最大、最受欢迎的银元，兑换券也就以“见票既付鹰洋若干”为多。
银元票的发行，使以鹰洋为首的银元势力滚雪球一般地增长。这也就难怪百姓把鹰洋视为财富的代表，画到新年祈福的年画上了。
银元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之物，经济生活的习惯也随之改变。民国的名中医陈存仁所著《银元时代生活史》中，就有了钱庄老司务每日清晨身背装满银元并漆有钱庄字号的黄滕巴斗，在银行钱庄汇集的地区递解银元的描述。
店铺也不再收纳散碎银两，生意人告别了戥子夹剪，得学会一套左手拿一摞银元，以手指逐枚推动，右手轻掂一块银元，依次敲之，听声音、辩真假的本事。这种场面我们现代人也很熟悉，可在三十年代的老电影中看到。
到了清朝末年，只有官府仍然墨守成规，始终用银两来结算收支。但是，银元的便利对于经济实在是太重要了，加之世界历史进入了经济竞争的时代，最后清政府也不得不俯从经济发展的要求，终于决心自铸银元。
起初清政府自铸的银元成色为七钱三分，想驱逐成色为七钱二分的鹰洋，不料一上市就被投机者收藏起来，市面再难见到，自己反而被鹰洋驱逐了。
清政府无奈，只好向在中国金融市场根深蒂固的鹰洋看齐，以鹰洋成色为标准，铸造本国法定银元。民国以后最优良的银元袁大头，成色也是七钱二分。
不过，清末民初虽然铸造了多种银元，却使终没能统一货币，中国自己的新式银元袁大头、孙小头之类，一直和鹰洋及各种银元一齐流通。连共产党在江西闹革命，都曾试着铸造鹰洋，以裕财政。
只不过因为成色太差，没能流通。直到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推行法币，收回生金银和各种银币作为准备金，鹰洋等各色银元才基本退出流通领域。
当然，以中国之大，市场之不统一，再加上中国人对纯银的长久的信仰，民间还是存有很多各色银元的。
1948年通胀严重，金元券已经连造币纸的价值都值不上，银元就又成了价值的代表。张爱玲的小说里记下当时上海最具时代特色的市声：“袁头、孙头、大头、小头……”。
记得小时候猜迷语，问：“什么东西没有脚，可是走得最远，走得最快？”迷底是钱。鹰洋跨越太平洋来到中国，在中国境内又流行大江南北，最终改变了中国的货币制度，可说是走得很远，也走得很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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