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年行、李哲：苦尽甘来与慈善之举
作者简介
许年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财务与金融系教授；李哲，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7年第3期（总第77辑）。
全文4832字，阅读约需11分钟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在扶贫浪潮中，社会力量形成的慈善捐赠一直以来都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出台以及2014年10月17日首个“中华慈善日”的创立，进一步鼓励了企业法人等组织开展以扶贫济困为重点的慈善活动，我国慈善领域的相关研究进入了另一个春天。
然而，随着慈善事业的迅猛发展，企业捐赠金额之间的差异却越来越明显。
为什么各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有高有低？这不但是社会公众关心的焦点，更是企业关心的问题。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企业在履行其社会责任背后的故事。
中国的慈善有四怪：“只为炒作不为爱，爱心也能搞摊派。领导多捐我多捐，现场要有记者在”。面对这种调侃，我们自然而然地希望得到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慈善的本质是什么？
从《辞海》的定义来看，慈善应是在慈悲的心理驱动下的善举，它的本质中既涉及善举，又涉及善心。捐钱捐物可能都算慈善之举，然而慈悲的心理却是指对人关怀而有同情心。从两者的关系来看，慈善之心的直观表达形式为慈善之举，但是慈善之举却不一定源自慈善之心。
经济学家习惯于从“利己”动机视角来考察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是认为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是为了某种商业目的而有意识采取的理性行动——抑或是为了谋求经济动机而建立声誉资本的动机，抑或是为了谋求政治资源而契合制度规范的动机。
然而， “利己”偏好显然不能概括企业慈善捐赠的全部影响因素。从慈善捐赠的行为本质而言，企业所要最大化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有他们所关心的其他人的福利。
由于难以将“利他”动机分离和体现，实证研究范式主导下的经济学家们往往对其进行了规避或忽略。实际上，慈善捐赠行为更多地源于“移情”而产生的无意识发生。
这种“移情”又称同情心或恻隐之心，源自责任人亲身经历获得的道德情感体验。如果跳出经济学所圈定的“理性人”假设，我们应该不难理解只有源自道德情感体验的慈善活动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利他行为。
具体到企业管理而言，高层团队领导行为具有较强的个性化色彩，而CEO是高层团队中最有影响力的决策者。正所谓“火车快不快，全靠车头带”，CEO对慈善的认知形成同样受到道德情感体验的影响。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CEO的早期生活经历会通过影响其个人行为方式，进而对公司政策产生作用。那么CEO作为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主要决策者和实际执行者，其源自亲身经历的内隐助人倾向是否影响其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呢？接下来将围绕这个话题展开。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理大家都懂。但是，由穷到达的人更愿意兼济天下？还是没有经历过贫苦的人更愿意兼济天下？
中国自己经历了从贫困、不发达到现代化的过程，能够体谅贫困国家的处境和需要。“忆苦思甜”的意思是只有经历过贫苦状态下的痛苦，才更能感觉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而提高思想觉悟。
对于一个有贫困经历的人而言，回想艰辛的成长历程时难免会令人心潮澎湃、感慨万端。在追忆苦难清贫的同时，面对着甜蜜和谐的现状，才会更加明白贫苦的人值得帮助。
在人类行为规律来看，早期经历直接影响着成年个体的行为模式，童年期是个体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形成的阶段，衣食冷暖等童年经历影响个体素质的形成。
特别地，个体出生早年所经历的恶劣生活环境、贫穷、家庭不和谐等负生活事件还将会导致成年行为的特殊性，甚至永久性生理和生物大脑的变化。
因此，如果大脑发育和生理功能被创伤所改变，那么早期逆境经历可能会对个人的心智和行为产生长期影响。受到个性心理的影响，CEO往往试图将自己的早期经历的特殊事件或教训在领导岗位上展现出来。
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亦不例外，可以反映出其高管个人生活模式和阅历的差异。受此启发，不少经济学者从高管成年特征探讨其对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却将高管早期经历搁置一旁，从而忽略了这一促动善举的重要个人特质。
我们利用国务院扶贫办公室公布的国家贫困县名单来识别CEO出生地的经济状况，即使CEO自身的家庭条件不一定属于贫困状况，但通过周边环境的所见所闻，也会影响其心理和行为。
我们发现，如果CEO成长于贫困地区，则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更高，说明这些出生于贫困地区的CEO更了解社会捐赠的重要意义，公司可能更主动地向社会履行相应责任。
进一步，我们考察了同一家公司CEO变更前后的企业捐赠行为变化，发现如果公司从“来自非贫困地区CEO”变更为“来自贫困地区CEO”，则公司捐赠水平出现显著提升；反之，说明如果公司经历从“来自贫困地区CEO”向“来自非贫困地区CEO”的过度，则公司捐赠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
与这个结论有关的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在于，来自富饶地方CEO的企业是否会捐赠更多？为此，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那些出生于“百强县”的CEO，发现出生于富裕地区的CEO所在企业并未捐赠更多的慈善款项，重大自然灾害对来自富饶地方CEO的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同样没有对此类高管产生显著的正向冲击。
何不食肉糜？
从心理学来看，创伤经历往往对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行为方式都有重要影响。在这些创伤经历中，大饥荒等特定历史事件往往给自然人带来较大的记忆冲击，对个人的影响更具持久性。
《晋书·惠帝纪》曾讲过一个故事：晋惠帝执政时期，有一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根，食观音土，许多百姓因此活活饿死。身居皇位且心地善良的晋惠帝大为不解，不禁将心中存在着强烈的疑问脱口而出：“百姓肚子饿没米饭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在捧腹之余，我们不难看出，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饥荒的人很难对于忍饥挨饿者的处境有切身的体会。
在我国，1959年至1961年期间的三年自然灾害给同时代的人们带来了不能磨灭的记忆，让人们对于物质匮乏有更切身的体验，同样会诱发经历过该事件的人改变行为。
例如，中国三年饥荒之前及期间出生且幸存的人士在健康（身高）和经济（劳动时间供给状况和家庭收入）层面受到了长期影响；童年和青少年期经历较严重饥荒的家庭表现出更高的“节约欲”和储蓄倾向。
同理，经历过这段特殊时期的CEO往往更懂得“忆苦思甜”，从而将心比心地对待其他处于困顿状态的人们。这种经历即是一种历史记忆，又会被写入现实。
我们考察了CEO在0岁-14岁之间的童年时期是否有过“大饥荒”时期的经历，结果发现童年经历过“大饥荒”的CEO任职公司有着更多的慈善捐赠。
我们进一步地思考，同一个时期里，由于各地的农业条件、经济基础、人口规模等方面并不完全相同，使得各省的受灾程度彼此有别。
即便大饥荒等灾难对经历者的捐赠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大饥荒严重程度会影响经历者的慈善捐赠行为吗？
我们使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人口缩减率（或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超额死亡率）指标来度量饥荒严重程度，可以发现童年成长于安徽、重庆、四川等受灾严重地区的CEO所在企业有着更高的捐赠，而童年成长于西藏、上海、吉林等受灾较轻微地区的CEO所在企业有着更低的捐赠。
由此，我们可推知在早年经历过大饥荒时代的企业高管中，那些家乡发生过较严重饥荒的CEO可能表现出更强烈的慈善捐赠倾向。
地震折射的人性冷暖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每当自然灾害来临之际，我们总能够从未遭灾者的行为中看到人心冷暖。
在西方，有学者发现那些亲身经历过灾难但有幸逃过一劫的CEO往往在公司财务中表现得比较激进。
在我国，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作为建国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的自然灾难之一，全面考验着作为社会公民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汶川地震的发生进一步使得我国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受到中外各界的强烈关注。
地震发生之后，社会上涌现出一批被媒体和公众指责为“冷血”的富商以及明星，当年5日14白《东方早报》财经版刊登了整版文章《地震援助拷问富人社会良心，十大富豪认捐3250万》，对“捐助慈善行动很不果断，还在犹豫、徘徊”的富豪行为进行了抨击。
同时，也涌现出一些倾家荡产“献爱心”的穷人，比如捐出多年积蓄并坦言“我很脏，但我很善良”的拾荒男子。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有些穷人不惜“倾家荡产”来帮助受灾群众，而有些富人却无动于衷？
或许，由导演冯小刚执导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就能给出答案。这部获得了惊人票房的灾难类电影对唐山大地震的悲惨经过只用了很小篇幅，余下的着墨都是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们在震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故事。
其中，给观众们留下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包括死里逃生并荣登公司高层的方达（李晨饰演）。当他从媒体上看到“汶川地震”新闻时，如同听到“集结号”一般不假思索地离开领导岗位而积极参与到汶川地震现场救助。
对于劝他留在公司继续工作的一些“忠言”，他几乎发狂般地予以了痛斥。或许，只有劫后余生的人心里永远悬挂着对于弱者的敬畏和对于灾难的恐惧，而身居温室者对于受灾群众痛苦的感性认知仅仅停留于荧幕中。
可以想见的是，企业慈善行为显著地受到自然灾害等外生事件的冲击。正是由于存在外来冲击，促使上市公司慈善行为的差异能更为明显地表露。
对于面对灾难的人们，经历过贫困环境的高管具有更强烈的“移情”能力和共鸣体验，从而诱发其表达对他人的不幸遭遇的关心和支持的情感。
通过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我们发现那些聘用出生于贫困地区（或经历过大饥荒）CEO所在企业的社会慈善捐赠水平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出现更显著的增长，说明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的上述关系在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可能更加明显。
这说明CEO早期生活所见证的贫困环境可以增强其“移情”能力，即设身处地理解他人感受并将自己过去对生活中的重要情感投射到其他人身上。
贫困高管的慷慨之举：“利己”还是“利他”？
有贫困经历CEO的慷慨捐赠行为，究竟是源于贫困经历所赋予的“移情”心理和“利他”动机，还是源于贫困经历所赋予的“做秀”能力和“利己”动机？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这些贫困CEO是否能够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别人慷慨而对自己节俭。
若有贫困经历CEO的慷慨之举源于“利他”而非“利己”，则其所在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更低。
贫困经历修炼了CEO克己复礼的社会责任感，其不但深刻地领悟了节俭智慧，而且能移情于需要帮助的群体并加以体恤和帮扶，可见其所在企业的慈善行为更具真正意义上的“利他”色彩，说明其能够做到对别人慷慨而对自己节俭。
对于成长于贫困地区的CEO而言，更多的进行慈善捐赠到底是源于其回报社会的动机还是源自对潜在利益的诉求？我们从“教育经历”和“政治关联”两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讨论。
首先，如果贫困高管具备回报社会的情怀，那么其中受过良好教育的CEO将可能更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而具有更强的社会慈善捐赠动机。
对于成长于贫困地区的CEO而言，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常为其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获取优质的高等教育过程中，离不开社会对贫困地区考生的政策帮扶和物质支持。因此，其更有可能具备回报社会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
其次，为了进一步排除CEO高捐赠是一种自利动机，我们还检验了政治关联动机对于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发现成长于贫困环境的CEO进行更多慈善捐赠并不完全是出于建立政治关系的动机，这与以往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高管捐赠自利动机假设并不一致。
实际上，“利己”还是“利他”并不相悖，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并付诸“关爱”之举时，可以因势利导地激发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更多的同情心，进而促成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赢。
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当积极引导、教育企业和管理人员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感，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弱化企业慈善捐赠的“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等行为，使慈善捐赠恢复其“利他主义”的本质，以促进社会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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