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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军:停车费过快上涨的连环影响

jjxjcz 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 2023-08-27





作者简介


赵红军,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副院长。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2期(总第80


全文5003字,阅读约需11分钟



停车费过快上涨的连环影响


八年前,我曾在《经济学家茶座》上发表过一篇《上海地价过高的连环影响》的文章,目的是为当时特大城市过快上涨的地价、房价对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负面影响提个醒。如今八年时间过去了,地价、房价过快上涨的各方面负面影响正在一一显现。


虽然这个过程看上去是个非常市场化的过程,但由此所带来的很多行业结构性失业、资产重置、迁移等资源浪费,严重的雾霾、很多对全社会和人类重要而有益的事业逐渐无人坚守等负面影响也一一让我们领略了一番。


不过让人颇为欣喜的是,最近五年这种趋势正在发生逆转。在新一届中央,特别是总书记“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重要指示及其后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推动下,现在,全国特大城市、一线、二线乃至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已经逐步趋稳。


然而与这种良好发展迹象并不协调的,那就是近五年来国内所有公共场所、旅游景点的停车场收费,正在经历着当初跟地价、房价一样的过快乃至超高速的增长态势,这当然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也应该由政府给予很好地监管。



其实,从经济学浅表层次看近年来全国各地停车费过快上涨的势头似乎与当初房价、地价上涨一样再正常不过。


首先,全国各地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稳定上涨。汽车作为耐用消费品,自然就成了比收入上涨速度更快的一项消费支出。


居民有了车,就必然有停车需求。但在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小区相对有限的停车资源局限下,于是,停车费必然会出现水涨船高的趋势。


其次,从国内公共停车场设施的建设来看,情况也不令人满意。


一是,修建公共停车场肯定要占用一定土地,而土地又是政府手中越来越稀缺的经济资源,因此,政府必然就有一种“捂地惜售”的客观心理。


二是,政府手中的土地既可以用来招商引资,以推动GDP增长,也可以用来建设诸如停车场、学校等这样的公共基础或者服务设施。公共停车场包括学校、医院虽然重要,但它在推动GDP方面的功劳肯定没有招商引资项目那么大。


于是乎,像公共停车场这样有利于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服务和治理能力的项目,自然就会受到当地政府的一定程度忽视。


从企业角度看,赚钱发财似乎是天理。它们往往只管自身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往往致自身行为对社会的不利影响于不顾;在更坏的情形,它们甚至还可能利用自己手中的资金去“俘获”(capture)政府,从而,很容易就可以绕过政府的监管。


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一段时间,公共停车场的建设仍然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短缺状态,因而停车费较快上涨的态势似乎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持续。


从旅游景点停车的情况来看,情形似乎就更显得捉襟见肘了。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私家车拥有量的快速增长,周末以及节假日大家外出旅游消费的热情正在空前高涨,于是,旅游景点的停车需求也会快速增长。


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绝大多数旅游景点的正常反应当然就是提高停车收费的标准,先好好地赚上一把,再说稍微懂点经济学常识的保安都认为,提高停车费能增加收入。


以上海浦东迪士尼乐园为例,小型车收费标准为每小时10元,80元封顶,大型车每小时15元,120元封顶。一般而言,凡是去迪士尼的游客,通常至少会在园区呆上4-8小时,毕竟很多景点要排长队才能进入;迪士尼园内如此多的景点,再加上迪士尼那么高的门票价格,所以我们推断,绝大多数进园的游客巴不得在一天内玩尽可能多的景点,这样,他们就会付出至少50-60甚至80元的停车费。


于是,奇高的门票价格加上很高的停车费,乐园里面奇高的餐饮费和相关消费,这些企业很稳当地就达到了其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了。


上海欢乐谷、佘山风景区的情形也基本上是类似的。前者来自于深圳,属于典型的央企,“攻城掠地”肯定比较方便,后者属于上海当地“地主”,也属于企业化运作的国有企业。于是,在面临几乎同样局面的情形下,停车费上涨也在情理之中。


比如,2016年,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的停车费还是每次20元,不过每次停车的时间上限为8小时,因为这个停车费还算合理也比较实惠,那时来旅游游玩的游客当然也是络绎不绝。可能是近几年它们没有门票收入,收入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员工估计也没有多少积极性,于是,“群情振奋”之中停车费上涨便成为他们近期的理性选择。


2017年,突然有一天它们将那里的停车收费一下子从20元涨到每小时8元,封顶64元。应该说这个上涨幅度确实是远远超过了GDP增速,并且也确实吓坏了很多来此旅游的游客。


欢乐谷距离佘山的直线距离大约3-4公里,但它们似乎是暗地相互协商过一样,也于2017年某日统一将停车收费调整为每小时8元,上限为64元。旁边还悬挂着统一的一个牌子,上书“几类收费停车场,经过某区物价局审核同意”的字样。


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推算,假若游客在迪士尼停车场连续停一辆小轿车达24小时,那么,他要支付的停车费将为240元。同样的停车如果是在欢乐谷或者佘山景区,那么,停车费将达到192元。


应该说,这个费用基本上相当于上海很多地段在连锁酒店一晚住宿的价格了。


在此,我们先不对政府对此的监管是否缺位进行评判,而先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看,停车费过快上涨的连环影响到底有哪些?“涉事”的企业在如此干的时候,是否想清楚这背后的种种有利和不利影响?


第一个连环影响是,本该来景点旅游几次或者多次的游客,由于这“瘆人”的停车费,而少来或者减少旅游的次数,这样,景点就完全做了一件“抓了芝麻、忘了西瓜”的亏本生意。


以上海迪士尼为例,每一个人进一次园,门票价格就至少为400-500元,加上相关的消费,肯定会超过600甚至1000元。假若由于奇高的停车收费,来迪士尼的回头客减少5%-20%,想想看景点到底少赚了多少?而由于停车费这种“一锤子买卖”而多赚了多少?这一少一多,到底那个合算?企业恐怕要想想清楚。


第二个连环影响是,过高的停车收费还有一个可能的次生结果,那就是,在人们支付了较高的停车费之后,他们对旅游景点的旅游品质或者旅游景点的门票价格自然就会提出了更高或者更严格的要求。


打个比方,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刚刚开业,苦于没有客源,这时候,免费停车往往就成为它们一种有利的竞争策略。


因为免费的停车往往会吸引很多没有明确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或者那些对停车费或者门票价格比较敏感的游客,于是,那些本该没有游客的景点由于采取了免费停车这一促销举措而吸引到了一部分游客。


现在,相反的结果就会出现,即当一个景点征收了过高的停车费后,哪些对门票价格和停车费价格比较敏感的消费者,就会流失到停车费不上涨的景点,这正是上面第一点连环影响所描述的内容。


除此之外,当一家旅游景点征收较高的停车费或者门票价格时,无形中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绝大多数游客对这家景点旅游服务、旅游品质或者旅游活动创新、景点管理水平的期望值。


于是,当旅游景点的旅游品质不高,或者不能与时俱进,或者越来越难以创新,管理水平不太高的前提下,过高的停车费这个小小的举动却完全可能成为扼杀一家旅游景点客源的杀手锏,并可能引发游客旅游行为和旅游目的地和方向的大逆转甚至“大逃亡”。


第三个连环影响虽然不是企业层面的,但我们不得不谈到这一行为对当地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的宏观影响。


虽然它看上去并不是非常明显,甚至短期内还难以觉察,但听任旅游景点停车费价格过快上涨,听任小区停车费价格过快上涨的结果就是,这种行为就会在小区、在街头巷尾乃至全社会形成一片涨价浪潮,于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就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形成。


对此,凡是经历过1980年代末快速通货膨胀“祸水”的人恐怕都有亲身体会,其结果当然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局面。对此,我们不能不尽早预警和提防,也不可任由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从另一个较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停车费的过快上涨还会发现,停车需求与普通居民生活最为密切,且越来越成为普通居民生活中的必需品,这种必需品的价格过快上涨,还会在无形之中增加了老百姓对政府公共治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的一定程度怀疑。


因为现实的情况是,所有的价格都随着市场风浪轮番上涨,而政府的监管作用又体现在哪里呢?


停车费涨价虽然看上去是一桩小事,但从这桩小事当中却清楚地显示出市场和政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那正反相伴、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


如果没有市场的作用发挥,恐怕企业就不会有积极性来满足市场上未被满足的需求,经济就难以快速发展,老百姓也不买账,但若任由市场自由发挥作用,产生一浪胜过一浪的波浪,却可能撞击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局,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弱化中国政府的公信力、淡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全体人民的吸引力。


因此,必须研究市场经济,利用市场经济,但绝不能完全被市场经济所“俘获”,成为它的俘虏,而要站在中国社会长远发展的大局角度,站在全体老百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亿万老百姓体面、殷实、富足、快乐生活的角度,来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用市场经济,而同时还要担负起监管市场经济,去除其负面影响,保障社会主义事业超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重担。否则,市场经济将只会惠及少数人而不是全体大众。


为此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市场经济时代,各级政府的物价部门应该勇敢地担当其物价监管的重任。市场经济并不是任由价格漫天涨,也不一定完全由企业说了算;市场经济时代并不是不要物价监管,而是要按照商品对社会的重要性、对人民群众的重要性进行分层次监管。


第二,这个物价监管的层次到底该怎么定?一个简单的共识应该是,对于那些保障民生,涉及千千万万家庭、居民利益与社会大局的大宗商品价格,政府应该保持严格监管。


相反,对于除此之外的仅涉及少数群体、部分人利益的小众商品价格,大可完全放开;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大宗必需品,包括水、电、煤、大宗蔬菜、大宗油、盐、酱、醋、茶、公共交通、公共停车场收费等等,要实行一定程度的价格监管,对于除此之外的可以放开。


第三,在行使价格监管时,目前的普遍问题是,很多地方政府没有较好地征询社会乃至公民对价格上涨的意见,就草草地替大家做了“批准放行”的意见。


比如,所有旅游景点门票涨价,停车费涨价,都要召开较大范围、有相当代表性的居民、游客进行真的价格听证,而不是做形式、走过场,以100%当地市民为代表所进行的“虚假”听证会。


第四,价格监管的实质并不是仅仅管住价格不放松,而是要促使市场经济的运营怎样符合老百姓的意愿,符合党和政府的最高宗旨——为人民服务。


比如,在行使停车收费的价格监管时,物价部门不仅要指出价格过高的现象,而且还要促使企业、单位寻找停车费过高的真正解决之道。


那就是,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如何增加停车场容量的供给,如何增加停车场潜能的有效发挥,如何利用电子化、智能化的手段,每天在旅游景点的网站上实时报告停车场的使用情况,广泛告知社会和游客,从而平稳有序地管理好旅游活动、旅游景点的停车活动,而不是简单地涨价了事。


第五,从制度层面看,我国的物价管理部门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当时的任务、职责、监管目的,在市场经济时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充分发挥价格监管的有效政府职能?如何快速地现代化政府的价格监管职责?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价格监管到底在其中如何作为?等等,都需要随着新的时代条件进行认真研判,科学地规划,积极地作为,而不是不作为、不监管、行懒政,或者其他。


为此,建议有关部门,对新时期的物价监管进行科学的制度建构,认真地梳理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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