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梁小民，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1年第3期（总第5辑）。
挤着上公共汽车(或地铁)是我们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的普遍现象。不仅等车人多时要挤着上车，甚至只有几个人等车时，这几个人也会挤着上车。不挤上不了车成为一种普遍心态。许多媒体对挤车现象进行了讨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指责挤车者，可惜并没有减少挤车状况。谁都知道，如果每个人都按顺序上车，每个人都能上去，而且上得更快，也省力气。如果你问对挤车的态度，大概每个人都会指责。但你看到的现实却是人人都挤着上车。那些在理论上指责挤车的人，在现实中也不得不成为"挤车族"，因为不挤往往上不了车。为什么明明合作(排队上车)对每个人都有利，而且每个人也都知道这个道理，在现实中却难以合作呢?经济学家用博弈论回答了这个问题，也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博弈论研究人们行为的结果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与结果。最经典的博弈论例子是“囚犯的两难处境"，分析两个共同犯罪的囚犯在双方的行为(坦白或不坦白)相互作用时，如何作出决策及后果是什么，从而说明人们决策的一般规律。“囚犯的两难处境”说的是AB两人由于合伙愉一辆汽车而被捕。警方怀疑他们还抢劫过银行，于是将他们分别关押，并告诉每一个人，如果他们两人都坦白抢劫银行之事，各判3年；如一方交代另一方不交代，交代者判1年，不交代者判10年。当然他们都知道，如果谁都不交代抢劫银行之事，就只会由于偷车而判2年。他们无法勾结，对方的行为又对自己有直接影响，因此，只有从自己利益最大化出发来作出决策。A的推理是：如果B不交代，自己也不交代，则判2年，如果自己交代只判1年，两者相比，还是交代有利；如果B交代，自己也交代，则判3年，如果自己不交代，则要判10年，两者相比，还是交代有利。结论是，无论B是否交代，自己的最优决策都是交代。B也是同样进行推理，结果也选择了交代。这样，AB两人都进行了交代，得到了最糟的结果，每人各判3年。在“囚犯两难处境”博弈中，每个囚犯都想得到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刑期短)，结果每个囚犯都得到了最坏的结果(刑期长)。合作(拒不交代)对双方都有利，结果却是双方不合作(都交代)。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挤公共汽车的博弈。对每个上公共汽车的人来说，两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是“挤”与"不挤”。每种行为的结果取决于其他人的选择。你首先假设别人“不挤“。这时如果你选择“挤”，则不但可以上去还可以有座位。如果你选择“不挤"，也许能上去，但座位是没有的。两者相比，如果别人都“不挤”，你选择“挤”会更有利。如果别人选择“挤"，你也选择“挤“，起码可以上去，如果你选择"不挤"，很可能上不去。这就是说，当别人选择“挤”时，你也是选择"挤”更有利。结论是，无论别人选择“挤”还是“不挤”，你选择“挤"都是有利的。这就是你的最优战略，或者说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你的行为就是逢上车必挤。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分析并作出选择，挤车就是一种普遍现象了。这又得出了与“囚犯两难处境"相似的结论：每个人都想得到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上车，甚至有座位)，最后却得到最坏的结果(挤一身臭汗，还不一定能上去)。合作(排队)对双方有利，结果却是对双方都最不利的不合作(挤着上车)。经济学家还说明了，对“囚犯两难处境"这样的博弈，并非没有合作解。实现合作解的条件是给不合作的一方以有效的惩罚，使之不合作的代价大于利益。“囚犯的两难处境”是一种最简单的双头博弈(参与博弈者只有两个人)。在这种最简单的博弈中，如果同样的博弈不是进行一次，而是多次，只要双方采用“一报还一报"的战略，最终就可以实现合作。“一报还一报"是如果一方合作，另一方下次就合作；如果一方不合作，另一方下次不合作的代价大于利益，从而自动合作。采用“一报还一报“战略实现合作的条件极为严格：参与者始终是同样的两个人，每次博弈的内容完全相同。挤公共汽车的博弈要比“囚犯的两难处境"复杂得多。这就在于博弈的参与者(上车的人)是极多的，而且，每次的博弈者都不同(很少有同样的人总在同样的时间上同一辆车)。对每个上车者而言，博弈都是一次性的。所以，要依靠博弈者自身的"一报还一报“战略来实现合作，消灭挤车现象是困难的。那么，挤公共汽车的现象就没治了吗?刚到美国时，我们想知道，美国人是否也像咱中国人一样拥挤着上车。我选择上下车最集中的时间(上下班时)和人流最多的车站(纽约的几个主要地铁站)进行观察。结果发现，无论有多少人上车，都没有挤车现象。尽管上车的人也是站成一堆，但车来时人们一个个顺序上车，从来没有人挤(你要挤车就令别人从心底里看不起，不用罚款，连在国内挤车成习惯的国人在这里也变成绅士了)。其实在上下班高峰时间，上车人多是许多国家都存在的现象，但挤车决非共同规律。这说明人们仍然可以实现按顺序上车的合作。在多方一次博弈的情况下，实现合作的有效途径仍然是对不合作者的有效惩罚。但这种惩罚不是来自参与者的“一报还一报”战略，而是来自于外部制约。这就是要有保证不合作者受到惩罚的制度。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排队上车等遵守社会公德的行为规范已成为精神文明的一部分深入到每一个人思想中。儿童从小就接受文明行为的教育，知道怎么做人。年长者以自己不挤着上车的行为给年幼者做出无声的榜样。不应该挤着上车和不能愉窃、不能杀人一样成为人的道德底线。尽管没有实质性惩罚，即使你挤着上车，除了有人会白你一眼之外，并没有警察来罚款或拘留你，但你习惯的道德约束使你自觉不自觉地不去挤车。在这种文明气氛之下，你要挤车就令别人从心底里看不起，不用罚款，只要别人白你一耶，你就会在良心上受到惩罚。所以，即使是在国内惯于挤车的国人，在国外也会改掉恶习。这种道德约束正是作为制度在起作用。我国之所以存在挤车现象主要并不是因为车少人多，或交通不畅，从根本上还是精神文明程度低。但这种精神文明的建立不能仅仅靠说教。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全民族教育水平的提高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从短期来看，建立一种文明习惯也要靠制度，靠有效的惩罚。如果挤车者得到实惠(早上车有座位)而不受到惩罚，谁会排队上车呢?如果只有挤才能上车，那些本来文明的人也会不得不去挤。就目前面言，缺乏对挤车者的有效惩罚是在挤车博弈中无法实现合作的真正原因。谁都知道新加坡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但这种文明不是靠说教形成的，而是罚出来的。如果挤公共汽车要罚几千块或罚做十几天苦工，谁还会去挤呢?我们挤车现象普遍的原因正在于没有这种惩罚的立法，即使有也没人去认真执行，于是挤车就成为利益大于代价的理性行为了。惩罚挤车的立法就是一种制度。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制度的原因。人会对激励作出反应，制度正是激励的来源。人的行为不能靠单纯的说教来引导，而是要靠制度来引导。挤公共汽车的博弈告诉我们：趋利避害(早上车并有座)是人的本性，你无法逃避。问题在于如何用一种制度把这种本性引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实现既利己又利人。挤车博弈是可以走出“两难困境"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世界上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这个挤车博弈难题的解决不也可以启发你去解决其他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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