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汽车牌照里的租金

作者简介：姚洋，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第2期（总第52辑）。

北京终于开始限制汽车牌照发放了。记得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报纸上的文章还在讨论汽车何时能进入普通百姓的家；不到十年的时间，现在的话题是如何能限制汽车数量的暴涨。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年汽车产销量翻了一番，照这个速度增长下去，一线大城市很快就会瘫痪的。

早在1994年上海就开始实行汽车牌照拍卖，上海因此少增加了几百万辆汽车，而上海市政府因此增加了几百亿的收入。十几年来，反对牌照拍卖的人一直认为，政府收取牌照费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北京把这个批评当真了，没有走上海的“商业”路线，而是拿出了北京的“气度”，采用抽签的办法，中签者不必交费就可以先买车！

认为买车是私人权利，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这本是井底之见，不足认真对待。

阿玛蒂亚·森的贡献之一是他对私人权利发表的洞见，即私人权利必须经由集体决策才能确立。权利的确立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在丹尼尔·布罗姆利看来，权利是一对对的关系构成的，权利意味着权利拥有者的自由，同时也意味着无权利者必须对权利拥有者自由的尊重。这里的权利包括我们通常所认可的私人权利，即如果其他人不认可，私人权利就不存在了。

在买车这件事上，公众的讨论应该是已经很充分了，限制车辆增长的共识业已达成，换句话说，集体决策的结果是限制私人的购车权利。这不是对购车权利的全面禁止，而是对这个权利附加了一定的限制。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实施这个限制。北京的抽签方式本意是避免商业化操作，到头来可能导致另类的商业化操作。

拍卖的好处不仅仅是为政府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而且是让价格来调节供求关系，让市场在明处出清。张五常先生可能高估了自己对中国改革进程的影响，但是他早期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影响了中国几代经济学人却是真的。

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谈了经济中的租和租金耗散问题。租就是经济中价格机制没有完全消化的价值。比如，汽车在上海的价格低于北京，这个差价就产生租，它的存在意味着存在潜在的消费者（如北京居民），他们的消费没有得到满足，租金的总量就是他们的消费者剩余。如果市场是完备的，北京居民就会到上海去买车，或者，经销商会把上海的汽车运到北京去卖，两者都会拉平上海和北京的车价，此时，张五常说，租金已经耗散掉了。这是从一个新颖的角度对一般均衡效率的诠释，但如果仅停留于此，则张五常的贡献就是有限的。

他的实质性贡献在于把这个分析应用到对非市场机制的研究。比如，短缺是计划经济的慢性病，这意味着计划经济长期存在超额的租。但是，即使没有价格的调节，这些租也会耗散掉，其方式是各种非价格限制手段，如排队，排在队伍最后面的那个人决定了短缺的租金的大小：排队购买的物品对他的价值刚好等于他排队的时间成本。因此，从租金耗散的角度来看，计划经济也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张五常从这里得到的结论是，用帕累托最优谈论制度的效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所有的制度都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这个结论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被这个结论遮蔽了视野，不去研究制度的优劣。价格和排队都是配给物品的手段，但价格配给的好处在于，它节省了排队的成本。

根据张五常的租金耗散理论，北京的抽签制度必定导致某种形式的非价格配给机制，以让汽车的供求市场出清。参与抽签当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它远小于牌照的真实价格 --- 在上海，一块拍照拍到3.5万元是很正常的事情，其后果是出现牌照黑市。

尽管抽签采取实名制，但看一下其他类似的情景（如医院预约挂号）就会明白，这难不倒市场上的黄牛们。由于汽车销量下降，他们的传统生意 --- 比如在各交易市场上蒙骗不知情的购车者 --- 越来越难做，倒卖牌照肯定会成为他们的下一个赚钱门道。但是，他们的角色只是拉皮条，这个产业链的关键一环还是在窗口后面，就像火车站的倒票黄牛离不开售票窗口后面的配合一样。

北京终于下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在此之前，朋友间流传着北京为什么不下雪的笑话，其中一个理由是“没有摇到号”。那些摇到号的购车者是幸运的，他们受伤的心也因为不用像上海人那样付好几万元拍卖费得到少许抚慰。但是，未来的购车者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牌照产业兴起的时候，付费可能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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