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宋则行先生指导学生往事琐记
作者简介
李平，辽宁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1期（总第79辑）。
全文5130字，阅读约需11分钟
宋则行先生指导学生往事琐记
宋则行先生1948年在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外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外国经济史和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这三个领域，都有高水平的学术文章和专门著述，影响甚大。
通过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著述，宋先生研究领域之宽和学术功力之深，已为国内经济学界同仁所熟知，但所不甚了解或雾里看花的，是宋先生如何指导学生。
像其他教授一样，宋先生除写文章外，也授课、指导学生，但他所采取的方式，颇有些剑桥式教育的味道。
据说，剑桥大学经济系培养研究生主要采取老师专门负责指导学生的方式，阅读经典是学习和掌握经济学理论的主要途径，而美国大学的经济系则是通过设置的课程来向学生传授知识。
玛乔里•特纳在她的《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中译本，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书中说，在剑桥大学经济系学习，是一个发展智力和全面修养的过程，而在美国可能仅仅是一种职业训练。宋先生自己的说法可能更具体一些。
他说，在剑桥大学，研究生教育以老师向学生布置阅读书目为主，间或去听系里老师的讲座。学生读书后需要写读书笔记或小论文，然后由老师批阅。
有些读书笔记或小论文很多时候就成为一门课的试卷。宋先生曾提到，老师布置他读丹尼斯•罗伯逊的《货币理论论文集》，并写出论文，然后再交给老师批改。
宋先生提到的剑桥培养研究生的方法，在奥斯汀•罗宾逊写的《凯恩斯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可以得到印证。
在这本传记（中译本，第17页）中，奥斯汀•罗宾逊说，马歇尔就是在批改凯恩斯的作业（或试卷）时发现他是个天才，并深信他的发展前途绝不止于一个经济学家。
马歇尔批改试卷用的红墨水，几乎淹没了凯恩斯原来的笔迹。
特纳在她的书中也提到，当年，琼•罗宾逊是庇古教授的学生，奥斯汀•罗宾逊以研究员的身份帮庇古教授批改论文，发现罗宾逊的论文写得格外精彩。
当然，她后来成了罗宾逊夫人。由此可以看出，读书、做笔记、写论文是剑桥经济学教学的传统。
这个传统被宋先生带到了国内，带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辽宁大学。1982年，张凤林和我有幸成为宋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攻读外国经济思想史。
在我们之前，已有杨玉生、杜进和郑品等师兄拜在宋先生门下。宋先生要求我们几个他的研究生按照他开出的书单，在图书馆找出原版书，一本一本地阅读，然后写读书笔记。
记得宋先生带凤林和我去学校图书馆的旧书库，告诉我们书单上的书都放置在什么地方。学校图书馆只有书单上的一部分，像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凯恩斯的《通论》、卡尔多的《价值与分配论文集》和罗宾逊的《资本积累》等。
这些书大都是留学回国的人捐赠给学校图书馆的，书中内页常有个人的签名。书单上的另一部分，我们是从宋先生个人藏书中借出来的，像罗宾逊的《增长理论论文集》等。
因为原版书只有一本，无论是来自图书馆，还是宋先生个人，凤林和我就错开、交替地阅读，他先看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我就先看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有些书是读者友好型的，像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每页的边缘上对一个或几个段落的含义做出画龙点睛式的概括，比较适合于理解和写读书笔记。
宋先生准许我们每周三下午去他家，讨论读书时遇到的问题。如果他出门开会不在家，让我们随时把遇到的问题写个纸条透过门缝塞进去，以便他回来可以及时地了解我们读书遇到的问题。
我最近把宋先生1980年代给我们开出的书单与特纳提到的1949-1975年剑桥大学经济学教学计划的阅读书单（《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江西人民出版社，第356页），进行了比较，大有“远山、近山，一片青无间”之感。
除了列出阅读书目，宋先生还安排我们去听其他一些老师的课。在剑桥大学，研究生的课，由研究生所属的指导老师安排，而不是由系里的行政人员设计。
在这方面，80年代初的辽宁大学经济系，也很有些剑桥的味道。比如，宋先生安排我们去听李靖国老师（留学美国归国）讲授货币银行学，由于李老师当时腿脚不方便，凤林和我就每周去他家上课。
印象中，我还送给李老师一本台湾林钟雄先生写的《货币银行学》的影印本，是在沈阳太原街外文书店二楼购买的。
宋先生还安排我们去听纪和清老师（留学美国归国）讲授的国际贸易，荀旸老师讲授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以及数学系车维毅老师（大连理工大学钱令希教授的学生）讲授的经济数学。
车老师采用的教材是日本学者岗本哲治等人编著、当时尚未在国内正式出版的《经济数学》。几年以后，我还在书店买了这本书正式出版的中文版。备考宋先生招收博士生的数学卷，我也把它作为参考材料。
宋先生也亲自授课。大三时，曾听过宋先生给经济系77和78级的学生做讲座，内容是他如何补充、推演和完善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大四时，听过宋先生讲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是杨玉生师兄讲的）。
印象中，宋先生讲课不照本宣科，但也不旁征博引；不幽默风趣，但也不枯燥乏味。他就像思考问题一样，一步一步地顺着理论的逻辑缓缓道来。
又像讨论问题一样，在有难度或容易产生困惑的地方，他会暂停下来，予以提示或重点解释。记得读硕士时，有一个学期，他给外国经济思想史和国际金融两个专业的研究生讲授西方经济学。
这门课类似于剑桥大学经济系教授开设的系列讲座。背景阅读材料是英文原版、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的温特劳布教授主编的《现代经济思想》（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
这本书的主要章节事先复印给了我们学生。宋先生备课时会写一个讲课大纲，然后将写好的大纲和英文书带到教室。
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在讲到温特劳布本人建立的平均成本加成定价法的模型（即p=kw/A）时，曾提问：这个定价公式中A（表示劳动生产率）是怎么来的？
有同学回答，但他觉得不准确，就自己详细地解释这个定价公式是如何推导出来的。假设只有工资总额即工资率（W）与工人人数（N）的乘积作为成本，平均成本就是工资总额与总产出之比（wN/Q），工人人数与总产出的倒数（Q/N）就是平均劳动生产率（A）。
给定垄断加价系数（k），价格就取决于工资率（w）与平均生产率（A）之间的关系。后来，我们理解了这个公式的经济学含义：工人人数不必是充分就业水平，只要垄断加价程度（k）上升，或者，工资（w）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价格就会上涨。
指导学生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论文选题范围的确定。究竟是由导师的研究兴趣决定学生论文的选题范围，还是把学生的学术兴趣放在优先位置？这个问题在剑桥大学并没有整齐划一的规定，有时在这一端，有时在另一端，一切因导师而定。
斯拉法和罗宾逊夫人都是宋先生的论文指导教师，斯拉法早年的研究领域是不完全竞争和古典经济学的价值与分配理论，罗宾逊夫人的领域是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但他（她）们允许宋先生选择英国的出口贸易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斯拉法的另一个学生罗纳德•米克选择“剩余的概念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发展”作为博士论文，似乎更符合导师的学术偏好。而罗宾逊夫人作为当年来自MIT的访问学者斯蒂格利茨的导师，苛刻地要求后者先重修本科学位，去去MIT（新古典经济学重镇）的毒害。
结果一个学期后，斯蒂格利茨就转由弗兰克•哈恩教授指导，但最终斯蒂格利茨也没有在剑桥获得任何学位（参见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斯蒂格利茨写的小传）。从剑桥回来的宋先生，指导学生论文选题的方式似乎是二者兼而有之。
例如，杜进、郑品、我和张凤林就分别选择了罗宾逊夫人、卡莱斯基、卡尔多的理论和剑桥的资本争论作为论文选题，而杨玉生和赫朋兄就分别选择了西方马克思价值理论和凯恩斯的国际贸易理论，后来的师弟如黄险峰和韩毅则分别选择了新凯恩斯主义和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作为选题。
特纳在《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一书中提到，剑桥经济系还有其他一些传统。例如，教师在公用室内彼此之间口头交流学术观点和学术意见。特纳称之为“口头传统”（该书第30页）。
据说，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一书，就是在与卡恩教授（曾经是凯恩斯的学生，投资乘数的发明者）的交流和相互讨论之后写出来的。
再如，经济系彼此欣赏的教授会组织比较私密的研讨会，实际上就是在房间里相聚，由成员中的某一位宣读一篇论文，然后，卡恩教授发给大家饮料，接着讨论就开始了，最后，讨论把人搞得“疲惫不堪”。
特纳说，上个世纪50年代，卡尔多的增长理论和罗宾逊的积累理论就是在这种比较私人的研讨会上逐步形成的（该书第136-137页）。
现在看来，宋先生也把剑桥的研讨会传统带到了辽宁大学。在他创立了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后，非正式的研讨会就形成了。那时，每周三宋先生都到研究所来，在政治学习之后，宋先生就会安排学术讨论的内容。
讨论是非正式的，话题也不一定是固定的。有时讨论非常激烈，以致在宋先生散会离开办公室后，讨论还在继续。印象中，赫朋兄热情最高，他也经常邀请我到他家里去讨论。
1988年赫兄推荐我阅读戴维森（美国后凯恩斯经济学代表人物）写的著作《货币与现实世界》，受益匪浅。
当然，讨论有时也是开放的，不限于经济研究所的学生和教师。印象中，有一次宋先生邀请正在读学位的李笠农（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毕业后就职东北财经大学，后因病早逝），到研究所来报告他写的一篇有关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文章。
这篇文章应该是事先请宋先生看过，先生觉得有思想，就推荐到所里来讨论。印象中，笠农那篇文章设想了一个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模式，目的是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委托-代理问题。
后来，可能是受到了宋先生的肯定和研讨会的鼓舞，笠农在这方面持续研究了好长一段时间。
宋先生有时也会把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带到所里来讨论。印象中，有一段时间他在做辽宁市场化程度的经验研究，就是选择出一些能够反映市场力量作用的统计指标，观察改革开放后市场化程度的变化。
宋先生这个研究在国内要比南开大学的陈宗胜和后来的樊纲、王小鲁要早一些，可惜当时我们几个学生忙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没有投入精力协助宋先生做这项工作，只是参与讨论。
经过若干次讨论，宋先生就完成并发表了他对市场化程度衡量问题的研究，研究成果后来收录在他自选的文集《转轨中的经济运行问题研究》中。
那时候电脑的使用还未普及，记得宋先生把孙女用过的作业本的背页用订书器重新装订起来，在上面记录他设想的每一个衡量市场化程度的指标，以及他自己根据统计数据计算的结果。
回忆这段往事，让我联想起当年斯拉法在整理、编辑《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时发现，李嘉图生前最后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绝对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草稿，是写在一些零星的纸片上，有些纸片其实是旧的信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39-341页）。
《绝对价值与交换价值》是1823年李嘉图生前最后一篇文章，还是一篇未完成稿。在这篇未完成稿里，李嘉图仍在探索困惑他一生的理论问题：寻找收入分配关系改变时商品的价值仍能保持不变的条件。
斯拉法在整理这篇文稿后，于1960年写出了名著《用商品生产商品》，解决了李嘉图的难题。而宋先生作为斯拉法的学生，生前最后完成的长篇学术文章，是论述斯拉法对古典传统的价格理论的发展。
这篇文章完成于1997年，直接收录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再认识》自选文集中。剑桥传统对宋先生的影响，如袖手无言，味最长，而这种影响又通过宋先生，潜移默化地濡染了他的一拨又一拨学生。
编辑/徐铭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