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宗来:莫把教育办成“老鼠赛”
作者简介
寇宗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9年第2期(总第40辑)。
全文4064字,阅读约需10分钟
莫把教育办成“老鼠赛”
Education
对于教育的功能,经济学主要有两类解释。
一是由舒尔茨、贝克尔等人所倡导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能够提高人们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二是由斯宾塞、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等人所倡导的信号传递或信息甄别理论,其中教育的主要功能不是提高人力资本,而是将人们的私人信息(比如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揭示出来,进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
教育提高人力资本的功能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其信号传递或甄别功能则需要一些微妙的条件,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单交叉条件(或称斯宾塞-米尔里斯条件):
只有当不同禀赋的提高教育水平的“边际”成本不同时,更高的教育年限才能起到信号传递或者筛选的功能。
或许,通过一个关于长跑的类比可以很好地说明单交叉条件的关键作用。设想我们要挑选一个长跑健将,并给其授予一定的奖金。
但是,如何才能在众多选手中将真正的长跑健将挑选出来呢?一个自然而然也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让所有的选手都跑一个马拉松就知道了;如果没有作弊,如吃兴奋剂,跑在最前面的就是长跑健将的最佳人选。
实际上,这样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背后,就蕴含着单交叉条件:每多跑一步,长跑健将感受到的劳累程度是要小于一般人的!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开车“跑”马拉松,那么,要把长跑健将挑出来就不可能了,因为此时每个人多“跑”一步的劳累程度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同理,如果任何人都能以相同成本获得某个大学的博士文凭,这种博士文凭也就没有什么含金量了。
哈佛耶鲁的文凭之所以值钱,就是因为他们具有非常严格的资格考试,非常苛刻的论文评审标准,没有很好的天赋,是很难通过其中的道道关卡的。
尽管人力资本和信号理论是对教育功能的两种不同认识,但并不排斥,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正是因为好学校师资强,要求严格,学生必须努力学习,切实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才能通过各种测试,最终拿到文凭。
反过来,正是因为好学校的文凭值钱,学生才愿意为获得盖文凭而花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对于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龚自珍有一句诗说得最精到了。
他说,“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传人可知”。对应到这里,一个学校之所以声名卓著,乃是因为它培养了一些声名卓著的学生;而在那些声名卓著学校读书的人,即便现在还没有什么成就,但只要自报家门,别人也会对他刮目相看,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嘛。
我们认为,要判断一个高等教育是否具有效率,其关键就是要看它是否实现了人力资本积累和信号筛选的功能。
很不幸,如果不进行及时的修正,现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与这两个目标都有渐行渐远的危险。
从积累人力资本的角度看,不管是从学士到硕士还是到博士,学生都必须学到足够多的有用知识。
然而,在学生数量急剧增加(或许还伴随着学生平均素质的下降)的同时,师资数量却没有相应的增加(或许还伴随着教师平均素质的下降),师生比也因此急剧恶化,常常出现一个教师指导一个排的学生的怪现状。
许多老师对学生采取听之任之的放养策略,无力、无法、往往也无意对每个学生投入足够的精力,根本不可能达到“春风化雨”、“因材施教”的效果。
从信号传递或筛选的角度,文凭应该能够将不同素质的学生区分开来,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摩擦成本。然而,由于缺乏严格的审查机制,几乎所有入学的人都能获得文凭,教育的信息功能也被极大地弱化了。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个真实的笑话。几年前,黄有光教授到复旦访问,晚上一起吃饭,期间他忽然饶有兴趣地问张军教授:为什么大陆的博士生都在名片上直接自称博士,而在国外他们只能称博士候选人?
张军教授想了想,说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博士候选人都能确定地变成博士,所以他们就直接自称博士了。听了这个解释,黄教授哈哈大笑,并反问道:既然人都会变成鬼,那为什么不把人叫成鬼?对于他的这个有点搞笑而且无需回答的提问,大家也只能笑了,只不过没有他笑得爽朗而已。
很容易理解,当教育的两种功能都弱化时,最终会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一方面,由于学生就读期间无法有效地提高人力资本,文凭也就没有什么含金量了;反过来,不管多学少学,所有持有相同文凭的毕业生都在市场中被“平均”对待,他们积累人力资本的激励也被大幅降低了。
按道理,如果文凭本身没有什么含金量,人们也就没有积极性追逐这些东西了。但问题是,现在各种岗位聘任都对文凭和证书设定了最低标准,没有文凭和证书却也寸步难行。
比如说,最近上海市“放松”了户籍政策,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有用人才来沪落户工作;然而,要被看成是“有用”的人才,进而能够享受当地的各种福利政策,你必须具有本科或以上的学历。
再比如说,2009年3月8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求职农村教师递不出简历,大专生含泪逼问官员”的报导,其中一位林姓女生“控诉”了文凭门槛给大专生就业带来的困难:“各地都暗设门槛,专科生到哪都投不出一份简历,难道大专生连去农村当教师都这么难吗?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大专生?”
刚才的两个例子都说明,虽然高等教育没有导致太多的人力资本积累,而其筛选功能的发挥也不尽如人意,但由于各种政策福利都与文凭挂钩,众多学子不得不一步一步地继续“深造”,就好像陷入了阿克洛夫所说的“老鼠赛”:在获取文凭和证书的竞赛中,每个人都想成为那个跑在最前面的“老鼠”。
以前,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而现在大学生太多了,不少人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危险。于是乎,有些人就开始读硕士、MBA,希望找个好工作,谋个好职业。刚开始还可以,但后来又不行了,因为硕士也太多了。
于是乎,许多人又开始读博士,也是希望找个好工作,谋个好职业,但很无奈,近几年由于博士数量增加得很快,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博士授予量最多的国家,博士不再与众不同,也很难找到心仪的工作了。
按道理,博士已经是最高学位了,似乎没有办法再继续深造了,但“博士后”似乎充当了博士升级版的功能。对于这样一个无穷无尽的“老鼠赛”,民间有非常生动的戏谑:学士之上是硕士,硕士之上是博士,博士之上是博士后,博士后之后呢,就是圣斗士了!
今年两会期间,许多人对现行高等教育体系提出了尖锐批判,认为前几年的大幅扩招正是造成现在大学生普遍就业困难的“罪魁祸首”。大学生失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将其单纯归因于扩招无疑是有失偏颇的。
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人们利用公共知识资源,充实自己和参与市场竞争的基本条件。在此意义上,扩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本身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由于缺乏配套的质量监督措施,扩招变成了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不论是从人力资本还是信号传递(甄别)的角度看,其效果都是值得怀疑的。
当高等教育开始偏离其基本的目标时,市场最终必然会对其做出无情的反应。既然高等教育不能提高人力资本,而文凭又不能揭示劳动者能力信息,大学生就业困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近年来中国曾经出现过“民工荒”,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学士荒”、“硕士荒”、“博士荒”、“博士后荒”,以及“教授荒”。
当然这种供需失衡有中国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不可忽视的:
民工的能力素质是完全信息的(由于他们从事的工作是简单劳动),劳动雇佣关系中的摩擦成本很小,而其他劳动者的能力则是其私人信息(由于他们从事的工作往往是复杂劳动),具有强烈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正如阿克洛夫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合理的信息揭露机制,“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会导致市场失灵,甚至消失。
与之相关,我发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具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一方面,不少学生选择了读研究生,但另一方面,就读期间他们又整天到公司里面去实习。
如果说学生读研究生是看重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功能,他们就应该好好学习,而不是实习。
如果说公司觉得学校里面学的东西不适合实际工作,这些学生就应该早点出去工作,在岗培训不是更有针对性吗?
如果学生看重的是教育的筛选功能,那么,这在硕士或博士入学考试成绩出来时就已经完成了,因为现行体制下入学基本上等于毕业,不会有什么人被淘汰!
按照阿罗的观点,高等教育可以看作一个双重“过滤体系”,一是“入口”控制,二是“出口”控制。很显然,现在中国只有“入口”控制是有效的,“出口”控制则形同虚设。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实现机制:市场对高等教育的功能产生了强烈怀疑,各公司要求学生必须实习,以便他们自己有效地筛选出他们需要的人才;预期到这个结果,学生也就没有积极性好好学习了,而这恰好又使得高等教育丧失了应有的双重功能。
上述悖论不过是市场对高等教育“老鼠赛”的一个合理反应,而其背后的本质原因则是高等教育体系缺乏有效的质量控制,而社会又普遍采用了文凭本位的报酬体系。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高等教育沦为“老鼠赛”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也很简单:只要恢复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和信息揭示的双重功能就可以了!
首先,加强高等教育体制的质量控制,把紧“出口”的标准。如此,学生必须努力学习才能获得文凭,这不但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也加强了信息揭示。市场也会因此而获益,他们不必亲自筛选高素质的人才。由此可见,“宽进严出”也是一种可以自我实现的均衡机制。
其次,如果说本科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那么硕士和博士教育就绝非如此了,而大幅度缩减硕士、博士的招生数量,则是限制“老鼠赛”的关键所在。
阿克洛夫、斯宾塞等人早就证明,有些情况下,通过教育来实现信息揭示的功能是成本非常高的。
比如说,以前有四六级证书说明一个人的英语水平是高的,这有助于用人单位找到所需的人才;现在,大家的英语水平都提高了,拥有四六级证书不能说明什么,但没有四六级证书却是很要命的。
尽管此时英语能力低于四六级水平的学生很少了,但每个人都不希望被看成那些最差的学生,从而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考试,这实际上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道德经》有云:不上贤,使民不争。看来解决高等教育的“老鼠赛”问题,我们还需要借鉴一些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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