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探索国富与国穷之谜
作者简介
周文，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6年第3期（总第73辑）。
全文5196字，阅读约需11分钟
探索国富与国穷之谜
世界上邦国林立，为什么富的这么富，穷的这么穷，而且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更直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看上去相似的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结果却迥然不同？或者用罗斯托的话来说，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无疑，这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课题。但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而恒久的问题，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可以肯定，今天的世界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富裕。但是与300年前相比之下，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公元1000年时世界上最富和最穷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是1.1比1，现在是19比1。今天富国瑞士和穷国莫桑比克的贫富差距是400比1。
早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冈纳.缪尔达尔就呼吁全世界要注意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不管是在绝对意义还是相对意义上，富国正越来越富，而且致富速度远远超过穷国追赶的速度。总地说来，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与日递增。
问题似乎简单，既然有些国家穷而有些国家富，那么穷国照搬富国的发展道路，如法炮制富国的发展措施和发展模式不就实现赶超的目标了吗？回顾历史，确有不少国家是如此，但是大多数国家并不成功，成效也不显著。
事实证明，富国之所以富，穷国之所以穷，其问题远比表面要复杂得多。
首先，富国的成因，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其次，即使有共识，每一个国家的地理、文化、资源、历史都要不尽相同，同样的办法未必在不同的国家产生同样的效果，所谓橘生淮北则为枳；其三，尽管从研究上致力于国家富裕的理论和学说较多，但是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一套具有操作性又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通用方案。
#01
中国：曾经的辉煌与今日的复兴
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毛泽东主席曾所说的“一穷二白”的国家。中国最为早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成功的国家。早在公元600年左右，中国唐朝对广泛兴起的全球贸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麦克尼尔说，中国的繁荣、商业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风箱煽起了一种新兴的全球经济的火焰。
中国在公元6世纪时就差不多拥有了英国在18、19世纪农业革命相关的所有成就。那时说中国处于今天美国、西欧的地位，而欧洲处于摩洛哥的地位一点也不夸张。
18世纪前欧洲原始的、渗淡的农业，与公元前4世纪以后先进的中国农业是简直没有可比性的。如果用人均GDP来衡量，700年前的中国是地球上最富最发达的国家。
正是这样的历史场景，使得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中对中国大加赞赏：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裕。更早些时候，在马可波罗的眼里，中国就是西方人羡慕的天堂。
在8世纪，长江上约有2000条船只航行，运载货物总量约相当于1000年后的英国运载货量的1/3。马可波罗估计在长江下游有1。7万条船只在航行。
大约在公元1000年，中国人改进了磁铁罗盘并用于航海；公元1045年，宋代中国人毕昇开始了活字印刷术。当时开封是中国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
在宋代，开封作为帝国之都，有上百万的人口，相比之下，伦敦仅有1万5千人。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其实就是通过一幅画直观地炫耀着历史上开封的壮丽与辉煌。
从另一个角度看，宋朝经济的奇迹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孤立事件，它反映和展示的是中国历史上对西方的领先与超越。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才激起了无数西方人士对中国向往。
应该说，如果没有对中国的向往，就不会有后来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哥伦布直到去世都仍然固执地认为，他到过的地方是中国。
18世纪末，中国人均收入约与1750年的英国相当，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1850年的英国一样高，直到1860年，中国占世界生产的总额都高于英国。
按照麦迪森的说法，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GDP总量30%，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总量。到1750年为止，中国的领导地位仍然是显而易见，它占据着世界制造业产量的33%，是英国的1600%，只是到1830年时，西方才超越中国；1860年时，英国才与中国并驾齐驱。
所以霍布森有一句中肯的评价，相对于中国成熟的发展水平，后来的英国只是标准的新兴国家。如果没有中国早期的贡献，英国很有可能至今还是一个渺小而落后的国家，游离于一片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边缘。
然而，在历史长河中，中国没能保持住领先者的优势，中国与西方在19世纪开始出现“大分流”，并且两者之间的距离在200年前开始越拉越大。这不仅体现在GDP的总量上，更体现在人均GDP上。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华帝国的衰落，中国何时又能重返复兴的势头。
研究显示，到20世纪初，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例跌到13%；到了30年前改革开放的前夕，甚至还不到5%。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又再次回升到大约15%。
现在，中国已成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按照经济学家的预测，以中国目前的增长潜力和增长空间，大约在2030年左右，中国可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02
国家兴衰，潮起潮落
让我们的视野暂时跳出中国，审视全球其他地区的过去和今天。11世纪的非洲和欧洲的人均GDP大约还旗鼓相当，但是之后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却长期处于贫穷和落后。
同样在中东，虽然以色列人把自己称为上帝选中的人，但是上帝并没有给以色列的更多“关照”，以色列自然资源极其短缺，但是丝毫不影响其经济繁荣。
西班牙在16世纪的“黄金时代”，其领地遍及世界，被誉为“日不落帝国”（英国只是第二个荣膺“日不落帝国”的国家）。
按照麦迪逊的数据，在1500-1600年，西班牙的人均收入从661美元增长到853美元，增长率为29%。但也是短暂的光辉，过眼云烟。
1700年，荷兰GDP比英国高40%；1820年，德国的经济实力只是英国的2%，1938年就与英国经济实力相当。
曾经的莫卧儿王朝不可一世，却最后沦落为英国的殖民地；曾经辉煌的吴哥王朝今天早已不见踪迹；就是在1950-1960年代，柬埔寨在亚洲排位也是可圈可点，新加坡立国之初曾向柬埔寨学习，今天却变成典型的欠发达国家。
传统经济学理论强调土地、劳动力、资本是经济增长之源。但是20世纪各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源丰富的国家一般都比较贫穷。俄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却从来就没有进入过富国的行列。
俄国的天然气、煤炭储量分别占到世界的40%和50%以上，都是世界首位；俄国石油储量占世界的1/3，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二。但是，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按1990年购买力国际元计算，1998年西欧人均GDP的平均数是17921元，而俄国只是3893元。
同样，委内瑞拉、伊朗等石油大国，发展状况也没有想像的好。整个非洲，资源极其丰富，拥有大量的钻石、矿藏，却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与此相反，新加坡是一个被马来西亚抛弃的岛屿，卢森堡、瑞士这样的小国，什么资源都没有，却有着较高的收入。
在美洲，美国从1776年建国至今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今天美国的GDP总量接近世界的1/3，而美国人口大约只是世界的5%。事实上，美国的腾飞只是很晚的事情，一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才挤上发达国家的列车，呈现出勃勃生机。
如果说美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和同样处在美洲的阿根廷。根据麦迪森1990年国际元计算，1770年墨西哥的人均GDP大约是568元，美国只是527元。可是到了1998年，墨西哥是6655元，而美国则是27331元。1913年，阿根廷与美国还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人均收入为4000美元。
可是，100年后的今天，美国是40000多美元，阿根廷却仍然在缓慢的增长中挣扎。阿根廷的百年历史，印证了经济学上的“资源诅咒”学说，有时候资源过于丰富，反而失去了增长的动力。
更为经典的事例是，阿西莫克鲁、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开篇就讲到一道栅栏将诺加利斯分成美国的诺加利斯和墨西哥的诺加利斯。
同一个城市的两个地方，地理、气候上毫无差异，甚至两个地方流行的疾病都没有差别，具有共同的祖先、相同的饮食文化结构以及相同的音乐。但是，经济发展却出现惊人的差异。
#03
国富国穷的逻辑
中国为什么会由长期的经济领先而走向近代的积贫积弱。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从辉煌走向衰落，又从衰落走向复兴的国家。
而西方又是什么原因能够在漫长的16世纪逐渐赶超中国，并在19世纪横扫世界、所向披靡，然而今天又再次面临经济困境，陷入危机与动荡。这其中有什么历史经验与教训需要深刻吸取。
首先，西方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西方的道路是否就是后来者所应该遵循的道路，或者说现代化只有西方一个模式。
福山曾信誓旦旦地宣称历史的终结，撒切尔夫人也声称“别无选择”。于是，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以东欧国家为代表开始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之旅。但是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甚至状况越来越糟糕。南联盟解体，匈牙利一蹶不振，曾经不可一世的前苏联解体成独联体，俄罗斯至今衰退势头持续，看不到恢复的症兆。
想当初，前苏联曾是与美国并驾齐驱成为当时的超级大国。现在苏联解体25年后，俄罗斯人又变回了穷人。而且，穷得超乎你想象。俄罗斯总统国民经济和公共管理学院预计，2016年，将有50%的俄罗斯公民，也就是大约7000万人成为穷人，早前预期是30%；2015年，这一数字是15%，即大约2100万人。
另一个事例就是印度。1947年，印度独立时，人均收入水平是中国的两倍。但是，印度立国之初就坚定其“西方模式之旅”。长期以来印度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几乎停顿，被称为“教徒式增长”。1978年时，印度与中国经济基本持平，只是到了近年来，印度的经济才发展迅速，势头强劲。但仍然与中国有着较大的差距。
其次，市场化真的是一国富强之本吗。
一个流传甚广的观念就是，李约瑟之迷的回答。近代以来中国之落后，在于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没有形成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从此长久的闭关锁国将中国从前进的列车上甩掉。事实上，将经济发展的动力归因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体制，这是毫无根据的臆断。
透过历史，我们已清楚地看到，辉煌的中国经济之所以后来土崩瓦解，并非是由于没有推行市场经济所致，而恰恰是因为市场化过度。
市场是经济交换的场所，其本身并没什么神秘之处。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推动分工的深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市场给经济带来的问题：过度竞争与经济无序。而历史上的中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经济无序而缺乏治理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市场经济的另一个极端，从而抑制和制约了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的动力。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
资产阶级，由于它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要成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
同样，当年孟德斯鸠的告诫，至今振耳发聩，但是却仍然发人深醒。他说，依仗商贸建立的强国只能昌盛于一时，而在长时间中则呈现平庸状态。这些强国崛起是毫不引人瞩目，因为它们悄无声息，不露形迹。可是，一旦到了谁也无法对它们视而不见时，人人都试图剥夺它们的优势，这种优势可以说是以始料不及的方式取得的。
因此，美国学者保罗.罗伯茨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中提醒中国，如果中国的决策者们误以为，迈向自由市场经济就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那么中国迟早要像今天的美国和欧洲那样，面对同样的失败。
这些事实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仍然要避免过度市场化的“海妖之歌”诱惑，坚定走中国特色道路才会越来越繁荣。
最后，国穷国富的逻辑在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超越。
从近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普遍的认识就是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因此，中国要赶超只能是向西方学习，拜西方人为师。所以 “西学东渐”、“师夷以制夷”成为超越西方的“不二法门”。
一百多年来，中国最后的实践和得出的结论是这条道路走不通，也不可能走向强盛，正如毛泽东在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为什么先生老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了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
进入文明史以来，经济的发展总是在以国家为主体的推动下得到不断进步，无论是西方世界的兴起，还是东方世界的赶超。事实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兴衰永远是经济发展变动的主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确立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完成了第一次对西方的超越，才使中国自隋唐时期后开始1000多年领先于世界。
与此相反，从公元11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西方世界不断反省自身的发展，不断重塑新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西方世界才逐渐开始兴起，直到19世纪全面超越东方。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的治理体系被视为国富之道。由此，进入近代以来，不断被东方模仿和学习，“西学东进”仿佛成为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现在来看，这条道路，没有一个国家成功过。
今天，作为21世纪的中国在发展上再次实现对西方的超越，表明西方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发展的危机，更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危机。没有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超越，也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的超越，这也是近代中国无数志士仁人致力于“东学西渐”、“师夷以制夷”终不能成功的内在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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