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瘟疫冲击是否会促进社会平等？
作者简介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0年第2期（总第88辑）。
全文3912字，阅读约需9分钟
瘟疫冲击是否会促进社会平等？
瘟疫冲击促进社会平等的
历史先例：黑死病
瘟疫冲击是否会促进社会平等？——从哲学视角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重大冲击、破坏往往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开辟道路，在历史实践中，这样的先例早已出现过不止一次。
最典型者莫过于1347—1351年首次出现于欧洲的黑死病。这场瘟疫在欧洲第一次爆发之后，断断续续延续大约350年之久方才在欧洲消失，在上百年里，黑死病一直是欧洲长期平均死亡率和短期死亡率波动的最大影响因素之一。
在这场瘟疫中，欧洲人口损失惨重，导致大多数欧洲国家人口密度低于1300年或1340年长达上百年之久。
即使在14世纪时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密度远远低于法国、意大利、神圣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的英国，传染病传播效率相应大大低于上述地区，扎实的研究结果也显示，1348—1350年黑死病在该国的第一轮流行就夺去了大约20%人口的生命。在上述城市化水平较高地区，时人留下的许多史料表明，当地死亡率大大超过20%：
有资料表明，当时教皇辖地托斯卡纳区死亡率高达2/3，现属意大利的南蒂罗尔死亡率高达5/6，葡萄牙科因布拉（Coimbra）圣彼得大教堂文件声称该城3/10居民死于瘟疫，……
就欧洲总体而言，根据海克尔（J.F.C. Hecker）关于14世纪黑死病的开创性著作，1347—1351年黑死病的第一轮流行就消灭了欧洲25%以上的人口。
经过黑死病数轮流行，1400年英国人口萎缩到了1348年的一半；直到1450年、甚至1470年，也找不到什么迹象显示英国人口有持续增长。
然而，数百年后人们回顾，黑死病造成的如此惨重的人口杀伤竟然促进了当时的社会平等，助力欧洲走出了中世纪的沉睡，打破了宗教绝对权威的思想禁锢，迎来了思想文化、科技进步大发展的文艺复兴，人口损失最惨重地区之一的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策源地。
之所以如此，在思想方面是因为黑死病蔓延动摇了宗教神权的绝对权威，在经济方面是因为人口锐减导致劳动力报酬显著上涨，掌握大量资产的既得利益权势集团收益大幅萎缩，从而直接促进了社会平等，进而间接激励了旨在节约劳动力使用的科技进步。
同时，由于收益断崖式暴跌，既得利益权势集团也不再拥有此前那般强大的力量禁锢创新、扼杀社会进步。
在神权普世而世俗政权支离破碎的中世纪欧洲，教会是最大资产所有者，因此，教会地产租金变动能够较好体现当时资本和劳动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地位的浮沉。法国普雷斯的圣杰曼大教堂（Saint-Germain-des-Prés）记录显示，该教堂庄园土地租金水平在14—15世纪一路下行：
1360—1400年间，平均租金为每阿庞（arpent）土地84但尼尔（denier）；1422—1461年间为56但尼尔，1461—1483年间为31但尼尔，100年时间里，其平均名义租金跌落到原来的37%，缩水近2/3。
鉴于在此期间法国金银铸币成色、重量持续大幅下降和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1343—1500年间图尔锂（livre tournois）实际价值逐渐下降到原始标准的50%，该教堂土地资产收益萎缩幅度更为惊人，平均实际租金只有原来的18.5%左右。这样的变动，在当时的西欧相当典型。
不仅如此，黑死病在西欧造成的人口损失和资本收益下降可能还间接激励了东罗马学者、专家大批“衣冠西渡”逃难涌入；而本来相对落后的西欧得以爆发文艺复兴，离不开这个群体携带的文化、艺术、科技知识流入。
作为欧洲文明发祥地，希腊地区文明开化早于意大利半岛。即使在罗马帝国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帝国起家的罗马和意大利半岛获得整个帝国供养之利，希腊地区经济文化之发达仍然不下于罗马与意大利。君士坦丁大帝建立君士坦丁堡并迁都于彼，正是基于这一现实，希望就近更牢固掌握这一财赋与文化重心。
罗马帝国晚期，日耳曼蛮族入侵，横行西欧，幸存知识文化精英更是大批“衣冠东渡”逃亡东罗马，东罗马、尤其是君士坦丁堡地区成为传承发扬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科技知识的中心。
14世纪初，奥斯曼埃米尔国崛起，不断侵占东罗马（拜占庭）领土，1345年兵临达达尼尔海峡，1346年借拜占庭内乱之机进军本属拜占庭欧洲领土的色雷斯，……直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覆亡。
蛮族加速进逼，国势风雨飘摇，东罗马知识文化精英逃亡提速，实属当然。此时西欧人口锐减，对外来难民更为接纳欢迎；物价降低，也会便利这些精英难民在新落脚地生活和置产兴业。
2020新冠大疫冲击促进
社会平等的可能机制
黑死病如此，2020年新冠肺炎瘟疫是否会产生类似的经济效果？尽管不少国家在“反危机”旗号下推出的大水漫灌式货币政策会推高资产价格，从而加深、加宽掌握更多资产的富裕阶层与平民之间的财富鸿沟；但至少在中国，通过以下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新冠肺炎冲击促进社会平等是可能的。
一种机制是通过促进创新。类似新冠瘟疫这类重大挑战之所以能够促进创新，是因为重大挑战能够打破原来抑制创新成长的传统市场势力，而这样成长起来的创新，必然会增进社会平等。
在一个社会秩序混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崩溃的国家，重大冲击通常只能带来纯粹的经济损失，创新难以萌芽，即使萌芽也通常会在恶劣环境中夭折。
但重大冲击如果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它拥有广大充满活力、干劲、旺盛进取心的国民和市场主体，它拥有完备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体系和公共服务；那么，重大冲击将成为众多创新涌现、成长的契机。
如同2003年非典冲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兴电商产业崛起一样，在1月下旬以来的中国新冠抗疫举国总动员中，我们也目睹从产品到企业组织等各方面创新的成批涌现，假以时日，相信其中一部分创新将成长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新“增长极”。
另外一种影响更为深远的机制是通过美欧西方国家抗疫的拙劣表现而间接促进中国的代际公平。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
在西方国家经济优势突出且把持规则制定权力的环境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家庭将子弟送往西方留学，取得知识、人脉等项优势，甚至仅仅一个“留学西方”、“海归”名义就能给他们的子弟平添几分光环，将有助于他们下一代保持、甚至进一步增强家族在本国已经占据的优势地位。
同时，在假想的西方对资产更安全更友好环境下，若能自如运用“狡兔三窟”之便，也能更好地保持自家资产安全与增值。
出于上述考虑，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多年来盛行将子女送往海外接受教育之风，他们的子弟往往从中小学就开始在海外生活、学习，动辄一二十年。
然而，对于民营企业家族而言，上述子女幼年出国的做法本身就存在较高概率导致继承者“上不通天，下不着地”而在下一代人的竞争中优势缩小，甚至落败，因为这种做法固然有助于给继承者提供更好机会去学习发达国家较为先进的科技和经营管理知识，有助于继承者建立海外人缘网络，有助于继承者熟悉、了解西方国家的法规和商业实践，却无形之中减少了他们熟悉把握国内世态人心的机会。
从多年来的实践结果来看，其它条件相同，无论是与员工下属沟通、激励、监督，还是把握国内客户和消费者心态关系，海归派企业继承人面临的无形隔膜都远甚于“土鳖”经营者，幼年出国者尤甚，而员工、客户、消费者正是企业赖以立足的根基。
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资产存放海外日益显得错失中国高增长机遇，子弟留学海外获得的知识、人脉优势日益缩小，社会上“海归”光环日益黯淡，留学海外收益“溢价”缩小。
在这样的长期大势之下，各国软硬实力又迎来了2020年新冠疫情这场中立、客观、无情的“统考”，结果是中国抗疫表现全面、大幅优于西方阵营。
以“全民确诊率”和“全民死亡率”两项指标衡量各国疫情严重程度，其定义为累计新冠肺炎确诊、死亡病例数占总人口比例；我整理、计算、比较分析了7组107个海外国家的疫情数据，发现，截至北京时间4月16日24时，在这7组107个国家中，共有82个国家全民确诊率超过中国，58个国家全民死亡率超过中国。
盎格鲁-撒克逊“五眼联盟”加上日韩、独联体外的欧洲国家全民确诊率全部超过中国；除澳大利亚、新西兰之外的“五眼联盟”国家，韩国，外加除斯洛伐克、拉脱维亚、梵蒂冈3国之外的全部欧洲国家，其全民死亡率全部超过中国，且这些欧美国家全民确诊率、全民死亡率指标动辄高达中国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无论是标榜“自由放任”传统的英美，还是国家干预传统强大的德法，抑或实行“北欧模式”社会民主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其疫情指标与中国相比都非常难看。
到6月下旬，美国全民确诊率和全民死亡率两项指标都已经高达中国的110—120倍；按确诊病例绝对人数排行，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竟然落到了20名开外。
到9月下旬之初，不考虑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统计遗漏，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突破3000万，累计死亡逼近百万，美国一国累计确诊逾700万，累计死亡逾20.4万（北京时间9月22日），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累计确诊病例数排名则落到了40名开外。
……
在这样的“统考”结果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经济政治变动之下，包括美国国内的“黑命贵”暴乱、突破美国历史底线的竞选斗争和宪制危机等等，资产存放海外的安全性还能继续是中国高收入家庭原来所假想的那样吗？“海归”在中国社会的光环能不加速褪色吗？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孟晚舟事件和一系列美国华人学者被巧立名目抓捕，本来就向在美华人敲响了警钟；新冠瘟疫冲击后美国加剧排华，中国高收入家庭存放美国资产的风险正在空前高涨。
中国高收入家庭和不少中产家庭为子弟留学海外付出了巨额资金、精力、时间等项投入，其中不乏盲目，特别是那些把孩子送往海外从中学、甚至小学读起的家庭。
时势变动决定了他们付出的这笔巨大机会成本中有相当一部分得不到他们原本期望的收益回报，反而是徒然给国内许多付不起这些成本的家庭子弟腾出了“就地闹革命”、自我奋斗向上流动的空间和机会。
从较长时间跨度上看，这可能是此次新冠瘟疫对增进中国社会平等的最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