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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国:劳动力市场上男女性别不平等的语言起源

jjxjcz 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 2023-08-27





作者简介


张卫国,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2期(总第80辑)


全文3692字,阅读约需8分钟



劳动力市场上

男女性别不平等的语言起源



01

劳动力市场上的男女性别不平等

从古至今,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在普通人眼里,它可能只是一种性别差异而已,源于男女生理或心理上的不同。


抛开教育、社会网络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就业及其岗位上升通道的影响不谈,拿最基础的体力劳动来讲,搬运工、矿工、管道工等几乎清一色儿地是男性,而同等级别工作岗位上的女性则更多的是餐饮服务员、客房服务员、家政服务员以及商场保洁员等等。


如果把上述差异看成先天生理上的性别分工结果(比较优势理论的观点),那么在某些职业或行业中的性别差异则是由人们的心理或观念等因素造成的。幼儿园教师和医院护士便是这一类的典型代表。


与体力工人中男性“独霸天下”现象相反,幼教教师和“白衣天使”队伍里面男性奇缺,女教师、女护士“撑起一面天”。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面临职业选择和规划时,男性不屑于进入这些“待遇偏低、地位不高、发展受限”的职业或行业,用斯密的话来讲,是出于他们自利(“面子”)的打算。


以上这些只是有关男女性别不平等的粗浅表象,在劳动力市场上尚属于“小儿科”级别,充其量算是一种职业性别隔离,而真正意义上的性别不平等,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等收入上的差异之外,还包括两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就业质量、工作时长、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职场晋升中的“玻璃天花板效应”,等等。


以劳动参与率以例,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与社会展望:2018年女性速览》报道,2018年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8.5%,比男性参与率低26.5个百分点。相反,2018年全球女性失业率为6%,比男性失业率高出约0.8个百分点。

02

性别不平等的长期根源

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长期的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


有人认为,性别不平等主要是由于社会中男女性别分工不同造成的。这种性别分工从男人外出狩猎、女人采集野果的原始社会就开始了。


乍一听,这貌似有些道理。不过,远古时代的这种简单分工尚不足以导致今天各个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导致了真正的社会性别分工,进而对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以及其中的性别不平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呢?


答案恐怕还得从人与大自然的交往中寻找。这便是农业和农业技术。


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丹麦经济学家Ester Boserup在其关于女性与发展研究的奠基之作《经济发展中的女性角色》(Woma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曾提出,不同社会女性身份和地位的差异根植于历史上不同的农业技术实践,特别是游耕和犁耕之间的差异。


游耕,即迁徙农业,“今年耕此,明年种彼”,是在耕作技术条件低下情况下的一种原始农业。一般是农民先在植被繁茂的地段选址,然后将树木杂草砍倒(清理出空地),草木晒干后用火焚烧(草木灰直接当作肥料),火烧后的土地变得松软,于是直接播种。


这种“刀耕火种”所用工具简陋,无犁无畜,不翻地,不施肥,一两年的时间土地肥力便消耗殆尽,农民易土而耕。游耕生产方式唯一的好处是没有把妇女排除在农业生产之外。


相反,犁耕引入了犁和畜力,这就对生产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强壮的身体去拉犁或控制拉犁的牲畜。


此外,犁耕还使得人们在劳作时无法再兼顾照料孩子的任务,自然而然地,犁耕农业将妇女排除在生产之外,逐渐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


Boserup的思想给予了Alesina、Giuliano和Nunn三位学者灵感,也直接催生了他们于2013年发表的那篇高被引论文——《性别角色的起源:女性和犁》(On the Origins of Gender Roles: Women and the Plough)。


Alesina等人对Boserup的“性别角色差异”的假说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和验证。在详细的史料考证和严格的计量回归之后,他们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历史上农业生产方式实践的差异不仅影响着前工业时代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对当今社会男女性别不平等同样具有显著的影响。


凡是历史上使用犁的国家和社会,其女性在当代就业、创业和政治活动中的参与程度要显著低于那些没有使用过犁的国家和社会中的女性。同时,使用过犁的国家和社会在观念上也更加重男轻女。


除去对男女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农业技术差异还广泛地影响社会规范。Giuliano (2015) 研究发现,历史上使用犁的社会往往都赋予了父辈更高的家长权威,执行有利于男性的继承规则,妇女户外活动的自由度也较低。


诸如此类的社会规范或潜在文化特性经法律及其他正式制度的强化将最初农业中的性别分工带入到其他社会领域。一些文化、信念持续至今,直接塑造了今天社会中男女性别不平等的格局。


这一点在前面Alesina等人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我们暂且称之为性别不平等中“信念的力量”。

03

语言对性别及其角色分工的影响

沿着文化和信念的思路继续深入,我们会发现有一个与文化联系非常紧密且稳定的因素——语言。那么,语言与性别角色分工有关吗?


答案是肯定的。最新研究表明,人类长久以来的性别不平等与我们平常所说的语言有着重要关联。更准确地说,是语言中的语法性别系统(grammatical gender system)与真实世界中的性别及其角色分工存在着一定的因果联系。


人类的语言千差万别,除了发音、书写方式等直观形式的不同之外,语言间的差异还在于不同的语法规则,其中就包括语法性别系统。语言学中,名词具有类别(classes)之分。


有些语言(如芬兰语)在名词类之间没有区别,但是有些语言对名词类的区分却很细,例如泰语中名词类的区别有近20种。


所谓语法性别系统,就是这样的一套语法规则,它要求一个句子中的其他元素(如动词)与名词的类保持性别的屈折一致性(inflectional agreement),即句子中的其他元素(如动词)必须根据名词的性别类型(如果有的话)做出相应调整。其用法与语言中动词时态的用法如出一辙。


举个简单的例子:昨天我去看电影了。在汉语中,我们只是使用时间状语“昨天”来表示过去,动词上是不需要标记时态的。但如果使用英语,我们得说“I went to cinema yesterday”。


这里,我们必须把动词go变成went,以保持时态的一致性。设想如果现在使用俄语,我们则不仅要保持动词时态一致性,还必须根据句子中的名词类在动词上做性别标志(gender mark)。


俄语中,如果是小红看电影,那么要使用的动词形式与小明看电影所使用的动词是不同的。


当然,有的语言有性别系统,而有的则没有。某种语言是否存在性别系统可以通过以下性别标志来判断:


性别数量(the number of genders),也就是说语言中名词性别类的数量;性别系统是否是基于男女性别的(whether the gender system is sex-based);性别是如何分配的(systems of gender assignment);人称代词里是否有性别区别(gender distinctions in pronouns)。


语法性别系统要求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对性别进行区分,也就是要使用性别标志,它们通过思维强化和信念传递两种途径影响性别角色。


首先,“语言结构决定某个文化群体成员的行为和思维习惯”,可以塑造人类行为(这是上世纪语言学家Sapir及其弟子Whorf提出的一项假说,后人称之为Sapir-Whorf假说)。


虽然这种说法饱受争议,但也已经得到了不少研究的经验支持。2013年华裔学者Keith Chen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神”论文《语言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来自储蓄、健康和退休资产的证据》所讲的就是语言与思维关系的事情(相关内容介绍参见《茶座》总第68辑《语言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其次,语法性别系统中蕴含着非常稳定的性别信念。作为人类文化或信念的载体,从最初的一代一代人口耳相传,到后来的文字记载,语言在人类历史中已经存在了上千年。


语言中的性别系统迫使人们对性别角色做出区分和思考,它似乎可以提高传统性别角色在说话人心中的意义并影响到人们的信念和偏好。久而久之,这种信念和偏好通过积累和传递,导致社会性别偏见的形成。

04

语法性别系统与人类经济行为

虽然当前社会性别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历史及其他文化和环境的影响,但语言的作用已经不容忽视。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语言中的性别标志与社会性别角色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例如,它往往与较低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和较长的女性工作时间联系在一起(Gay et al., 2017),可以导致更大的性别收入差距(van der Velde et al., 2015)和教育不平等(Davis and Reynolds, 2018)。


一些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也常常受到语法性别系统的影响。在以强调性别的语言为母语的家庭中,会更多地以性别角色来分配家务劳动,其执行力也更强(Hicks et al., 2015)。


除此之外,语法性别系统还影响着女性在政治领域以及企业高管中的配额以及该配额的效力(Santacreu-Vasut et al., 2013)。


最近,一项研究将语法性别系统和社会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按照Boserup和Alesina等人的观点,犁的使用是男女社会性别分工的分水岭,是导致性别不平等的长期根源。Galor et al.(2018)沿袭Alesina et al (2013)的思路,从农业的角度研究了犁的使用与语言性别系统的关系。


结果发现,一种语言中是否有基于性别的语法性别规则与犁的使用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人类语言中的性别系统和现实世界中的性别角色分工可能有着共同的历史根源。


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经验和文化特征在人类语言结构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印迹之深,使得语言已经独立地影响人类行为和经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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