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到底是谁的良心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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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聊财报，先讲三个故事。

一

笔者曾在多年前看过一部国内制作的纪录片，题为《曼彻斯特，不只一种红》，片子的主角是一支叫“联曼”的球队。

联曼全称“Football Club United of Manchester”，是由一帮反对美国资本收购曼联的球迷所成立。2005年夏天，4000名球迷为联曼捐款十万英镑，900人报名球队试训，全新的草根球队联曼出现在了西北郡足球乙级联赛——英格兰第十级别。

有金主收购不是好事么？资本进场，球队可以买更多强援，成绩会越来越好，为什么这帮人如此顽固？

老特拉福德反对格雷泽的呼声从未停止

之后的曼联依旧辉煌，拿下5次英超冠军、4次联赛杯冠军、1次足总杯冠军、1次欧冠冠军和1次欧联冠军。不管你理不理解，看似赌气的联曼坚持了十五年，从第十级爬到第七级别。

他们不仅仅是存活着。在球迷和社会各界的资助下，球队史上第一座属于自己的主场布罗德赫斯特公园于2015年落成启用，4500人的容量傲视同级别所有对手，球场揭幕战还邀请来了鼎鼎大名的本菲卡。

球迷就是这么一帮傻家伙，明明可以躺在沙发上欣赏高级别比赛，却风雨无阻地奔向主队所在的方向，甚至为之散尽家财。对他们来说，球队与自己的纽带关系才是一切的意义。

布罗德赫斯特公园球场揭幕战

随着足球搭上资本的快车道，德甲坚持的“50+1”时常被人嘲笑太过迂腐，“Against Modern Football”的呼声也被当作神经病，球迷真的可有可无了吗？

2002年，温布尔登队迁至米尔顿凯恩斯，后更名为“MK Dons”，被背叛的死忠球迷另起炉灶成立AFC温布尔登，13年时间里升级6次进入英甲，是21世纪成立的俱乐部中第一支升入职业联赛的；

2003年，埃克塞特城队俱乐部正副主席因贪腐锒铛入狱，俱乐部债台高筑降入业余联赛，球迷信托出手收购球队，帮助球队重返职业联赛并运营至今；

2013年，“庞贝军团”朴茨茅斯被高等法院判处破产，又是球迷信托出手相救，一直运营到2017年前迪士尼CEO迈克尔-艾斯纳收购球队。

Football without fans is nothing. 我坚信，这句话依然适用。

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经历了27年半职业联赛JSL的积累后，日本足坛终于开始着手组建职业联赛。然而，让28支球队中24支为企业球队的JSL转型为独立运营的J联赛，谈何容易？

鲜有人知，J联赛历史第一豪门、八次问鼎的鹿岛鹿角当年只是长年身处JSL二级联赛的“住友金属工业蹴球团”。J联盟主席川渊三郎命令禁止职业球队由企业冠名，住友无意加盟。

鹿岛是一座工业城市，当年人口只有45000人，其中超过一半是企业员工及家属。如何让这座工业城市充满生机和活力是城市主政者的目标，他们选择用职业足球“创造一座吸引年轻人的魅力之城”。

日本首座专用足球场县立鹿岛足球场

然而，鹿岛人的热情被“99.9999%不可能”的答复浇了一盆冷水。J联赛要求俱乐部球场至少容纳15000人并具备照明设施，这对于人口只有四万多的小城来说勉为其难。而且住友队班底水平一言难尽，明显达不到职业标准。

0.0001%的可能让鹿岛人爆发了潜能。1991年10月1日，由茨城县四町一村五大自治会同43家企业集体出资的“鹿岛鹿角足球俱乐部”宣告成立，吸纳了众多志在成为职业球员但无队可去的实力球员，并引进巨星济科，修建了日本首座专用足球场，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之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2018年，鹿岛鹿角登上亚洲之巅

同样缺乏足球文化积淀，J联赛本可以效仿棒球走美式职业体育路线，脱离社区把联赛打造成独立而封闭的商业联盟。这样显然更轻松，但川渊深知，这不是足球该有的样子。

“他们不是企业球队，而是地区代表，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职业联赛理想吗？”

在日本，还有许许多多个鹿岛。

三

2012年，陕西人和官方宣布搬迁至贵阳。一时间，视足球为生命的三秦大地充斥着泪水和怒吼，人和集团从此成为陕西的仇敌。

金牌球市不能没有足球，秦人这次不再依赖资本。2016年3月，“陕西长安竞技足球俱乐部”成立，中性化的名字体现了球队的本质，让人期待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2016年，长安竞技经历一系列业余联赛的考验，取得升乙资格，成为陕西历史上第一支从草根成功晋级到职业的球队。六年的空白终于被填补，“西北狼”的口号重现球场。

在金元泡沫鼎盛的那段岁月里，不是只靠情怀就能养得起一支职业球队的。转播收入缺失，门票价格过于低廉，没有股东支持，能做的只有在政府的支持下寻求各种赞助。

2017年，陕西水务集团冠名长安竞技，球队以“陕西大秦之水”队的名义征战中乙，两个名字时常让人感到疑惑。但无论如何，在陕西水务、陕西体彩、西凤酒等当地企业的支持下，这些年长安竞技的商业收入堪比中超水平，给了球队前进的燃料。

2019年，升入中甲的长安竞技场均主场上座人数超过两万，是同级别球队场均上座的两倍以上，这还是在“圣朱雀”陕西省体育场改建球队主场迁至渭南的情况下。

即便如此，长安竞技的运营依然举步维艰。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次级联赛每年需要的资金要以亿元计。俱乐部熬过了金元泡沫期，能否在经济的寒冬期继续存活，需要社会各界的进一步支持。

限薪，也许来得太晚了。

做出同样感叹的还有长安竞技2018年中乙半决赛的对手——南通支云。同样是中性名，同样是2016年组建，支云的幸运来自本土企业苏润集团的注资，但这支队名、队徽、球衣全部来自于球迷的俱乐部一直把球迷放在第一位，堪称业界标杆。

这不禁让人思考，为什么这些理想的经营模式，只能存在于低级别联赛呢？

尾声

2020年的最后一天，让人意难平。

“虽然股份100%还是我们的，但足协有这么规定，你原来养了他这么多年，你今后还得养他，但是他不能叫你的姓了。”胡葆森的话实实在在，让人感同身受。

足协要求中性名并优化股权结构→建业集团感到投资不值→洛阳市政府承诺大力支持→球队重心迁至洛阳→新名字以“洛阳”开头，除了“始作俑者”，每一方的立场都值得理解。

讽刺的是，足协费劲心思杜绝企业股东易手更名的现象，却没料到所在地政府也有自己的小九九，而这样的改变，杀伤力甚至大过企业更名。

老胡深受河南球迷爱戴

就在几天前，河南建业刚刚在网上公开发起新队名投票，“洛阳龙门”并不在候选名单之列。

无论是球迷会解散、球迷愤而焚烧球衣、还是航海体育场门前的跪地乞求，在资本运作前，球迷的感受从来都不重要。站在资本的角度，出血投入的从来都是自己，有什么必要考虑别人的意见呢？

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本质是利用资本的力量盖起一座空中楼阁。有资本豢养，不依赖球迷支持，也就没有必要花费精力开发球迷市场。既然球队不需要自己支持，球迷自然没必要培养消费习惯。这样的恶性循环一直延续。

2020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的第27个年头，像极了JSL企业联赛的27年历史。而足协在这场风暴中独断专行、大胆发声的行事风格，形似当年杀伐果断、说一不二的川渊三郎。身处历史的漩涡中，谁都没法判断，这样的模仿是拙劣还是高明。

J联赛成立之初，曾有两支球队坚持与联盟叫板，一个是日本史上第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读卖，另一个则是三菱浦和。前者1994年名“川崎绿茵”，读卖集团出售股份后挥手离开足球；后者1996年更名“浦和红宝石”，两夺亚冠声名远扬。

多事之秋，资本热情褪去是必然的结果。是大而不均好，还是小而美更好？同样难有定论。

唯一的定论是，一个球迷可有可无的联赛，必然不是职业足球该有的模样。而一个球迷坐而论道的国度，也不会诞生出好的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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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橘乐  CFA, CPA

资料来源：

曼彻斯特，不只一种红

日本足球史（后台输入“金宇足球教室”获取作者符金宇系列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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