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化的孩子：如何停止“养育”你的父母？| 咨询手记

编者按

在咨询过程中我经常遇到的问题，包括：如何表达自己的愤怒，如何说“不”，如何应对愧疚感，如何突破被否定被抛弃的恐惧表达自己的需要，如何建立真正的自信。

这一切都可能跟我们原生家庭有关。

很多时候并不是你太“自私”了才这么做，而是承担太多不属于自己的责任。

本文作者Chandra来自印度。她挑战了亚洲社会所谓的“正常”的家庭模式，从自己和其它女性的故事中梳理出“家长化”的童年模式，以及对未来的人际关系的影响。

当父母让孩子扮演调解人、朋友和看护人的角色时，创伤是深远的，但疗愈是可能的。

文 | Nivida Chandra   编/译 | 邱雨薇Molly   

来源 | psyche.aeon.co

十多年前，我写了一篇关于心理治疗师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之间关系的硕士论文，想了解她们是如何平衡工作中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和自己的情绪的，以及如何确保个人生活的挑战不影响临床工作的。

在我们的交流中，当被问到是什么让她们成为心理咨询师，她们答案的一致性令我惊讶。几乎所有人都说，在情感上为别人着想是自然而然的，她们擅长于此。因为她们从小就习惯于照顾父母的需要。通过深入的交谈，我了解到她们各自来自艰难的家庭环境。

她们童年的故事主要是看着父母中的一方殴打另一方，或是一位患有未确诊抑郁症的父母，或是父母之间普遍存在的其它的不和谐。她们的“工作”是尽可能地保护和支持父母。成年后，她们将这种非凡的技能用于帮助更多的人身上是顺理成章的。

一位名叫萨迪卡的被访者（在我们接受采访时为45岁）的父母每天都在为所有的事情争吵。她的母亲就像野火一样，所及之处生灵涂炭。她声音洪亮，坚持周围所有人都要按她的要求来，并“毁灭”所有不同意她的人。

她的父亲成了家里的一件“家具”，无法保护孩子们。萨迪卡告诉我，她要求父亲保护她和她的兄弟姐妹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似乎和孩子们“在同一条船上”。

因此，应付母亲、保护弟弟妹妹、料理家务和掌控大局的责任落在了她身上。从处理人际关系到修理漏水的龙头，失误是不被允许的。

小时候的萨迪卡经历了“家长化”的过程。这可能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家庭。当父母依靠孩子无限期地照顾他们，而并没有给予孩子互惠的照顾。家长化的孩子如果持续性地照顾父母往往会给自己的心理稳定和发展造成代价。

这一现象与父母的爱没有多大关系，更多的是与个人和结构性环境有关。环境不允许父母照顾孩子可能意味着他们在经历的巨大焦虑和负担。父母意识不到他们的孩子在承担过多的责任，包括维护家庭的安宁，保护父母一方不受另一方的伤害，做他们的朋友和治疗师，在父母和外部世界之间进行调解，养育兄弟姐妹，有时还要维护家中医疗、社交和经济的稳定。

“家长化儿童”的概念首次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文献中。当时美国的一组心理学家研究了市中心的家庭结构，ta们发现，单身母亲、监禁、贫困和吸毒的家庭中，孩子往往要来充当家庭的粘合剂。

“家长化”一词是1967年由家庭系统理论家萨尔瓦多·米努钦（Salvador Minuchin）提出的。米努钦说，这种现象发生在父母实际上将养育角色委托给孩子的时候。

心理学家伊万·博佐尔梅尼·纳吉（Ivan Boszormenyi Nagy）扩展并深化了家长化这一概念。他提出，当一个家庭表现出父母和孩子之间不平衡的付出和索取时，孩子可能会出现深层次的问题。

从那时起，心理学家绘制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亲子关系图表，并对其后果进行了详细记录：一方面是对成年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来之不易的恢复力。

仔细想想，你成年后的熟人、同事和朋友圈可能包括一些符合条件的人。你可能会在一个过度负责的同事身上认出一个曾经为人父母的孩子，一个总是随和的朋友——一个似乎总是被某件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尽管从不寻求帮助，却能设法照顾一切。尽管ta很认真，但这个人的内心世界可能很贫乏。如果你问ta，ta可能会说自己感到焦头烂额，或者ta希望有一个像ta这样的朋友。

我在采访中透露的这些亲子关系的故事，也为我自己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窗户。我来自一个美好的家庭，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让我感到不快乐，也没有任何不健康的人际关系。在解决了整个童年时期的家庭人际冲突后，我也是一个家长化的孩子么？

我决定在这个领域继续做我的研究并报考博士学位。我记得我的博士委员会质疑这个“西方”概念对印度家庭体系的适用性；ta们提醒我要保持警惕，不要把病理概念强加于这里的“正常”系统。

由于我的意外发现和个人经历，我觉得也许正常的家庭制度与可接受的父母做法被混淆了。我决定坚持我的路线，并选择研究这些“正常”的印度城市家庭——两个父母，经济足够稳定，没有明显或诊断出的遗传疾病，或任何其它可能导致孩子比ta的朋友更早扮演成人角色的情况。

这么做的原因是，当亲子关系出现在从父母死亡、离婚到贫困甚至战争等困难重重的家庭中时，孩子们可以通过讲述斗争来帮助她们理解自己面临的挑战。她们明白为什么在她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会对她们提出更多的要求，这对其它人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如果没有明显的理由来解释她们的负担感，家长化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又如何理解她们的童年呢？我发现自己在质疑，为什么家庭认为，ta们为孩子提供了最好、最安全的成长环境就够了呢。

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几个愿意分享她们故事的人来帮助我回答这些问题。

她们认为自己在儿童时期承担了过多的、与年龄不相称的成人责任。我与她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平均8-10个小时的来回采访，我试图了解她们迄今为止生活的方方面面，哪里出了问题，应该发生什么，以及这一切对她们今天的影响。

普里亚（采访时26岁）来自印度南部的一个大城市。她的父母因爱而结婚。婚前，她的母亲被保证可以获得她出身的家庭所不能提供的教育和自由。然而，在他们结婚后，她的丈夫——普里亚的父亲——坚持让她做一个全职妈妈。

此外，父母都来自不同的种姓并违背家人的意愿结婚。在印度的许多地方，种姓间的婚姻仍然被认为是亵渎神灵的。为此，两个家庭都将他们驱逐，给这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导致争吵、不快乐和与亲人系统的隔离。

久而久之，普里亚的父亲开始酗酒，并会打她的母亲。普里亚放学回家时会看到她的母亲浮肿的眼睛上有淤青和抓痕。她会生父亲的气。但几天后，她却是家里唯一一个心怀恐惧和愤怒的人。她的父母会继续生活，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个循环还会重复。只有普里亚一个人似乎一心想阻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和萨迪卡和普里亚一样，其他受访者（阿纳哈塔和米拉）记得她们的母亲永远不满意、不快乐、愤怒或沮丧。从欺负她们的姻亲到抛弃她们的丈夫，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活，她们都无法实现充实幸福的生活。

她们记得自己的父亲要么沉默，要么愤怒。因为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里，父亲被自己作为男人的压力所束缚。很可能他们也对自己的生活深感不满，但他们很少谈论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留妻子一个人照顾孩子。

我发现，尽管看起来很“正常”，但在这些家庭中，有药物滥用、未确诊的精神疾病，以及由大家庭成员造成的不和。例如，这些母亲经常因为出身，或没有好好抚养孩子而受到公婆的嘲笑或指责。无论起因如何，争吵和暴力（言语或身体）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失去了干预或赔偿的渠道。

最重要的是，这忽略了对孩子的影响。在孩子的心目中，无论正常与否，她都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在任何地方使用绷带和舒缓药膏。她承担起支持、保护或养育父母所需的任何角色。

从很小的时候起，孩子就学会了为家人“做心理工作”。

米拉会忍受母亲的情绪爆发，抚慰她的眼泪，恳求她把锁住的门打开，听母亲抱怨父亲和爷爷奶奶多么的糟糕，以及自己要为了母亲的幸福需要变得更好。萨迪卡的责任是见证和忍受她母亲的绝望，处理从与蔬菜小贩到姑姑和叔叔每个人起的冲突，抚平她“皱褶的羽毛”。阿纳哈塔和普里亚会鼓励她们的母亲在家庭生活中做出改变，去找工作，甚至离婚。

就像你最喜欢的治疗师为你做的那样，这些孩子发展出了一种直观的方式来帮助她们的父母和ta人。这符合她们的生存机制。因为不照顾父母是不可能的，其后果可能包括父母拒绝给予孩子爱，以及父母之间的直接暴力。孩子会认为这是她没有阻止的过错，比如这些孩子没有机会理解她们试图解决的问题不是她们的责任，也没有机会理解为什么尽管她们尽了最大努力，问题仍在继续。她们只知道自己要做更多，变得更敏感。

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普里亚说，她觉得自己已经开发出了一种精准的情感雷达，总是在扫描谁需要什么以及什么时候需要什么。萨迪卡用了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类比来描述发生的事情：“想象一下，一个脾气暴躁、才华横溢、易怒的外科医生，他有一个非常高效的护士。当他伸出手时，正确的手术器械神奇地出现了。这就是我的角色。”

不断处于防御的模式，担心下一个潜在的问题会是什么，这对孩子的内心世界有什么影响呢？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积极处理成年人似乎无法解决的情感和人际问题意味着什么？

孩子没有自我保护的装备。萨迪卡、普里亚、阿纳哈塔、米拉和我——在青春期早期，我们都花了好几个小时自言自语。没人知道，有时我甚至在想即使有人知道了，是否会在乎呢。

这些孩子需要帮助，但他们的家人却声称自己处于正常状态。这个孩子可能是唯一一个想象出另一种常态的人。她根据自己在电视上或别人家中看到的一切，塑造了一幅正常的画面。她不断试图通过干预、提供解决方案、解决冲突来塑造她的家庭。如果有人注意到她或接受她的建议，她就没有理由受到这么大的伤害。事实上，孩子没有任何理由成为父母的父母。

由于总是照顾ta人，孩子几乎没有空间知道或表达自己的需求。唯一合理的需求似乎是其它人的需求。表达自己的需求会遇到挫折、愤怒或父母的情绪，这些情绪将她的需求与恐惧和羞耻联系在一起。

这导致了儿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在1960年所说的“虚假自我”的发展。这种自我否定的人格让家长化的孩子无法表达和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从感受ta人的需求中获得价值。这是最不健康的自我发展形式。因此，无论是与朋友、同事还是浪漫伴侣相处过程中，家长化的孩子成年后很难设定健康、平衡的边界，很容易陷入虐待或剥削的关系中。

家长化的孩子成年后依赖于自己对ta人的良好照顾，并且对自己的价值深感不确定。她们会根据自己对ta人的价值建立关系。这让她们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觉得自己很好，很有价值，从中她们可以在周围的世界中运作。这可能看起来像是取悦ta人，或是扮演知心大姐姐的角色，或是过度使用自己的资源来帮助ta人。

另一方面，她们很难得到回报。她们想知道——我能要求多少？我会被认为事儿太多还是太夸张了？她们努力在别人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不确定如果她们有自己的要求，那个人是否会留下来。

最糟糕的后果发生在恋爱关系中。研究表明，与自己的需求脱节会让家长化的孩子成年后容易陷入不健康、上瘾或破坏性的亲密关系。心理学家发现她们有可能患有各种心理疾病，包括受虐狂和成人边缘人格障碍。

我采访过的许多人发现自己陷入和自恋者的虐恋关系中。正如萨迪卡所说：“这真是完美的结合。”她自己嫁给了一个她认为可以被临床诊断为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普里亚还发现她的伴侣不断贬低她，煤气灯效应她，忽略她的感受。

家长化的孩子成年后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意识到自己受到的虐待呢？对她们来说，在潜意识里，不健康的关系——甚至是暴力和虐待的关系——不应该被打破，而是应该被修复。这就是她们从小所学到的，在无意中重复了这样的模式。

家长化的孩子成年是顺从的，她们乐于给对方空间。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们经常受到操纵和羞辱，加剧了她们童年所经历的情感忽略。不幸的是，这些模式对成年人来说太熟悉了，以至于这种熟悉并没有引起警觉，反而继续维持了下去。

另一方面，这些助人的经验可以使用在有成就感的职业中。家长化的孩子成年后为人可靠、敏感、专注于解决问题、关心ta人。

萨迪卡现在是一名育儿教练，普里亚是一名治疗师，阿纳哈塔为死刑犯提起诉讼，米拉专注于印度低资源社区的幼儿教育。令人印象深刻的职业决策清单还在继续，几乎每个人都在努力提升或支持ta人。

即使在工作中，家长化的孩子成年后也可能受到剥削。她们中的一些人分享了他她们对工作的独特责任感。米拉比其他人承担了更多的工作，努力完成分配的任务，力求完美。她的丈夫问：“为什么是你？”当时她回答得很清楚：“没有其他人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句话比整本教科书更好地概括了家长化模式。

研究发现，家长化的孩子长大后追求完美主义。总是为别人着想的焦虑会产生一种刺耳的内心声音，让她们沉浸在不安和内疚之中。其它人可以也确实在利用这种奉献精神。一位参与者的同事总是告诉她自己的情绪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作为把自己工作丢给这位参与者的理由。她不能说不——就像许多家长化的孩子一样——她会承担同事所有的工作，不管自己有多忙或多累。

在她们自我否定的性格、不健康的人际关系、无休止地关心ta人和普遍的负担感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长化的孩子成年后会面对内心的疲惫和强烈的愤怒。这通常表现为情绪的大起大落——冷静和镇定，或者愤怒或爆哭以及对挫折的快速反应。除非被问到，否则这些理解童年影响的线索可能会丢失，而这些模式将继续不间断地存在。

考虑到这些倾向，家长化的孩子成年后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是让自己的孩子做自己的父母，并进一步加剧忽视的循环。这可能发生在几代人之间，每代人都会为下一代积累未解决的负担。事实上，当她们发现自己转向自己的孩子寻求过度的情感支持时，有自省能力的成年人会寻求治疗，试图打破这种代际创伤的循环。

当面对过去，她们开始在童年时的巨大恐惧、无助和孤独、照顾ta人的需要和能力，以及成年后的疲惫、持续的负担感和焦虑之间划清界限。这会造成很大的情感消耗，因为这是一个人作为完美护理者身份的一部分，并且有能力让我们坚持不健康的模式，做更多的事情。

要打破家长化的模式，你需要了解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它是如何影响你的，并让自己体验叙述的有效性。在友善和支持下，这相当于重新安排自己。这可以打开大门，重新平衡重要关系中的给予和接受方程式。你可以从选择和爱的空间去关心一个人，而不是出于义务和被抛弃的恐惧。通过努力，你可能会开始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进入自我。

由于家长化模式并不一定意味着童年不好，也不是一种全有或全无的现象，所以第一步是确定和限制你的家长化模式。如果你在童年时长期照顾父母，并且仍在承受后果，我鼓励你寻求治疗性的、恢复性的支持。

与心理学中的其他问题一样，家长化模式也在一个范围内展开。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有12个变量在起作用：发病年龄（越早，危害性越大）；发病原因（更清晰的原因可以提供目的感）；明确孩子的期望（你是否被告知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孩子期望的性质；向儿童提供指导和支持；预期护理的持续时间；承认关心；你的家庭所遵循的年龄适宜性和儿童发展规范；生活经历（你是如何经历周围的一切的）；遗传学和人格倾向；性别、出生顺序和家庭结构；最后，你现在的生活（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过去受到我们当前环境的影响）。

在你克服痛苦的过程中，你可以利用这些变量来了解什么在你的童年起到了作用，并利用它——什么没有起到作用，并将其最小化。

我注意到，即使家长化的孩子成年后会继续在多年的痛苦记忆中跋涉，并意识到为什么他们仍然受到伤害，依然会被愤怒和不公正的感觉所困扰，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一个强烈的声音打破沉默从内心涌出，渴望保护小时候的那个自己。

米拉告诉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总在问她怎么能这样对我？”同样，在一个特别有力的时刻，原本平静的普里亚说：“当我回首往事时，我会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你为什么找不到别的办法来处理你的那些屁事儿？”

并不是因为她们介意照顾父母，而是因为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些东西被拿走了，超出了她们童年的理解能力。通过表达这些愤怒和不公正的情绪，表达其他情绪的空间就出现了。

最重要的是，治疗需要反复验证你的叙述，在不诋毁父母的情况下支持你的个人成长。这可能有多种形式：治疗师、几个朋友、充实的工作（即使是助人的工作）。

一个重要因素是健康的亲密关系。我注意到，一个能够“忍受”你的伴侣，能够承受你的愤怒，并且温柔地提醒你，一旦战斗结束，ta们仍然会在那里，或者给家长化的成年人始终如一的支持，可以开始用一种被倾听的锚定感来取代对被抛弃的恐惧。

一位理解家长化模式、认可你经验的治疗师可以在这段修复之旅中提供帮助。Ta们可以帮助你应对愤怒，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新的、进步的叙事。我想提醒大家，不管社交媒体怎么说，所需的认可不可能完全自己给到自己。尽管很难，但有必要慢慢地与那些允许你依赖的人建立关系。

家长化的孩子成年后会背负多年的伤害，她们需要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成年人爱和照顾的“内在的、年轻的自我”，并将其解救出来。对萨迪卡来说，她年轻的自己“站在门外，站在角落里。就像你养了一只被严重虐待的小狗。虐待。现在你把小狗带进了房子，小狗知道它有点安全了……角落里的畏缩也停止了。”这是她后天养育自己的任务。她和其它人会告诉小时候的自己：“我很抱歉你不得不经历这一切。”

你最终会发现自己重新设定了与父母的边界——这是最终的任务。许多人在自己和父母之间有不同程度的距离。有些人完全断绝了关系，但这是罕见的，至少在印度是如此。家长化的孩子长大后在与父母互动时有可能做出更多的选择。有些人甚至试图与父母分享她们自己被父母伤害的感受。一些家长愿意听这句话，但大多数家长并不能接受。

例如，普里亚的父母异常乐于接受，虽然她母亲因接受女儿的叙述而感到内疚，普里亚需要再次安抚她的感受。普里亚能够告诉她的母亲，自己对她的持续依赖耗尽了她的精力。她的母亲很惊讶（“亲子关系不就是应该如此么！”）但她能接受女儿的观点。

另一方面，几年前，当阿纳哈塔试图与父母谈论她的经历时，他们并不完全接受。她告诉我：“我们有一次对峙。（我父亲）说：‘你竟敢责怪我们。我们给了你一切。钱能买到的任何东西，你都会得到。你的生活有什么问题？’”考虑到这种反应，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愈合可能不是来自伤害的源头——改变父母的观点不是这里的目标。相反，目的是相信你自己的叙述，通过其他支持途径确认你自己的伤害和疗愈自己。

在维护边界时，你可能会因为“抛弃”ta人而感到内疚或自私。Ta们可能想把你拉回到照顾者的角色。我鼓励你坚持你的选择。如果你回到旧的模式，表现出一些善意，我希望你意识到没有你，ta们会没事的，你也会没事的。健康是一种让ta人为自己负责的能力，也是当一个人的能量值低的时候有说“不”的能力。这也是当你想照顾别人时，对别人说“好”的能力。

我在写这篇文章和向ta人表达我的想法的过程中获得了疗愈的力量。当我写作时，我的身体颤抖，我哭泣，但它不再压倒我。我可以和我的父母谈论这件事，他们能听进去我所讲的何其幸运。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迫使他们接受这件事。通过读很多书，与ta人交谈，做研究，我才在自己的故事中找到了清晰和自信。我慢慢地打开了交流的可能。

我花了10年时间才停止养育父母，在女儿和管理者之间找到了平衡。值得赞扬的是，他们开始要求我不要为他们做决定。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彼此开玩笑。每次我写我充满恐惧的童年时，我的父母都会同时写一篇文章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这在我们家是一个经常发生的笑话。事实上，作为一个家庭，我们能够接受这一切，这对我来说是健康的。

作者注：到目前为止，我的研究和治疗实践只针对女性。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代词“她”。同样，这里使用“母亲”是因为女儿们最容易接触到母亲的叙述，因为她们是主要的照顾者。父亲们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沉默（这是一种文化要求），有时是因为他们是孩子眼中虐待的肇事者。然而，我想澄清的是，没有任何一位家长单独负责为人父母。这种观点会使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导致家长化模式的复杂因素。这也会限制治愈的可能性，并扩大讨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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