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不算啥，皇帝有我多吗？

作者 | 谷青竹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 | 陈莹

特产，词典解释为“某地特有或特别著名的产品”，强调的是源于特定区域或具有独特状况、优异品质的农林产品或加工产品。卓越的土产，往往能够成为与城市印象紧密勾连的“形象大使”。譬如，扬州高邮的咸鸭蛋、苏州阳澄湖的大闸蟹、无锡阳山的水蜜桃，都已成为同类产品中的翘楚，并与地名密不可分。

阳澄湖大闸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产业与人群的分布亦遵循此理。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分布特征在地理格局上呈现集聚效应的背后往往有其经济逻辑。

淮海：龙兴之地？

先按时间顺序看一组履历表。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制表

8位统一政权或割据政权的开创者，居于一表，有何共性？

其一，他们皆出自今东起江苏连云港、西迄河南商丘、北至山东枣庄、南达淮河的淮海地区。

淮海，于《尚书·禹贡》即已得名，但从古至今并没有风水高人或历史巨擘试图论述此地有何化龙成王的高明之处。

其二，除却项羽、曹操和萧道成三位出身贵族阶层，有家族为其成为人生赢家提供捷径和助力，其余5位都出身微末。所谓微末，是比平民还要饱尝“生之多艰”的贫民。

所以两点可以合并为一个问题——为什么淮海的贫民阶层里涌现出如此多的帝王诸侯？

一因天灾。黄淮水患、伤民千年，三年两淹、两年一旱。

在解放前的2200多年里，淮河流域每百年平均发生水灾27次。无洪之年，又多旱情。从1400年到1900年，淮河流域500年内共发生较大旱灾280次。

苏北灌溉总渠

二因战祸。逐鹿中原时，淮海是问鼎天下的四战之地；南北分裂时，“守江必守淮”更是一条战争铁律。

在末世纷乱之中刀兵迭起，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域内民不聊生、流离失所，而带来的后果就是农民起义的多发。

“这是一个真实版本的逼上梁山，也是封建时代贫苦农民的唯一选择。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谁愿意打仗？在活不下去时，那些农民被迫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推动封建社会的发展。”《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在论及朱元璋起兵抗元时，做了这样的阐述。

淮海没有虚无缥缈的王霸之气，在当时生逢绝境的苦难之中被迫迸发出的是人民满含泪水的嘶吼和背水一战的反抗。

扬州：古代消费中心城市

用现在的话说，唐朝诗人杜牧算得上是一位风流才子。连他自己都承认，“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到扬州当了十年官，公务之余，他常常饮酒冶游，流连于花街柳巷。

所谓“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美人如云的风俗产业只是古代扬州娱乐文化繁华埠胜的一个剪影。

扬州以何成为“中国古代版的拉斯维加斯”？

隋炀帝以王朝气运为筹码，修成了纵贯南北的大运河，而随之兴起的城市便有扬州——地处长江、淮河、运河、通济渠四河交汇点，以运河联通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并可沿江向东出海。在以经济内循环为主的江河文明时代，扬州一跃成为物流和交易成本低廉的超级交通枢纽。江淮的盐铁和粮食、江南的丝绸和茶叶，都可以经此地中转运抵全国。

扬州古运河风光

所以“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惊人的消费能力很可能是大宗贸易的副产品，并进一步带动了扬州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

《红楼梦》曾借贾雨村之口论“正邪两赋造就之人”，认为在人间富贵乡多见此种“聪俊灵秀又乖僻邪谬之人”——在公候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在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在薄祚寒门必为奇优名娼。

以此论观之，扬州自古多奇崛桀骜之士。

烟花三月下扬州，世人多赞美人“楚腰纤细掌中轻”。然则袅袅婷婷、莺莺燕燕之外，亦有巾帼英雄。

三月的扬州瘦西湖

梁红玉，原为京口妓。虽出身娼家，然气节昂然、心系天下。曾夜驰数百里召其夫韩世忠平定叛乱，又曾亲执桴鼓、与丈夫共同指挥阻击金军于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后因战功被封护国夫人，赐爵禄。

还是那个杜牧，于唐末动乱之际感叹“商女不知亡国恨”。若他知道北宋末年扬州出了此等风尘英杰，会不会惭愧自己有失偏颇？

至清代，扬州八怪更在一派灯红酒绿之中以针砭时弊、揭露阴暗面的写实画风和清高狂放、不落窠臼的名士姿态凸显格调。

一生只画兰、竹、石的郑板桥，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他在山东潍县为官12载，政绩突出、作风清廉，却始终不得提拔。饥馑流行之时，郑板桥心忧民生而夜不能寐，听到竹叶涛涛之声都误以为是百姓哀哭。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最终，他选择不服从上峰命令，私自开仓赈灾，因此丢官归乡、以卖画为生。临行前，感恩的民众为他送行，他画了一竿劲竹以明心迹：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纸醉金迷、春风十里的是扬州，铁骨不屈、烽火十里的也是扬州，柔情与刚劲在这里合而为一。

苏州：状元之乡

有这么一则故事：

清朝初年，翰林院的一帮学霸同僚们凑在一起掰扯各自的家乡特产。唯独来自苏州的汪琬不发一言。

有人问：“苏州号为‘天下名郡’，敢问有何出产？”

汪琬对曰：“只二物也。一曰梨园，一曰状元。”

昆曲盛极一时，皇家亦为之倾倒，的确是特产。苏州状元之数冠绝天下，竟有底气号为特产，大约也可以称得上是古代版“高考圣地”了。

自隋唐建立科举制，至清末废科举兴大学，数千年全国产生文武状元只700多名，而苏州一地便据有45位文状元和5位武状元。国学大师钱仲联就曾感叹：“夫一郡之地，就清代而论，占全国状元总数四分之一，举国无有也。”

这还不是最绝的。

唐朝时期，苏州共有5名状元，均出自一家一姓，堪称古龙小说中“小李飞刀”李寻欢一家“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的现实plus版本，充分证明了“生活比戏剧更惊人”。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制图

苏州盛产状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清末举人陈燮龙曾做过统计：清代开科取士共产生130名状元，长三角占了一半以上。其中，江苏就有状元50人。而苏州府出状元23人，又得江苏之近一半。

他因此感慨：“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长三角状元之多、江南人文之盛，竟让人产生“公器私用”的错觉。

而江南人才高地的形成，源于宋代之后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南移。

明清以来，江南为天下财富之渊薮。

明代常州人唐鹤征曾估算过当时各地地方政府对举人入京应试的资助额度。江南之地，“补贴”约为白银200两，相当于20户中等家庭的年收入，待遇优渥。但同时期四川梁山连百两之奖都无力负担，最后只出得30两以助盘资。而湖北黄安县举人耿定向先后数次入京会试，得到的路费只有5两银子。

苏州太湖第一古村落——陆巷古村。陆巷古村是唐伯虎的老师、明代宰相王鏊的故里，也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村。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的自信往往建立在经济强大的基础之上。

江南之富，在官也在民。

清代乌程人（今湖州）沈尧曾说，古时是士人的儿子为士人，今时是商人的儿子才可为士人。言下之意，只有财力雄厚的经商家庭才能走科举取仕之道。可见，在农业发展稳定之余，商业的繁荣助推了文化的“出圈”。

除了读得起书，江南书市的成熟发展与刻书业的兴旺，也保证了普通人能读得到书。

在没有纸的年代，文字以书简为载体，并不具备大规模共享性。士人阶层通过家族内部垄断和继承简牍，直接切断了寒门子弟向上发展的通道——知识一直是一种宝贵资源。

即便到了东晋，“洛阳纸贵”的故事也仍在讲述原材料匮乏对于文化传播的制约。

生产力的发展是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

自隋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书商便随之出现。到明清时期，苏州已成为国内颇具盛名的刻书中心，有刻工数百人，民间书坊40余家。据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所评：“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少，闽本最下。”（苏州和常州的刻书技术最好，湖州和黄山的印刷后来居上，南京和杭州差一点，四川的更次一等，福建的最差。）

图源：方志江苏

重书的背后是江南对教育的重视。明代松江人何良俊曾论，苏州士风，前辈喜引汲后进、后辈又推崇先达。师儒各有门径、学者相互诵习，守先待后的传统成为浸刻在江南文脉中的成功密码。

宁波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久远的私家藏书楼。所谓藏书楼，即家族自建的图书馆。其创建者，明嘉靖年间兵部侍郎范钦，在去世前分配遗产时，特意将藏书和其他财产分割为两份，由两个儿子选择。

范钦长子范大冲不负父亲期待，欣然选择将所有财物让与弟弟，只继承了7万册图书，并将自己的田产所得拨出一部分用于天一阁的保养。

以宗法制为结构、以家族为单位、以师门为纽带，文化的传承流淌在世代血脉中。

绍兴：智库遍地开花

绍兴出师爷。

这话应该是全国皆知了。

所谓师爷，往往由落第未有功名的读书人充任。不列入朝廷官员名册，但在封建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食朝廷俸禄，却遍布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府衙。这些“刀笔吏”，可以在三言两语之间扭转乾坤、翻云覆雨。

绍兴师爷可以有多厉害呢？

康熙亲临绍兴大禹陵祭拜之时，文武官员列队行九叩大礼。过程中，浙江藩台不慎掉落朝冠，被站在前排、素来与其不和的将军一眼瞅见，狠狠参了一本。

朝冠掉落属大不敬，乃重罪。负责查察的浙江巡抚有意保全这位掌管全省财政大权的同僚，却又不敢得罪身为驻浙八旗最高长官的将军。左右为难之际，一绍兴师爷拟出妙文：“臣列位在前，礼无后顾。”

先让巡抚撇清自己的责任，不得罪将军；同时言下之意暗示，将军也站在前排，若是看到藩台必是后顾了，那也是大不敬。

此言上禀，将军偃旗息鼓。出主意的绍兴师爷以一字一千两的价格满载而归。

可见，所谓师爷，也就是出谋划策的专业幕僚或智囊。这一职业其实自古有之，三国时的如云谋臣们如贾诩、郭嘉，干的其实也就是师爷的活。放到今天，也就是咨询顾问或者智库专家，和笔者本人亦是同行。清代有“无绍不成衙”的说法，指的是绍兴籍师爷的比例之高、分布之广，遂成地方特产。

浙江省绍兴市大禹古村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描述的是诗人孟郊一朝考中后的兴奋心情。科举一道，如鲤鱼跃龙门，苏州的状元们固然是幸运儿，但更多的读书人寒窗苦读数十载也不得登科及第。

尤其是在“船方革履小，士比鲫鱼多”的绍兴，当一名师爷就成为名落孙山的士人们一条相对理想的谋生之路。

江苏虽然散装，江苏人对于自己家乡往往抱持着高度认同的情感。相反，浙人却团结而不恋土。

这种现象，多少与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理格局有关。地少人多迫使人们向外界寻找谋生之机，游走他乡自然是以宗族和乡党结伴而行才能保障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师爷一业，自非绍兴人所垄断，原为江南各籍士人都可见到。随着绍兴籍师爷之间相互推荐、扶持、提携，才逐步产业化、规模化，形成了一种流传近百年的独特人才出产。

 谷青竹

  文理兼修的区域产经好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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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谷青竹

编辑 | 陈   莹

排版 | Dani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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