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中的“宇宙社会学”，纠结在制度建构与人性道德的冲突之上 | 二湘空间
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
弹星者与面壁者
——刘慈欣的科幻世界
文/宋明炜编者按：今天是农历除夕，祝读者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欢乐！
过去的一年，二湘空间起起伏伏，风雨兼程。兔年即将到来，衷心祝愿每一位读者朋友都能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未来的日子，我们一起砥砺前行。
“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再描写它。”
刘慈欣科幻小说的魅力，来自于他独特的美学追求和艺术风格。在中国新科幻作家中，刘慈欣被称为“新古典主义”作家， 这可能不仅是指他的作品具有英美“太空歌剧”（space opera）或苏联经典科幻那样的文学特征，而且也因为他的作品场面宏大，描写细腻，甚至令人感受到托尔斯泰式的史诗气息：对于大场面的正面描写、对善恶的终极追问、直面世界的复杂性、但同时保存对简洁真理的追求等等。也有论者指出刘慈欣在经过先锋文学去崇高化后的今天，给中国文学重新带来了崇高或雄浑的美感。这种崇高美感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他对于宇宙未知世界心存敬畏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写作在世界科幻小说的历史发展中也自有脉络可循。
刘慈欣心仪英国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英语世界 “硬科幻”（hard science fiction）的重要代表作家。刘慈欣自称他的全部写作都是对克拉克的模仿，这种虔敬的说法也道出他从克拉克那里学习的经典科幻小说的母体情节（master-plot）的意义——人与未知的相遇；刘慈欣在自己的作品中企图要做到的，正是如克拉克那样写出人面对强大未知的惊异和敬畏。
与克拉克相比，刘慈欣采取的描写方式更具有技术主义的特点，但这会使他在惊叹“方寸之间，深不见底”之后，进一步带我们深入到宇宙（比如奇异的“四维空间”）中去认知它的“尺寸”。在描写的链条上，这样的层层递进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他在与无形无限搏斗，试图想要把一切都写“尽”。或者说，他不遗余力地运用理性来编织情节，让他的描写抵达所能想象的时空尽头。用刘慈欣自己的文学形象来打个比方：他让“崇高”跌落到二维，在平面世界中巨细靡遗地展开。
在《三体III：死神永生》中，刘慈欣描绘太阳系的末日。来自未知世界的高级智慧生物“歌者”，飞掠过太阳系边缘时，抛出一个状如小纸条的仪器——“二向箔”，它更改了时空的基本结构，整个太阳系开始从三维跌落到二维平面之中。太阳系逐渐变成一幅巨细靡遗的图画：“二维化后的三维物体的无限复杂度却是真实的，它的分辨率直达基本粒子尺度。在飞船的监视器上，肉眼只能看到有限的尺度层次，但其复杂和精细已经令人目眩；这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图形，盯着看久了会让人发疯的。”
这段描述，以及它给“观察者”带来的感受，可以用于描述刘慈欣的小说本身。他的科幻想象包容着全景式的世界图像，至于有多少维度甚至时空本身是否存在秩序，在这里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巨大无边，同时又精细入微，令人感到宏大辉煌、难以把握的同时，又有着在逻辑和细节上的认真。它的壮观、崇高、奇异，建立在复杂、精密、逼真的细节之上，可以说宇宙大尺度和基本粒子尺度互为表里，前者的震撼人心，正如后者的令人目眩。
来自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中的逼真感与奇幻性的并存，或者说是凭借一种不折不扣的细节化的“写实”来塑造超验的“崇高”感受，打破了通常意义上的写实成规。文学上的写实成规，本来自有“摹仿”（mimesis）传统之下建立起的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刘慈欣的写作却可能有着一种不同的目的，在他的笔下，对科学规律的认知、揣测和更改本身，往往才是情节的基本推动力；而他的“写实”方式，即依循这些科学规律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细节处理，这有如在更改实验条件之下所作出的推理和观察。他的“写实”面向未知，但以严格的逻辑推演来塑造细节，由此创造出迥异于我们日常世界的“世界”。
在一个更曲折的意义上，刘慈欣的科幻世界延续着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精神，这既是要回到主体源头的精神，同时也是面对世界保持开放性的想象。刘慈欣把“世界”作为可能性展示出来，面对崇高不止步于心存敬畏，而是要揭开世界与主体之间关系中的所有隐秘细节。相对于被他统称为“主流文学”的个人化或内向化、碎片化的当代文学——也就是面对“世界”而无法再把握其完整感，从而丧失了与之搏斗的主体精神的文学，刘慈欣本人这样赞美科幻的力量：“主流文学描写上帝已经创造的世界，科幻文学则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再描写它。”
三体世界
刘慈欣写作《三体》系列，用了五年的时间。随着《三体III：死神永生》的完成，他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并将一切都写“尽”，抵达了时空尽头。《三体》系列是中国新科幻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文学中罕见的史诗性作品。小说长达八十八万字，以众多的人物和繁复的情节，描绘出宇宙间的战争与和平，以及人类自身对于道德的选择困境。刘慈欣在其中精心建构的“世界体系”充满惊人的想象力，严谨的科学推理令人叹服，而小说情节发展中高潮迭起，令人手不释卷，而又发人深省。
无论是“方寸之间，深不可测”的四维空间，还是整个太阳系被二维化过程时壮丽而惨烈的景象，都使《三体》这部作品将中国科幻的想象力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刘慈欣对所有这些看似无法言传的景观，毫无保留地以全景细密的“写实”方式加以刻画，他的文字精准而结实，使幻想变得栩栩如生。面对这些壮丽的宇宙景观和精妙的物理设想，我想说的是，我在读完《三体》之后，有如刘慈欣本人读克拉克小说后那样，只想出门去看星空，那种感觉就像离开池塘见到了大海。
另一方面，科幻奇观的惊异效果取决于陌生化（estrangement），但前提仍是它所描绘的世界似曾相识。或者说，优秀的科幻作品在呈现惊人的“差异”（difference）同时，魅力仍部分地来自与现实之间的相关性。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能在科幻土壤贫弱的中国迅速获得众多读者，除了辉煌的科学想象之外，也在于他创造的世界有着读者可以认同的鲜活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与现实之间的连接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经验”。
《三体》第一部中有一段精彩的情节：地球上的三体组织为了让人类理解三体文明面临灭绝的危难处境，设计出一套网络游戏，借用地球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重构三体文明的样貌。在这套游戏中，我们一上来就遇到周文王，他正走在去朝歌的路上，自信已经获得三体恒星运行的规律，乱纪元快要结束，恒纪元马上就要来了。这个在小说中具有功能意义的隐喻性情节，在指向“差异”的同时，却是使用了我们熟悉的历史材料。
“差异”点在于，三体世界有三颗恒星，运行没有规律，随时会使这个星系中的文明遭遇灭顶之灾。但此处表达“差异”的喻体，却是借用读者熟悉的中国商周历史，由此与现实世界之间发生另一种更直接的关系：“乱纪元”的意象借自史书记载的生灵涂炭的纣王时代，对“恒纪元”的预测脱胎于周文王倾心向往的太平世。在接下来另一层游戏之中，秦始皇时代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游戏的隐喻指向三体文明对恒星运行规则的大规模科学运算。但秦始皇的集权政治，是这台计算机能够运行的前提条件，因为计算机的运算部件是三千万听话的秦国士兵。
游戏的这两个层级不能代表刘慈欣全部的构想，这里举这两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三体》叙述语法的一个独特而复杂的方面。情节层面对“三体世界”的隐喻表达，以历史（或现实）为材料，而在这之后，这些材料引向更为直接的现实感：三体是一个危机重重、灾难不断的世界，为了渡过危机，求得生存，三体文明走向高效的集权社会。最终当我们读到对那个孤独的1379号监听者在高度集权社会中感到生不如死的描写时，已经很难分清三体世界与现实之间究竟谁是喻体。
这个在整个小说中唯一得到正面描写的三体人，与对自己的社会和物种感到绝望、最先发出信号将三体文明引向地球的叶文洁，互为映像。他对于地球美好世界的憧憬和爱护，与叶文洁对三体文明的盲目信仰如出一辙，都建立在对自身所处社会的不满之上。他们所处的世界也互相映现，“三体世界”真的与我们的世界有那么不同吗？
除此之外，在《三体》的情节中有许多一望可知的现实因素：文革、最高领袖指示、军队现代化、大国之间的角力。但更为关键的一点，仍是关于社会制度的解决方案：处在黑暗森林中的人类集体，需要的是民主，还是集权？《三体II：黑暗森林》中令人难忘的人物之一是军官章北海，他始终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深藏不露，为的是在必败的太空战役中为人类保留最后的战斗力量。他的计谋使五艘星舰幸免于难，形成脱离地球的星舰文明。
新文明诞生之际，章北海思考的是体制问题。大多数人认为应该保留军队体制，章北海反对，认为专制社会是行不通的。但当有人提出，星舰文明可以建成真正的民主社会时，章北海又摇摇头：“人类社会在三体危机的历史中已经证明，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尤其是当我们的世界需要牺牲部分来保存整体的时候，你们所设想的那种人文社会是十分脆弱的。”章北海的忧思在小说后来的情节进展中不断再现，例如《三体III: 死神永生》中写建立了威慑体系的罗辑，拥有绝对权力，引发人民的不满，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从救世主变成暴君。
《三体》比刘慈欣的其他作品更具有深切的社会意识，小说中逐渐浮现出来的“宇宙社会学”，纠结在制度建构与人性道德的冲突之上，实际上也更为直接地将“中国经验”此时此刻的难题投放在整个宇宙的尺度之上。可以说刘慈欣构思的“三体世界”尽管有上亿光年的时空，其实却并不遥远。这部小说，起点是文革，终点是我们这个宇宙的终结，在这两点之间竟有着不可思议的逻辑关联。
正是以这一现实情景为基点构想出的《三体》的宏大世界，明确地建立在道德追问之上：“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更具体地说，《三体》中描绘了两个层面的道德：零道德的宇宙本身——更高智慧如“歌者”向太阳系抛出二向箔，使太阳系整个二维化，人类文明从此灭亡，我毁灭你，又与你何干？但刘慈欣着力去写的还有：“有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这样一个宇宙中生存？”这两种假想条件放在宇宙背景中，看似是空想，却深深地扎根在人被卷入历史困境时的切身境况之中。
《三体》中多次写到生死攸关的抉择时刻，关系到文明的兴亡，人性的存灭。这些时刻映现出与作者和我们都面对的现实历史息息相关的道德困境。《三体》第一部写文革中人与人之间的猜疑、迫害，使女科学家叶文洁对人类的道德感到绝望，她最先引来了四光年外三体文明的入侵，也发展出“黑暗森林”的宇宙道德模式，即所有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三体II：黑暗森林》写人类不得不屈服于这一模式，“面壁者”在此登场，将人类带入“黑暗森林”的游戏规则之中。其中还有另一段情节写逃逸到太空中的人类飞船，在给养不足的情况下，指挥官必须决定是否先发制人，将同路人消灭，以使自己幸存下去。
这样的道德选择在后来的故事中有了结果：幸存者知道，进入“黑暗森林”的人已不再是人了。《三体III：死神永生》的女主人公程心与叶文洁不同，始终保持着对生命最大的善意，她在三体文明入侵的那一刻，成为威慑三体文明的防御系统的“执剑人”，手握两个文明的生死大权，却最终因为内心的善良而失去行动力。但她充满不忍的放弃，并不能给人类带来善果，三体文明在瞬间已经开始打击地球。人类被迫迁移到澳洲，所有物质供给被截断，人类开始弱肉强食，自相残杀，程心在这个时刻失明，她不忍再看这个世界。
由此，刘慈欣的情节构思纠结在两个向度的道德上：一切为了生存的零道德，与有善恶之分的道德。他铺展的宏伟叙述，最终展现的情节走向，是有道德的人类（或任何生命）无法在零道德的宇宙生存下去。《三体》跌宕起伏的故事线索，是人类一次次凭借理想和理性为保存自身作出努力，最终“歌者”来临，黑暗森林打击到来。但刘慈欣让程心一直活了下去，她成为三体和地球文明的最后幸存者之一。这个存亡攸关的宇宙史诗之中，整个物种和世界的灭亡，与一个人的保存构成了平衡。
可以说刘慈欣的小说中兼有着古典的浪漫人文理想，与冷酷无情的博弈理性。在当代语境中，后者或许比前者更具有现实感。“黑暗森林”是宇宙尺度上的博弈论，它更直接地令人联想到文革以来人文理想越来越难以为继的社会情境。《三体III》透露出的宇宙历史，是不断降低维度的过程，即从维度丰富的和平的“田园时代”，在宇宙战争中不断向十维、九维、八维次第减落。当太阳系与宇宙其他部分被降至二维后，那些强大的文明仍将继续将其降低到一维乃至零维。
高维向低维的跌落，并非自然的宇宙过程，而是人为的结果，因为遵从“黑暗森林”原则的文明为了生存不惜以降低维度的方式打击其他文明。博弈的终局不是你死我活，而是鱼死网破。《三体》中有力量的人物都是现实主义者——叶文洁、罗辑、章北海、维德，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将人类更深地带入到“黑暗森林”之中，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会选择博弈，哪怕最终结果是同归于尽。
从刘慈欣把宇宙的初始状态命名为“田园时代”来说，不难看出他的“怀旧心理”。就在《三体》情节之中，同时展开的另一场“博弈”是理性与情感之间的较量。但面对压倒一切的生存问题，刘慈欣笔下的人物也许很难有怀旧的空间。服从“黑暗森林”的游戏规则，才能获得生存的权利。但刘慈欣仍留给我们另一个未曾叙说的想象空间：进入“黑暗森林”以前的世界，那个曾经存在的高维田园时代，是什么样的呢？也就是说，刘慈欣最终在“黑暗森林”和“死神永生”的宇宙（也就是零道德的宇宙）之外，暗示出降维之前的宇宙图景是和平的景象。
这一描写，近乎于让人想到鲁迅给《药》的结尾增添“曲笔”，为了给人留有希望；但另一方面，这个暗示非常重要，它扭转了整个《三体》故事中一直在推动情节发展的“零道德”理论，也即照亮了人类在认知宇宙零道德本质过程中的那些犹疑和不忍：叶文洁对人性恶的认知背后，本有着最富同情心的善良；罗辑成长为坚毅的“面壁者”，为的是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换得和平；章北海超越个人良知，不择手段地实行自己密谋已久的计划，但他在对其他星舰发起打击之前，心中最后的柔软使他有了几秒钟的迟疑，而最终丧生于太空；程心的天真与维德的凶残形成鲜明对照，但她与维德实际上能互相谅解；甚至灭绝太阳系的“歌者”，当得知整个宇宙都将要二维化的时候，也感到莫大的悲哀。
《三体》里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光明世界中的“弹星者”，所有的生灵都忙着应对变局，参与博弈，被形势拖着走，无限延伸的猜疑链使他们认一切存在为“恶”。所有人都是被动的“面壁者”，即便那看似威力无比的恒星灭绝者。但刘慈欣在希望之后写出绝望，又在绝望中透出希望：那田园时代的高维宇宙是否存在呢？这希望也许还是虚妄，因为小说中的人物不知道“大宇宙”是否能重新进入高维时代，甚至即便当高维宇宙再度出现之后，恐怕又会出现“黑暗森林”的局面，它将不可避免地再度被降维。
但以上我的假想并非小说情节的终点，“三体世界”故事的真正终结，收于对“写作”本身意义的显现。刘慈欣写到地球、太阳系、人类的终结，以至我们这个宇宙将要终结的时刻。当一切都终结以后，“未来”是完成时的，刘慈欣把他所有的叙述命名为“往事”。《三体》第一册出版时，封面印有“地球往事三部曲之一”的字样。《三体III：死神永生》在开头有一段简短的叙述者自白，把后面的记述称为“时间之外的往事” ，并说：“这些文字本来应该叫历史的，可笔者能依靠的，只有各自的记忆了，写出来缺乏历史的严谨。其实叫往事也不准确，因为那一切不是发生在过去，不是发生在现在，也不是发生在未来。”
将未来命名为往事，将记忆从历史中分离出来，将写作放在时间之外；在此意义上的《三体》，回归科幻写作的意义。它打开通向“未知”的路径，其意义不仅在于对“现实”和“历史”的记录、解释和构建，而更多的在于启示：仍有未曾发生的、时间之外的可能性。如《三体III：死神永生》中那个“无故事王国的故事”，当一切都不可能的时候，仍“有可能”讲述故事，讲故事的人内心中有关切，所以无论他的故事多么凶险叵测，其实却有着焦灼的愿望，将“现实”的秘密告诉你的同时，仍要为了向你证明，他的“讲述”不只是为了追忆逝水年华，也是为了相信尚未发生的可能。
“讲述”或“写作”，如《诗云》里耗尽太阳系的能量，存留下文字的世界，是在历史的喧嚣和现实的嘈杂之外，建立想象的空间。这想象的种子来自于心灵，可能如茫茫宇宙中的漂流瓶那样渺小而虚弱，但它以自己的存在赋予世界以意义。在《三体》的最后，当轰轰烈烈的太空史诗走到尽头，大宇宙正在死灭之时，刘慈欣描述已经空寂的世界中，仍留出一个漂流的诗心。
本文全文原载《上海文化》新批评版2011年第三期，本文是原文的第二和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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