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 |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工作论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Fintech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探讨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影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金融科技的发展支持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更广泛的普惠金融推进，然而新冠疫情的持续可能会推进两者的进步。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微信ID：ruc_fintech）对论文核心内容进行了编译。
作者丨Dmitry Gershenson, Frederic Lambert, Luis Herrera, Grey Ramos, Marina V Rousset, Jose Torres
编译丨罗妤
来源丨IMF
尽管自2011年以来有所改善，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普惠金融方面仍落后于其他区域。与世界其他地方观察到的情况相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金融科技的发展支持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更广泛的普惠金融推进。国家政策专家的案例研究表明，金融部门的进入壁垒以及限制性的监管环境可能阻碍了更快地采用金融科技。然而，金融科技的发展似乎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以及在最近政策举措的支持下加快了。
引言
近年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普惠金融面临的挑战以及促进该地区普惠金融的政策方案已成为调查的焦点。文献发现，尽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普惠金融程度与基本面基本一致，但仍存在重大跨国差异，特别是在家庭普惠金融方面。金融普惠性不足通常归因于制度缺陷、银行竞争水平低导致金融服务成本高、基础设施不足以及监管环境过于严格。
金融科技活动的迅速扩张被广泛认为有可能缓解金融摩擦，改善金融普惠性：这可以通过降低获得金融服务的成本壁垒来实现，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和城市穷人等边缘化群体；也可以通过缓解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尤其是对那些没有银行账号的人而言。例如，在亚太地区和非洲，“移动货币和移动银行已经成为普惠金融的强大推动者”。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为重点，FinTech显然具有改变现状的潜力，但由于足迹相对较小，且缺乏观察其对金融普惠性影响的数据，这可能是一个挑战。
受这些观察结果的启发，本文分析了FinTech是否有助于缩小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金融普惠性差距，以及政府如何利用FinTech发展促进普惠金融。为此，本文记录了2014年以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金融普惠性的变化，包括FinTech发展推动的新形式的普惠金融（第二节），调查FinTech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普惠金融决定因素的变化（第三节），以及使用案例研究监管环境在利用FinTech实现金融包容方面的作用（第四节）。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本文还考虑了COVID-19大流行对普惠金融的直接影响，但这也同时间接影响了金融科技应用的潜在发展，而这反过来又可能支持普惠金融。
特征性事实
2014年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家庭普惠金融一直停滞不前
学界有许多普惠金融的指标，部分实证文献的目的是开发多维指数，以汇总普惠金融的各个方面。一篇以拉丁美洲为重点的论文计算了三个反映金融普惠性的次级指数：（i）家庭对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ii）中小企业使用金融服务的情况；以及（iii）金融机构触达。第一个子指数汇总了世界银行全球金融指数数据库中的变量；第二种方法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的答案，而第三种方法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准入调查（FAS）的数据。在缺乏新的企业调查数据的情况下，本文重点关注第一和第三个子指数，并使用最新的年份数据对其进行更新。然后对这两个子指数进行平均，得出一个单一的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和家庭使用金融服务的子指数分别在下图的左图和右图中表示。
根据上述定义的指数，自2014年以来，拉丁美洲家庭普惠金融陷入停滞。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取得强劲进展后，2017年该地区家庭金融服务的使用保持平稳，但在世界其他地区有所改善。这与银行分行数量减少导致的金融服务触达变弱相结合，导致总体金融包容指数小幅下降，2017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平均落后于中东和中亚国家。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内存在较大异质性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平均数掩盖了该区域内国家的显著异质性。下图区分了加勒比地区、中美洲和南美洲，并显示了每个国家在每个次区域内所有普惠金融措施的相对位置。每个次区域包括金融普惠性相对较高的国家和金融普惠性仍然很低的国家。
按照传统的普惠金融衡量标准表现良好的国家在金融科技相关的普惠金融方面也往往领先。这一观察结果挑战了金融科技服务可以替代传统金融服务、让各国在金融普惠性方面赶上更先进同行的观点。巴拉圭是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FinTech用户比例（以成人进行/接受数字支付的比例衡量）超过传统账户持有人比例的唯一国家。
贫穷、年轻和未受过教育的成年人更可能在经济上被排斥在外
通过查看金融普惠性的具体衡量标准，而不是总体指数，可以分析不同人口群体之间的分散情况，具体取决于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或位置（农村或城市）。下图显示了在金融机构拥有账户且在过去12个月内进行或接受数字支付的成年人比例如何根据受访者的特征而变化。
总的来说，在世界各地区，穷人、年轻人和教育程度较低的成年人在金融机构拥有账户或使用数字支付的比例较小。然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贫困成年人与总人口之间的差距比其他地区更大，这表明收入在该地区作为金融普惠性的决定因素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同样，除智利和哥斯达黎加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所有国家的年轻家庭都不太可能拥有账户或使用数字支付。
普惠金融的决定因素
就普惠金融的驱动因素而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不大
考虑文献中普遍用来衡量普惠金融的因素，就所考虑的所有变量而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但基尼指数和银行管理费用占总资产的比率除外，这两项指标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均高于所有其他地区。
计量分析
我们回归了上述普惠金融驱动因素的各种措施。此外，我们还包括了区域虚拟变量。前面的讨论强调了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以及某些回归因素的潜在内生性。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相关解释变量滞后三年（相当于两次Findex调查之间的时间）。
大多数系数具有预期符号。人均收入与大多数普惠金融指标正相关且显著，而普惠金融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通过基尼系数衡量）为负。如果我们假设COVID-19大流行会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扩大收入不平等，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这一负系数对普惠金融来说可能不是好兆头。入学率与大多数普惠金融措施呈正相关，每100,000名成年人的自动取款机数量和法治也与之呈正相关，证实了文献中已经报告的结果。银行业结构和金融服务成本的结果不太清晰，也不太直观，银行集中度系数有时为正且显著。有趣的是，用于衡量互联网接入的变量对金融科技相关的金融普惠性指标和更传统的金融账户份额指标都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手机覆盖似乎不会影响任何金融普惠性的衡量标准。
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战略——案例研究
本节总结了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和其他参与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的政策专家的帮助下进行的六个案例研究的主要经验教训。
虽然在过去十年中，人们对金融普惠性进行了大量讨论，但正式的金融普惠性战略仍然是相当新的。除巴西早在2011年就采取了普惠金融战略外，其他国家后来也采取了普惠金融战略：2015年洪都拉斯、2016年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以及2018年多米尼加共和国。智利于2011年成立了普惠金融部，但仅在2016年才采取了第一个金融教育战略。阿根廷在2020年批准了一项新的普惠金融战略。
政策专家强调了各自国家在普惠金融方面仍然存在的几个障碍。市场规模小，规模经济的可能性有限，这会降低创新和金融技术发展的激励。金融知识水平低、数字技能有限、移动和互联网覆盖不足是其他常见的障碍，当局正在通过制定金融教育计划（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墨西哥）和投资改善移动和互联网接入来解决这些障碍（例如，在哥伦比亚建立免费上网的“数字区”）。在智利，案例研究强调了集中的现有部门造成的进入成本的存在，以及金融技术公司获得资本融资的困难。限制性法律和监管框架对金融部门的创新和竞争设置了障碍，这一问题可能被放大（洪都拉斯）。
国家当局正在通过建立监管沙箱和创建具体单位来解决监管僵化和繁重的监管流程，以引导金融科技公司通过监管框架。哥伦比亚的情况尤其如此，金融超级银行实施了eHub和Regtech举措。阿根廷中央银行成立了“金融创新圆桌会议”促进创新，并为监管机构和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提供一个讨论论坛。监管机构还授权新类型的参与者与传统银行竞争，严格限制任何金融稳定风险。例如，巴西创建了直接信贷公司（SCD）2018年，可通过电子平台使用自有资金（无法筹集存款）和简单信贷企业（ESC）提供贷款。2019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金融包容性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显著滞后，因此，这些例子支持上一节中概述的两个假设，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金融普惠性显著滞后的原因，并说明国家当局如何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案例研究确定的FinTech的主要风险与网络安全、AML/CFT和隐私有关。有趣的是，没有一个案例研究强调金融稳定问题是一种风险。尽管这可能表明监管机构对其监管框架的实力充满信心，这要求谨慎监控未来金融科技的发展及其对金融部门的可能影响。
以下为部分论文截图
……
获取完整报告
请后台回复“拉丁美洲”
获取下载链接
END
编辑/罗妤
责编/袁阳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