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 | 明德思想史论坛：世界历史与政治哲学
编者按：本会讯转自”观澜公社“公众号，感谢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转载。
4月25日下午，明德思想史论坛第五期（2019）暨吴玉章学术论坛（总第95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122报告厅成功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刘小枫教授作了题为《世界历史与政治哲学》的主题讲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主持本次研讨。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广生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增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宋洪兵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丁凡副教授参与研讨并发表与谈意见。来自本校各院系和北京各大高校青年师生80余人参与了本次活动，现场座无虚席。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在介绍本次研讨主题时指出，作为古典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学人，刘小枫教授今天以《世界历史与政治哲学》作为演讲主题，无疑会引起一场“跨界的对话”。从考察“世界历史”的诸观念出发，这场“跨界”对话恐怕不仅是希望在“跨学科”的意义上促成不同领域与知识的沟通，更有从一种贯通的视野重新理解中国史与世界史图景的兴味。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期待，刘小枫教授今天的讲演能够给我们一个共同思考的新起点。
杨念群教授主持本次活动
刘小枫教授对杨念群教授的介绍和明德思想史论坛的邀请表示感谢。接着，从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个人学习经历和国家学术潮流的变化谈起，刘小枫教授展开了他对“世界历史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思考。
刘小枫教授发表主题演讲
1840年以来，认识西方列强开始成为摆在中国学人面前的重要任务。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学界和教育界的西学眼界在不断开放和深化的同时，也经历了若干次学术热点的转化。直到最近五到十年，随着中国在经济上成为世界大国，出版界和学术界又出现了一波“世界史热”。就在我们通过诸多世界史译作认识“世界”、学习历史教训时，“世界史”究竟是什么，它因何诞生、又以何种方式与“我们”有关，似乎也在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组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
为什么与“世界”有关的“世界史”不能与特定的“我们”分开？刘小枫教授提示说，从“世界史”这门学科在18世纪欧洲的最初起源看，“世界”在历史中的成形，不仅与地理大发现后欧洲的全球意识有关，更同以特定政治体为单位的欧洲地缘冲突有着密切联系。“世界史”在缘起处的关怀或如19世纪史学家兰克归结的那样，在于探究一个政治体能否通过冲突和战争进入世界历史，在世界史的永恒冲突中屹立不倒。虽然这种源于欧洲经验的“世界史意识”对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已略显陌生，但从世界史和中国的最初关联看，世界史的样貌仍与“我们”的时代处境息息相关。
刘小枫教授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例，展示了世界史意识与百年中国的最初际会。这部著作在日俄两国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利权的战争爆发前两年问世，其核心关切除了改造旧史学、培育新“国民”，还包括以国族的凝聚和排斥为基准，评估列强环伺的中国在“世界史”中的前途和地位。虽然梁启超受自达尔文的进化史观常遭后人诟病，但在“优胜劣汰”的面目背后，其史学原则在政治现实和政治哲学上的关切却与兰克史学颇多暗合。值得玩味的是，《新史学》在20世纪中国学界的主要影响是“兰克式实证史学”和经济史观的流行，而“世界史意识”在梁启超著述中的蛛丝马迹则几乎在后起的“新史学”中消失了。
那么，以各类“新史学”面目出现的“世界史”又抱持着哪种“世界史意识”呢？这种新的世界史意识构成的新一轮“世界史热”给我们揭示了哪些新知，又遮蔽了哪些视域呢？在讲演的后半部分，刘小枫教授讲述了晚近新史学写就的若干“世界史”故事，邀请听众自己评判这些“典范”的得失：万国交通的全球史，是否比国族争衡的世界史说出了更多的真理？以某种政体的历史为主体的世界史，是否有权对王政和帝国保持沉默？何以一种宣称反思正统叙事的历史在盛行之前，早就被侵略者当作“异民族统治中国”的武器来运用？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东方文化学院等机构在日本军部授意下，组织编写了百余万字的《异民族统治中国事例》，后由日本军部御用机构“东亚研究所”的中村治兵卫等人改写为篇幅较短的版本：《异民族统治中国史》。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于1964年出版了此书中译本，“以便国内史学界了解当前国际范围的史学战线上的斗争”。
在演讲临近尾声时，刘小枫教授指出：面对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呈现出来的“世界历史”，要做出“我们”的评判，并不容易。但正是世界史的这一特点提醒我们，任何一个文明大国的教育都离不开史学，而史学也最容易影响一个文明大国的教育品质。回顾我国悠久的经史传统，如何找到一种属于“我们”的、健康的世界史意识，又以历史的鲜活血脉，保育那些恒常原则的青春活力？这也许才是当下的“世界史热”为我们提出的真正问题。
刘小枫教授的精彩演讲，引起了在场者的深入思考。主持人杨念群教授首先对刘小枫教授的史学批评表示赞赏，他指出，刘小枫教授从政治哲学入手诊断那些囿于社会科学意识的世界史，对史学研究是一种有力的警醒和鞭策；百年以前，梁任公的世界史意识要求将我们自身置入中国和邻国的框架来思考，以国民史培养爱国情操，但后者在史学意识上引发的“民主化”，乃至在一些晚近研究中变形为“民粹化”的史学，确实给史学研究带来许多问题。以赫伊津哈和布克哈特的精神史研究为例，杨念群教授强调，政治哲学的视野与一些典范性的史学意识可以互参互鉴，这也提醒我们：仍有必要追求一种具有高贵心灵的史学。
杨念群教授在分享与谈意见时提到的赫伊津哈著作《中世纪的秋天》英译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在与谈环节中，张广生教授和吴增定教授就演讲的关切谈了感想。吴增定教授指出，19世纪以来逐渐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世界史意识，不能掩盖历史研究在开端处的另一类源头，亦即我们在希罗多德《历史》中看到的，围绕着国家冲突的对错是非进行的政治哲学裁断，刘小枫教授对这一问题的澄清，有助于在历史研究中找回政治体的基本关切、恢复自然的常识。张广生教授谈到，“世界史热”这一具体问题不仅引出了我们的时代精神，也在历史对共同体的文教意义上引出了时代症候的诊断，历史对政治的记述与政治一样，都是要对“价值”进行估价、对“价值”进行权威的分配，背弃了政治的历史结不出成熟的果实，离开了历史的政治找不到坚实的立足之根，刘小枫教授用经与史的关系提醒我们，回忆起那些值得记忆的政治的典范，也许正是实现历史文教功能的关键所在。
宋洪兵副教授结合从事史学研究的体会，讲述了自己的心得。他指出，在经史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切实选择、调动经史传统中的资源来写就一个“我们”的世界史，也许是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其中，需要追问的是：如何把握史学在文教意义上追求的高贵品格和探究政治体的实际形成之间的张力？丁凡副教授则从他对西方古典政治史的阅读入手谈了具体体会。他观察到，从修昔底德到波里比乌，一方面是战争在历史著述中逐步成为自然事件，一方面是帝国的扩张和维持成为世界史的核心主题，这两个没有责任主体的面向及其潜在的虚无主义气质，是否构成一个贯穿西方历史观始末的内在问题，又如何借助“世界史”的伟力影响中国？这也许是值得我们在刘小枫教授的启发下继续思考的课题。
丁凡副教授发表与谈意见
“读经史，则虽不见一诗，而诗在其中”。在与会师生的热烈交流中，本次论坛于下午5时许圆满落幕。
●刘小枫 | 欧洲文明的“自由空间”与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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