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清谈

编者按：本文选自《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上）》，米勒撰，卢白羽博士译，刘小枫选编，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2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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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两部分：独白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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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的《乌托邦》在结构上可分为两部分，历来对此论述颇多：乍看起来，文本有一个封闭的独白部分，其中描述了理想的岛国乌托邦。这个岛国取消了私有财产，建立起一个完美的共产社会制度。此外，文本另有一个开放的对话部分，其中讨论了社会现实弊端以及消除这些弊端的可能性。研究（尤其J. H. Hexter）证实， 《乌托邦》的导言和描述乌托邦（“对乌托邦的描述”）的第二卷于1515年在弗兰德地区写成。而对话部分，即第一卷（“讨论的对话”）和结尾（“结束语和结论”）则在随后的1516年写就于伦敦。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乌托邦》

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很明显，莫尔认为把对理想岛国的描述整合到一段对话中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一开始就把《乌托邦》设计成对话形式，那么，作品自然就具备了清谈这一特性。 然而，普遍认为文本的对话性质是事后添加上去的。这样，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莫尔并不想在《乌托邦》里以赞同的口吻展现一个政治的理想国度，而是希望构建一个国家纲领（Konzept）。此一纲领具有草案性质，换句话说，是一场“思想试验”；这一国家纲领必须被视为关于社会政治和国家法问题的争论的一部分。下面我主要逐段考察文本，研究《乌托邦》对话结构的主要因素，并解释对话结构在作品整个布局中的作用。我还尝试把《乌托邦》解读为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主义清谈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研究《乌托邦》的文献虽说已经汗牛充栋，并且近年来也有许多文献涉及到《乌托邦》的对话性质、辩证性质和多声部，然而，《乌托邦》作为一场谈话的性质，却少有人着力研究。

◆《乌托邦》的谈话场景和谈话者◆

莫尔曾于1515年受国王亨利八世之托，对弗兰德地区进行外交访问，调停亨利八世与卡斯提利（Kastilien）国王卡尔（Karl）的政治分歧。《乌托邦》就置身于莫尔这次外交访问的传记背景之中。考察叙述人的思想取向会带来颇丰的收益。莫尔在文本一开始就重墨强调布鲁日（Brügge）谈判方的泰西斯（Georg Temsicius）——加塞尔（Cassel）城的修道院院长。一是因为他不但训练有素，而且也是浑然天成的娴熟辞令，二是由于泰西斯圆滑的手腕。谈判间歇中，莫尔造访了安特卫普（Antwerpen）。在那里，莫尔遇见了城市书记官彼得·查尔斯（Petrus Aegidius）。此人正合莫尔的口味，是理想的谈话伙伴。莫尔描绘了查尔斯的个性。此处的引文出自里特（Gerhard Ritter）据拉丁文原本译出的德译文。

“

安特卫普人查尔斯，一位值得信赖的年轻人，深受全城人士的尊敬，配称为是最受尊敬的人。人们简直不知道更该称赞他的学养还是他的人品！查尔斯天资卓越，又受过良好教育。除此之外，他对所有人都怀着最纯良的看法，对朋友更是怀着一腔恳切、挚爱、忠诚和正直的情怀。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出第二个人在友谊的方方面面比得过他。罕有的谦逊更是令他增色不少，他比谁都远离矫揉造作，比谁都聪颖却又知足。他谈吐轻松、机敏，谐趣而又不流于粗俗。有他和我愉快地来往，与他的交流又是如此令人心旷神怡，使我大为减轻对故乡和家事以及对妻儿的眷念。因为我远离他们已经有四个月，期待着重新见到他们的想法一直在折磨着我。

这幅肖像画集古典主义者所重视的人的品性于一身：教养、人性、友好的态度、正直、智慧、谦逊以及在多次提到的特点——交谈的天赋。很有趣的是，最后提到的查尔斯的能力，即他交谈的天赋，居然能帮助莫尔抛却对家庭的思念。这里，古典主义最具决定意义的两个社会语境（soziale Kontexte）出现了竞争：一组是家庭——许多肖像画描绘过莫尔与他的家人在一起的场景——另一组则是朋友，莫尔与他们展开优雅的谈话。

《乌托邦》中的地图

莫尔和查尔斯就是后来参与对话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却又带有虚构的成分，并且被放进一个虚构的语境之中。因此，不能把莫尔和查尔斯简单地等同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莫尔这个人物在《乌托邦》里又扮演了双重角色，一个是“创作者莫尔”，一个是“人物莫尔”，为了表示区分，笔者打算采用下述手法：文本的作者名字仍用英文名Thomas More（莫尔），文本内部的叙事者和谈话人则采用拉丁文名字Thomas Morus（莫鲁斯）， 并用引号括起。

莫尔作为作者和虚构人物的双重现身，可以看作是对话性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文本内部，莫鲁斯对岛国乌托邦的社会政制表示怀疑，而希斯拉德却把它视作国家秩序的理想形式。对这个国家的描述，也就是这部作品自身的乌托邦式中心，很明显是作者的虚构。这样，乌托邦就同时成为幻境（Vision）和对幻境的批判。文本本身具有的这一张力明显反映出莫尔内心的冲突。这一冲突可以通过莫尔的生平和心理得以解释。这里表现出对话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可以称之为内在对话——对此加以阐述并非文本主旨，因此略过不提。

除了查尔斯和莫鲁斯这两个历史人物，这场对话还有一个纯粹虚构的人物：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eus）。查尔斯希望莫鲁斯在圣马利教堂（Liebfrauenkirche）做完礼拜之后过来结识一位异乡人（der Fremde）。莫鲁斯见此人脸庞饱经日晒，蓄一脸络腮胡，衣着也不同寻常，便断定他是个水手。查尔斯向莫鲁斯解释说，此人并不是水手。他虽然航海，却更像奥德修斯，或者更确切地说，像柏拉图：nauigauit [...] ut Vlysses: imo uelut Plato（48）。这一比喻可谓意味深长：奥德修斯一方面以他熟稔世界各地以及人的本质著称，另一方面他又是俗语中说谎的人。在这里，文本很早就暗示了贯穿整篇《乌托邦》的颠覆技艺。至于柏拉图，一方面有传统说他时常航行于地中海海域，但在这里却明显指的是精神的内在航行。柯本费尔斯（Werner von Koppenfels）认为，希斯拉德的游历就是“关于寻求和找到哲学真理的隐喻”（《古典主义的乌托邦》，前揭，页102）。柏拉图及其《王制》一直笼罩于整部《乌托邦》。查尔斯接着说，希斯拉德是葡萄牙人，曾与韦斯浦契（Amerigo Vespucci）一同出航，后来自己单枪匹马到过许多不知名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是他丰富的谈资。莫鲁斯接受了朋友把他引荐给这位陌生人的邀请，并对此表示感谢。文本在这里毫不含糊地表达出，与一个有趣的人交谈是一件何等愉快的事情：

Haec ubi narrauit Petrus, actis ei gratijis quod tam officiosus in me fuisset, ut cuius viri colloquium mihi gratum speraret, eius uti sermone fruerer, tantam rationem habuisset [...] (50)

彼得这样说。我谢过他的好意，和他殷切地为我［创造］与这人交往［的机会］。彼得认为，与他谈话会使我满意（18）。

莫鲁斯转向了这位阅历丰富的人。大家开始攀谈起来。三人一同走到莫鲁斯家里。他们在花园里一条长满青苔的长椅（Rasenbank）上坐下继续交谈。[1] 接着，莫尔对谈话地点作了一番详细描绘。这一点与柏拉图《斐德若》的开头类似。《斐德若》开篇就讲他们如何在风景秀丽的河岸边草地上坐下——甚至有可能是躺下——进行交谈。莫尔的长满青苔的长椅有可能就暗示谈话人是躺卧的姿势。这种花园一般饰有凉亭，在文艺复兴时期是朋友间进行谈话的绝妙去处（locus amoenus），也是会饮的理想之地。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论高贵》（De nobilitate）的谈话地点也是一个小花园（hortulus）。

    《乌托邦》1518年的两个版本都使用了霍尔拜（Ambrosius Holbein）的木刻来展现花园这个交谈地点。 这幅插图理应受到重视。它展现了三位谈话参与者坐在长满青苔的长椅上的情景。他们的左边站着年轻的仆人克莱门斯（Johannes Clemens），他是这场对话沉默的倾听者。背景是辉煌的建筑和山峦地形。这更像是在意大利而不是安特卫普。插图的意味深长之处还在于，拉斐尔和靠他右侧坐着的两位古典主义者莫鲁斯和查尔斯之间空出了一片地方。有些代表观点认为，这片空处是为读者留出来的。这一想法不太经得起推敲。画面所显示的这一细节毋宁说是突出了异乡人与他的谈话伙伴们之间的距离。前者目光炽热，措辞也相对激烈。而莫鲁斯和查尔斯这一对儿则构成了一个统一体。不过，争辩者的手势却消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们伸开胳膊，并略略抬起，这就是无声的肢体语言，表达了三人参与对话的情绪。莫鲁斯伸出手，触到离他较远、与他面对面坐着的拉斐尔。插图就用这种方式形象地强化了场景的对话特征。木刻附属于意大利很受喜爱的对话文体（conversazione），它形象地再现了谈话。

严格说来，《乌托邦》并不是一场会饮。虽然文中两次谈到进餐，但交谈和用餐是分开的。他们每次都是在谈话以后回到房屋里用餐。柏拉图的《会饮》里深入讨论到的饮酒，在这里也只字未提。莫尔《乌托邦》的古典主义者们明显十分看重这场谈话，所以不能容忍自己让吃喝分散了注意力。《乌托邦》里志同道合的男人们之间的交谈体现了古典主义者们的友谊理想，但缺乏柏拉图《会饮》中引人注目的活泼、融洽（das Konvivalle und die Geselligkeit）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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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中的对话

（在大主教和首相莫登的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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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花园里的这场谈话就显出了谈话场景的复杂性。查尔斯很惊讶，为什么阅历丰富、对政治事务有着深刻理解的希斯拉德没有在某位国王或公爵手下做谋士，为王侯效劳。希斯拉德恼怒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他认为，理智的建议在宫廷里根本无人问津，而且宫廷所下的判决是最荒谬的，正如他本人在英国体验到的那样。令莫鲁斯大吃一惊的是，拉斐尔竟然也在他的祖国待过。这就促成了拉斐尔讲述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莫登（John Morton）在餐桌上的谈话。这场谈话中的谈话，从外部形式上看倒算得上是一场会饮。嵌入的这场谈话起到了几个作用。首先，它可以让《乌托邦》的英国作者有机会指出英国的社会和政治弊端，比如对盗窃肆无忌惮地处以严厉的极刑，地主的圈地运动把弱小的牧人逼上绝境。 由此，发生在英国的这场谈话就与安特卫普的古典主义者之间的谈话形成对比，前者正是镶嵌在后者之中。英国那场谈话的主人莫登虽是位人杰，但他的客人们却不具备谈话的修养。这不但是批判的对象，也是喜剧的源头。一位令拉斐尔反感的法学家正打算用学究气十足的修辞来详尽重复拉斐尔反对把偷窃犯处以极刑的论点，然后再一一加以驳斥。大主教嘲笑这种学院式的辩论，他制止了法学家：“安静！”大主教喊到，“你若是开了头，怕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31）（Tace inquit Cardinals: nam haud responsurus paucis uideris qui sic incipias. 70）。后来，法学家反对拉斐尔的看法，却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当大主教仔细斟酌后同意拉斐尔的观点时，溜须拍马的法学家和其他谈话伙伴也众口交赞他们之前轻蔑地加以驳斥的东西。洋相百出的谈话行为的另一形式表现在这场谈话的结尾处。一个修士和小丑起了争辩。又是戏谑、又是嘲讽，破坏了修辞的礼仪。而大主教用辞令优雅地表达出来的赞赏却并没有对修士的理性起到任何效果： 

Facis inquit, Cardinalis bono fortassis affectu, sed mihi uideris facturus, nescio an sanctius, certe sapientius, si te ita compares, ne cum homine stulto & ridiculo ridiculum tibi certamen instituas. (84)

“你所说的或许出于很好的动机”，大主教回答说，“可是据我看，你若是不去和一个插科打诨扮滑稽的人计较高下，岂非显得你是个更虔诚、更聪明的修士？”（40）

除了它的政治作用，这场镶嵌的谈话也可以看作是安特卫普花园长椅上那场文雅的古典主义者谈话的对立面。莫登餐桌上的那场谈话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饮。这场谈话表明，如果没有合适的谈话伙伴，即便是庄严、机智、优雅如莫登，也无法保障真正的交流。与安特卫普古典主义者之间的谈话联系起来看，镶嵌在对话之中的这场对话还具有预示的作用。它已经显示出拉斐尔论证的特征。拉斐尔把他在旅途中得来的经验以例证（Exempla）的形式当作证据使用。拉斐尔在与莫鲁斯和查尔斯的对话中也多次用到了这一修辞手段，并在第二卷对乌托邦的描述中将之发挥到极致——这一修辞手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体。比如， 拉斐尔把波吕勒利人（Polylereiten）视为典范。他们与英国人不同，不会把小偷处以极刑，而是判他们做强制劳动。拉斐尔的建议引来法学家的一阵嘲讽，倒是大主教严肃地接纳了拉斐尔的论说，甚至考虑是否把波吕勒利人的做法应用到流浪者身上。尽管大主教具有高超的对话能力，在拉斐尔眼里，这场谈话却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出在其他对话伙伴身上。这场谈话向拉斐尔证明，在宫廷里做谋士对他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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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献策的价值的谈话◆

拉斐尔叙述完他在莫登餐桌上的对话之后，莫鲁斯花园里本来的那场谈话又继续了下去。在嵌入的那场谈话体现出来的人性和修辞缺陷的陪衬之下，这场谈话的品质表露得更加清晰。这一事实表明，希斯拉德只有在真正的古典主义者中间——“在莫登、莫鲁斯和查尔斯这类人中间”（Grace，《对话式解读》，前揭，页285），才能找到与他抱有同感的知己。只有心性相投的人和真正意义上具有对话能力并且愿意进行对话的人聚在一起，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谈话。希斯拉德就自己关于英国那场谈话的冗长描述而向莫鲁斯道歉。希斯拉德希望借此表明，他的建议在英国宫廷里根本不会受到重视。对此，莫鲁斯用一个字“文雅”（urbane）来赞赏希斯拉德聪明、机智的描述方式。这种表述方式给莫鲁斯带来很大享受。莫鲁斯还承认，他以前就在莫登大主教的宫廷里接受教育，而希斯拉德对莫登大主教表达出这样崇高的敬意，使得他在莫鲁斯心中变得弥足珍贵——尽管莫鲁斯对希斯拉德已经十分倾慕：“我本来就很爱您的为人，[…]您真难以相信我是多么更加爱您的为人了”（non credas mi Raphäl qunto mihi sis effectus hoc nomine charior, cum esses alioqui charissimus. 86）。谈话伙伴们的古典气质（Humanität）在这里强烈地表达了出来。但这种古典气质并不意味着谈话伙伴之间因为有了友情就会一团和气。莫鲁斯并没有放弃他的看法，即如果希斯拉德能作为一位谋士在某位公爵手下效劳，就能对共同体带来最大的益处。莫鲁斯追随西塞罗说，这正是每个好人最高的职责所在：“您应该去做这种每个贤良人士应做的事”（quare nihil magis incumbit tuo, hoc est boni uiri, officio. 86）。莫鲁斯提起了希斯拉德的柏拉图——“你的柏拉图”曾经宣称，只有当哲人成为国王，或者是国王成为哲人，国家才会幸福。如果哲人不肯曲尊降贵为国王提供良策的话，幸福将会是多么遥远的事情。

Detalle de la ilustración de Utopía, de Tomás Moro. Xilografía de Ambrosius Holbein, 1518

接下来的讨论各人坚持己见，在这里无法一一道出。我们暂且关注辩论的高潮。希斯拉德逐渐以他在游历过的地方见到的不同社会体制为论据。希斯拉德谈到了马卡里亚人， 一个居住在乌托邦附近的民族。那里的国王不让他内库的黄金储量超过一千磅。这一举措对国家很有益处。如果希斯拉德尝试把这项建议介绍给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岂不是在对聋子说话。这时，仅在莫鲁斯和希斯拉德两人之间，就政治献策的本质和意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莫鲁斯认为，希斯拉德向聋子讲道，这一点不足为奇。如果能肯定自己的建议没有人听，那么发表言论、提供计策就是错误的。在亲密的谈话中——“朋友间的亲密交谈”（apud amiculos in familiari colloquio 98），这样的学院式哲学（philosophia scholastica）当然不乏其诱人之处，但国王的枢密院处理的都是重大问题，并且具有举足轻重的权威性，当然就没有学院式哲学的位置了。莫鲁斯继续说，枢密院里需要的是另一种哲学，涉及到社会和政治生活这一更加实践层面的哲学——“更加政治的哲学”（philosophia ciuilior）。

这里表述了“学院式哲学”和“更加政治的哲学”之间的对立，乃是莫鲁斯和希斯拉德论争的核心。“学院式哲学”似乎并不意指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学院式”哲学指的是关心宇宙原则，从特殊的处境、环境和人事之中抽离出来的哲学。莫鲁斯借用表演为比喻，用来澄清和理解与“学院式哲学”相对立的另一哲学形式——“更加政治的哲学”。在里特的译文（49）中，这种更关注世道人情的哲学了解“它（指‘更加政治的哲学’）登场的舞台（scenam）”，并且知道去“适应这个舞台，能在正上演的戏剧（fabula）中既令人满意而又体面地（concinne & cum decoro tutatur）扮演它的角色”（98）。这里展示的是哲学与修辞的传统对立。前者以真理为旨归，后者则关注实践，通过劝服而清晰地表达出可信性，并旨在达成共识。 

“

尽管这一观点公然用辩论的术语来表达，而对话的关键处却穿透到方式间的一个矛盾中去，这个矛盾是根本的，也是古典的[…]即智者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之间的矛盾，是（作为哲学的）修辞和（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之间的矛盾，是相对主义和绝对的矛盾，局部、现世和暂时与整体、永恒和恒常之间的矛盾，是文化与自然、礼法（nomos）和天性（physis）、虚构然而有用的真理与唯一真理（Truth）之间的矛盾。

莫鲁斯在谈到“学院式哲学”时说，这种哲学的任何一个道理都放之四海而皆准：quae quiduis putet ubiuis conuenire（98）。“学院式”这个词被贬到了普遍、原则、教条的层面。之所以是普遍、原则、教条，乃由于一条真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适用。哲学家决不会做出政治妥协。相反，正如莫鲁斯论证说，政治谋士则必须听凭人们无法根除谬见（opiniones prauae），无法依从自己的信念来医治长期存在的弊端（receptis usu uitijs, 98）。“更加政治的哲学”在这里意味着，人们不能用鲜见且无度的言论（insuetus & insolens sermo）直接逼迫那些意见相左的人，而是要间接地（obliquo ductu, 98）赢得他们的认可。魏格莫（Gerard Wegemer）称之为礼貌交谈（polite-, civilis’- conversation；见《对立的修辞》，前揭，页290），这恐怕有些欠妥。因为从上下文来看，言论的礼貌是有目的性的，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里谈到的是一种讲究修辞的谈话，这种谈话尝试通过间接的手段（obliquo ductu）来施加影响。 我援引的这段重要章节出自当时罗宾森（Ralph Robinson）翻译的著名英译本。这段文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替作为间接手段进行劝服的修辞这一技艺作出了令人折服的辩护：

你应该用狡诈的计谋，要不露痕迹，还要竭尽全力，机智恰当地按照目的来处理事情；那些你无法变好的事物要让它们变得不是太坏。因为要万事大吉是绝不可能的，除非人人都是性善。而我不认为，多年之内，人人都能成为性善。

谋士必须使用诡计，方能巧妙得体地依照目的来处理对象。如果他不能达到善，那么至少应该削弱恶。不是所有事物都能成为善，其原因在于不是所有人都是好人这一事实。

在这里，修辞被定义为一门可能性事物的技艺。这门技艺所处的世界从根本上是无法改变的。希斯拉德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在试图治愈别人的愚昧时，他也会被腐蚀，自己也成为愚人。希斯拉德拒绝任何形式的修辞和伪装——无论是以间接的方式（ductus obliquus）还是巧妙的方式（ductus subtilis）， 并坚持只说真话、毫不妥协地表达观点：“因为如果我想说真话，那么我就必须直说”（Nam si uera loqui uolo, talia loquar necesse est. 100）。由此，希斯拉德表达了一个与莫鲁斯截然对立的反修辞立场。莫鲁斯的观点强化了修辞对共同体福祉的必要性，而希斯拉德的立场却谴责那些对成功地劝服来说是必要的诡计和伪装。在莫鲁斯言辞激烈的一番争论之后， 他的谈话伙伴的语气也尖刻起来，这几乎把莫鲁斯推向马基雅维里式立场的边缘。不过，莫鲁斯也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古典主义基本观念。辩争双方的差异在这里表达得再明显不过。一边是现实主义者，他把世界当成既定事实接受，并作为谋士，以对意见施加影响为手段，熟练地逐步改善境况；而另一边则是理想主义者，他蔑视现存世界，拒绝修辞，鼓吹一个建立在绝对可靠的哲学原则之上的完美世界。希斯拉德承认，他的立场很难在欧洲世界得到认可。其困难在于，这一立场是建立在哲学原则之上，而这一原则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即要求取消私有财产。希斯拉德在论证中再次把柏拉图和乌托邦联系起来。希斯拉德向人们讲述柏拉图在《王制》里面虚构（fingit）的事情，或者是乌托邦人实际上干（faciunt 100）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显得很奇怪，尽管它肯定是更好的东西。这是因为，在谈话人这里确实有私有财产（singulorum priuatae sunt possessiones），而在乌托邦那里，所有东西都是公共财产（illic omnia sunt communia 100）。这一客观实际的矛盾再次展现了哲学家和修辞学家的对立。莫鲁斯质疑取消私有财产可能会成为社会的万灵药的这一观点。他持相反意见：如果所有东西都是公有财产，人们是无法舒适地生活的：“在一切都归公有的地方，一个人不可能生活富裕”（ubi nunquam commode uiui posse, ubi omnia sint communia 106）。因为希斯拉德总是以乌托邦这个国家为例来支撑他的观点，两位心存疑虑、然而也热心向学的谈话伙伴就恳请希斯拉德详悉谈谈这个岛国，介绍一下它的位置、地理、城市、人民、风俗、制度和律法。此后，大家离开花园，进屋就餐，用膳完毕又回到花园的这个地方。接着，希斯拉德开始讲述岛国乌托邦。他的叙述被称作是关于一个国家最好政制（DE OPTIMO REIPUBLICAE STATV）的言谈（ser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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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在希斯拉德对乌托邦的描述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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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三位谈话伙伴重又坐回到花园中长满青苔的长椅上时，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交流语境。本是三人之间的谈话变成了一个人谈论，两个人倾听，并且两位听者都认可把自己的角色降低到听众的地位。文中明确提到，希斯拉德看出这两人都专注而迫切地倾听：“他看见我们迫切地想要倾听”（nos uidit intentos, atque auidos audiendi. 108）。独白挤掉了对话。希斯拉德的话很大一部分都带有中立叙述的特征，听者直接插话十分少见。 现在的研究试图赋予希斯拉德的叙述以对话的特征，把他视作一场对话的一方面。但对这种解释来说，希斯拉德的叙述又太长了。并且在一开始，参与者就达成一致，不作回应。葛雷斯（Damian Grace）在谈到《乌托邦》第二部分时，称其有“交谈的亲密性”（《对话式解读》，前揭，页290）。说到交流的“亲密感”倒是有可能，至于谈话，则必须由交互对答构成，在这里还算不上。也有研究从希斯拉德文本的修辞特征中看到了对话性的端倪，如麦克库切（Elizabeth McCutcheon）指出，希斯拉德偶尔使用修辞性提问或是双重否定的修辞手法。但构成对话的基本因素，即说话人和听者角色之间的真正转换或者这种转换的可能性，却并没有在叙述中出现。这是一篇封闭的长篇言谈，“希斯拉德就乌托邦的共同体而发的演说，中途没有被打断过”（Hexter，《莫尔的〈乌托邦〉》，前揭，页26），这篇言谈几乎占了整部《乌托邦》的三分之二。希斯拉德文本里的反讽式双关语也能看出对话性来。比如名字的双关含义：乌托邦某条河流的名字是Anydrus，意思是“没有水”，映射了泰晤士河在伦敦的上游。潮落时，这段河流就会枯竭。另外是一座名为Amaurotum的城市，意思是“昏暗的城市”，令人联想到“雾都”伦敦。讽刺性质的反讽还体现在乌托邦城的婚俗之中。按照那里的风俗，婚姻双方在结婚前必须赤身裸体地站在对方面前供对方审视。这一惯例被拿来与买马相提并论。贯穿整篇文本的这种反讽颠覆性技术肯定可以被视为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性， 但希斯拉德独白的言谈场景（Redesituation）无疑是独白性的。问答、甚至是辩证的对话式交流意义上的对话性都不存在。有观点认为第一卷“对话的戏剧”（the drama of the dialogue）在第二卷的内在冲突和矛盾中得以延续、甚至升级（Gordon，《乌托邦戏剧》，前揭，页26），这是说不通的。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希斯拉德的独白含有劝勉意图。并且，听众也被描述的对象深深吸引，尽管他们几乎没有直接说过话。从修辞学上讲，这里提供了enargeia（清楚）或evidentia（清晰）的修辞典范，即尝试通过对一件事物的紧凑描述，使读者信服。如金内（Arthur Kinney）所言，对乌托邦的描述属于典礼演讲（epideiktisch）的文体。在第一卷末尾，希斯拉德以他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到的事来加强他的论证力量：

“

要是你和我到过乌托邦，亲自观政问俗，如同我一样，我是在那里住过五年的[…]，那时你就得完全承认，无论在别的什么地方，你不可能看见一个国民享有比乌托邦人更优良的制度。（55）

”

对乌托邦的描述构建在“一幅言说的图画这一意义”上（如Sidney所言），这幅图画（euius imago 106）直观而又令人信服地传达了政治社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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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乌托邦描述的修辞性结尾

和作品末尾重拾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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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斯拉德快要结束对乌托邦描述时，他从直观叙述的形式转向了修辞性的直接辩护。希斯拉德直接转向听者，并宣称，乌托邦人的国家是最好的国家，是唯一一个可以自诩为配得上国家共同体这一称号的国家。这里，希斯拉德以res publica（共和国，236）为论据，英文翻译成commenwealth / public weal。他说，只有当一个国家没有私有财产时，它才配得上res publica这个称号。在乌托邦里，任何东西都不是私有，因此只有乌托邦才能够严肃地投身于共同体：“在乌托邦，私有制根本不存在，大家都严肃地汲汲于公事”（Hic ubi nihil priuati est, serio publicam negotium agunt. 238）。希斯拉德的表述自相矛盾：在乌托邦，无人拥有任何东西，但大家却都很富有：“虽然每个人一无所有，大家却都很富足”（quum nemo quicquam habeat, omnes tamen diuites sunt. 238）。希斯拉德的论证在这里达到顶点。他甚至没有把乌托邦与其它国家作一番比较，就断言只有在乌托邦那里才会有平等和公义。希斯拉德不无渎神地说，如果他在其它国家找到哪怕一丝正义和公平的踪迹，他就甘受诅咒（dispeream, 238）。罗宾森的译文更加贴切地表达出这一渎神的语调：

“

这里我倒要看看是否有人胆敢把其它民族的正义与这样的平等相比较。如果我在这些民族中间找到任何平等和正义的迹象和征兆，我甘愿背弃上帝（132）。

在这一修辞性巅峰之中，对欧洲诸国的谴责与对乌托邦的溢美同等激烈。希斯拉德认为，现代国家是富人的阴谋（conspiratio diuitum, 240）。这帮富人打着共同体的名号追逐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现代国家与乌托邦人的幸福相去万里（ab Vtopiensium Reipublicae felicitae 240）。希斯拉德用比在《乌托邦》第一部分更加激烈的措辞，公开谴责了社会和政治弊端，并把所有这些弊端都归结为骄狂（superbia）这一万恶之根源。这也是希斯拉德辩护词的最后一个转折（Wendung）：“可是有一个怪魔出来反对，那便是骄狂，骄狂是一切祸害之王，一切祸害之父母”（una tantum belua, omnium princeps parensque pestium superbia. 242）。希斯拉德的论述以这一判决作结。这一论断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的理念，并在文艺复兴里得到延续（如Ficino）。

对于这一番言辞猛烈的论断，希斯拉德辩论中最主要的对手莫鲁斯又作何反应呢？很明显，莫鲁斯并没有受到希斯拉德激情的丝毫影响。正如莫鲁斯总结的，他发现乌托邦人的许多习俗和律法都很荒谬。最令莫鲁斯感到惊讶的是乌托邦政制独特的根基，即他们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和获取生活必需品，而无需货币流通。令人诧异的是，莫鲁斯也没有接受对骄狂的批评。他认为，如果没有金钱，所有荣华显贵、庄严伟丽都会荡然无存。按照流行的观点（publica opinio 244, common opinion 136），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国家生活的光彩和荣耀。有些批评家在莫鲁斯援引“普遍意见”的做法中，看出了莫鲁斯对古典主义原则的偏离。比如布莱姆（Blaim）就认为：“在这里，莫鲁斯持普通人的看法。他这样做，就使得那些古典主义读者无法接受他的立场。”莫鲁斯颠覆了自己的立场，由此造成了这部作品的多义性和多音部，这也是《乌托邦》整体结构的特征（《劝服抑或多音部》，前揭，页12）。魏格莫则持相反意见。他认为这个地方“完全吻合莫鲁斯作为西塞罗式古典主义者的角色”（《西塞罗式古典主义》，前揭，页18、19）。罗甘（George Logan）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援引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的magificentia（大度/ 大气/ 心胸宽广）概念，并联系文艺复兴时期的教材中多次出现的观点，即大度和威严的举止属于王宫贵族的美德。总的来说，那些坚持莫尔持古典主义立场的批评家们提出的论据更充分一些。

不管怎么看，有一点确凿无疑，即莫鲁斯在这个地方持与希斯拉德截然对立的立场，一如他在希斯拉德叙述之前表现的那样。不过，莫鲁斯并没有公开提出批评意见，因为他的对手讲了这么久，已经累了，并且莫鲁斯也拿不准希斯拉德是否能够容忍异议。本来在这个地方可以达到一个更加激烈的冲突，甚至可以比对话高潮之处——谈论献策时出现的学院式哲学和更加政治的哲学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的激烈程度更甚，但莫鲁斯却在这一时刻回避了争辩。他把客人让进屋里用餐，同时并不是没有指出，谈论的话题还应该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更加详细的讨论。对话并没有最终结束。正如莫鲁斯解释的，这场争论还将以立论和反驳的方式继续下去。文本的开放性在这里展露无遗，而由于文本在这个地方结束，那么，继续这场争辩的任务就落到读者肩上。文本里面的对话伙伴在这两场经过转述的交谈之后又进行了怎样的辩论，我们只能靠猜测，因为文本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但读者却恰恰在文本的结尾之处面临着讨论的巨大可能性。关于莫尔《乌托邦》的争论绵绵不绝，尤其近几十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便是明证。    

有些批评家认为，第一卷，即“商议的对话”，实现了对话原则，即“对话多价性”（dialogic polyvalence）。然而，也有另一种观点与之相对，即恰恰是《乌托邦》结尾处重拾对话，增强了对话性要素，并显明了整部作品的对话结构——一处有趣的细节是，希斯拉德在文本结尾处成了一个难以容忍异议的人。莫鲁斯记起，希斯拉德极其厌恶那些唯恐因为自己不挑别人毛病就会显得不够机灵的人。希斯拉德讲述了乌托邦人的理想国家，并且饱含激情地鼓吹这个理想之国，似乎与那些喜爱讨论的古典主义者们不是一路人。由于希斯拉德坚持他的国家哲学的信念，很明显，与比他思维更加自由的古典主义对话伙伴相比，对于开诚布公的谈话和争论的文化以及自由地交换意见和思想，希斯拉德的评价不会像古典主义者们这样高。 文本的对话结构使拉斐尔的立场被相对化。在对《乌托邦》进行简单化（reduktionistisch）解读中会出现对其极权主义的批判，文本的对话性则可以消解这一批判。

◆结语

◆

《乌托邦》不仅具有复杂、辩证的论证结构，而且因为对话是它的整体构造，就使得关于理想之国的独白性叙述成为一场开放性对话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乌托邦》是古典主义清谈文化这一全欧洲现象的杰出例证。这一点毋庸置疑。自英语著作史观之，《乌托邦》乃是散文体对话这一重要传统的鼻祖。这一文体的后起之秀，如埃利奥特（Thomas Elyot）爵士的哲学对话或斯达克（Thomas Starkey）的政治对话，在描述谈话的生动和紧凑、以及对话式论证的复杂方面，都难以望其伟大楷模之项背。

延伸阅读

古典诗文绎读 西学卷·现代编 （上下）

刘小枫 选编  李小均等 译

1300页，139.00元，2009年

华夏出版社

ISBN：978-7-508-05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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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及其乌托邦

[德]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 著 

关其侗 译  王志涵 校

312页，49.00元，2015年

华夏出版社

ISBN：978-7-5080-85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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