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枝鹰｜西塞罗《图斯库路姆论辩集》书名发微

Original 顾枝鹰古典学研究 2022-07-13

编者按：本文原载《国外文学》2019年第4期，感谢作者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43B.C.E.）

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图斯库路姆论辩集》（Tusculanae disputationes）是作于公元前45年的一部散文体对话作品，共分为五卷。[1]

公元前46年，与西塞罗持有相似政治立场的小卡托因凯撒的政治行为而自杀。公元前45年2月，西塞罗之女图珥利阿去世，西塞罗遂作《安慰》以排遣心中的悲痛，《论辩集》也多次提到这部作品。公元前44年，凯撒遇刺。从写作时间上看，《论辩集》是西塞罗在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涯上遭到双重残酷打击时的作品，[2]与此同时，罗马政制也正发生巨变。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西塞罗于公元前45年撰写了一系列哲学散文，大致顺序是：3月7日–15日写作《安慰》，4月中旬《霍尔忒恩西乌斯》完稿，随后写作《学园派之书》第一稿（5月13日之前），《论善恶之极》第一卷定稿于5月29日之前，《学园派之书》第二稿发表于6月19–20日左右；在完成《学园派之书》和《论善恶之极》后，西塞罗动笔写作《论辩集》。[3]

《论辩集》的体量较大，与《论善恶之极》几近，仅次于《论演说家》。

就《论辩集》的历史背景、文献背景和整体篇幅而言，这部尚未有完整中译的杰作值得我们关注——至少，我们要关注这部作品的奇特书名。[4]

《图斯库路姆论辩集》BT校勘本封面

一

习惯上，我们通常把现存的西塞罗著作分为三大类：演说辞、书信集和哲学-政治学-修辞学作品，另有一些零星的译文。[5]西塞罗的演说辞标题大都给出了案件当事人或者所涉及的事务，比如《为米洛辩护》《反卡提利纳》和《论脏卜官的回应》。西塞罗的书信则按照收信人分为四类：《致阿特提库斯书》《致亲友书》《致胞弟克维恩图斯书》和《致布鲁图斯书》。

现存的西塞罗哲学-政治学-修辞学作品的名称大都也比较规则、直白，即所论述的主题，例如《论取材》[6]《论诸神的本性》《论演说家》和《演说家》皆是如此。另有个别著作以罗马政治人的名字为题，比如《老卡托论老年》《莱利乌斯论友谊》和《布鲁图斯》。[7]因此，《图斯库路姆论辩集》这一书名足可谓仅有的特例：唯有它不涉及具体的主题或人，唯独它由一个地名[8]和一种言说方式组成。[9]

二

在这个书名中，形容词Tusculanae[图斯库路姆的]源于地名Tusculum[图斯库路姆]。[10]后者在罗马城东南23公里。如果不作地名，那么tusculum就是一个派生自t(h)us[乳香/芳香的树胶]的指小词。这种乳香可以入药，也常常用于宗教祭仪和葬礼，例如普劳图斯《一坛金子》中的厄乌克利欧在给家神献祭之前说：nunc tusculum emi hoc et coronas floreas[我现已买了这点乳香和花环]（行385）。另外，t(h)us可能来自古希腊语thyos[燔祭]。[11]词源学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到此为止。

图斯库鲁姆风景宜人且有益健康，为众多罗马政治要人所青睐

在《论预言》中，西塞罗把《论辩集》卷一的主题概括为“论蔑视死亡”（2.2），并且这第一场论辩大量涉及罗马、希腊甚至波斯的各种祭仪和葬礼。因而，tusculum一词的本义至少与第一卷的内容有所关联，[12]并非西塞罗率意而为。[13]

图斯库路姆在公元前381年获得罗马特权，孕育出一大批重要的罗马家族，诸如玛米利阿、克维恩克提阿以及颇尔奇阿家族等等。后来，许多罗马智识人在图斯库路姆纷纷建起自己的庄园（斯特拉波《地理志》5.3.12）。西塞罗也在图斯库路姆拥有一座庄园，并且《论辩集》中的五场对话均发生于这座庄园。在1.7、1.119、2.2、2.9、3.6、4.7、5.11这七个地方，西塞罗反复用同一个短语in Tusculano不厌其烦地强调每一场对话都发生在自己的图斯库路姆庄园（Tusculanum）。甚至，在第五卷开头，他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书名，明确、完整地把五场对话统称为“图斯库路姆论辩”，显得更加冗余、累赘。

作为古罗马演说家的魁首、古典拉丁语之典范的西塞罗难道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饶舌——或者，图斯库路姆这个地方和他的庄园对西塞罗而言有独特的意义，他是故意用冗词赘句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忽视这个地名？普鲁塔克也暗示我们西塞罗和图斯库路姆之间的联系，在《西塞罗传》中，他没有提到作为出生地的阿尔皮努姆，却两次提及图斯库路姆（40.3和47.1）。[14]

重视土地的西塞罗对故乡的情感很深，[15]不过他更喜欢与其身份相当的庄园。[16]西塞罗的庄园不止一处，[17]但图斯库路姆庄园特别受他钟爱。这一情感甚至没有遭父亲去世的悲伤遮蔽。西塞罗在公元前68年11月下旬写给挚友阿特提库斯的信中说：

我的父亲在十二月朔日前八天去世了。……图斯库路姆庄园是如此地让我感到愉悦，以至于只有在我来到那里时，我才对我本人满意。（《致阿特提库斯书》1.6.2[= SB 2]）

而在公元前45年2月，尽管女儿在图斯库路姆庄园去世后，“这位深受打击的父亲无法呆在这座他先前最喜爱的庄园”（vermochte es der tiefgebeugte Vater nicht, auf diesem ehemaligen Lieblingslandsitz zu bleiben），[18]可是西塞罗最终还是回到了那里。

西塞罗在精神层面需要这座庄园，在身体层面亦是如此——

当我肠胃严重不适到第十天的时候（由于我并没有发烧，因此我未能向那些希望从我的劳动中受益的人证明自己病了），我逃往图斯库路姆庄园——事实上，此时我已禁食两天，以至于滴水未进。（《致亲友书》7.26.1[= SB 210]）

图斯库路姆庄园在西塞罗痛苦时提供慰藉，它当然也可能在西塞罗表达积极情感时得到提及。在他写给秘书提若的一封信中，西塞罗告诉这位心腹，自己前一封信里Tullius Tironi s.[图珥利乌斯向提若问好]这一使用氏族名自称的抬头并没有过度亲近，这位忠心耿耿的仆人受之无愧。[19]为了强调他对收信人的信任和赏识，西塞罗随后使用了一个感叹句——

其实，如果图斯库路姆庄园也对你有益，那么，良善的诸神啊，它对我来说就会是多么地更值得喜爱！（《致亲友书》16.18.1[= SB 219]）

西塞罗为何如此偏爱图斯库路姆庄园呢？或者说，它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图斯库路姆庄园里有上下两处讲习所，高处的讲习所名为Lyceum[吕凯昂]，其中有一座图书馆（《论预言》2.8）；低处的讲习所名为Academia[阿卡德米阿]（《论辩集》2.9和3.7）。两处讲习所的名称分别与亚里士多德学园和柏拉图学园的名称相同。显然，在西塞罗心目中，图斯库路姆庄园象征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继承，它是罗马的哲学园。我们的这个判断与这一普遍的事实相符：对于共和末期的罗马智识人而言，郊外的庄园为沉思提供了安静的场所，从而庄园主人有意识地把智识成就的氛围与庄园所提供的环境融为一体。[20]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回到西塞罗一人，那么我们还会看到，当他在考量宅院中雕塑的摆放时，也体现出其对居所在文化内涵方面的要求——

……但是，缪斯雕像依旧适合图书馆，并且与我的研究吻合；不过，在我这儿哪里有位置给酒神雕像呢？……其实，我本人惯于购买那些能在我的修辞学校中装饰空间的雕像——以使之相似于讲习所……我在图斯库路姆庄园的小柱廊里新辟出某几处小凹室，打算用几幅画来装饰它们。（《致亲友书》732.2.2–3[= SB 209]）

显然，我们很难否认，当西塞罗于公元前46年写下上面这封给法比乌斯·伽珥路斯的书信时，心中考虑到了图斯库路姆庄园作为一座知识宫殿所应有的风貌和尊严。

西塞罗与小卡托在图斯库路姆庄园的卢卡鲁斯图书馆

不过从历史上看，图斯库路姆庄园命途多舛。根据西塞罗《致阿特提库斯书》4.5.2（= SB 80）的说法，它曾至少作过四个人的财产：独裁官苏拉、卡图路斯、威特提乌斯以及西塞罗本人。无论这里的卡图路斯是老卡图路斯[21]还是他的儿子，也无论威特提乌斯究竟是谁，[22]这座庄园数易主人的事情至少说明罗马的政治局面并不稳定。甚至，即便在西塞罗于公元前68年买下图斯库路姆庄园之后，它依旧未能见证长久的安宁。公元前58年，西塞罗被迫流亡希腊，这座庄园被臭名昭著的护民官克洛迪乌斯焚毁。[23]

一年后，西塞罗重回罗马，在手头拮据的情况下依旧斥资在图斯库路姆重建、修复了他的庄园。[24]我们不禁要问，在风云变幻的时代，罗马城郊的图斯库路姆除了作为哲学讲习所之外，还有什么是西塞罗所珍视的——以至于他会把这个名字写入一部巨作的书名？

西塞罗本人的两部政治学对话给出了答案。这两部对话不仅在希腊的学园建立者笔下能找到各自的对应物（《论共和国》和《论法律》，分别对应于柏拉图的《王制》和《法义》），而且它们共同指向同一个人：生于图斯库路姆的老卡托。[25]我们来看西塞罗的原文——

其实，玛·卡托，不为人知的新人——所有我们这些致力于相同事业的人都凭借榜样般的他而被引向勤奋和美德——本来完全可以在图斯库路姆这个怡人而毗邻罗马的地方使自己在闲暇中享乐。（《论共和国》1.1）

凭赫拉克勒斯起誓！我本人认为，对于他[26]和所有的自治市市民而言，存在两个祖邦，一个属自然，另一个属公民权。就像那位卡托，尽管他出生在图斯库路姆，但是他被接纳入罗马人民的城邦。（《论法律》2.5）

在这两段以卡托为重点的言辞中，图斯库路姆的意义均在于它是养育卡托的出生地。卡托与西塞罗有两个共同之处：他们都以政治新人的身份逐渐进入了罗马的政治核心。并且，他们在文明立场上高度相似，都具有浓厚的罗马本土意识。[27]当然，与西塞罗相比，卡托显得对希腊文明尤其排斥，直至晚年才开始在希腊文辞之学上投入精力（《学园派之书》2.5以及《论老年》3、26和38）。

三

老卡托（Cato the Censor ，234－149 B.C.E.）

图斯库路姆这个名字把西塞罗的《论辩集》和老卡托关联在一起。在此书中，明确提到卡托《史源》的地方仅有一次——1.3和它的删减版4.3（后者从略）——有趣的是，这里同时还提到了卡托的演说辞：

诗人后来才被我们认识或接受。尽管《史源》中说宾客们惯于在宴会上伴着笛手的演奏吟咏卓著之人的德性，卡托的一篇演说辞依旧宣称荣誉并不属于这一类人，在这篇演说辞中，他责备玛·诺比利欧尔丢人现眼——因为他把诗人带到行省那里去。而正如我们所知，这位执政官带往埃托利阿的，是恩尼乌斯。

这是书中提到的第一部前人著述。《史源》是现存的首部拉丁语散文体史记，原七卷，现仅存残篇，第一卷叙述罗马王政时代的历史，卷二、卷三谈意大利诸城邦史，卷四、卷五谈前两次布匿战争，最后两卷是之后的罗马历史，结束于卡托卒年。在《布鲁图斯》66和《论演说家》1.227中，西塞罗对卡托的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西塞罗使用复数形式poëtas[诗人]是为了表达被引述者卡托的轻蔑口吻。看起来，卡托对恩尼乌斯的态度并不友好。然而，在《论老年》10中，西塞罗笔下的卡托却用familiaris noster[我们的亲友]来指称恩尼乌斯，在第14节中也没有将恩尼乌斯归为insipientes[愚蠢之人]，还在第16节中褒奖了他的诗句——

恩尼乌斯用诗歌述说了这些……并且极其动人地述说了其他内容。

而卡托也曾得到恩尼乌斯的极高赞美——

卡托被恩尼乌斯抬举上天。（西塞罗《为诗人阿尔克希阿斯辩护》22）

显然，卡托和恩尼乌斯互相赞赏、彼此认可。那么《论老年》和《论辩集》中老卡托对恩尼乌斯的态度为何几近截然相反？要害不在于恩尼乌斯，而在于上文提到的诺比利欧尔。诺氏于前189年任执政官，曾在埃托利亚战役中迫使阿姆卜剌奇阿投降，并且劫掠了这座城市（李维《自建城以来》38.3–10、38.43–44），甚至在公元前186年举办豪奢的竞技节来庆祝自己的胜利。卡托指责诺氏当时过于轻率地颁发花环以讨好士兵（革利乌斯《阿提卡之夜》5.6.24–26）。所谓“把诗人带到行省”指的是诺比利欧尔把恩尼乌斯带去战场以记录自己的“功业”的行为。[28]如上种种，可见遭到卡托贬损的并非恩尼乌斯，而是诺氏——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告诉我们，卡托曾斥之为Nobilior mobilior[相当善变的诺比利欧尔]（2.256）。

然而，西塞罗为何要提到图斯库路姆人老卡托的批评呢？借助老卡托的批评，西塞罗在批评什么呢？

《论辩集》第一卷的对话部分之前是西塞罗给同为政治人的布鲁图斯的献词（1.1–8）。西塞罗说，自己由于政治事业的中断才回过头去研究哲学。这种研究不是为希腊人作的，也不使用希腊语，而是以拉丁语为罗马人而作（1.1）。随后，西塞罗对罗马人的祖先大加歌颂，说他们不仅更好地调理了公共事务，而且罗马祖先的德性已然在各种事情上出类拔萃，因而从天性上说，他们无需与希腊人比较（1.2）。西塞罗解释说，之所以希腊人在整个文辞领域上超过罗马人，是因为后者不作回击（1.3）。但是，西塞罗并没有告诉布鲁图斯，为何现在的罗马人认为值得在文教上“花费精力”（1.1）、为何罗马人需要“作出回击”（1.3）。之前的完成时fuit或许暗示了答案：如今的罗马人出于对物质的贪婪而穷兵黩武，已然丧失了祖先的德性，传统的政制平衡正遭受危机。[29]

布鲁图斯参与刺杀凯撒

西塞罗简要地比较了希腊和罗马各自最早的几位诗人后，便提及卡托的《史源》和演说辞：作为文教的诗歌已经进入罗马人的生活，但诗教却未能得到足够的“荣誉”或“尊重”（1.3）。相反，罗马人的武教日益昌盛：西塞罗说自己的同胞不仅“武德健旺”（1.2），“甚至兵法也更加强猛”（1.2）。

公元前49年，以“武教”发迹的凯撒进军罗马，改变了罗马的政制，致使西塞罗被迫失去原本的政治舞台。[30]三年后，在西塞罗写作《论辩集》的前一年，老卡托的曾孙、凯撒的激烈反对者小卡托自杀。西塞罗在书中不仅提到小卡托之死，而且说“神明自己给出了正当的原因”，甚至将之与苏格拉底之死相提并论（1.74）！因此，对于西塞罗而言，图斯库路姆不仅是其哲学园之所在地，而且象征着他和两位卡托共同信奉的罗马传统。眼下，他因为这一传统和罗马政制的危机而迁居图斯库路姆庄园，在这里筹谋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试图给予他的聆听者以文教。

小卡托之死

四

除了前面提到的第五卷开头，西塞罗本人在《论预言》2.2、《论命运》4和《致阿特提库斯书》15.2.4（= SB 379）、15.4.2（= SB 381）中均给出了《论辩集》的完整名称Tusculanae disputationes。[31]由此可见，这部作品的书名应该毫无争议。然而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写工都原原本本地抄下这一书名。一些较次要的钞本则用quaestio[探寻/讯问/争辩]取代disputatio[论辩/讨论/论证/证据]。尽管这种异文可能只是少数写工的笔误，[32]但是它为一些早期的刊本继承。另外，古罗马语法学家诸如诺尼乌斯、璞瑞斯奇阿努斯等人简单地将这部作品称作Tusculanae，并未给后人提供关于disputatio或quaestio的信息，[33]更使得这个书名显得扑朔迷离。

我们不禁开始怀疑，标题中提到的这一形式是否与全书匹配。

某抄本

洛布版封面

尽管西塞罗1.8（引文见后）说自己采用了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方式，但是全书并未呈现出柏拉图笔下的戏剧色彩和相对密集的问答，而代之以较长篇幅的陈述。[34]在论及西塞罗的这部著作时，苏联学者乌特琴柯最先提到的就是对话形式的问题——他注意到，“《论辩集》的文学形式不同于其先前的作品”（е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форма отлична от предыдущ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Утченко）。[35]由于西塞罗本人在书中各卷重复强调五场对话都是disputatio，[36]因此我们必须考究《论辩集》中如何定义disputatio这种言说方式。1.7–8中这样说：

[7]但是，就像亚里士多德——那位天赋异禀、知识渊博、言语能力卓越之人——那般，当他被修辞家伊索克拉底的荣耀刺激之后，也开始教年轻人言说，还教他们把明智与雄辩术结合起来……我总是断定，这种已然完满了的哲学正是那种能够丰富而精致地探讨最重大问题的事物；由此，我们热忱地把自己奉献给这一实践，从而我们现在甚至敢于以希腊人的方式展开论说。比如，最近在你离开之后，在众多亲友与我一同呆在图斯库路姆庄园的时候，我就尝试了我能以这种方式来做的事情。实际上，正如我早先模拟诉讼来练习修辞——这件事情没有人比我做得更久——同样这于我而言就是老年的修辞实践。我曾命人提出他想要听的事情，就此我或是坐着，或是步行着论辩（disputabam）。

[8]由此，我把五天的论说（scholas）（如希腊人所称的那样）置于数量相同的卷帙中。不过我的做法是这样的：在那位想听的人说出在他看来的情况之后，我本人便反驳（contra dicerem）。这如你所知，其实就是古老的苏格拉底式方法，反驳他人论述中的观点——因为苏格拉底认为，这样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什么是逼近真实的东西。不过，为了更加适宜地展现我们的论辩（nostrae disputationes），我就把它们这样表述，好像事情正在进行，而不是像被叙述那般。

我们首先注意到，在这段引文中，西塞罗使用希腊语scholee[闲暇/讨论/论说/学派]来描述作品中的对话方式，其次才使用动词disputabam，随后scholee再次出现，最终才回到名词disputationes。这四个单词构成十字配列（chiasmus），将scholee（schola）和disputatio等同起来。

在第一卷最后的结束语部分，作为对话者之一的玛尔库斯（见下）询问另一位对话者，他们是否需要“修辞家的结束语”（1.112）。西塞罗不仅得到了肯定回答，而且他自己也被称作一位修辞家，他随后说：“在论说中（in scholis），[修辞家们]习惯于给出不朽诸神对死亡的判断。”从而，与1.7–8相应，西塞罗再次把所用的言说方式定性为scholee。这种在同时期作品《论善恶之极》第二卷中被归为智术师式的言说方式，没有得到西塞罗的接受，甚至遭到苏格拉底的嘲笑：

高尔吉亚：美德是否可教

[1]首先，我说，我恳请你们不要认为，我会如哲学家那样给你们展现某场论说（scholam）。即便是在那些哲学家那儿，我也从未表示过很多赞同。因为，那位能够被合理地称作哲学之父的苏格拉底在什么时候做过这般事情吗？这种习惯属于那群当时被称作智术师的人……[2]而我们发现，高尔吉亚和其他智术师遭到苏格拉底嘲笑。

接续这段引文，西塞罗说，苏格拉底的习惯未被后人嗣续，幸得新学园派掌门人阿尔刻西拉欧斯复兴之：学习者提出一个可能自己并不认同的观点，然后“得到阿氏用连续的言辞反驳”。我们看到，在《论辩集》第一卷和《论善恶之极》第二卷的引文中，disputatio都被定义为一种反驳，且都与苏格拉底式的言辞近似。然而，在前者中它与scholee等同，在后者中则与其对立。由此，我们的问题是：在《论辩集》中，西塞罗使用的对话方式在何种意义上可称作disputatio，又在何种意义上是scholee？

五

西塞罗展现给我们的五场对话均只有两位对话者参与。一些钞本和刊本上含混地使用字母M表示主对话者，用字母A表示次对话者。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M即西塞罗本人。在上面的引文中，西塞罗使用了mecum[与我一同]和nostrae disputationes[我们的论辩]这两个表达，显然他是一位对话者。更有力的证据是，在1.65和1.111中，两位对话者A和M都提到了西塞罗本人为悼念女儿而写的《安慰》。另外，字母M既是西塞罗的前名Marcus[玛尔库斯]的首字母，也是magister[导师]一词的首字母。

字母A所代表的另一位对话者则很可能是一位罗马青年（adulenscens），[37]因为对话者玛尔库斯在2.28正是以这个单词来称呼A的。A是西塞罗众多亲友中的一员（1.7），曾在雅典学习哲学（2.26），掌握希腊语（1.15），甚至能阅读柏拉图的《斐多》（1.24）。不仅如此，这位罗马青年在讨论哲学时举出的第一个例子便是前三头中的克剌斯苏斯和庞培（1.12）。可见，A代表罗马贵族青年，是西塞罗眼中潜在的政治人。[38]

因而，在《论辩集》中，仅有的两位对话者的身份并不相当：玛尔库斯是罗马前执政官和首屈一指的演说家，次对话者则是罗马政治的初生牛犊。不仅如此，两位对话者的悬殊还体现在言辞的长度上。五场对话的长度分别大约为一万词、六千词、九千词、八千词和一万词，而各卷中罗马青年的话分别约为七百词、二百词、二十二词（确数）、八十四词（确数）和四百词。罗马青年的发言长度微乎其微，而在内容上也大多为表示认同或反对的形式化语言，几乎可以忽略。[39]

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c. 35 – c. 100 AD）

对话者玛尔库斯和罗马青年的关系显得像是导师与auditor[聆听者/门生]。而这恰恰是作为一种言说方式的scholee的特征。私淑西塞罗的昆体良说：

高尔吉亚最著名的门生是伊索克拉底……伊索克拉底的徒弟在所有领域上都极其出众……亚里士多德曾在午后的论说中开始讲授言说的技艺。（《演说家的教育》3.1.13–14）

在作为一种言说方式的disputatio中，几位持不同意见的对话者展开对话，轮流发言，而在scholee中则具有明显的师生之分（比较普鲁塔克《论听讲》开头）。从这个层面上说，西塞罗在《论辩集》中采用的对话方式显然就是scholee。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判定西塞罗所用的对话方式并非disputatio，这是因为，作为全书主体的五场对话都展现出了disputatio的反驳特征。

在第一卷的对话部分，罗马青年首先发言。他没有提问，而是直接给出他的个人判断：“死亡在我看来是一种恶”（1.9）。玛尔库斯随后着手反驳。第二场对话类似，罗马青年抛出相应的观点“我认为痛苦是一切恶中最严重的那种”（2.14），亦得到玛尔库斯的充分反驳。第三卷中的情形进一步证实对话的反驳性质，与第一卷中高度一致——第三场对话中的第一句话出自罗马青年之口：“在我看来忧虑也会降临到智慧者身上”（3.7）。而这是整场对话中罗马青年说的最长的话，甚至可以视作仅有的一句话——倘若我们忽略问句和其他形式性语言。西塞罗在第四卷和第五卷中故伎重演：

玛尔库斯：若有人愿意，那么就让他说出他希望在什么主题上得到论辩。

罗马青年：在我看来，智慧者不可能免于一切对灵魂的扰乱。（4.8）

罗马青年：在我看来，德性对于幸福生活而言并不充分。（5.12）

论辩的过程恰如西塞罗本人所安排的那样（见上1.7引文），先由罗马青年以mihi videtur[在我看来]或existimo[我认为]引出一个待批驳的错误意见，随后玛尔库斯便倾泻出大篇幅的反驳之辞。西塞罗本人在其《论预言》第二卷中对《论辩集》的各卷主题作了概括，同样强调了全书的反驳色彩——

第一卷论蔑视死亡，第二卷论忍受痛苦，第三卷论减轻苦楚，第四卷论对灵魂的其他扰乱，第五卷据有那个最大程度地照亮整个哲学的位置——因为它所展现的是，德性就幸福生活而言自足。（《论预言》2.2）[40]

“蔑视”“忍受”和“缓解” 这三个词显然都可归为对死亡、痛苦和忧虑的反击和抵抗，而“扰乱”也表明了类似的否定态度。从而，西塞罗在《论辩集》中站在“幸福生活”的角度为德性辩护而作出他的反驳。与其说他写的是对话体散文，不如说《论辩集》中的对话实则为驳辞。在这个意义上，这里的“论辩”继承了disputatio本有的反驳特征，也吸收了scholee中对“对话者”的明确区分。

《阅读中的年轻西塞罗》, Vincenzo Foppa, 1464

六

图斯库路姆小镇在罗马城墙之外而依旧与罗马政治密切相关。类似地，西塞罗的这番哲学教育也出于政治而依旧指向政治。全书第一句是：

Cum defensionum laboribus senatoriisque muneribus aut omnino aut magna ex parte essem aliquando liberatus, rettuli me, Brute, te hortante maxime ad ea studia, quae retenta animo, remissa temporibus, longo intervallo intermissa revocavi.

当我终于从辩护的辛劳和元老院给予的职务中，或是完全地，或是很大程度地，得到释放之后，布鲁图斯啊，经你劝勉，我向那些探究猛烈地转回身去——我唤回这些存于灵魂中、由于情势而被搁置并中断了好一阵的事情。

西塞罗以一个复杂句展开全书。我们知道，“当西塞罗根据写作的体裁或论证的步骤来调整其文风时，他对自己的选择有相当明确的理解”（Cicero himself had a good deal of conscious understanding of what he was doing when he adjusted his style to suit the genre of writing or the progress of his argument）,[41]因此这个开头当然值得我们仔细品读。

西塞罗之后告诉我们，“这些探究”是studio sapientiae, quae philosophia dicitur[对智慧的探究，称作哲学]（1.1），而他在这里运用了四组十字配列来强调哲学与政治在其生命中的张力：最明显、最浅表的一组正是ea studia[那些(哲学)探究]和defensionum laboribus senatoriisque muneribus[辩护的辛劳和元老院(给予)的职务]，从外向内的第二组是表示程度的副词aut omnino aut magna ex parte[或是完全地或是很大程度]和maxime[猛烈地]，第三组皆表示情状：aliquando[终于]和te hortante[经你劝勉]，第四层则是essem liberatus[我得到释放]和rettuli me[我转回身去]，而核心是布鲁图斯。[42]

西塞罗在开篇以精心构造的长句告诉读者，他先前因为政治责任而中断了哲学研究，现在因为政治事务的停止而“被释放”，得以回归。也就是说，西塞罗即将开展的文教之起因是政治生活的变化。尽管西塞罗对这一变故含糊其词，但四组十字配列所围绕的核心则是一条暗示：布鲁图斯啊！他是政治人、西塞罗的好友，两年后将在元老院刺杀凯撒——后者正是这些政制变化的主导者。

《西塞罗斥卡提利纳》, Cesare Maccari, 1888

公元前45年的西塞罗，前执政官，由于凯撒对罗马政制传统的颠覆而失去了发表政治演说辞的希望。[43]因而，他现在只得“退隐”于图斯库路姆庄园，如同早年“模拟诉讼来练习修辞”那样，进行“老年的修辞实践”（1.7）：前者为演说辞作准备，后者则是演说辞在哲学园中的延续。而在这五篇“演说辞”中，“狡猾”的西塞罗超越了学派的界限而显示出怀疑论色彩或折衷倾向，从而自由地开展其兼及个人层面和共同体层面的心灵治疗与灵魂教育。[44]

《论辩集》所包含的五场论辩是西塞罗给予的一连串哲学教育，以死亡教育开头而指向对幸福生活而言自足的德性。这一文教的接受者是各卷中以一位罗马青年为代表的现在和将来的罗马政治人，施行文教的地点图斯库路姆庄园则兼为西塞罗本人的哲学园、罗马政治家族的聚集区和罗马传统的象征。《图斯库路姆论辩集》不仅在行文上与西塞罗其他哲学作品之间有不可敉平的根本差异，而且其书名本身已然暗示，西塞罗以反驳性哲学论辩为文教来应对罗马的政制巨变。

注释

[1] 《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拉丁原文均取自颇伦茨校勘本，参见M. Pohlenz, M. Tulli Ciceronis scripta quae manserunt omnia: fasc. 44: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Berolini et novi Eboraci: Walter de Gruyter, 1918)。《论辩集》暂无完整中译，仅有王焕生先生的第一卷译文，参见西塞罗：《论灵魂》，王焕生译，西安出版社1998年版和2009年版。《论辩集》的最新完整校勘本是朱斯塔校勘本，参见M. Giusta, M. Tulli Ciceronis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Torino: In Aedibus Io. Bapt. Paraviae et Sociorum, 1984)。但是由于其质量问题，这个版本至今尚未完全取代颇伦茨校勘本，甚至在问世两年后，遭到伦德斯特约姆以一部138页的专著给出的强烈攻击——后者甚至断言朱斯塔校勘本会对拉丁语文献（而不仅仅是《论辩集》或西塞罗的作品）的校勘工作产生负面影响，参见S. Lundström, Zur Textkritik der Tusculanen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86), p. 8。伦德斯特约姆的主要观点是，朱斯塔错误地相信存在所谓Y族钞本（die Handschriftenklasse ,,Y“），从而在其校勘本中出现了过多且过分大胆的主观臆断，参见S. Lundström, Zur Textkritik der Tusculanen, pp. 38–66。同时作为西塞罗文献研究和思想研究专家的鲍威尔教授虽不完全认同伦氏的指摘，但也在评论朱氏的回应性著作时认为朱校过于激进，参见J. G. F. Powell, “Il testo delle ‘Tusculane’ by Michelangelo Giusta”, Gnomon, vol. 68, 1996 (7), pp. 645–646。肯尼迪的博士论文（《论辩集》第一卷校注）亦对朱本不甚满意，认为其过度关注可能的异文而忽视文本的思想脉络，参见S. M. Kennedy, M. Tulli Ciceronis Tusculanarum disputationum de libro primo commentarius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2010), p. 11。

[2] A. Corbeill, “Cicero and the intellectual milieu of the late Republic”，载C. Stee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icer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9–24。

[3] T. W. Dougan, M. Tulli Ciceronis Tusculanarum disputationum libri quinque: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5), p. xv，另见格里马尔：《西塞罗》，董茂永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120–122页。学者的考证主要基于西塞罗《论预言》（De divinatione，一般认为成书于公元前45年8月）2.2中的陈述以及他在多封书信中的说法。从其著述历程上看，《论辩集》居于这一系列作品中的顶点。

[4] 关注到西塞罗此书标题的另有I. Gildenhard, Paideia Romana: Cicero’s Tusculan Disputations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2007), pp. 6–7和E. Lefèvre, Philosophie unter der Tyrannis: Ciceros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2008), pp. 179–182。

[5] 西塞罗早年翻译过公元前三世纪诗人阿剌托斯（Aratos）的《星象》（Phainomena）和《征兆》（Dioseemeia），他还翻译过柏拉图的《蒂迈欧》（今存残篇）、《普罗塔戈拉》以及色诺芬的《齐家》等等。

[6] 个别中文著、译作将De inventione译作“《论发明》”，恐不确，参见王焕生：《古罗马文学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195–196页以及A. E. Douglas, Cicero: Tusculan Disputations i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1985), p. 5。

[7] 这里忽略《学园派之书》由于文本流传问题而造成的复杂情况，参见J. G. F. Powell, Cicero the Philosopher: Twelve Pap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p. xv–xvi和T. J. Hunt, A Textual History of Cicero’ Academici Libri (Leiden: Brill, 1998), pp. 13–16。

[8] 西塞罗在其他散文作品中也明确提到对话的发生地点，却并没有把地点置于书名之中。比如《论法律》的对话发生在阿尔皮努姆（Arpinum），《学园派之书》的对话发生在库迈（Cumae），《论演说家》发生于对话主角克拉苏的图斯库路姆庄园。然而，这几部作品的标题中均未出现地名。

[9] 有观点认为，西塞罗的这个书名可能模仿自迪凯阿尔科斯（Dikaiarchos）的《科林多对话》（Korinthiakoi，见《论辩集》1.21）和《勒斯波斯之书》（Lesbiakoi，见《论辩集》1.77），参见I. Gildenhard, Paideia Romana: Cicero’s Tusculan Disputations, p. 7。

[10] 笔者早先将书名译作“图斯库拉奈对话录”，参见凯撒：《〈高卢战记〉译笺·第一卷》，顾枝鹰译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199页。其中的音译在原则上完全错误：应当从Tusculum而非从发生屈折变化后的派生词Tusculanae音译；关于“对话录”、“谈话录”或“论辩集”，详见后文关于disputatio一词的解读。据笔者所见，“图斯库路姆论辩集”这一译名最早见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670页，并且广为使用，例如伯纳德特：《〈安提戈涅〉义疏》，张新樟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248页、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85页和维拉莫维茨：《古典学的历史》，陈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21页。这三处均为译注中对本特利（Richard Bentley）的介绍，提到他对《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校勘工作。不过后二处都将《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原名误写作Dissertation upon the Epistles of Phalaris[论法拉瑞斯书简]。将Tusculum音译作“图斯库卢姆”的情况亦有出现，比如王焕生先生译作《图斯库卢姆对话录》，参见西塞罗：《论灵魂》，1998年版，译者序页4和2009年版译者序页3。笔者遵从《罗氏希腊拉丁文译音表》的做法，把lu音译作“路”，参见罗念生、水建馥：《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1077页。

[11] P. G. W. Glare, Oxford Latin Dictionar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198–2199。

[12] 西塞罗之女图珥利阿在离异后死于分娩造成的并发症，也是在这座庄园，参见T. Treggiari, Terentia, Tullia and Publilia: The Women of Cicero’s Famil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35。

[13] 前文已然提到，《论辩集》的写作时间十分特殊，此时西塞罗的生命轨迹和罗马政制都处于急剧变化之中，因而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书籍流通、流传均不便利的时代，作为古罗马最伟大思想者的西塞罗会随随便便地为他最厚的作品之一取名。

[14]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英豪列传》，第7册，席代岳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04，311页。

[15] 格里马尔：《西塞罗》，9页。

[16] M. Bonjour, Terre natale: études sur une composante affective du patriotisme romain. (Paris: Belles lettres, 1975), p. 169，转引自格里马尔：《西塞罗》，10页。

[17] 西塞罗至少有9处地产，参见A. Everitt, Cicero: ein turbulentes Leben (Köln: DuMont Buchverlag, 2003), p. 7，转引自B. Koch, Philosophie als Medizin für die Seele: Untersuchungen zu Ciceros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6), p. 58。

[18] O. E. Schmidt, Der Briefwechsel des M. Tullius Cicero von seinem Prokonsulat in Cilicien bis zu Caesars Ermordung (Leipzig: Druck und Verlag von B. G. Teubner, 1893), p.176。

[19] 在给别人写信时，西塞罗都使用家族名Cicero，仅胞弟和妻子例外，参见S. Bailey, Cicero: Epistulae ad familiares: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85。

[20] A. Corbeill, “Cicero and the intellectual milieu of the late Republic”。

[21] 老卡图路斯（Quintus Lutatius Catulus）是公元前102年的执政官，文化修养较高，是小斯奇皮欧和西塞罗之间的中介之一，并且在西塞罗《论演说家》第二卷中参与对话（2.13及下）。

[22] S. Bailey, Cicero’s Letters to Atticus: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85–186。

[23] A. S. Pease, M. Tulli Ciceronis de divinatione liber primus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20), p. 66。

[24] E. Rawson, Cicero: A Portrait (London: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83), p. 125。

[25] 老卡托即属于前文提到的颇尔奇阿家族。

[26] 指《论法律》上文提到的sapienti illi Catoni[那位智慧的卡托]。

[27] 卡托的《农业志》（De agri cultura）和《史源》显然是极佳的实物证明。

[28] S. M. Kennedy, M. Tulli Ciceronis Tusculanarum disputationum de libro primo commentarius, p. 23。

[29] 麦克科马可：《道德与政治：西塞罗如何捍卫罗马共和国》，吴明波译，载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西塞罗的苏格拉底》，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51–68页、A. E. Douglas, Cicero: Tusculan Disputations i, p. 4。

[30] A. Corbeill, “Cicero and the intellectual milieu of the late Republic”。另外，尽管科赫的解读把《论辩集》视作西塞罗的灵魂治疗，更偏重其私人性和情感性，但他依旧强调，是“凯撒的权力扩张”（der Machtfülle Caesars）导致西塞罗在哲学上限于perturbatio animi[对灵魂的扰乱]而不得不寻求“针对灵魂的良药”（Medizin für die Seele），参见B. Koch, Philosophie als Medizin für die Seele: Untersuchungen zu Ciceros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pp. 59–60, 164。

[31] 《致阿特提库斯书》15.2.4中仅提到第一场对话，故用了单数。

[32] S. M. Kennedy, M. Tulli Ciceronis Tusculanarum disputationum de libro primo commentarius, p. 19。

[33] C. Anthon, Cicero’s Tusculan Disputation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52), p. 175。

[34] J. E. King, Tusculan Disput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p. xi。

[35] С. Л. Утченко, Цицерон и его врем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1972), p. 298。

[36] 名词disputatio和动词disputo在全书中出现了几十次，这与西塞罗反复使用同一个短语in Tusculano相仿，见上文。

[37] 将A理解作Atticus[阿特提库斯]的合理性较小——作为西塞罗好友的阿特提库斯藏书丰富、学养深厚但不关心罗马政治，与对话中A的形象距离甚远。A也可以理解作auditor[聆听者/门生]，见下文。

[38] 勒弗维尔注意到各卷中的次对话者可能并非同一个人，并且在四、五两卷中其个人特征弱化，总体上只承担泛泛的形式功能而无具体的个体性功能，参见E. Lefèvre, Philosophie unter der Tyrannis: Ciceros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pp. 182–184。这种普遍性与西塞罗的教育意图吻合。另外，我们需要注意，在西塞罗的一系列作品中，他都表达过以罗马文教（paideia Romana）教育同胞的愿望，参见I. Gildenhard, Paideia Romana: Cicero’s Tusculan Disputations, p. 69。

[39] 当然，罗马青年在对话中也说过成段的话，屈指可数的例子如5.13–14，而这段话仅一百五十余词，与玛尔库斯动辄逾千言的话语无可比配。道格拉斯反复提醒我们，尽管《论友谊》和《论老年》等作品中也只有一个主要的发言人，但是仍与《论辩集》有所差异。在前面两部对话中，对话者不止两位，并且都有具体的姓名，参见A. E. Douglas, Cicero: Tusculan Disputations i, p. 16。

[40] 从五卷各自的主题来看，《论辩集》显然也表现出西塞罗一贯的反伊壁鸠鲁学派的立场。“在他看来，这一学派和凯撒的党羽几乎就是同一个概念”（Caesarianer und Epikureer waren ihm fast identische Begriffe），参见O. E. Schmidt, Der Briefwechsel des M. Tullius Cicero von seinem Prokonsulat in Cilicien bis zu Caesars Ermordung, p. 51。

[41] J. G. F. Powell, “ Cicero’s style”，见C. Stee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icero, pp. 41–72。

[42] I. Gildenhard, Paideia Romana: Cicero’s Tusculan Disputations, pp. 95–96。

[43] A. E. Douglas, Cicero: Tusculan Disputations i, p. 17。

[44] B. Koch, Philosophie als Medizin für die Seele: Untersuchungen zu Ciceros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p. 164。

作者简介

顾枝鹰，1993年生于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译有《〈高卢战记〉译笺·第一卷》（2015）、《拉丁语语法新编》（2017）、《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