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如何捍卫罗马共和国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麦克科马可（John R. Maccorack），吴明波译，原题目为《道德与政治——西塞罗如何捍卫罗马共和国》。载于《经典与解释 第35辑：西塞罗的苏格拉底》，刘小枫、陈少明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页51-68。

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

西塞罗的政治生涯漫长而又卓越，但直到最后阶段，他才特别英勇。他生命的最后十八个月截然不同。年迈的政治家（stateman）听天由命，他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他的道德和政治哲学。这样，他令罗马共和国最后的时日与其最优良的传统相称。

罗马政制深受廊下派（stoics）理论影响。然而，直到公元前43年罗马共和国轰然坍塌，[1]这些观念和原则才在罗马统治阶层失去控制力。这如何发生呢？问题容易提出却难以回答，这与萦绕在文明发展和衰落中的神秘有关。然而，到最后关头，就是西塞罗——他深受廊下派的影响——奋起领导这场斗争，反抗共和国内部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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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厦将倾

西塞罗在早年以罗马旧政体的捍卫者知名。他反对武力颠覆共和国。他身为年轻的律师，保护苏拉专政下的受害者，他在起诉喀提林阴谋中达到政治生涯的颠峰。

接下来几年，庞培、凯撒和克拉苏三头执政形成类似的威胁。西塞罗称之为“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最可耻、最可恶的联合”。[2] 罗马领导层的道德败坏，导致国家容易陷入危险，这便是西塞罗痛惜所在：“元老院、法庭和国家的基础已经变了，”他哀悼，“……元老们勇敢和正直的古老理念……也已然忘却。”[3]然而，他明显不愿与凯撒和庞培发生冲突，也尝试迎合两位将领。当凯撒仍在高卢领导军团时，西塞罗支持凯撒的非分要求，允许他代表执政官。庞培和凯撒决裂时，西塞罗发现自己进退维谷。“美德之路确实不易”，他怀有明显的自嘲如此写道，“日常的伪善之路的确很难”。[4]

“前三头”同盟

凯撒准备横越卢比河（Rubicon）时，[5]西塞罗不知该何去何从。他依旧哀悼，“趁他还弱小时，我们应该翦灭他”。至于自己的将来：“就像独羊入群，我应该加入爱国者的行列，或者说所谓的爱国者，因为他们濒临毁灭。”[6]当然，他也意识到，在两个敌对将领之间，他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凯撒南征时，西塞罗充任调停者的角色。他为此修书凯撒，同时又警告凯撒，如果公然开战，他会站在庞培一边。私底下，他无法将罗马最好的指挥官[凯撒]的显赫与对手的混乱相提并论。

凯撒占领罗马城后，发现西塞罗并未追随庞培穿越亚得里亚提克（Adriatic），因此他邀请西塞罗返回罗马城。西塞罗回复道，他即使回来也是代表庞培来谈判；这激怒了凯撒。西塞罗无可奈何，只好跑到庞培的军营，却在那受到明显的冷落。庞培败走珐尔撒卢斯（Pharsalus）后，西塞罗决定冒险返回意大利，他的宿敌安东尼允许他栖居布林迪斯（Brindisi）。

在接下来的三年，凯撒收紧了控制，西塞罗仍在沉默中隐退。他的朋友卡图，在行动上是典型的罗马廊下派哲人，选择了自杀而非苟活于凯撒淫威下。“如果我来选择，我也会这样做。”爱惜生命的西塞罗这样写道，“但我要看看有没必要这样做，就像他的所为（对他来说必要），我当前所为也是如此。”[7]他争辩道，只要能捍卫自由，他就得大胆言说。既然已经不可能安抚“共和派”，那就只好支持他们。他说，他如今会“探讨伦理学和政治学”。[8]实际上，他正好在写作《论共和国》。

在私下里，他与凯撒仍保持友好关系。“我带着众所周知的英雄主义……认为生命最美好，”他说，“我仅对那些我有所亏欠的人感到友好。”[9]然而，到公元前45年早些时候，他更加痛苦。“我很遗憾地成为奴隶，”他写道，“所以我情愿忙于其它事情出丑，也不要在政治上出洋相，以此避免柏拉图的责备”。[10]

直到公元前45年5月，他在信中才私下出现敌视凯撒的迹象。罗马人把凯撒的雕像列于众神之中，并置于罗慕卢斯神庙，他对此出离愤怒。但他说很乐于见到凯撒神像与罗慕卢斯为伍（罗慕卢斯也是被暗杀）而非与“安全”为伍，这表明他正在酝酿一些秘密的想法。[11]

凯撒可能觉察到共和派中的潜流，他拜访了西塞罗，并且共进晚餐。事情自然而然，他们的谈话尽量谨慎地避开政治，但西塞罗没有食欲也不希望他再来。这位独裁者粗暴对待罗马政制。最近的例子就是任命他某个党羽一天的执政官，以此作为官方的奖赏。西塞罗对此极度愤怒。西塞罗写道，“如果我不是在哲学的港湾寻求庇护，我无法容忍这事。”[12]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和其它的阴谋家正在谋划，在3月15日让元老院染满鲜血。他们并不信任西塞罗，却指望由他来领导重建共和国。他们完事时，跑到街上，拿着短剑大喊：西塞罗！西塞罗！

一开始，我们不确定，西塞罗想不想做他们寻求的领导人。西塞罗也偶尔怀疑，是否治疗不比疾病坏。他担心，恢复自由并不意味复兴政体。“僭主已死，暴政仍在。”[13]

布鲁图斯和盟友们想当然地认为，凯撒的死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其实他们忽视了安东尼。安东尼是凯撒的左右手、骑兵统领，外加新上任的执政官，他能让共和派举步维艰，他甚至可以建立独裁统治。

安东尼与克莉奥帕特拉

面对安东尼的敌意，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离开意大利，在东部行省组织军队。另一方面，布鲁图斯（Decimus Brutus）[14]在意大利北部带领一支军队，这直接威胁到安东尼的野心。

他们谋杀凯撒时，还忽略了凯撒十七岁的外甥屋大维。[15]他是强大的凯撒的继任者，能向军团的士兵求助。这些士兵渴望为被刺的将领报仇。比起安东尼，他给共和派造成更大的威胁。然而，安东尼觉得没必要把屋大维放在心上。安东尼的傲慢导致他们俩分裂时，这就给共和派的友人（如西塞罗）出乎意料的机会。虽然说把重建共和国的希望寄托于两个凯撒分子的内斗显得十分渺茫，但这是仅存的希望。

凯撒死后不久，安东尼很快联合了西塞罗某些死敌，并写信恐吓西塞罗：“西塞罗啊，我明白你处在危险之中，不过我觉得你喜欢过平静尊荣而非焦虑的晚年。”[16]

这时，这个恭敬而在政治上早熟的屋大维，拜访了老政治家，他明显想争取西塞罗以反对安东尼。西塞罗自然要怀疑屋大维，因为屋大维的支持者已经称他为“凯撒”。西塞罗对他闪烁其辞。

实际上，西塞罗进退维谷，留在危险与日俱增的意大利？还是去更吸引人的雅典，在适宜的环境中安度风暴？正好他儿子正在他雅典的老友（廊下派哲人卡拉提普斯）门下求学。当安东尼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动用军队威胁元老院时，他冷眼旁观。他的沉寂激起了相当多罗马人的批评，这些人希望重建原有的自由，他们对政治老手（即西塞罗）有更高的期望。西塞罗最终决定去希腊，但他得应付罗马人的不满，甚至他们的眼泪和指摘。他向罗马人保证，他只是暂时离开，安东尼执政官任期一满，他旋即归来。

他不断地摇摆，是遵从廊下派信条为捍卫自由而献身，还是在败局中成为烈士。他写信给雅典的老友阿提库斯，告诉他动身希腊的念头。朋友非常直白地回复道：“你经常谈论高贵地死，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去吧，献身你的国家！”[17]这些话正是他所要的助推剂，当他出海时被逆风吹回时，他突然意识到，他的责任在罗马。从此以后，直到公元前43年9月13日永远沉默在安东尼党羽的剑下，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捍卫共和国。

44年9月，斗争开始了。安东尼召集元老院，强迫它纪念凯撒。西塞罗没有出席。安东尼希望在政治上击垮西塞罗，他想愚弄西塞罗，甚至威胁要烧掉西塞罗的房子。

然而，接下来，罗马人狂热欢迎西塞罗。他上来就是一系列斗争演说辞，西塞罗称之为“菲利浦演说”（Philippics）。他模仿演说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反对马其顿菲利浦的演说。西塞罗回顾了安东尼的残酷，谴责安东尼颠覆了共和政体，并以凯撒的命数警告安东尼。西塞罗将自己的命运攥在手里，公开赞扬布鲁图斯“重要和高贵的行事”，并继续攻击元老院追念凯撒。他声称，古代的布鲁图斯，杀了罗马最后的皇帝，“把国家从帝王专制中解救出来”，他的后人（即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展现了类似的美德，应该受到尊敬。[18]

安东尼很想谋杀失控的西塞罗，但他可能还在犹豫，要不要成就这位杰出的烈士。几天后，他的提案在元老院遭到强烈的抗议，他的想法越来越清晰。西塞罗对此并不后悔。他写道，罗马人已经意识到，“三个前执政官，因为忠于共和国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不能安全进入元老院。”[19]然而，他希望危机能唤醒罗马民众的道德感，他们最终能够“像他们的祖先一样行事”。[20]

到44年秋，情况才开始有所好转。安东尼和屋大维间的冷淡变成公开决裂。三个马其顿军团起义并准备支持屋大维，这更加削弱了安东尼的势力。

屋大维（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

西塞罗仍然怀疑，让凯撒继任者来捍卫共和国，这是否明智：“因为年龄我不敢信任他，也不知他意欲何为”，这是他某天收到这个年轻人两封信后的评价。他听说屋大维向凯撒的雕像伸手，并宣称希望成就“父亲”的伟业，西塞罗感到深深的不安。西塞罗说道，“这更像个灾星而非救星！”[21]但他是个政治老手，他认识到在这种局势下的可能性。布鲁图斯则不愿利用这种局势，这让他很愤怒。

到了关键时候，西塞罗退隐乡间别墅写作，这可能是他的政治遗嘱，同时也是史上极具影响的政治理论著作之一。它的主题是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正好切合当时的环境。他完成这个作品后回到罗马，践行他的原则直至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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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隐写作

《论义务》（De Officiis）有着卓越的内在价值，而且，这本书也显露了西塞罗的为人，此刻，他正与道德和政治传统的敌人作殊死斗争，在他看来，正是这些道德和政治传统令罗马卓越。

西塞罗回顾起苏格拉底，把他当成正人君子的典范。西塞罗热爱雅典以及它的传统，他认为正是这些传统提供了基本道德原则，从而奠定了罗马公民的美德。西塞罗在早期作品中曾承认他受益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认可他们的信念，不仅相信人性的普遍，而且相信人性正面的品格。正是这普遍而正面的人性，而非任何骗人的政治和社会等级，才是个人和社会善的真正媒介。西塞罗认为，不是理性，而是人们生来热爱的真理和正义，打造了政治哲学的“神火”（divine spark）和基石。[22]

西塞罗认为良知最重要，良知借助个人判断来表达。判断就是良知的行动。政治、社会和法律世界中的正义，是这些判断相互作用的产物。虽然正义在社会中产生，但不能把正义仅仅用于服务任何政体和法律，正义更不是赤裸的权力：“即使没有认识到善，它仍然好；不管我们怎么说，真理由内在本性决定，即使没有任何人认可。”[23]

西塞罗相信人是所有道德价值的中介，那他必然也相信人的先验价值。人不能完成某些事情，“仅仅因为他是人”（《论义务》，页145）。虽然西塞罗强调良知高于一切，但他不是原子论的个人主义者。他经常强调个人的善和社会的善相互依赖。人们的手足之情是财产权存在的前提。他说道，“所有人，应该像伙伴一样生活，由理性和共同语言来巩固”（《论义务》，页57）。家庭是社会的单元，逐步扩展到血缘关系（而非苛刻地约定不要作恶，以遭不测），这就是国家的基础。但人们之间的道德联合最为结实：“人间存在的所有联系[在此他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人’这个词]，最美好和最牢固的联系莫过于习性高尚的人志同道合的联合”（《论义务》，页59）。

如果说西塞罗的作品有固定的主题，那就是道德价值和人生的有机关系。他说道，美德本身吸引人：“道德上的善……无论我们在哪里发现它，它都一直深刻影响着我们，吸引我们接近那些有德之人”（《论义务》，页90）。然而，他也完全认识到，人们很难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他们需要借助训练和经验来完善这门技艺（《论义务》，页60）。

《论义务》（De officiis）

西塞罗讨论义利[24]关系时，进入了问题的核心。他跟苏格拉底一样，反对把这两者作俗常的比较。这些看法会让人们无视义利的目标长远来看其实一致这一事实。他说道，一旦人们接受义和利相对立（antithetical）的主张，就会“没有欺骗，没有犯罪”，他们也就不会堕落。不像有学识的人，普通人看得很清楚，就像他们那些俗语所言。他会问，农夫们看来不过平淡无奇，哲人为何会在其中发现两难之处（《论义务》，页164）？

他回忆起凯撒乐于引用的欧里庇得斯台词：“如果要违反法律，须是出于统治的理由（raison d’etat），否则应该遵守法律”（《论义务》，页166）。他争论说，这种态度破坏了所有道德，最终破坏国家。

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道德占第一位。有些人认为可以通过武力和恐惧统治，他们错了，并且最终也会证明他们错了。人们热爱自由，却不珍惜自由，这本身也自相矛盾。然而，当自由被侵犯时，“自由和法律迟早都会浮现，而且人们会冷静地做出判断”（《论义务》，页107）。

国家依赖于道德，如果国家忽视正义必然会坍塌。除非有基本的人权，否则不会有其它权利。因此，国家刚刚创建时，人们选择能尊重所有人权利的人来统治他们。灾祸降临罗马共和国，西塞罗将它归因于道德的衰败：“……我们宁愿由恐惧而非爱来统治……”（《论义务》，页109）。

西塞罗言之凿凿，罗马人已经腐化堕落，不同以往。百年前，罗马还不存在反贿赂法。因为那时，一系列的法律（当前比过去更严厉）能起作用。酷刑只会导致广泛的敲诈和对公正程序的漠视。尽管罗马征服了很多地方，但西塞罗认为罗马的政治权力是虚假的，更多应归因于对手的软弱，而非罗马人的道德力量。

西塞罗并不认为道德判断绝对可靠。道德判断属于可能的领域而非数理确定的领域（《论义务》，页101）。但是他坚持，道德判断正确与否跟遵循良知并不相左。首要的是公正，但他认识到，我们实际上

没法准确而真实地描述真正的法律和公正……我们仅有大致的草图。我们仅仅需要遵守这些法律和公正！（《论义务》，页161）

人人都会遵从他们理解的善，这是所有道德完善的基础，没有它就不存在有美德的生活。另外，我们不仅不能分离私人道德和社会的善，它们间的相互依赖至关重要。恶行，远远不只是纯粹个人和主观的行为，它比起死亡、疼痛以及财产的损失来说更危害社会，因为这些恶行侵蚀了整个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为了人类的善而承担种种困难和危险，没有什么比这更加“自然而然”。西塞罗攻击那些人，他们认为行不义不会违背本性。西塞罗问，“你能够和反人类的人讨论人性的基础吗” （《论义务》，页144）？

当然，西塞罗也意识到，把义置于短期的利之上，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和牺牲。但这些牺牲是正确的，它们本身有吸引力，这样行事的人也鼓励后代这样做。这是不断保卫文明的斗争，这些保卫者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

西塞罗像个优秀的廊下派哲人一样认为，如果仅仅把延长生命当成至善，那么道德就跟死亡一样好，因为道德是国家和社会的财富。他认为必须反对僭政：“……当需要时，我们会进行肉搏，死亡总好过做个奴隶受羞辱”（《论义务》，页79）。

毫无疑问，他考虑到自己的境况，拒绝免除学者的公民责任。如果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他必须离开书本而去帮助国家，即使他打算去“清数星星或丈量土地”。他说道，只有人类各民族的统一与和谐，才能追求知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国家的善当成至善：“……有些行为如此可耻和罪恶，即使有助于拯救国家，聪明人也不会做”（《论义务》，页95）。

健康的社会不是挖苦道德价值，而是最终严肃对待像卡图这样的人，他选择“去死而非面对暴君”（《论义务》，前揭，页79）。西塞罗和安东尼斗争时曾提到，他更关注几百年后盖棺定论，而非时人的品评。他对共和国的幸存并不抱太大希望。虽然如此，他坚持认为，持有那些信条的人（正是这些信条哺育了共和国），应该冒一切危险来保卫共和国。如果要让后代们重视这些价值，罗马共和国必须轰然崩塌而非带着诉诉怨怨。

他的时间已被侵占，他也担心自己遭遇危险。西塞罗完成倒数第二部作品时（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他离开他平静的别墅，回到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罗马城。

公元前44年凯撒去世时的罗马共和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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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共和

他于44年12月9日重新进入了元老院。在几周前，他发表了第二篇“菲利浦”演说抨击安东尼。他攻击安东尼贪得无厌、劣迹斑斑，损害公共和私人道德。他说很后悔，3月15日的那次肃清不够彻底：“我不仅要结束一次行动，而且是整个人生”（《反菲利浦演说》，页99）。

安东尼如今更容易受到攻击。他的执政官任期将满，他想宣布屋大维为共和国公敌的愿望又成泡影，他手下很多军士都已倒戈。他决定北上攻击布鲁图斯的军队，尽管他可能受布鲁图斯和屋大维军队两面夹击。西塞罗看准了这个机会，尽力劝说元老院宣布安东尼为共和国公敌，并且调集元老院军队支援屋大维。

他于44年12月20日发表了第三篇菲利浦演说。这可能是西塞罗最好的时光。与第二次演说不值一提的私人谩骂相比，第三篇演说关注核心问题。他抛给元老院一个艰难的抉择，但这完全符合他的政治哲学：元老院要么支持安东尼的执政官权威，支持他清剿对手，要么宣布安东尼为叛国者，尽全力歼灭他。他呼吁元老们恢复祖先们的精神，

所以，我们要么恢复罗马民族原初的自由和名誉，要么不甘奴役而死。我们生长的自由体中不能容忍某些东西……我们之间的某些人……过度热爱生命；但是……我们能够容忍这邪恶的匪徒最野蛮和残酷的暴政吗？（《反菲利浦演说》，页219）

他只是想将道德观念用于既有权威。比如，他认为，虽然实际的法律是公民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只有公正的法律才不可侵犯。如果法律——或者统治者——变得残暴，就不仅应该忽视而且应该抵制这法或者这人，甚至要诛杀暴君。他也清楚，从法律上说，屋大维和布鲁图斯都反叛执政官安东尼的权威，但是，西塞罗还是站在道德律的基础之上进行判断，他认为，道德律是所有民法的根基。

当国家权威本身残暴时，人们就应该诉诸良知。每个人都应该遵从自己的良知。如果元老院忘却自己的职责，人们就应该遵从自己的良知。发表第三篇檄文前，他在致布鲁图斯的信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主要的问题在于……就保护罗马人民的自由和福祉而论，你无须等待陷入奴役的元老院的支持……”[25]

拉丁文“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缩写

西塞罗认为，应该限制执政官和元老院的权威。如果两者的权威都用于服务暴政，人们就应该反对它们。他按照道德而非制度来看待安东尼、屋大维和布鲁图斯的所作所为。他认为，战神军团和第四军团倒戈于屋大维，他们就是罗马共和国的救星。所有头脑正常的罗马人应该全力支持他们。

元老院拒绝就此事谴责安东尼，但是，他们认可了屋大维和布鲁图斯的行动。西塞罗决定给这懦弱的团体施加更大的压力。他直接向罗马平民呼吁（有点不同寻常），他发现人们非常希望在加强元老院中心地位上通力合作。他回忆，“那天首次给罗马人带来恢复自由的希望。”[26]

安东尼那时正在穆提那围攻布鲁图斯。安东尼同时与罗马的朋友保持联系，他的朋友们拼命反击西塞罗的影响。到43年1月，他们努力促成了元老院与安东尼公开和解。

西塞罗强烈反对他们之间的任何交易，他认为这等于抛弃了布鲁图斯。布鲁图斯反对安东尼，是完全正义的行为（《反菲利浦演说》，页293-295）。西塞罗声称，元老院应该向安东尼宣战而非和谈。元老院应该谋求屋大维的支持，他也准备以私人的名义保证屋大维忠诚于共和国。

他的演说在元老院引起热烈的争论，他一度看起来要扭转局势。但在紧要关头，安东尼的母亲、抱着初生婴儿的妻子戏剧性地出现在元老院，扭转了整个局势。元老院决定向安东尼派遣特使，这让西塞罗遭受严重挫折。然而，新上任的两个执政官，希利提乌斯（Hirtius）和庞撒（Pansa）是凯撒的追随者；西塞罗的前任执政官同僚大部分政治上不能信任。虽然他的柏拉图哲学轻视多数人的民主，但他不得不向更低层的元老们求助，并且继续向罗马民众（hoi polloi）求助 。“虽然我一直以来……反对群众的骚乱，”他宣称，“最高的事业让我成为民主派”（《反菲利浦演说》，页339）。

元老院的特使如约前往安东尼驻地，却没带回安东尼的谦卑顺从，而是一系列非分要求，包括奖赏军队，进一步控制高卢以及掌握六个军团。愤怒的西塞罗再次要求宣战，但是元老院只满足于宣布国家进入“骚乱”状态。然而，不久以后，执政官希利提乌斯率军北征安东尼。

另一个有利的迹象在于，布鲁图斯成功地控制了马其顿和希腊。安东尼在元老院的同侪试图剥夺布鲁图斯的指挥权，他们称布鲁图斯是凯撒的谋杀者，凯撒的老兵团不会接受他。这个问题政治上非常危险。屋大维的大部分将士，仍然追忆那个被谋杀的将军，但他们却是共和国所仰仗的力量。西塞罗认识到，敌人们想把他置于军队的对立面，但他拒绝偏离主题：罗马元老院能否允许自己受军队胁迫。他质问元老院的同僚：“当我们努力打破奴役的桎梏时，有人说老兵们不希望这样，这就能阻止我们吗”？

如果老兵是自由的助手，你们应该欢迎他们；如果他们是奴役的帮凶，你们就不应该跟随他们……如果这个（元老院的）命令需要老兵们首肯，……这意味着罗马公民一直喜欢受奴役，那我宁愿去死。（《反菲利浦演说》，页443）

同时，安东尼的胜算也在增加。雷皮杜斯（Lepidus，高卢南部的指挥官）的忠诚也成问题。雷皮杜斯身为凯撒46年任命的执政官，开始露出真面目，他派禁卫队到意大利支援安东尼。西塞罗严厉警告他，写道：

如果你在和平与奴役间最后划清界限，你既有益于国也可荣耀自身。但是，如果你想要的和平就是把无限权力交给亡命之徒，那么，你会知道，所有正常人宁愿死亡也不愿受奴役。[27]

西塞罗在罗马的境况开始变得危险。他维护政制程序，拒绝讨好老兵，反而使对手们占了便宜。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中，卫兵须臾不离左右。

屋漏偏逢连夜雨，前方又传来不利的消息。普兰库斯加入雷皮杜斯一边，他身为横贯阿尔卑斯的高卢统帅（也是西塞罗的老朋友），要求元老院与安东尼媾和。更令人不安的是，因为西塞罗与屋大维联合，布鲁图斯（恰好是雷皮杜斯的妹夫）越来越敌视西塞罗。更糟糕的是，布鲁图斯开始同情安东尼。四月份，布鲁图斯写信给西塞罗，冷淡地揶揄他推迟攻击安东尼，他建议应该尽一切力量来避免内战。西塞罗被这封信激怒并且忧心忡忡，他已经气昏了头，怀疑雷皮杜斯、布鲁图斯和安东尼一起反对屋大维。“我完全不同意你，布鲁图斯，”他写道，并以严厉的警告结尾：“……如果你不加留心，你就会失败，相信我。你不是一直能找得到民众，元老院，以及元老院里这样的领袖。”[28]

西塞罗的策略似乎正在分崩离析。他在政治上开始裹足不前。布鲁图斯的态度使他更依赖屋大维，这反而让布鲁图斯与西塞罗为敌。他陷入埃斯库罗斯悲剧的困境。

但是，四面受敌的老政治家仍然不屈不挠。他并没有惊惶失措，反而继续以同样的教诲鞭笞国家：必须将生命当成自由的代价。他声称，即使智慧女神建议他不要冒生命危险来避免受奴役，他也不会听从。但是，如果智慧忠告他，应该把生命和财产置于自由之后，并且为了保卫自由可以舍弃这些，“那么我似乎该听从智慧女神，像遵从神一样遵从她。”他确信这就是元老们面对的问题。他（正确地）预言，即使元老们为保卫共和国而身灭，“我们应该，如果不能保全生命，至少可以保全美德的名望”（《反菲利浦演说》，页551）。

罗马元老院的演讲

在这个节骨眼上，穆提那来的消息给元老院的事业注入了新活力。执政官的军队已经和布鲁图斯和屋大维的军队会师，他们在决定性的战役中重创安东尼。西塞罗和首都人们欢欣鼓舞，他给喜悦中的罗马平民致辞，欢庆他们最近的胜利。

但这个胜利是皮鲁斯王式的胜利。[29]西塞罗的状况更为复杂，他最终乱了阵脚。这场战役后不久，屋大维与布鲁图斯起了争执。因为布鲁图斯参与暗杀屋大维的舅父，屋大维无论如何都觉得有嫌隙。更糟的是，很多元老认为已经安全，可以解除屋大维的武装了。西塞罗警觉到这点，他对此坚决反对。因为安东尼仍然活着，雷皮杜斯和普兰库斯的忠诚仍值得怀疑，这还不是疏远屋大维的时候。元老们忽略他的建议，任命布鲁图斯为政府军的最高指挥官。

屋大维对元老院的忘恩负义非常不满，他可能开始考虑，要不要继续反对舅父的老朋友。他大概觉察到了布鲁图斯的敌意，也知道布鲁图斯宽容安东尼的所作所为。如果布鲁图斯，安东尼、雷皮杜斯和普兰库斯联合起来，他会被整垮。正好安东尼当时想联合雷皮杜斯。另一方面，屋大维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老兵拒绝臣服布鲁图斯而倒戈，他的实力已经开始壮大。

西塞罗在罗马越来越消沉，但他仍然强调要留住屋大维的忠诚。他知道布鲁图斯好疑成性，却称赞屋大维“自然品质异乎寻常”。他似乎预料到会遭到反驳，随即补充，他仅希望“当他处于荣誉和名望的颠峰时，我们像当前一样引导和控制他”。[30]

这时安东尼身在高卢，他想趁雷皮杜斯洋洋得意之际，筹备策反他的军队。他们双方的士兵有深交，使得雷皮杜斯常常“受胁迫”。5月30日，雷皮杜斯写封信给元老院，这实际上宣告共和国灭亡。他声称，整个军队都叛变了，并且“强迫我保卫生命以及罗马公民的财产。”[31]

接下来的问题是，普兰库斯（他在42年上任执政官）和布鲁图斯是否会保持忠诚？西塞罗尽一切来维持朋友的忠诚。到了6月中，前景趋于明朗。布鲁图斯和普兰库斯的军队在高卢会师，似乎有望恢复元老院的统治。意大利北部则处于屋大维的控制之中，局势仍然相对稳定。

但是这时，西塞罗和布鲁图斯的关系更加恶化。他们争论的焦点仍集中在屋大维身上。布鲁图斯对西塞罗粗言相向，责怪他助长了屋大维的野心。他质问西塞罗，如果西塞罗只是给安东尼的继任者扫清道路，那打倒安东尼有什么好处？

我不能感激这人，他为了避免成为坏主子的奴隶，而不抨击奴役本身……如果西塞罗想到他的年纪、地位和昔日的成就，而不感到羞愧，那他的确可以（当然他会）阿谀奉承，溜须拍马。[32]

西塞罗也反唇相讥。他首先提醒布鲁图斯，就是因为他们在3月15日没有清洗完凯撒分子，才导致今日的窘况。布鲁图斯也质问西塞罗，为何想离开意大利，而非留在元老院与安东尼斗争。西塞罗回忆起他的离开以及那股逆风，“就像反对我的决定”迫使我回来，并且回忆起与布鲁图斯会晤时的痛苦。“……你正在离开，布鲁图斯——我说‘正在离开’，因为我们廊下派从不允许贤人逃跑。”至于屋大维，“如果我们足够明智，必须承认我们还得依赖他”。他承认他是那个青年人导师，但他拒绝承认屋大维完全配不上的荣誉。[33]更糟糕的是，早前屋大维得到风声，听说了他的俏皮话。西塞罗曾明确评价这个年轻人想要“赞扬，荣誉——以及鼓励。”[34]屋大维很愤怒，他说他不想被晾在一边。因为西塞罗正处于屋大维与元老院的中心位置，这个事情对他很不利。

到43年夏天，屋大维要求元老院任命他为执政官（虽然他太年轻），从而中断了这种联系。让步能否维持住他的忠诚呢？这还很难说。西塞罗认为，元老院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这个要求。元老院想解除他对两个军团的领导权，并且拒绝他同享授予军队的荣耀，这使得屋大维更加疏远了元老院。

这个年轻的指挥官可能已经跟安东尼接触过，他如今想用武力夺取执政权。四百名百夫长到元老院会所。他们不仅要求元老院任命屋大维为执政官，更离谱的是，他们要求解除对安东尼的禁令。元老院拒绝受胁迫，某个军官舞着剑，喊道：“如果你们这些元老不给凯撒执政权，那么这个可以给他。”[35]

这个预言成了现实。屋大维向罗马进军，公民开始恐慌，元老院想力挽狂澜。他们在西塞罗缺席的情况下，派特使到屋大维处，同意了他的所有要求。正在那时，两个非洲军团不期而至。有心无力的元老院开始恢复信心。他们取消了让步，准备保卫这个城市。然而，安东尼亲自挂帅，非洲军团溃不成军，元老院很快就投降了。43年8月19日，屋大维和他的亲戚被任命为执政官，罗马共和国走到了终点。

普兰库斯带着军队投诚雷皮杜斯和安东尼，共和国仅存的希望也破灭了。兵败如山倒，布鲁图斯的军队也投诚普兰库斯和安东尼。布鲁图斯也在高卢军队中寻求庇护。

屋大维如今准备清洗凯撒的敌人。第一步就是通过一项法律来惩罚3月15日的谋杀者。他到北部与安东尼和雷皮杜斯会晤，他们同意共同掌权。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列出迫害名单：一长串的共和派名单以及一些打算暗杀的人。他们之间有些交易。屋大维很想宽恕西塞罗，他还在不久之后委任西塞罗的儿子要职。然而，他对安东尼的叔叔卢奇乌斯·凯撒（Lucius Caesar）怀恨在心。安东尼同意以西塞罗的人头作为交换。大规模屠杀开始了，有三百个元老及二千罗马贵族被杀。

西塞罗先乘船南逃到阿斯图拉（Astura），他想从那乘船去希腊。当船启航时，他又要回来。他回到别墅休息了会，心烦意乱，疑惑重重。仆人看见安东尼派来的刽子手，非常慌张。最后，他在仆人的恳求下同意重新上船。仆人开始抬着他往海岸出发。不久，安东尼的人闯入房子里搜寻猎物。惊魂未定的仆人暴露了西塞罗的行踪。这些人追了上去。他们终于追上了逃亡者。当西塞罗看到他早就料到的（确实预料到的）结果来临，他像个真正的廊下派哲人一样行事。他让人把担架放到地上，安静地把头伸到剑锋之下。百夫长赫里尼乌斯（Herrenius）[36]很快砍下他的头，并按安东尼的指示砍下双手，正是这双手的写作触怒了安东尼。这三样东西很快就悬挂在元老院的演讲坛上。

西塞罗之死

李维这样写道，“人们泪水涟涟，不忍将目光转向同胞残缺不全的躯体”。[37]后来，另一位历史学家回忆这个事件，他这样向安东尼致辞：

你减少了西塞罗的忧心岁月，他的老年活在你的统治下比起死于三头执政更不幸；但是你无法剥夺他所言所行的名誉和荣耀，而且，你还助长了这些名誉和荣耀。他活着，并且会继续活在时代的记忆中，跟这个世界一样长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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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译注] 本文时间除非特别注明，都表示公元前。

[2] 见D. Shackleton Bailey，《西塞罗》（Cicero），New York，1971，页55。

[3] 《西塞罗致仑图卢斯》，55年1月，收于Wilkinson编，《西塞罗书信集》（Letters of Cicero），London，1966，页61；后文书信除非特别注明，皆出自此书，特此注明。

[4] 《西塞罗致阿提库斯》，50年10月16日，前揭，页103。

[5] [译注] 意味着内战爆发。

[6] 《西塞罗致阿提库斯》，50年12月，前揭，见107。

[7]《西塞罗致帕图斯》，46年7月后，前揭，页136。[8]《西塞罗致瓦罗》，46年4月，前揭，页132。[9]《西塞罗致帕图斯》，46年秋，前揭，页139。

[10]《西塞罗致卡斯西乌斯》，45年前期，前揭，页140；这令人生疑的责备是“要自由，恐惧奴役要胜于恐惧死亡”，见Cornford编，《柏拉图的王制》，New York，页76。

[11]《西塞罗致阿提库斯》，45年5月26日，前揭，页149，注1。 

[12]《西塞罗库里乌斯》，44年1月，收于Glyn Williams的《西塞罗致友人书信集》（Cicero, The Letters to His Friends）卷二，Cambridge，Harvard，1943，页88。

[13]《西塞罗致阿提库斯》，44年4月18日，前揭，页160-61。

[14] 后面的布鲁图斯都指马尔库斯·布鲁图斯。

[15] [译注]屋大维的母亲是凯撒的妹妹，凯撒后来收屋大维为养子，并指定为唯一继承人。

[16] 《安东尼致西塞罗》，44年4月2日，前揭，页164。[17] 《西塞罗致阿提库斯》，44年8月19日，收于Winstedt编，《西塞罗致阿提库斯书信集》（Cicero’s Letters to Atticus），London，1918，页395。[18] 西塞罗，《菲利浦演说》，Kier编，London，1926，页29，33。

[19] 《西塞罗致卡西乌斯》，44年9月下旬，前揭，页182。

[20] 《西塞罗致科尼非奇乌斯》，日期不明，收于Bailey，《西塞罗》，前揭，页182。

[21] 《西塞罗致阿提库斯》，44年11月中旬，收于Shackleton Bailey编《西塞罗致阿提库斯书信集》（Cicero’s Letters to Atticus），Harmondsworth，Penguin，1978，页666。

[22] John Higginbotham，《西塞罗的<论义务>》（Cicero On Moral Obligation[De officiis]），London，1967，页43；[23] Higginbotham，《西塞罗的〈论义务〉》，页44，柏拉图写道：“但我本人仍然相信，我的七弦琴跑了调儿，而且不协调，我就以此带头合唱啦，与其绝大多数人不同意我，讲出自相矛盾的东西，不如我本人不符合我自己，并讲出自相矛盾的东西”，见柏拉图《高尔吉亚》482（[译按]参李致远译文，未刊稿），见Hannah Arendt 在《思想与道德关怀》（Thinking and Moral Considerations）一文中引用，收于Social Research 38，1971，页439。

[24] [译注]此处morality译成义，与expediency相对，《论义务》相关中译主要参考王焕生先生译文，特此注明。

[25] 《西塞罗致布鲁图斯》，44年12月19日，引自Hartvig Frisch的《西塞罗为共和国而战》（Cicero’s Fight for the Republic），Copenhagen，1945，页158。

[26] 《西塞罗致忒博尼乌斯》，43年2月，引自Bailey，《西塞罗》，前揭，页261。

[27] 《西塞罗致雷皮杜斯》，43年4月21日，前揭，页186。

[28] 《西塞罗致布鲁图斯》，43年4月17日，，见Wilkinson的《书信集》，前揭，页185。

[29] [译注] 皮鲁斯王的（Pyrrhic）胜利，喻指胜利的代价太大，或谓失败的胜利。

[30] 西塞罗致布鲁图斯，43年4月21，见Wilkinson的《书信集》，前揭，页186。

[31] 《雷皮杜斯致元老院》，43年5月30日，引自Bailey，《西塞罗》，页269。

[32] 《布鲁图斯致阿提库斯》，43年6月中旬，见Wilkinson的《书信集》，前揭，页189-90。

[33] 《西塞罗致布鲁图斯》，43年7月中旬，见Wilkinson的《书信集》，前揭，页191-92。

[34] 《布鲁图斯致西塞罗》，43年5月24日，引自Bailey，《西塞罗》，前揭，页272。

[35] 见Bailey，《西塞罗》，前揭，页273；

[36] [译注] 西塞罗曾替赫里尼乌斯辩护，他的罪名是杀害长辈罪。见皮埃尔·格里马尔著，李永茂译，《西塞罗》，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37] 李维，引自塞内卡，《论劝诫演说》（Rhet. Suas.） 6.17；收于Frisch，《西塞罗为共和国而战》，页305，见注37。

[38] Vellius Paterculus，2.66.4，引自Frisch，前提，页305。

（编辑：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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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经典与解释 第35辑：西塞罗的苏格拉底

刘小枫、陈少明主编
        328页，33.00元，2011年3月    

华夏出版社

西塞罗的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 讲疏    尼科尔斯  编订   

于璐  译

469页，138.00元，2018年5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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