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立年 | 尼采的舞蹈
编者按：本文原刊于《古典学研究》第五辑《赫尔德与历史主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感谢田立年老师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推送。
Ballet dancer Painting by Elena Lukina
有关舞蹈的概念和意象在尼采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尼采对舞蹈有最高等级的评价，甚至超过他对音乐的评价。尼采声称，一切神圣的事物都是轻盈的。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辜负的日子。按照尼采的描述，他信仰的神（狄俄尼索斯），他笔下的理想人物（扎拉图斯特拉），以及他自己，都是“舞者”。尼采认为，思想是一种舞蹈，需要天赋和学习才能掌握。尼采因此追慕“让万物奔跑起来”的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以及“急板大师”马基雅维利，而指责德国思想家举止笨拙，步伐沉重。[2]
然而，舞蹈并不容易。它所遇到的最大敌人，尼采称为“重力之魔”。[3]“重力之魔”代表了传统的价值负载。在价值的重负下，人类有着“沉重的心和腿”，甚至直不起腰来，遑论跳跃和舞蹈。因此，为了获得神圣的轻盈，跳出思想的舞蹈，必须“重估一切价值”，也就是重估一切价值的重量，使其变轻。而在让一切确定性隐退、翩翩起舞之后，还必须持续不断地重估一切价值，这样才能维持舞蹈的持续性，已经开始的舞蹈才不会半途而废。最后，在重估一切价值的顶点，在尼采所谓“完成了的虚无主义”的虚无的高峰，舞者蓦然回首，“向相反的理想张开了眼睛”，生命的自然秩序自然到来。尼采的“未来哲人”不是“只有一个人自由”的东方君主，而是让万物舞蹈的虚静的圣人。
一 起舞
在尼采那里，“重估一切价值”与舞蹈这两个表面似乎并无关联的概念是内在一体的，它们指向一个共同的敌人即尼采所谓“重力之魔”。为了跳起轻盈的舞蹈，必须重估和卸载所有沉重的价值负载，这些价值负载，尼采形象地称之为他的“魔鬼”：
当我见到我的魔鬼时，发觉他认真、彻底、深沉、庄重。（《扎》，“论读和写”）[4]
这个魔鬼就是“重力之魔”，尼采说它是“至高无上的最强有力的恶魔”，是“万物之主”，万物都由于它而下坠。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范畴”……
为了使人能够舞蹈和飞行，甚至仅仅为了使人能够迈开步伐，首先都必须杀死重力之魔，消灭这个拦路虎，使天空重新开放，使万物变得轻盈：教人飞行的人，将会移开所有的界石；由于他的缘故，所有的界石将飞向空中，失去意义……[5]
然而，尼采这一重估的要点和难点不在于“重估”，因为每一个哲人都总是重估他们的前人以及其他人的学说，他们在重估上的勇气和力量在知识人中早已声名卓著，而在于重估“一切”价值而非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价值。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思想家也和常人一样，总是灯下黑，并且灯光越明亮，灯下越黑，他们一下子就能看到别人眼中的刺而忘记自己的梁木，结果，他们攻击的东西总是在他们的思想中又悄悄重生了。
灯下黑
按照尼采的观点，就其本身来说，价值重估自然而平常，因为生命就意味着价值评估和价值论断。价值代表了具体生命或生命类型为了维持生存所需要的特定条件。所有的生命都需要对维持和提高生命的条件做出价值评判，否则即不能生存；即使不做评判也已经是一种评判，即虚弱生命和虚弱意志所做的消极和悲观评判，它同样提供了维持特定生命活力和活动的某种合适条件。尼采宣称，从内部看，万物都是权力意志，都试图维持和扩展自己的权力范围和权力水平，对其他所有存在进行“透视”、“解释”和“重估”，分娩出各种价值。人是一种透视性的存在……。
但是，有一种重估很难。那就是对我们自己的重估进行重估，对我们自己生命的透视视角本身进行透视。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带有我们的视角，但我们难以看到自己的视角。重估一切价值，包括重估自身的重估的价值，消除自身上的“重力之魔”，甚为困难，因为这包括放弃维持甚至提高自身生命的现有条件。
从整体上说，迄今占支配地位都是维持和阻碍自我克服和提高的视角。保存生命的条件最终变成了阻碍生命的条件，或者保存低级生命的条件变成了更高类型生命增长的阻碍条件。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尽管试图广泛重估价值，但最后都在某种特定视角的地平线上折戟。它们不能彻底重估一切价值，因为它们无法克服自己。它们的自我最后变成了独断自封的自我。它们的学说最终变成了自我信仰的教条。它们的飞行最后总是开始的终结。人类保存他们自己的生命的哲学限定性活动，同时也是限定他们生命、阻碍生命提高和扩展的活动，是他们的阿基里斯之踵，之重，他们因之而下降、坠落。
你所能遇到的最坏的敌人总是你自己；你自己埋伏在山洞里和森林里，在你自己的路上……你必须愿意把你自己在你自己的火里烧死：如果不先烧成灰，你怎能希望成为新人！[6]
哲人们寻找最重的负担，但他们最后找到的只能是他们自己。[7]
阿基里斯之踵：再强大的英雄都有致命的弱点
尼采认为，过去的所有哲学在对抗种种“重力”以便不被其压倒的同时，又让重力在自己身上再生了。纵观哲学和哲人的历史，他们最终都屈服于他们自己亲手制作的某种视角的僭政，无法自由反思和移动自己的视角：
这是一个古老的、永恒的故事：只要哲学开始信仰自身，我们就会看到，从前发生在廊下派身上的事情就会同样发生在今天。(《善恶》，§9)[8]
例如，从前的哲人们总是“对肉体投以轻蔑的目光：这种轻蔑在当时是最崇高的思想”，然而，这种轻蔑还不够，它还不能对自身感到轻蔑，它还不是最高程度的精神化：
你们能获得的最伟大的经历是什么？那就是你们感到极大轻蔑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连你们的幸福也使你们感到恶心，你们的理性和道德也是如此。[9]
只有同时能够轻蔑自己的这种“幸福、理性和道德”的人才会从基本权力意志的狭隘视角中解放出来，克服特别是藏身于自我之中的“重力之魔”。
甚至在传统神学和形而上学冰消雪化而人们的生活失去其传统基础之后，民众及其代言人仍然渴望寻找新的替代品。例如，在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庞大体系的现代衰落之后，民众及其代言人对确定性的狂热渴望以知识的实证方式释放出来。尼采认为，这仍然是对立足点、支撑物的渴望，是那种虽然不创造但保存各种宗教、形而上学形式的虚无本能在起作用。没有确定性这最后的陆地或“救命稻草”，信徒们似乎就无法生活，所以现代甚至有一种对“虚无”的信仰，一种“对无信仰的信仰”，尼采称之为“彼得堡式的虚无主义”，这是他们在现代性的茫茫大海上站立的最后一根柱子，所以他们满心悲伤，坚定地成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信徒。这不过是宗教破产之后的宗教而已。
Nihilists, 1881 Photograph by Granger
现代的实证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都竭力在其无信仰形式下保留过去的信仰。哲学仍然处在史前时期和不成熟状态中，自由思想的舞蹈仍然是不可能的。尼采因而提倡“未来哲学”和期待“真正的哲人”。或有一种特别的生命类型可以做到这一点？尼采声言，只有“未来的哲人”才可以“自己捕杀自己，成了自身的猎物，在自己身上楔入自己”。[10]
因此，为了舞蹈而重估价值的顶点和标志是对于自己和自己的视角的重估。所有的趣味和哲学都是价值的评判，都从某一或强或弱的生命视角出发必然对其他事物做出价值评价，甚至即使不评价也已经是一种评价，这是基本的权力意志，但是，基本的权力意志通常是狭隘视角的。而迄今为止的哲人，作为民众的代言人，也很难重估自己的视角和评判，他们的勇气还需再提高一个关键级别。
因此，在尼采用来取代“古典四美德”的未来哲人的美德中，位于柏拉图古典“四美德”之次席的“勇敢”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取代了柏拉图的“智慧”，被提升到首要位置，成为未来哲人的首要美德。[11]在尼采看来，虽然过去的哲人作为哲人，或许已经清楚看到了哲学终极使命，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超出了自身的视角，但他们显然缺乏足够的勇气和智慧，仍然与宗教、政治、道德和民众结盟，对他们做战略妥协，放弃哲人自我克服的终极任务。[12]
尼采因而要求“重估一切价值”而非部分价值，甚至包括重估“重估”本身的价值在内。在尼采的思想中，不仅是耶路撒冷别重估了，而且雅典也被重估了，不仅是过去的所有价值被重估了，而且是“重估”行为本身也被重估了，不仅是所有其他的哲人和信仰被重估了，而且是尼采自己的学说和思想也被重估了。
扎拉图斯特拉（前628-前551）
扎拉图斯特拉在本来作为全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卷的结尾，坚决要求他的弟子们离开他，否定他，[13]尼采要求读者警惕尼采自己的体系化的倾向，提防尼采自己变成一个体系制造者，[14]他经常说的格言是“我又算得了什么”：[15]切入生命的生命，尼采才称之为“精神”。
这是我的勤奋和我的懒惰，我的战胜和我的放弃，我的勇敢和我的战栗，这是我的阳光和我从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的闪电，这是我的灵魂，这是我的精神，我沉重的、严肃的、坚如磐石的自我，但它又能对自己说：“我算得了什么！”。[16]
哲学和哲人在尼采心目中是“最为精神化的权力意志”。也许与人们眼中尼采铺张扬厉的思想风格的印象不无矛盾，尼采自称他最大的特点是自我克服，说这使他总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17]可以说，尼采以他自己的方式继承了哲人的“骄傲的谦虚”，骄傲而谦虚，并在改变了的历史条件下将其发展到空前的高度。[18]
尼采认为，对于真正的哲人来说，对于生命丰盈到渴望冒险程度的思想舞者来说，与民众及其代理人相反，任何确定性和必然性的消失乃是思想及其舞蹈的前提条件。任何必然性，任何确定性，都会让人们得以牢固地站立在上面，仿佛茫茫大海中的一根高耸的柱子，一根可以让印度的圣人在上面修行的柱子。但是，真正的哲人和舞者追求的却是另一幅景象：认识者首先站在看似坚硬、不变的冰原上，而随着春天的到来，冰面一块块裂开和开始漂浮：
瓦解，即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特有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站稳脚跟，并坚定地相信自我：人们只为明天活着，因为后天是可疑的。在我们的轨道上，一切都是滑溜溜的，充满了危险，承载着我们的冰变得如此薄：我们感到了融雪天气可怕的暖风——我们还在冰上走着，不久，将没有人能够在上面行走！[19]
人们的脚下的基础变成浮动的、偶然的，要想不掉到海里淹死，他们不是必须开始走路、跳跃，舞蹈，甚至飞行吗？
让任何信仰、任何确定性愿望隐退，训练有素地抓住轻便的绳索和可能性，甚至在深渊边上跳舞。一个这样的思想家会是杰出的自由精神。[20]
因此，重估一切价值的首要意义在于，为了舞蹈和跳跃，任何必然性和确定性都必须被清除，万物“宁愿以偶然之足跳舞”。[21]
二 将舞蹈进行到底
重估一切价值必然导致万物呈现为偶然的，对之只能加以尝试性的猜测，用舞蹈来设问和回答。不仅如此。为了维持这种已经开始的舞蹈，还必须持续不断地重估一切价值。因为这种舞蹈不仅不能有一个固定的高贵的开端，而且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它也不能有一个固定的高贵的终结。否则，它的舞蹈性的开端就会被证明是一个虚假的开端，历史上的偶然的开端最后将被表明为逻辑上必然的开端，如黑格尔哲学所表明的所谓“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最后，被重估所取消的过去的价值确定性也不能通过语言或文体风格的方式重新返回。
从未完成的虚无主义到极端的虚无主义
思想为了能够舞蹈，不仅要重估一切价值，使一切确定性“隐退”，而且还要让这些确定性永远地隐退，与起源的彻底消失呼应的是终点的彻底消失：
过去，人们曾经通过指出人的神圣起源来证明人的高贵伟大，但现在这种方式行不通了，因为在这条路的尽头是与其他种种让人毛骨悚然动物站在一起的猩猩，它以它特有的方式向我们龇牙咧嘴，仿佛在说：“回去！此路不通！”因此，人们现在试图走上相反道路：人类前进的道路将证明他的高贵伟大和与神的亲缘关系。呜呼！这同样是白费心机。矗立在这条道路尽头的是最后一个人和自掘墓者的坟墓，墓碑上写着：“人性所在，我无例外”[22]
因此，尼采实行的是一种极端的思想运动，他名之为：虚无主义，并且是一种极端的虚无主义。存在着虚无主义的不同类型，而尼采的做法是将虚无主义推进到其极端形式而最终克服虚无主义。
尼采这样描写虚无主义的根源：对理性范畴的信仰乃是虚无主义的原因，我们根据与一个纯粹虚构的世界相联系的范畴来衡量世界的价值，长久地在一切事件中寻找一种本来就不在其中的“意义”，当我们最后发现，通过生成根本就获得不了什么，达到不了什么，虚无主义就登场了。
当人们明白了，无论是用“目的”概念，还是用“统一性”概念，或者“真理”概念，都不能解释此在的总体特征……事件的多样性中没有普全的统一性；此在的特征不是“真实”而是虚假……我们借以把某种价值嵌入世界之中的那些范畴，诸如“目的”、“统一性”、“存在”等，又被我们抽离掉了——现在，世界看起来是无价值的……[23]
但是，超感性世界、“真实世界”的失落并非最终状态，而是一种过渡的未决的状态：现在，过去的理想的约束力已经消除，人们处于某种漂浮状态，似乎在向四面八方自由移动，从“最高价值的贬值”这一处境出发，人们会做出各种不同的反应。人们可以实行某种不完全的虚无主义，简单地用一些新的东西来填补失落的最高价值，在它们过去的位置上把这些新的价值重新竖立起来：道德，人类之爱，普遍幸福；人们也可以采取一种弱者的虚无主义，简单地放弃意志和听天由命，如叔本华，或如历史主义，为一切提供一个失败的原因，力求以历史学的方式去说明一切，为一切作辩解，并且承认一切，等等。
因此，虚无主义不是一个终点，也不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处境，它的含义取决于对其进行解释的意志和强力，取决于强力意志。弱者的虚无主义或者未完成的虚无主义是什么呢？比如说，上帝死了，世界因之失去了价值规范，这是一种虚无主义。但是，人们又会去寻找其他的规范作为替代，比如社会主义、启蒙运动的理想，我们不相信天国了，但是我们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或自由民主的地上乐园。而尼采会说，这些所有的替代品都是弱者的虚无主义，因为虚无所以要去填补，无法直面虚无，不能因为虚无而去高扬创造。用这些替代性的价值去填补价值亏空，表明过去的价值评价结构并没有改变。神-人的高下结构和价值秩序依然如故。
The Enlightenment – Dialogue & Discourse
而对于积极的虚无主义来说，虚无主义不仅仅是消除旧价值的手段，而且也是创造新价值的工具：如果以往的价值专政以这种方式被粉碎了，如果我们取缔了“真实的世界”，那么只要我们坚持这一虚无主义到底，将那些用来填补最高价值真空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廉价代用品同样加以虚无化，将厌倦人生听天由命的悲观主义、或者用历史为一切寻找根据和辩护的“历史主义”同样加以虚无化，过去被贬低为无价值的东西就会成为新的价值秩序的核心，一种新的价值秩序就会随之出现。
因此，彻底的、推进到其终点的虚无主义是一种创造出空间、把一切生命存在置入自由领域，一种“绽出的虚无主义”，一种“本真的虚无主义”，它是“重要的和本质性的增长的标志”，“一种神性的思想方式。”[24]
按照尼采的积极的虚无主义，不仅仅是具体的价值评价内容改变了，颠倒了，而且是价值的评价结构改变了。更准确地说，这一结构现在发生了位移：不是高的成为低的，低的成为高的，而是评价高低的结构坍缩了，从过去的两层垂直结构变成了在感性世界内部的单层平面张力结构：一旦我们取消了所谓的“真实的世界”，实际上我们也就取消了“虚假的世界”，我们不再追问真或假的世界，我们有的只是“亦真亦假”的世界。尼采的价值重估勇敢指向“太阳下落的方向”，而非“未完成的虚无主义”的虚晃一枪：
作为欧洲第一位完全的虚无主义者，他已经在自身中彻底地经历了虚无主义本身，——他已经在自身之后、在自身之下、在自身之外经历了虚无主义……[25]
尼采力图经历虚无主义直到其力量的终点，从而克服虚无主义。
从对于思想内容的重估到对于语言本身的重估
在尼采的重估价值运动中，不仅仅是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受到了重估和攻击，而且种种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后基督教价值也被作为前者的现代变种受到了重估。然而，尼采的重估还更进一步，我们的语言、语法的“自然信念”也被重估和攻击了：
我担心我们摆脱不了上帝，因为我们还信仰语法。[26]
因此，重估“一切”价值，必须包括重估用来重估的语言、逻辑和理性本身的价值在内。针对语言和语法描述一个客观、独立对象及其真理的看法，尼采一直强调语词所具有的隐喻性的、唤起性的力量，否认语词描述对象和事实，并批评科学和理性概念耗尽了语言的隐喻力。在尼采看来，语词和名称根本就不是外在对象的准确描述，而是主体神经刺激的联想。语言的非反映的创造性特性是尼采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
在早期作品《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和谎言》中，尼采就已经指出，词是神经刺激的声音摹本，例如，我们说“石头是硬的”，实际上上表达的只是一个主观的刺激，却仿佛“硬”是事物本身具有的一个性质，仿佛“硬”是某种自在存在的东西。语言创造者命名的只是事物与人的关系，为了表达这些关系他动用最大胆的隐喻。首先是神经刺激转变为视觉形象，这是第一个隐喻，而视觉形象又在声音中被摹写，这是第二个隐喻。每一次转变都是从一个世界毫无保留地一跃置身于一个全新和不同的世界中。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正确表达的问题。无论事物的名称还是事物的性质都是我们多重主观选择的结果，是艺术性的创造，是虚构，是隐喻：
那么什么是真理?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比喻，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移和修饰的人类关系，它们在长时间使用后，对一个民族来说俨然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化的和有约束力的。真理是我们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是用旧了的耗尽了感觉力量的隐喻，是磨光了压花现在不再被当作硬币而只被当作金属的硬币。[27]
最后的结果是“概念的骨灰陈列所”和“知觉的墓地”，但它们给人带来了安全和稳定性。人们看到了撒谎者的“到处碰壁”，亲眼看到了真理的尊严、信誉和功效。作为一个“理智的”生物，他现在让自己的行为受抽象概念的支配，不再容许自己像过去那样跟着骤然的印象和直觉走。他开始把这些印象普遍化为暗淡和乏味的概念，以便能够放心地让它们指导自己的生命和行动。所谓概念和理性与真理的联系不过如此。真理的起源是社会约定性和实用性的。
从对语言和逻辑的重估到对文体风格的重估
既已放弃与真理结盟，既已重估一切学说和逻辑，那么，尼采重估的方式就不能像过去的哲学家们那样，用理论体系摧毁理论体系，而必须采用跳跃的、片段的、戏谑的表达方式。用更重的重力无法杀死精神的“重力之魔”，因为重力在杀死的行为中又重生了，所以尼采宣布他用来“笑”杀死精神上的传统重负：
如果你要杀人，不要用愤怒杀人，而要用笑杀人。让我们如此杀死重力之魔！[28]
about jump
尼采不仅仅重估西方哲学和宗教的价值评判的内容，而且也重估这种评判方式。西方的理性主义体系和理性主义思考方式，正是尼采试图重估的内容之一。因此，戏谑和舞蹈内在于尼采的价值重估哲学之中。尼采不能采取一种简单的论证西方理性主义错误的方式，而是必须表明理性主义论证本身也被重估了，破坏了——他用来重估的方式因此是“尝试”（Versuch）而非“证明”。
也因为如此，尼采的重估并不具有传统哲学所具有的最终的真理性和可靠性，不能摆出一副“严肃、庄严、彻底”的学术上流人士面貌来，它不能要求对于读者的逻辑和理性说服和强制，而是“试探”读者、诱惑读者——这个词同时又与“诱惑”双关。“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因此是“重估一切价值的舞蹈”，带有试探性和诱惑性的特点，刻意缺乏理性主义体系所具有的那种必然强制力。对尼采来说，严肃态度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和丑化，是对理论本身的反驳：
当人们严肃对待事物时，人们已经使事物变得畸形了。人们可以严肃地对待女人：而最美的女人立即会变得多么丑陋不堪啊。[29]
按照尼采的名言，“真理是一个女人”，而与德国思想家追求真理的笨拙姿态相比，尼采对于“一切价值”的重估有意采取了一种非传统思辨体系的舞蹈方式。
由于这种彻底性，尼采进行重估的方式本身而不是用来重估的思想内容变成了核心。重估的极端运动，风格，形式变成了内容。尼采指责现代画家，考古学家，心理学家，说他们在一种理论主义文化中，都变成了某种理论化的人物。他们热爱一种形式并非为了它本身所是，而是为了它所表达的东西。他们是博学的、煞费苦心的和反思性的一代人的子孙——与古代大师们相距千里，因为古代大师们并不埋头苦读，而只是想着让自己的眼睛过个节。[30]
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艺术家把所有非艺术家所谓的“形式”当作“内容”来感受、即当作“实事本身”来感受。当然，这样一来，人们就归属于一个颠倒了的世界：人们把内容当作某个单纯形式上的东西了，——包括我们的生命在内。[31]
在尼采看来，甚至怀疑论者还是有其信誓旦旦的东西的，甚至怀疑论也是有他们的真理的，他们并不能将他们的怀疑贯彻到底，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负载真理、道德、习俗和价值的骆驼，而重估一切价值者是极端者，是卸掉了一切价值重负而只保留价值的运动形式的极端者：
在今天，我们是为了获得胜利而无需任何同盟的唯一强力了。因此，我们是迄今强者中的最强者。我们甚至用不着谎言……不，我们甚至并不需要真理；没有真理，我们甚至更能获得强力和胜利。现在为我们而战的魔法，这个甚至使我们的敌人迷惑和盲目的维纳斯的媚眼，就是极端之魔法，是动用一切极端的诱惑。我们非道德论者——我们是极端者。[32]
维纳斯
因此，重估一切价值的不是真理，不是谎言——因为真理和谎言也被重估了——而是重估的舞蹈。
这是一种强大精神与意志的状态：对此而言，是不可能停留在“判断”之否定上的：——出于它们的天性，是行动之否定。通过行动使之虚无化，有助于通过判断使之虚无。[33]
在推进到极端的运动和行动中，按照尼采的说法，我们更容易向“相反的理想”睁开眼睛：
谁如果像我这样……看到一切可能思考方式中对世界最否定的那种方式，深深地沉入其中，那么，他也许正好因此会在无意中对相反的理想，即那最欢乐、最生气勃勃和最肯定世界的人的理想，睁开了眼睛。[34]
尼采声称，反命题是一道窄门，谬误最喜欢从这儿蹑手蹑脚地溜到真理那边去。[35]因此，一切价值的重估和新价值的建立，与其说取决于具体的强有力的立场和观念本身，哪怕是真理性的立场和观念本身，不如说取决于这种将任何一种立场推进到极端的思想运动和行动。
三 蓦然回首
那么，在将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推进到极端的程度之后，尼采所看到的“相反的理想”具体是什么呢？那就是“混沌”（Chaos）：“世界不是有机体，而是一团混沌”。[36]在尼采那里，“混沌”的理想或观念是如此与虚无相反，是如此实在，以至于“混沌”甚至是渺小的理性和意识所不可认识的，而只能借助于身体的更可靠更丰富的线索试探性地加以猜测。
如果说，彻底的虚无主义和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哲学所呈现出来的负面，那么，对于“混沌”的崇拜和信仰就是尼采哲学的正面。由于对“混沌”的强调和抬高，否定一切理性和道德之价值的哲人一变而成为肯定位于“理性”之彼岸和“善恶之彼岸”的存在的哲人。
这一“混沌”之所以是“混沌”，并不是说，像在我们通常的语言中，它是某种尚未变得清晰或潜在而应该变得清晰的东西，似乎是一个缺陷。若我们如此想，则可以判定，我们身上的苏格拉底式理性主义中毒的后遗症又发作了。在尼采看来，“混沌”之所以是“混沌”，不是因为它尚未变得清晰，不是因为它应该并且也可以变得清晰，而是对于“混沌”来说，混沌就是它的清晰。它要获得清晰的意义和力量，就必须保持在混沌中。
心理学家的主要错误：他们把不清晰的观念当作一种与清晰观念相对的较低级的类型的观念：但是，从我们的意识中分离出来并因此变得晦暗的东西，可能本身是完全清晰的。变晦暗是意识视角的事情。[37]
因此，这种不能穿透性主要不是因为人类的理性不够用，而是因为“混沌”本身拒绝被意识和理性所穿透，而概念、逻辑、意识、理性只能接受这种拒绝。在“混沌”的强大和无限面前，意识无计可施，无论多么勤奋也是枉然，因为：最深刻的东西都喜爱面具；最深刻的事物甚至憎恶图像和譬喻。[38]连图像和譬喻也不愿意给出的东西深刻而超然，与“语词的无力”相对立的是“无力的语词”。我们不能描述不能表达的东西并非就不存在，相反，恰恰因此它才更真实地存在。它也许像尼采本人一样“害怕被理解超过害怕被误解”？
尼采嘲笑“我们终将理解一切”的理性主义信徒，将他们比作那些自不量力地试图凿穿地球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明白，尽毕生最大的努力，他也只能挖开深不可测的地球的一小块，而第二个人的工作无非是当着他的面填上了这一块土，以至于第三个人必须另外选择一个地点挖掘，才能显得有所作为。在尼采眼中，认为思想可以循着因果律的线索直达存在之至深深渊的苏格拉底理性主义，实为妄想。[39]
按照自不量力的理性主义的信念和理想，我们终将认识一切，事实上我们现在几乎已经认识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自然演化和生命进化的学说就是我们今天的科学“创世纪”。但是，在转换了意识的视角或重估了其重量的尼采看来，在“混沌”面前，我们的无知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根本上的。我们的物理学和宇宙观，虽然有助于我们支配自然和控制生活，但这并不能掩盖它们作为完全虚构和谬误的本质。
人的自然演化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般来说，如果说有什么是我们确切地知道自己知道的，那就是我们的内心了，我们不可能知道任何东西而不知道自己知道，但我们可能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对于笛卡尔及其理性主义来说，“思”或我思无可置疑。但按照尼采的看法，甚至我们用来作为认识的基础的“内心”、“我思”或“思”本身也是我们所不认识的：
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认识到，外在事物并不像它对我们显现出来的那个样子——现在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内心事物也一样。……所有行动奥秘都是不为人知的。[40]
无论我们的自我认识多么深刻，都没有什么比我们为构成我们的存在的全体冲动及其互相作用机制所绘图画更不完全的了。例如，我们所意识到的一些内在经验状态乃是一些例外的突出状态，而绝大多数经验和冲动状态我们甚至根本就没有名字称呼它们。进入意识的永远只是表面、例外和一小部分，而我们就根据这些极其残缺不全的材料来定义和命名我们的自我！
因此，无论我们用来描述外在世界的语词、概念、理论，还是我们用来描述内心世界的语词、概念、理论，它们都是我们支配生活和世界的工具，但却是一种非常可怜的工具，只是一些对身体效应作为文本的永远试探性的物理学、生理学或心理学解读，必须小心翼翼地使用它们，将它们当作猜测和线索，而不能像在科学主义文化中那样，将我们解读出来的东西当成本身有其独立存在的东西，当成最终取代混沌的东西：
在意识的桌面上出现一个接一个的想法，好像一个想法是紧接着的想法的原因。实际上，我们看不见在桌面下的斗争。[41]
某些事情这样或那样发生，是因为各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但我们看不到这些力量，我们拥有的所谓“基本文本”是这些力量作用的效果，即其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神经上的效应，其他一切都是我们为解释这些作为效应的文本而虚构出来的“原因”：
机械论的一切前提，材料、原子、重力，碰撞，这一切都并非“自在的事实”，而是借助心理的虚构进行的解释。[42]
甚至运动概念也是如此。为了把这个不可知的作用世界转变为一个可见的世界，人们虚构出运动概念，总是设想某物被推动了：
我们并没有摆脱掉感官和语言诱使我们形成的习惯……我们不要忘了，这仅仅表示一种单纯的符号学，而不表示任何实在。机械学作为一种运动学说，已经是一种向人类感官语言的转译了。
我们从我们的“自我”的心理经验中形成了事物的实体概念，而从我们的感官语言中借用了运动概念，于是就有了机械论的世界：
为了在理论上维护关于世界的机械论，我们始终必须提出一个附加条款，说明我们何以要以两种虚构来实行这个构想：运动概念（采自我们的感官语言）与原子=单子概念（来自我们的心理“经验”）：它是以一种感官偏见和一种心理偏见为前提的。[43]
机械论世界就是如此这般地被想象出来的，就如同视觉和触觉唯一地把一个世界表象出来一样。
Mechanical World Painting by Genevie Henderson
因此，相对于这一我们只能在其表面挖几个小坑的“自在”的“混沌”，局限于宇宙某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片段的自我竟然想站到宇宙之外获得对于宇宙的永恒的“真理性认识”，这是可笑的。对于我们用“世界历史”，“真理”，“传之久远”等等称呼的一切，尼采设想，一个冷漠的神灵也许会这样说：
在那散布着无数闪闪发光的太阳系的茫茫宇宙的某个偏僻角落，曾经有过一个星球，它上面的聪明的动物发明了认识。这是世界历史最妄自尊大和矫揉造作的一刻，但也仅仅是一刻而已。在自然作了几次呼吸之后，星球开始冷却冻结，聪明的动物只好死去。虽然他们自以为无所不知，但是他们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发现，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假的。他们死了，在临死时他们诅咒真理。那些发明认识的动物的命运就是如此。[44]
如果人仅仅是一个认识动物，那么这就是人的命运。真理，即他永远逃不出非真理这一真理，将把他推上绝路。他将认识到：我们是一棵树上的花蕾，——我们根本不知道在树的生命体中我们可能变成什么。[45]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将不会超过画布上的士兵对于画布上的战役的认识。[46]所以尼采说他嘲笑每一位不自我嘲笑的大师。[47]在我们以为自己具有完全远离“混沌”甚至支配“混沌”的清晰理性时，我们恰恰因为完全没有任何反省意识而彻底屈服于“混沌”的支配下。用尼采的话来说，当我们以为自己由于理性而唤醒和启蒙梦中人时，当我们以为自己处于最清醒的理性状态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沉入更深的奇异睡眠。[48]如果人将自己完全当作认识的动物，那么，最后他将发现他认识到的一切都是错误，是可笑的。
但是，幸运的是，出路在于，人不仅仅是认识动物，他还是一个本能动物；他不仅有灵魂和精神，而且还有身体和生理，而他的身体、生理、神经是比理性和意识更好的试探性和猜测性认识的线索。由于本能和身体，他与这个世界有一种比认识更深刻并为认识奠定基础的关系。他认识不到整体，通过认识的通道人类永远不会通向所谓真正的世界，但是作为本能和身体的动物，他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他就是世界。他与世界的联系虽然只是一个片段，但却是实在的。在一次性的生成事件中就可以确切地包含世界，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认识世界。片段和瞬间生存的实在性，这是尼采的永恒复返思想所要肯定的：
假使我们肯定仅有的一个瞬间，那么，我们就不仅对我们自己，而且对一切存在的事物表示了肯定。因为任何东西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无论是我们自己身上的东西，还是在事物当中：如果我们的灵魂只有唯一一次由于幸福如同琴弦那样颤动并发出音响，那么，为了制约这个事件，一切的永恒性都是必要的——在我们表示肯定的仅有的瞬间，一切永恒性都得到了赞同、解救、辩护和肯定。[49]
每一次发生都在自身的完整性中反映出整体，是整体自身的表达和解释。因此，生成的意义必定在每一个瞬间都是已经充实的、达到了的、完成了的。[50]正是这种天然的动力和冲力提供了包括人和动物在内的一切生命的最根本的保证。动物没有认识和理性，细菌没有认识和理性，但它们仍然可以很好地生存，依靠的就是它们与世界的活的联系。
地球的生命历程
甚至哲学家们否认肉体和生命，但使他们否认生命的也仍然是生命，也仍然不可解脱地将他们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这种联系，他们甚至不能生存和存在。花蕾虽然不认识树根，但它能够感觉到在自身中涌流着树根所传递的汁液，而感觉到这一点的条件是它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从彻底认识树根——尼采说这是用起源和历史的理性主义探讨向生命的树根举起了刀子——的妄想中解脱出来。
我们与世界有一种活的联系，这保证了我们的生命不仅仅只是一个错误的笑话，而是与真实的活的世界具有某种联系，即使在我们的最荒诞的错误中，即使在我们最深沉的梦境中，也是如此。
哲人的有意识思维大多受到其本能的悄然控制，并被迫沿着特定轨道运行。在所有逻辑及其运动的看似不可反驳性的背后，是价值判断，说的更清楚些，是为了保持某种生命类型而提出的生理要求。[51]
在每种哲学中都存在着一个临界点，哲人的“信念”就在此现身；……“驴子过来了，美而能干”。[52]
在尼采看来，每个哲人或学者最终都表明自己是“驴子”，在根本上缺乏智性而又极度倔强，支撑他们的那一点知识的是巨大的愚蠢：肥美而健硕的驴子，倔强的长着长耳朵的驴子，只是会说Ja（是，是）的驴子。因此，愚蠢之所在也是生命之所在，也是丰富才智之所在。
但是，生命不仅意味着自我坚持，而且意味着自我克服。对于自我克服的认识来说，对于自我克服自己身上的驴子来说，驴子的极端倔强是一个障碍，这种倔强代表哲人也和民众一样，陷入自身的狭隘视角中，只能对这个视角和视角中的东西说“是”。要让他们超出这一狭隘视角，上升到自由精神的广阔心胸的视角，迄今的哲人们证明自己力有不逮，他们虽然将“认识你自己”的牌子举过自己的头顶，但他们却无法获得使他们自我清明和自我克服的知识；
树感觉到自己的根，要胜于它能看到自己的根；但是，这种感觉是根据它可见的枝条的大小和力量来测量根的大小的。假如树在这一点上已经错了，那么，关于自己周围的整个树林，它又将怎样错误啊！[53]
就此而言，他们在根本上都受本能和“愚蠢”支配而没有意识和理性。迄今的哲人和宗教人尽管言必称精神，却在这一根本意义上拒绝精神化，拒绝理性对本能的支配：
自柏拉图以来，所有神学家与哲人都沿着这条轨迹前行，——即是说，在道德方面，迄今为止取得胜利的是本能，基督徒称之为“信仰”，我则称之为“畜群”。[54]
迄今的哲人由于自认有理性、纯粹心灵、我思等等，而不认为自己是“驴子”，因而在完全愚蠢和倔强的意义上更彻底地是“驴子”。
按照混合程度的不同，可以区别出三种类型。一种是完全混同于民众的哲人驴子，完全没有反省和自我意识，例如智者，尼采会说他们是自卑和自大的结合，就像现代的实证主义者和物理学家。因此，
正是出于谦虚的动机，希腊人发明了“哲人”一词，而把自称智者的不可一世和狂妄自大留给了思想者中的戏子——此乃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这类骄傲自雄的怪物的谦虚。[55]
但是，在尼采看来，虽然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结合了谦虚和骄傲，但这类哲人还不够谦虚，也不够骄傲。因为他们还不能做到完全的自我克服。他们没有彻底意识到他们的本能。完全可以仿照苏格拉底的话来说：所有人都是无知的，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无知，因而具有了一点点知识；所有人都是驴子，但只有尼采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承认并嘲笑自己身上的驴子，因而与驴子拉开了某种距离，可以跳出思想的舞蹈。舞蹈需要起承转合，需要上下左右移动，需要“距离的激情”，需要维持灵魂中以及文化-政治中的内在张力。
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高人们——各种各样的知识人和精英们——最后在扎拉图斯特拉的影响下，似乎来了个根本转变，从过去崇拜上帝和精神转向快活地崇拜肉体和驴子，崇拜愚蠢，庆祝驴子节，甚至给驴子喝酒让驴子跳起舞来。[56]这是完全放弃了理智而崇拜驴子，与尼采的将每个人身上的驴子精神化的企图正好相反，因此，扎拉图斯特拉最后对他们失望，彻底放弃了向他们赠送智慧、使其成为自己的帮手和同伴的企图，他认识到对于“高人”的同情乃是他“最后的犯罪”，于是他在清晨离开他的山洞，让那些高人在里面兀自酣睡：
好吧！他们还在睡着，这些高人，而我已睡醒：他们不是我的真正的同道！……他们的身体里还缺少聆听我说话的耳朵——听从的耳朵。[57]
驴子的长耳朵是倔强的象征，而不是听从的象征。尼采需要的不是驴子跳舞，而是对于驴子的意识和思想能够翩翩起舞。意识到驴子，就说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是驴子，已经从驴子的重量下获得了某种解放。
尼采对于高人们的驴子和驴子节不满，希望用理性克服驴子，将其加以更高程度的精神化，因为哲学是最精神化或智性化的权力意志。
确实，一点点的理性，播撒在一颗颗星辰上的智慧之种子——这种酵母被混合进万物之中：智慧混合进万物之中乃是为了愚蠢之故。[58]
这并不是许多“愚蠢”（Narrheit）和“一点点理性”的机械相加。尼采说的是，之所以需要将一点点理性掺加到“愚蠢”，中，是为了愚蠢“之故”，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支配和转化关系。愚蠢仍然是主要的，但也是不足的，是深刻的，但也是低贱的。智慧被作为转变愚蠢的“酵母”而混合到万物之中，虽然数量上“一点点”，但却改变了万物。因为这是唯一可以获得的聪明。万物和人的底色是愚蠢，但是为了认识到这种底色，人必须具有“一点点的理性”，否则人甚至无法知道这是愚蠢。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他和其他人一样无知，但其他人不知道自己无知而自认为自己有知识，只有他知道自己无知，所以，神说苏格拉底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
必须有“一点点的理性”，才能将愚蠢命名为愚蠢并从而使其被意识到和被精神化，从而在使其精神上被克服。反过来说，虽然“愚蠢”需要被转化，但是之所以需要“大量”而不是“一点点”，之所以需要被转化而不是被消灭或清除，乃是为了“理性”“之故”，因为愚蠢是有力量的，是动力，它支撑着甚至分娩才智。我们既是愚蠢，也是理性，我们同时是这二者，我们用后者来前者克服前者，用前者来支撑后者：
你们必须在体内保有混沌，这样才能诞生出会跳舞的星星！[59]
尼采的“柏拉图主义”或“柏拉图化”在这里的表现是，在上述二者之间，居支配和统治高位的是智慧或理性。
正如柏拉图的灵魂学说和国家学说一样，尼采建立了一种灵魂秩序和文化-政治秩序，但这种秩序建立在哲人个人的特殊自然之上，是符合生命而非违反生命的自然秩序。新型未来哲人作为“最为精神化的权力意志”，将克服所有的重力之魔，从基本意志的狭隘视角心胸开阔地上升到“作为认识手段的生命”。
柏拉图（前427-前347）
尼采自许为“未来的哲人”，经常以从遥远未来返回的姿态讲话。按照尼采的说法，有一个特点使他卓尔不群：他在生命总体的问题上具有中立和超派别的视角，或者说，他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视角之间可以自由转换，他可以颠倒视角，也正因为如此，只有他才能重估一切价值：
从病人的透镜出发去看更健康的概念和价值，又反过来根据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来审视颓废本能的隐秘机制——这乃是我最长久的训练，是我最本真的经验，如果说我在什么方面是个大师，那我就是这方面的大师。我现在深谙此道，知道如何转换视角：也许正是因为如此，“重估一切价值”唯有对于我来说才是可能的。[60]
因此，重力之魔的最终克服被证明取决于一种自我克服。“哲人必须于自身中克服他的时代”。[61]哲人必须能够超越“一己私我性”（ipsissimosity）的魔咒。[62]
在尼采的秩序中，位于最高位置的哲人统治和支配自然的方式不是教条和独断论的哲学，而是个人性的、思想的舞蹈。他通过克服自己而克服他的时代。能够克服自己的哲人，而不是显而易见且普遍有效的原理，是所有重要认识或知识——包括对于自然等级秩序的知识——的基础，并因此是等级秩序本身的基础。
灵魂状态有等级之分，与之对应的是问题的等级之分；最高级的问题会毫不留情地把所有胆敢靠近者打发回去，倘若他们不是先天具备解决这些问题所必须的才智的高度和力量的话。[63]
因此，存在着一种自然的等级秩序，这个等级秩序的顶端是完成了的人[未来哲人]。他解决了最高也最难的问题。施特劳斯（Leo Strauss）认为，要想看看尼采如何走出智性的混沌，我们就必须看到这个问题。[64]
未来的哲人不仅仅克服和重估包括自身评价在内的一切价值，而且是新价值的创造者。但为了创造这些价值，他并非像过去那些价值创造者那样，颁布法律和学说，并使之成为固定的有约束力和束缚力的信条，而是坚信，一旦我们消除了过去的那些变得敌视生命或整体上敌视生命的虚假价值判断，从生命身上抹去过去道德、宗教和哲学那些已经变得不合适的百衲衣，随着生命恢复本来的可爱面貌，新的价值和价值秩序就会自动落成，包括灵魂秩序和文化-政治秩序。
生命蓬勃
生命的秩序将自然地成为新的价值等级秩序。因为生命蓬蓬勃勃，本来有力，本来可爱。生命自然的秩序乃是“自然的”秩序。未来的哲人乃是“生命”的最深爱慕者。他不创造生命，他不评价生命，但他认识生命，并将自己的一己生命作为认识生命的工具，超出一己“善与恶的细小视角”的认识工具，他通过放弃自己而赢得作为哲人的自己，赢得自己的地位、价值和意义：[65]
有一天，一个伟大的解放者，一个念头攫住了我：生命可以成为追求认识者的一次实验：不是一种义务，不是一场灾难，不是一个骗局！……“生命是认识的工具”。[66]
哲人通过放弃特定生命的价值评判将自己从特定生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上升到最为精神化和哲学化的“公正”的高度。作为“公正”的化身，哲人的权力意志肯定一切生命及其秩序，并作为肯定一切的哲人位于生命秩序的最高位置。
因此，未来的哲人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他的认识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生命的表征，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权力意志的精神化伸展，而且也是最高公正精神的化身和维护者，是生命秩序本身的维护者。
高级的精神状态恰恰是公正的精神化，是那种美好的严厉性的精神化，这种严厉性知道自己被授权，要在事物本身中，而不仅仅是在人类中，维持等级秩序。[67]
因此，针对有人批判说，所谓“世界就是权力意志”不也同样是从某一视角出发得到的特定解释吗？不是和其他解释同样是解释而不是事实吗？它不是同样一己之偏私因而不能要求作为真理的地位吗？尼采的回答是：哲人的权力意志学说同样也是一种解释，很好，这样更好！[68]因为这样的反驳恰恰证明了生命秩序的根本解释性特征，证明了世界的“从内部看”的透视性。对于哲人的权力意志及其解释来说，重要的不是逻辑和理论上的反驳，因为作为解释，所有的解释都必然是可反驳的，重要的是进行解释的生命或生命类型之间的等级秩序。生命就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就是解释和透视。
生命及其解释都同样不可反驳，但生命及其解释具有高下之分。最高的生命类型可以承认自己承认自身解释的解释性并包容其他生命解释。尼采认为，必须建立不同生命类型之间的等级秩序，生命类型之间的等级秩序是首要问题。[69]未来哲人的权力意志解释具有最广大的“优势境遇”，可以包容甚至要求其他解释的反驳。扎拉图斯特拉的“这样更好”回答显然不仅仅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俏皮风趣或玩弄逻辑的机智，它有其正面的积极的内容。[70]
扎拉图斯特拉为琐罗亚斯德的波斯语译名
琐罗亚斯德(波斯文原名:زرتشت，前628-前551)
肯定其他视角的存在，肯定视角的开放性，这不是一种限制，而是未来哲人超越自己、获得“公正”的哲人视角的立足点的机会。对于尼采来说，认识客观性不在于陈述或理论符合一个唯一的对象，而在于有效占有的视角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一种克服自身、力透纸背的主观性。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未来哲人的解释同样是一种解释，恰恰因为未来哲人的解释同样是一种解释，它却是“更客观的”解释。
因此，未来哲人的真理不是过去哲人的真理，它并不要求普遍性的理论形态，它从来没有宣称自己上升到“法则”或“真理”的确定性，那样将违反而不是证明它自己。未来哲人对于不确定性比对确定性有更高的评价。确定的真理，如实证主义者的真理，乃是弱者和平民的孱弱的真理。
对于尼采来说，“真理是个女人”，[71]而且“绝不是一个有德的女人”。[72]扎拉图斯特拉用来与“生命”共舞的是他的“狂野的智慧”。[73]未来哲人对于事物的估价从自身出发但同时又将自身包括在内。它因此避免了过去哲人总是落入的将自己的学说教条化的先天陷阱，产生了一种包容性的最广泛的透视视野。
尼采因此称未来的哲人为一种特殊的人的类型：“成全性的人”。他自身成全、自身正当化以及万物通过他而得以正当化。[74]成全性的人不仅克服其他人的视角而上升，而且在其顶点通过克服自己而下降，从而在上升和下降的运动中获得对于万物的成全和“肯定一切”。通过克服自己学说的固定理论形态，通过承认其他权力意志所具有的作用力量和范围，通过采用其他不同的方式和立场，通过狄俄尼索斯的变形和舞蹈，哲人的权力意志以更具活力的方式证明了自己，证明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价值，并通过自己的特殊地位维护了生命的自然等级秩序。哲人的生命由于达到了公正的顶点而认识和维持了这一秩序。哲人通过掌控最高天性自然（即哲人的最为精神化的权力意志）而控制千年意志，是最高等的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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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未来哲学有两个主要攻击对象，一个是传统形而上学、神学、道德的价值重负，他称之为“重力之魔”；另一个是在减轻重力之魔的重力的现代过程中，尼采所谓“颓废”蔚为流行起来。前者僵化而沉重，后者散漫而芜杂，是前者的解体现象。尼采希望用生命的鸢飞鱼跃的秩序来对抗这二者，未来的哲人则被指定为这一新秩序的顶点和公正的维护者。这一新秩序的最大特点是，它是一种秩序，但它不是抽象理论的秩序，而是生命的活泼秩序，建立在未来哲人的生命的力量和动态之上，在基本问题上仍然不失天真、活泼和顽皮，[76]每每如振翅欲飞高空的小鸟，箭一般地射向遥远的目标。它包含并促进复多、机运和生成。它不是灰色的理论秩序，而是长青的生态秩序。
四 虚静的哲人让万物舞蹈
尼采所谓哲人是“立法者”以及哲人支持等级秩序的说法，他在灵魂秩序与政治秩序之间的关联，极其强烈地令人想起柏拉图的“哲人王”。尼采因此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一个支持保守主义政治的反动分子。但这些联想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尼采以及柏拉图这些说法的语境和生命情境。
撇开柏拉图不论，支撑尼采自我克服的是哲人的“权力意志”，虽然是最为精神化的权力意志，这种权力意志最终登上了等级秩序的最高位置，并主张维护灵魂以及文化-政治上的等级秩序。这还不够保守吗？
但是，尼采所谓世界是权力意志，不过是尼采明确限定“从内部看”、根据其“智性特征”来规定和标识的世界，而智性和“内部”虽然具有重要性和最高地位，但却并非哲人关于世界的终极结论，而是一些自我探索的路标，他们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权力意志所克服的东西，与其不可分，克服与被克服者都在永恒复返：[77]
有时我们发现了解决问题的某些方法，这在我们身上激起了强烈的信念，有人此后就称之为他们的“信仰”。然后，人们发现，信仰不过是自我认识的足迹，是通往问题即我们自身的路标，——更确切地说，通往天大的愚蠢即我们自己，通往我们的精神的命运，直至在“那下面”的冥顽不化的东西。——在我们对自己如此充分限定和表示谦虚之后，我也许可以获准说出一些关于“女人本身”的真理，只是希望诸位从一开始就明白，这其实——只是我的真理罢了。[78]
言辞中的等级秩序并非现实中的等级秩序，内部的等级秩序并非外部的等级秩序。未来的哲人追求的不是新的统一性和最终目的，而是一种有力的行动，一个开放，一个未来，一个谜团：
一种新的哲人露面了：我大胆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一个也许不能完全避免错误的名字。如果我猜的没错，如果他们允许我猜对——因为他们天生就渴望在某种程度上不被猜到——那么，这些未来哲人也许有权——或错误地认为自己有权——要求被称为试探者。这名字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试探，你也可以称之为一种诱惑。[79]
因此，尼采将他最重要的计划中著作题为“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新哲人并不拥有真理，并不宣称自己的学说无可反驳，而是承认甚至邀请其他的解释反驳，甚至自我反驳，在这种反驳中透露出生命的深度和律动，以及生命的自然等级秩序。因为敢于承认不确定性和欢欣于自身观念的消亡不是哲人的缺陷，而是体现了生命的强力，是生命具有强力的标志。新哲人热爱真理，并拥有未来。未来的哲人是未来的开辟者而非终结者。
四位哲学家
在我们通常的印象中，尼采是一个极度自我中心的哲人，将他的学说和概念经常作海报似的张贴和宣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尼采又一直试图摆脱这种自我中心，他称这种难以摆脱的自我中心主义为“可诅咒的”。因此，他的各种学说又是有保留的、打折扣的，与他的思想的强烈的自我意识特点相伴随的是一种持续的有意识的自我疏离。尼采是否最终成功地疏离了自我，或者他的自我疏离达到了何种程度，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尼采思想的这一面向的存在提醒我们，正如扎拉图斯特拉要求他的弟子们的，也许要追随尼采学说的内在固有精神，就必须与他的那些最著名学说保持某种恰当的距离。
尼采的思想和文字在其轻快明亮的外表下是极度复杂的内容。尼采期待“完美的读者和语文学家”对他的作品的解读。[80]这种解读除了对于哲人所肩负的自我克服责任的意识以外，还包括尼采自己对于所有思想和语言本身的有限性的意识。尼采认为，包括他自己的思想在内，所有思想当其出现在意识中，出现在文字中，都已经是来得太晚的思想，清晨带着露水的思想总是永失无返。
哈，你们到底是什么呢，我所书写和描画的思想！这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你们还如此斑斓、年轻和险恶，散发幽香，让我打着喷嚏笑——而现在呢？你们的新鲜已经消退了，你们中有一些，我担心，已经成为真理了：它们看起来已经如此不朽，如此令人心碎地正派，如此乏味！……
我们这些使那些能被书写的事物永恒化的人，我们唯一能够描摹的是些什么啊？哈，永远只是消歇殆尽的雷雨和迟暮枯黄的感觉！哈，永远只是倦飞而迷失的、让自己被一手逮住的鸟，——被我们的手！我们使之永恒的，是再也不能长生和高飞的东西，只是些疲乏、酥软的事物！现在是下午，我用很多色彩描写你们，但没有人知道你们在清晨时的模样！[81]
甚至哲人也——也许尤其是哲人才——总是朝花夕拾而非带露折花。与黑格尔的只是在黄昏降临后才起飞的雅典娜的猫头鹰正好相反！不仅是意象内容相反，而且是其中的自我疏离和自我圆满的态度也正好相反！如德里达所说，尼采思想的特异之处在于，他承认这一不利限制，将这一限制变为一种有利条件，跳起思想和风格的独特舞蹈。而尼采的思想和文本的自我有限性也要求解读者的自我克制和解读的有限性。换句话说，尼采的作品的有限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构成读者的解读的有限性。读者必须同时超越界限和停留在界限之内，以免在消除文字的形而上学的同时，又重新生产出一种呼吸和声音的形而上学。[82]
另一方面，所有语言之所以都具有某种无力性，这不仅是因为有一个它不能开始的“清晨”，而且也因为它有一个它不能终结的“黄昏”。语言不仅不能捕捉清晨花朵的奇妙芬芳，而且也不能保持自己的固定的含义，甚至不能保持自己的固定的形式，因为一个语词，一个能指，一旦说出，就是说出了关于它本身的一切。开始就是结束，诞生就是死亡。“形式是流动的，而意义尤其如此……。”[83]与语言那不可返回的神秘过去对应的，是一个因为说出了一切因而只剩下沉默的未来空间，一个平坦的、没有权威和起伏的空间，[84]每一个说出的语词都在大地上犹如飞花转蓬无尽流浪。它是否仍然在期待某种复活？
尼采（1844-1900）
因此，与海德格尔所谓作为权力意志形而上学家的尼采形象相反，在尼采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尼采试图留给读者和弟子的不是让他们直不起腰的重负和阴影，而是一根危乎高哉的“轻便的绳索”，不是败坏“生成之无辜”的各种目的、意义和统一性，而是抖落了一切阴影、将过去和未来凝聚成当下光华的“正午的时刻”，让读者可以在一切确定性隐退之后踏索而歌，翩然而舞。[85]这是未来哲人的权力意志而非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的权力意志。正如施特劳斯所说，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将无从了解，尼采是如何走出他的“智性的混沌”的。我们也将无法抓住尼采递给我们的“轻便的绳索”。
注释
*特别感谢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访学者项目为本文写作提供的支持；本文部分内容曾在高研院报告，感谢对报告提出建议和批评意见的王庆节、许纪霖、查屏球、陈真、张薇薇等教授。本文使用了多种尼采著作中译本，感谢各位中译者的辛劳。
[1]作者简介：田立年（1962-），男，河北人，哲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德国哲学、政治哲学等研究。
[2]尼采：《善恶的彼岸》，赵千帆译，北京：商务，2016年，§28。
[3]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重力之魔”。
[4]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论读和写”。
[5]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坟墓之歌”。
[6]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创造者的道路”。
[7] 尼采：《狄俄尼索斯颂歌》，孟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猛禽之间”。
[8] 尼采：《善恶的彼岸》，前揭，§9。
[9]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查拉图斯特拉的前言”。
[10] 尼采：《狄俄尼索斯颂歌》，前揭，“猛禽之间”。
[11] 尼采：《善恶的彼岸》，前揭，§284；亦参朗佩特，《施特劳斯与尼采》，田立年、贺志刚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页121。
[12]尼采：《善恶的彼岸》，前揭，§284。
[13]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赠礼的美德”。
[14]参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页509、516、900、1231。
[15]尼采：《重估一切价值》，林茄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页1011。
[16] “精神就是切入自己生命中的生命；它通过自己的痛苦增加自己的知晓”。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著名的哲人们”。
[17]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前揭，页649。
[18]尼采：《快乐的科学》，杨恒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351。
[19]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前揭，页566。
[20] 尼采：《快乐的科学》，前揭，§347。
[21]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 “日出之前”。
[22] 尼采：《朝霞》，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9。
[23]尼采：《权力意志》，前揭，页722。
[24]海德格尔，《尼采》，前揭，页33、772。
[25]尼采：《权力意志》，前揭，页901。
[26] 尼采：《偶像的黄昏》，李超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哲学中的‘理性’”。
[27]尼采：《哲学与真理》，田立年译，上海：上海社科院，1993，页76。
[28]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读和写”。
[29]尼采：《权力意志》，前揭，页1162。
[30] 尼采：《权力意志》，前揭，页329。
[31]尼采：《权力意志》，前揭，页673；亦参海德格尔，《尼采》，页142。
[32]尼采：《权力意志》，前揭，页584、585。
[33]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前揭，页569。
[34] 尼采：《善恶的彼岸》，前揭，§56。
[35] 尼采：《人性，太人性》（上卷），魏育青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168。
[36]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前揭，页173。
[37]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前揭，页97。
[38] 尼采：《善恶的彼岸》，前揭，§40。
[39]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15。
[40] 尼采：《朝霞》，前揭，§116，§119。
[41]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前揭，页95。
[42]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前揭，页307。
[43]尼采：《权力意志》，前揭，页983、984、1034。
[44]尼采：《哲学与真理》，前揭，9页。
[45]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前揭，页1011。
[46] 尼采：《悲剧的诞生》，前揭，§5。
[47] 尼采：《快乐的科学》，前揭， “题记”。
[48]尼采：《哲学与真理》，前揭，页7。
[49]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前揭，页1015。
[50]尼采：《权力意志》，前揭，页712。
[51] 尼采：《善恶的彼岸》，前揭，§3。
[52] 尼采：《善恶的彼岸》，前揭，§8。
[53] 尼采：《历史学对于人生的利弊》，李秋零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
[54] 尼采：《善恶的彼岸》，前揭，§191。
[55] 尼采：《快乐的科学》，前揭，§351。
[56]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驴子节”。
[57]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预兆”
[58]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 “日出之前”。
[59]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查拉图斯特拉的前言”。
[60] 尼采：《瞧这个人》，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我为什么如此智慧”，§1。
[61] 尼采：《瓦格纳事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孙周兴译，“序言”。
[62] 尼采：《善恶的彼岸》，前揭，§207。施特劳斯对比柏拉图和尼采：柏拉图从不指向自身，尼采总是千方百计指向自身，创造了“最私己自我性”这个词汇，并称之为“可诅咒的”。尼采迫使我们在评判其作品时凝视他这个人，评判他这个人及其可诅咒的私己自我性；由于尼采，哲人的人性，而非哲人之外而哲人希望指向的某种东西，某种理想化的人，某种神圣的自然，成为我们注意的中心。见朗佩特：《施特劳斯与尼采》，前揭，页26、27。
[63] 尼采：《善恶的彼岸》，前揭，§213。
[64] 施特劳斯：《哲人的自然与道德》，曹聪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299。
[65] “公正，作为一种全景式眺望着的强力的作用，它超越善与恶的细小视角向外观看，因而具有一个广大的优势境域——其意图是保存比这个和那个个人更多的某物。”，转引自海德格尔：《尼采》，前揭，页886。
[66] 尼采：《快乐的科学》，前揭，§324。
[67] 尼采：《善恶的彼岸》，前揭，§219。
[68] 尼采：《善恶的彼岸》，前揭，§22。
[69] 尼采：《作为认识的权力意志》，周国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页178、179。
[70]参朗佩特：《施特劳斯与尼采》，前揭，页43。
[71] 尼采：《善恶的彼岸》，前揭，“序言”。
[72]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另一支舞曲”。
[73]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一支舞曲”和“另一支舞曲”。
[74] 尼采：《善恶的彼岸》，前揭，§207；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论救赎”。
[75]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前揭，页1000。
[76] 施特劳斯：《注意尼采的<善恶的彼岸>的谋篇》”，林国荣译，载朗佩特:《施特劳斯与尼采》，前揭，页207；亦参朗佩特的有关讨论，同上书，页41。
[77] “在那里，一切转变，都是群神的舞蹈和群神的一时高兴……那里，我也又发现了我的古老的魔鬼或大敌，就是重压之魔……因为，跳起舞来，不是必须有踏在它上面、从它身上舞过去的东西存在吗？为了轻捷者和最轻捷者，不是必须有鼹鼠和沉重的侏儒存在吗？”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旧的和新的法版”，§3。
[78] 尼采：《善恶的彼岸》，前揭，§231。
[79] 尼采：《善恶的彼岸》，前揭，§42。
[80] 尼采：《朝霞》，前揭，“1886年前言”。
[81] 尼采：《善恶的彼岸》，前揭，§296；亦参尼采：《偶像的黄昏》，前揭，“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沉思”，§26：当我们把某种体验形诸语词时，我们已经失落这种体验了。
[82] 参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第一章。
[83]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页56。
[84] 参雷米·布拉格：《圣言的无力：说完了一切的上帝》，陆象淦译，载《第欧根尼》，1996年第1期。
[85] 尼采：《快乐的科学》，前揭，§347。
作者简介
田立年，哲学博士，现为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尼采著作以及尼采研究著作的翻译和研究。
延伸阅读
（编辑：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