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论性道德与美国性格的成因
在《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抨击了贵族的包办婚姻（arranged marriage）原则，认为它应该对1830年代危害法国人自由的放荡性道德负责。他维护了民主的自由婚姻原则，并把它与美国普遍的贞洁（chastity）和政治健康相联系。同时他也说明，在某些情况下自由婚姻也可能促进放荡行为。但托克维尔认为，通过使被启蒙的自爱（enlightened self-love）成为女性贞洁的主要基础，通过防止世俗化对基督教性道德的损坏，以及通过建立有限形式的性平等，美国的道德家们成功防止了放荡行为的出现。尽管托克维尔没有预见到美国的性革命，但他在《民主在美国》中告诉了我们很多导致它的原因。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性革命的政治重要性，或者改变它的进程的可能性或好处。
托克维尔研究美国性道德的直接原因，是为了解决大革命之后法国所面临的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尽管法国大革命使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得到了永久性的民主化，它没能建立起维持自由的所必需的习俗或性格特点。托克维尔认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在新时代中人们对什么是美德的正确基础，存在思想上的混乱和冲突。当法国的自由主义者要求一种理智的、世俗的、和基于启蒙运动哲学的道德观时，保守的贵族们却寻求恢复革命前天主教的垄断统治。这些不同的派别在进一步民主化的速度和范围方面的观点也冲突。自由主义者想迅速摧毁旧政体的所有残余，而保守者则试图抑制民众的意愿。最终，法国被各种不同的哲学理论所充斥，这抑制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也压抑了政治家才干的创造力。当1831年托克维尔和博蒙特（Beaumont）去美国时，这些事态发展事实上已经耗尽了这个国家的道德资源。法国道德危机的最明显的征兆之一，就是性放荡的高发生率，尤其在中下阶层当中。托克维尔认为这种邪恶给他的国家的自由带来了严重威胁。在他看来，不受约束的纵欲放大了自私，扭曲了判断和感受能力，并使个人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在破坏了家庭生活之后，它必然还会索取一大笔政治费用。在法国，它削弱了对合法权威的尊重以及对共同的善的关注，因而为暴政创造了条件。托克维尔担心很快会兴起一种新形式的凯撒主义，在其中法国民众与一个有无限权威的个人相对立。托克维尔认为，他的国家可以规避这种危险的唯一途径，就是道德改革。与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欧洲和美国的思想者不同，他认为好的习俗惯例对民主自由的价值，要比理想的地理环境或好的法律的价值还要大。在这一方面，他同意卢梭的观点，相信习俗是政治生活的“不可改变的基础”。托克维尔写作《民主在美国》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向他的同胞们说明习俗是如何为美国的自由做出贡献的，而且好的习俗——如果形成了的话——同样也可以为法国的自由做出贡献。在《民主在美国》中，他仔细审视了创造和维持美国习俗的各种因素。虽然他承认两个国家在自然、历史和政治方面存在差异，他仍认为法国——这个新兴的民主国家——可以从美国长期的民主经验中得到益处。
托克维尔对美国性道德的高水平的印象尤其深刻。与困扰法国的道德和政治混乱相比，美国的家庭生活稳定，法律和政府受到尊敬，自由也得到保障。托克维尔觉得整个国家的贞洁应大体上归功于美国女性，因此认为形成她们这种性格的各种因素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虽然他没有解释为何应归功女性，我们可以认为他又一次赞同了卢梭的观点，即强调女性控制男性性行为的能力以及建立孩子合法性的能力。
这种广泛忽略的原因并不难发现。尽管托克维尔仔细探索了美国女性贞洁的原因，但他用来说明它的政治重要性的理由是简洁的，因此，与他详细讨论的宗教和政治参与等其它美国民主的支柱相比，这不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主题。更重要的是，托克维尔关于贞洁的观点与当代不论是公众还是学术的观点都十分抵触。大多数美国人即使不是举手拥护至少也是接受性革命，并认为两厢情愿的成人之间的性行为是一件私事。如果要为贞洁辩护，理由通常也是宗教的而非政治的。然而托克维尔警告说，自由的狂热支持者们忽略了性格的问题，他们可能为此要付出代价。为此，他设计出他的“新政治科学”来避免这种后果。这警告本身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他的观点。
因此，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托克维尔关于为何1830年代美国女性如此贞洁的观点。他考虑了几个解释性因素，包括人口的种族成分、国家的气候、宗教、社会条件以及政治家的作用。我将按照程度的递增顺序，讨论每一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我还将讨论托克维尔对美国男性性行为的简要但重要的分析。最后，我将批评性地评论一下托克维尔的分析，希望借此阐明一下最近美国在性行为方面的戏剧性变化以及贞洁在未来的前景。
要了解托克维尔关于性道德的观点是件困难的工作，部分是由于这一主题的复杂性，部分是由于他谨慎的写作风格。托克维尔为自己的“机敏和审慎”而自豪，他让自己的观点“逐步地展示出来，而不是一股脑把它们抛给大众”。而且，他对法国波动的政局十分敏感，寻求在不加剧各对抗团体之间的差别的情况下，整合他们对他的事业的支持。因此，他分析的不同部分针对不同的读者群，同时模糊它们之间的明显矛盾。比如，他试图让法国的自由主义者相信基督教对性道德是重要的，同时又努力说服保守者相信贞洁需要一个世俗和民主的基础。为了调解这些矛盾，我们必须仔细关注他的文本的逐步展开。托克维尔的首要关注，是反驳那种认为种族或气候之类人无法控制之力量决定了性行为的思潮。他认为这些解释无法让人信服并且有害，因为它们鼓励了自由的一种重要决定因素的被动性。尽管他观察到在美国南方的黑人中有相当多的放荡行为，他把这归咎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而非肤色。奴隶制剥夺了其受害者发展道德的机会和合法家庭生活，甚至控制他们的身体。是这些条件，而非天生的道德低下，导致了黑人性关系的短暂性以及普遍的种族混杂行为。同样，种族理论无法解释英裔美国人和他们的英国兄弟的不同的性道德水平。尽管有相同的生物遗传，英裔美国女性在所有与性行为有关的事情上都比她们的英国姐妹的表现要好。托克维尔同时还降低了地理的重要性。虽然他承认气候对性欲的强度有影响，但他认为气候不如宗教、社会和政治惯例对一个国家的性习俗的影响大。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有着不变气候的国家，当政体发生改变时，性生活也可能发生巨大变化。这就是大革命之后法国的情况。在旧政体的最后几年里，放荡行为在腐败的贵族阶级中随处可见，而法国的大多数民众受习惯和信仰的影响仍然正派朴实。尽管大革命带来的突变扰乱了民众的性道德，但它使残余的旧贵族又恢复了他们曾经体面的道德标准。起初，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性道德的高水平应归功于基督教对美国女性的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起源于十七世纪移民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他们移民的目的是希望按照自己对上帝意志的独特理解来生活。这些基督徒们以他们的虔诚以及道德和宗教原则的严厉而著称。他们的性行为准则要求他们未婚时保持贞操，已婚后保持自制和忠诚，并严格避免所有形式的放荡行为。清教徒们在实施这些规则时的热情让托克维尔都觉得有些过度。然而整体来说，他敬佩他们的社会风气，而且偶尔还觉得它的道德影响从殖民时代一直持续到杰克逊时代。托克维尔把性道德与基督教虔诚相联系，是为了强调宗教对美国政治健康的重要性。他进一步辩论道，基督教是这个国家的民主原则、约束习惯以及对自由的本能热爱的源泉。托克维尔希望法国自由主义者能够做出妥协，承认基督教是一种珍贵的“政治习俗”（political institution），即使无法把它当作一种受神灵感召的信仰。但他关注的不仅是语言修辞。他认为如果没有普遍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可能在任何现代民主国家中生存。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他对美国性道德的最广泛的讨论中几乎没有与宗教有关的参考。而且，在讨论美国家庭生活和教育时——传统牧师们认为只属于他们的领域——他也没有重视宗教。
如何来解释这种反常？托克维尔认为，虽然当初美国高水平的贞洁归功于基督教，但它对性行为的影响从殖民时代以来有了相当大的减弱。他所认识的美国人比他们的清教徒祖先要世俗，而且普遍“希望在他们集体的限制之内而非之外，找到信仰的仲裁人”。这种转变的原因是社会条件的平等化，但具讽刺意味的是，清教徒当初是出于宗教原因把平等引入美国的。随着平等的力量日益增大，它逐渐对美国性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基督教仅发挥重要但却二等的作用。这一转变在托克维尔对性行为最详细的讨论中有所反映，在其中他明确表示平等是造成美国习俗的严格性的原因。但对平等和贞洁之间精确关系的确定却比最初看来的要复杂。在他的长篇分析的开头，托克维尔首先批评了贵族的包办婚姻习俗，这种习俗虽经历了十九世纪法国生活的普遍民主化仍然保存了下来。根据它，父亲拥有为女儿选择结婚对象或否决他们认为不配人选的权利。适合的首要标准就是是否属于同一阶级。维护包办婚姻的人认为，父母的抉择比自由恋爱更能保证婚姻幸福。托克维尔不同意。他指出多数父亲在安排婚事时主要考虑的并非女儿的个人幸福，而是促进家族的经济和政治目标。他还将这种父权的滥用与婚姻权威的不正当使用和其它对女性自由的侵害联系起来。他相信，正是这些做法应对法国大量的不稳定婚姻和非法恋情负责。托克维尔在美国没有发现贵族婚姻习俗的痕迹。到1830年代，平等已经削弱了美国丈夫和父亲们的权威，创造了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并建立了这样的原则，即在婚姻中，“每个人选择自己的伴侣，无需外来的影响或暗示”。他认为这种类型的婚姻是民主制度在道德上优越于贵族制度的标志。在美国，女性可以通过婚姻来争取个人幸福，并享受基于相互爱恋和尊敬的婚姻关系。他还认为婚姻自由是这个国家高水平贞洁的主要原因。他的观点是，只有当女性被逼违背意愿结婚时，她们才会放荡。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妨碍她们自由选择，她们就会单身时保持贞洁，婚后会保持忠诚。
不幸的是，托克维尔从性道德的角度比较婚姻自由与父系权威，这一比较并不像开始时那么清楚明白。他批评包办婚姻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服法国的贵族们放弃他们注定灭亡的社会体系的最后的残留物之一。当然，仔细的读者发现，他已说明贵族制度在先民主时代能够促进贞洁。他还认为，他那一代人的性混乱可能更多地是由法国民主的不成熟造成的，而非贵族制度对自由的约束造成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法国所需要的就是耐心，等待平等的“有益影响”对性行为发生作用。
然而托克维尔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下，平等与女性贞洁的关系也是成问题的。准确地说，他的论点是平等本身并没有创造严格的习俗，而是加强了导向这种习俗的已有趋势。事实上，当贞洁的宗教根基被抛弃时，平等可能有助一种放荡气候的形成。这有几点理由。在托克维尔看来，性激情是“人心中最专横的激情”。当基督教真正统治了女性的灵魂时，它抑制了这些激情，证明它们是罪恶的，甚至可能培养一种忘我的虔诚而使放荡行为成为不可理喻之事。这就是清教徒美国以及贵族法国的状况，尽管它们的社会体系差别巨大。然而，当民主削弱了传统宗教，它就否定了贞洁的崇高基础，并解放了性欲，任其泛滥。
在女性生命的最无耐心、情绪最不稳定、品味尚未形成的阶段，民主也赋予了女性巨大的自由。同时，民主使身体吸引成为婚姻的一种自然和合法的基础。托克维尔相信，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定会增强她们的性欲望。“每一种激情，如果它得到的关注愈多，就会变得愈强烈，”他说道，“而且愈是满足它，它就愈会膨胀”。
最终，民主助长了一种新形式的自私，托克维尔称之为个人主义。这一现象使人们几乎总是关注自我，而且，他认为这是平等所释放的最强烈、也可能是最危险的力量之一。尽管个人主义有助于对个人幸福的关注，但它消弱了个人忠诚，并以牺牲长远目标的代价加强了对短期快乐的欲望。托克维尔对个人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它对男性公民的负面影响方面。他相信，如果个人主义与对平等的过度热爱相联系，也会削弱女性的道德责任感。这就是托克维尔在欧洲版的性平等中看到的危险，那种性平等给了女性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与男性同样的权利、责任和功能。
通过说明成熟民主制度对放荡行为和严厉道德都不排斥，托克维尔强调了美国政治家们所面临的政治挑战。他们的任务是发展出一种新的、世俗的促进贞洁的策略，它不仅可以替代宗教的保障，还可以保存女性的自由。这种新方法的中心观点，就是托克维尔称为“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self-interest properly understood）的教义。这一教义强调美德和私人利益的关系，取代了基督教利他主义而成为美国道德生活的规范概念。它的正常功能的发挥需要个人自由和足够的启蒙，以防止自私变得粗燥和有破坏性。可能是想避免冒犯虔诚的人们，托克维尔没有明确地讨论利益在管理性欲中的作用。但只要仔细阅读他的分析，就会发现它普遍存在其中。
美国的道德家们通过一个精致的教育体系将启蒙了的自爱原则（the principle of enlightened self-love）灌入了美国女性的灵魂之中。传统基督教教育家们视女性为“引诱的但不完整的人”，由于她们在性方面的不坚定，需要对她们的自由严加限制。在托克维尔的法国，教会仍然控制着年轻人，女孩们接受的是一种“顺服的、隐退的和几乎避世的”教育，目的是使她们对世界无知并压抑她们的性欲望。这种教养加强了法国社会的家长结构，并创造出胆小、依赖和自我贬低的成人女性。
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人依赖自由而非权威来教育他们的女性。虽然他最初把对自由的这种运用与美国的新教传统相联系，他后来说明它代表了与宗教传统的真正的决裂。清教徒拥有政治自由，但他们的道德生活却比他们所鄙视的天主教徒还要拘谨。清教女性学到的所有关于性行为的知识，都是“被事先分类、调节、预见和决定的”。可他们的后代受到的教育却是，要学会在对世界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做出独立的道德判断。导致这种倾向的不是基督教，而是对知识的一种哲学探索，这种探索作为民主革命的后果主导了美国人的生活。
美国的道德家们希望，一种自由的世界观可以让年轻的女性们认识到贞洁的好处。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被他们照管的人的美德经常处于危险之中，需要做出“巨大努力”方可使她们把握住自己。他们教学的部分内容就是训练女性理解贞洁的价值和情欲的本质。他们还教会年轻人如何通过意志力、自信和智慧来保存美德。当然，这些教学要求女性通过在社会中与男性接触来学会关于男性的许多事情。总的来说，她们关于人性的丰富知识让托克维尔“大为惊讶和甚至害怕”。当所有其它的方法失败时，美国的道德家们会寻求宗教的帮助。然而，即使是对虔诚的殷切求助，也极可能是启蒙了的自爱的不同版本而已。
开始时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女性会觉得贞洁是有益的。确实，考虑到她们所经历的诱惑以及传统权威的普遍势微，她们所表现的自制是令人吃惊的。托克维尔解决了这个困惑，他认为年轻人在性方面所拥有的自由并不真实。他相信，所有社会都必须接受一个外在的道德权威，这样它们的成员们才可能有效地运作，不论是单独一人还是集体。对他来说，研究社会习俗的中心问题不是这样的权威是否存在，而是它存在于哪里。托克维尔断言，在民主国家中，多数人意见决定了什么样的行为是荣誉的以及什么样的行为是不荣誉的，这比任何传统道德规则都更严格地限制了自由。民主国家视为荣誉的道德内容是由多数人的真实或感受到的需要所决定的，可能与普遍有效的伦理原则一致，也可能不一致。
在1830年代，美国的公众民意谴责放荡行为的严厉程度史无前例。托克维尔认为这种严厉部分是受基督教的影响，尽管它当时势微，但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塑造着民意。然而，严厉的主要原因，是普遍的对物质获取的饥渴，这种物质获取当时受到了平等的威胁。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是一个贸易和工业社群，完全致力于开发利用这个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美国人珍视贞洁，最主要是因为它培养了商业习惯，使家庭具有生产力，并帮助维持了对繁荣至关重要的政治稳定。托克维尔强调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为的是强调世俗对美国贞洁的支持程度。他指出，基督教之所以得以保存部分也是由于它自我调节以适应了整个国家对财富的热爱。他暗示，如果贞洁妨碍而不是服务了经济的增长，那么它在美国宗教中的地位不可能如此稳固。
托克维尔把贞洁和公众民意联系起来，为理解美国年轻女性所享有的自由提供了新的帮助。简单地说，自由并非容许未婚者在性事方面有重要的道德选择，而是说明贞洁对她们的未来幸福至关重要。一个聪明的学生进入社会后会很快知道性方面不良行为的昂贵代价。“任何时刻当她偏离她的同时代人的惯例时，她都是在把自己的内心平静、声誉以及社交形象置于危险之中”。托克维尔十分清楚，这样的压力只会使女性在行为上而非在性情上保持贞洁，因此她们并非具有真正的美德。但是他相信，民主时代可以希望普遍达到的就只能是这种美德。
然而，女性自由的目的，就是让她可以决定何时出嫁以及嫁给何人。如果自由被适当使用，它可以使她发现一个真正的伴侣——一个可以满足她不同生理和心理需要、并与她生儿育女的男人。这显然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伴随着重大的责任，并不可挽回地决定了她的幸福前景。虽然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有不少女性选择单身生活，离婚却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因此，女性们都小心行事，直等到自己的思想有经验和成熟之后才做决定。但她们的抉择的自由本质，最终会赋予她们内在力量来毫无怨言或悔恨地承受后果。
正如托克维尔所形容的，婚姻生活的道德严肃性大大削减了女性单身时曾拥有的独立和快乐。公众民意将美国的妻子们限制在“家庭职责的安静圈子内”，甚至迫使她们屈服于比欧洲女性所屈服的“更严格的职责”。确实，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一个女性与男性社会的接触在她结婚那天就事实上终止了。尽管道德家们以不同的理由维护这些限制，他们的中心目的是建立已婚女性生活的“规则性”，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保证她仍然贞洁。这些新的镣铐说明了美国人对女性通奸问题的重视程度。他们认为，从对家庭稳定和整个国家的道德基础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罪行比通奸所带来的危害更大了。
托克维尔宣称这些女性是真正自由的，对此今天的读者可能持怀疑态度，如果不是不相信的话。她们的艰难生活以及所经受的限制，让我们既同情又气愤。但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的婚姻在两性关系上取得了一个革命性的进步。理由很简单。尽管还有各种限制，美国的已婚女性在生活中的地位比欧洲的已婚女性要高。尽管欧洲男性们奉承和娇纵他们的妻子，但他们有十分夸张的男性优越感，以专制的方式统治她们。女性可以对自己的丈夫施加重大影响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通过对性力量刻意使用。
相反，美国的妻子们享有一种史无前例的与伴侣的平等地位。她们通过这样一个契约进入婚姻，这个契约假设夫妻双方都是自由和有道德责任感的成年人。她们对婚姻权威的屈从基于同意而非强制，而且这种屈从还受到对她们的判断和美德的普遍尊敬的限制。美国的女性还承担各种责任，这些责任在尊严上与她们的丈夫的责任平等，如果不是更高的话。其中最重要的责任，是把这个国家所保留下来的基督教传统传授给子孙后代，并培养他们对自由的热爱。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妻子们比丈夫们更善于这项工作，尽管她们有自私的倾向。这部分是由于她们有更多的自然虔诚，部分是由于对她们的限制为她们提供了反抗个人主义最坏方面的保护板。
托克维尔相信，美国让女性在性格塑造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决定，是极具政治天才的一个举动。在贵族国家中，男性被认为是习俗的仲裁人，因此违反了他所认为的自然的意图。这种扭曲剥夺了女性建设性使用自己天分的机会，并恶化了家庭和政治中的暴政。相反，美国的妻子们占据了一个高的位置，主要是因为在为自由事业的服务当中，她们的道德教育有效地补充了她们的贞洁。确实，通过强调习俗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托克维尔暗示女性对美国自由的贡献要比男性多，虽然她们并无政治权力。
美国人对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的尊敬，使他们采取严格的措施来防止对她们的美德的外来威胁。他们对女性比较关心，与此相比，法国人则对女性的脆弱表示轻蔑。在美国，民意不会容忍任何让一个体面女性觉得受到冒犯的语言或文学。尽管没有像法国那样的官方审查制度，没有一个美国作家会受到引诱去写淫秽书籍。美国人同样也拒绝法国人对通奸的双重标准。在美国人那里，托克维尔注意到“引诱者与他的受害者一样名誉扫地”。最后，虽然法国人对强奸犯尚存一丝宽容，美国人则认为他们应判死刑。1830年代的美国是如此安全，以至年轻女性们可以“单独一人长途旅行而不必担心害怕”。
除了这些保护措施，美国男性对他们国家的道德的危害也相对较小。他们普遍寻求家庭平静，并避免任何类型的浪漫冒险。这种乖顺，部分是由于婚姻的自由，部分是由于民意的限制，部分还由于成熟民主倾向将男性精力导向对财富的获取。商业生活使我们的祖先们出奇的实际、心无旁骛、和性冷漠。它还使他们特别欢迎启蒙了的自爱教义，这种教义把禁欲主义与长期经济目标的达成相联系。
美国男性的确有光顾妓女的弱点，这种恶习不需要投入多少时间、情感、和想象。立法者容忍了妓女行当，因为它帮助防止通奸，间接地保存了国家的道德。托克维尔认为这种政策是对难以驾驭的男性性欲的遗憾却又智慧的妥协。
在此，需要给我们的论点做一个简短总结。托克维尔关于美国性道德的讨论主要是为了十九世纪的法国，那时的法国尽管已经迎来了政治上的民主，但两性之间的关系仍然主要建立在旧政体的社会原则之上。他相信，这些原则的第一条，即包办婚姻，应该对威胁法国自由的性放荡负主要责任。他的策略是通过展示诸如婚姻自由和女性享有更大自由这些原则的内在正义和对性行为的有益影响，来赢得不情愿的贵族们对它们的总的支持。这些原则在1830年代的美国都可以看得到，它当时所拥有的贞洁水平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都要高。
然而，由于不受约束的性欲可能对贞洁造成的威胁，托克维尔并不认为女性自由与严格道德之间的关系简单。事实上，他钦佩美国的政治家们设计出了这样的策略，它们既保存了自由的精髓，又防止了它堕落为放荡。他们的首要成就，就是建立了这样一个教育体系，它以启蒙了的自爱而非宗教为贞洁的主要基础。当利益取代虔诚成为多数美国人行为的驱动力时，这种改革是必要的。可是，通过调整基督教使它与多数人观点一致，他们也设法保存了基督教性道德的残留影响。
美国的道德家们也提高了已婚女性的地位，使她们在道德和智力上与男性平等。但他们并未赋予她们社会和政治权利，以此来防止通奸。托克维尔认为这种性平等形式是“民主进步的正确观念”。它既保全了家庭的完整，又给了女性一个独特机会来塑造可以促进自由的美国性格。它也使美国男性，与法国或其它欧洲国家的男性相比，在道德过失方面要承担的责任更多。
尽管托克维尔的分析既深刻又细致，他关于美国性道德的描述仍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托克维尔因其对当时美国生活和问题的洞悉以及对未来政治事件的敏锐预测能力而受到广泛推崇。但是他未能预见到改变我们这个时代道德面貌的性革命。确实，托克维尔从未怀疑过美国对放荡问题的解决方法的长期有效性。可是在过去的一代人中，我们亲眼目睹了乱交、通奸、强奸以及其它形式的性行为，这些在托克维尔的时代是相对罕见的。尽管爱滋病的流行和正统派基督教（fundamentalism）的兴起使传统道德近来有轻微的复兴，流行的性伦理仍然是完全相对主义的一种。
尽管托克维尔对美国未来控制放荡行为的能力的乐观态度是没有根据的，《民主在美国》仍然是帮助我们理解性习俗为何最终改变的源泉。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性革命来源于激进化了的民主原则，这些原则正是托克维尔认为在他的时代促进了贞洁的那些原则。简单描述一下这些原则如何培养了放荡行为，会说明他在多大程度上错误判断了它们的效力。
托克维尔的第一个错误，是认为把美国女性从传统镣铐中解放出来的民主力量，可以被限制在当时已经确立的局限之内。尽管他知道要求平等的民主激情是“热烈的、无法满足的、永恒的、和无法战胜的”，他仍然预测这种激情会尊重当时抑制欲望的各种不平等。他断言“你永远不会发现美国女性……既操持生意，……又干涉政治”，或者“认为婚姻权威是……对她们的权利的一种侵犯”。可是自从他写书以来，美国为女性建立了政治平等，并取缔了对女性的多数经济和社会歧视。而且，现在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婚姻是一种共享决策权的关系而非服从和命令的关系。这些改变使美国更接近托克维尔所反对的激进的欧洲版性平等。这一转变得到了美国科学发展的某些帮助，托克维尔对此也认识到并做了分析，但他却未能将此与女性自由的增长相联系。他预测，在一个成长的商业民主国家，大多数科学家寻求的是促进物质幸福而非沉浸抽象理论研究。他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一部可以减少工作或降低经济生产成本的机器，都似乎是“人类智力的最辉煌的成就”。到二十世纪初，节约劳力的机器把女性从耗时的家务中解放了出来，这些家务对女性的束缚应负部分责任。技术发展也使大量的女性得以进入劳动力市场，涉入社会和政治活动，并扩展她们的智识视野。
然而，与两性关系相关的最重要的科学发明是避孕方法，这最先出现在十九世纪中期的美国。控制生育的手段把性行为与父母职责分开，使婚外恋免受公众指责。诸如心理分析的科学理论通过歌颂性快乐的好处，助长了这种自由。最后，整体而言，科学通过质疑神学的各种前提，极大地侵蚀了托克维尔时代宗教对贞洁的微弱支持。现在，许多视自己为基督徒的美国人忽视教会关于性行为的教义，牧师们也容忍甚至宽恕曾经被禁止的各种行为。
托克维尔相信，“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原则将取代基督教成为美国贞洁的主要支柱。然而要达到这一原则的长期效果，需要两种性别都继续享有贞洁所带来的真实益处。在当代美国，贞洁与自我利益之间的联系，至少在托克维尔看来，是非常稀薄的。虽然获取财富需要某种一心一意，它不再排斥婚外性行为。确实，当把男性和女性分开的社会和经济障碍崩溃时，当性行为越来越独立于爱情时，婚外性行为便以幂的方式巨增。将性道德等同于国家经济繁荣的旧观点也不复成立，因为性革命已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在1830年代的美国，女性不可能在违反传统的性习俗时不冒被公众羞辱的风险。尽管表面上不是这样，但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的公众民意在道德原则方面十分保守。他对美国人对性行为态度的估计，在他写作之后的数代人身上都应验了。直到1960年代之前，这些态度都相当稳定，其后果是女性继续视贞洁为“荣耀”。可是到了1970年代，美国的公众开始容忍广泛的偏离贞洁的行为，这是贞洁的传统支持基础遭到削弱的后果。目前，塑造美国价值的各种力量——大学，媒体和艺术——以极大的热情鼓励放荡行为，甚至比以前鼓励对它的限制还要热情。
在今天的美国，性自由已与自我膨胀的个人主义融合，严重危害着传统家庭生活。托克维尔曾认为，我们的祖先使婚姻成为一种以私人幸福为目的的自愿联盟，保障了婚姻不受个人主义的危害。这一策略在托克维尔之后的多代人身上是成功的。但现在的高离婚率表明，当婚姻仅仅建立在对幸福的主观评估上时，婚姻最终是脆弱的。家庭的不稳定导致了大量的灾难，包括犯罪、自杀、吸毒、依赖救济、以及私生子。未来的人们为此要付出的代价还有待计算。
托克维尔认为，任何时代的政治家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国家性格中支持政治自由的那些元素，并阻碍削弱它的那些元素。1990年代的今天当我们在谈论这些任务时，我们必须询问托克维尔关于放荡和暴政的警告是否仍然相关。尤其，对传统性道德的不尊重是否会严重威胁美国的自由？对性革命的仔细思考还会要求我们审视性欲和个人幸福的关系。近来对道德的松懈是否丰富了我们的私人生活，抑或加深了托克维尔相信是我们性格中固有的躁动和忧郁？
不幸的是，托克维尔对性道德的分析并未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多少帮助。他推崇贞洁的主要原因是阻止当时法国政治上的那种不稳定，因为它预示着专横的个人统治的到来。但正如他后来指出的，在像我们这样的成熟民主国家中，无政府状态和传统暴政不如民主专制（democratic despotism）可怕，它是一种新的状况，在民主专制下，民众失去了自由，尽管还保留着自由的外部形式。托克维尔讨论了民主专制的原因以及避免它的方法，但并未探讨性行为和这种邪恶之间的关系。
托克维尔同样也没能在排除贞洁的政治功用的条件下讨论贞洁的价值。尽管他相信基于“人类普遍和永恒需求”的道德法的存在，但他从未将性欲置于道德法的权限之下。尽管他是个天主教徒，他也从未在宗教的基础上公开为贞洁申辩。因此，我们从不知道他是否视贞洁为一种重要但又传统的美德，或者一个井然有序灵魂的必要元素。
如果细致的研究表明美国在政治上需要更大程度的贞洁，我们能否在重要的方面收紧性习俗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托克维尔曾经将政治家比作航海员，他们的活动受无法控制的力量的严格限制。这个比喻很适合今天即将成为改革者的人们的痛苦。现代美国民主给许多方面都带来了巨变，包括科学、商业、两性关系、宗教、教育、以及最重要的民意，这些方面的改变似乎使性革命永久地成为了我们国家生活的一个部分。
然而，托克维尔认为，不可抗拒之力量并不能阻止民主政治家培养自由的必要先决条件。事实上，他写《民主在美国》就是为了告诉那些政治家中的优秀者们，自由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当然，托克维尔也明白，政治家们不得不根据变化的条件来调节他们促进自由的策略。“不同的时代”，他写道，“产生不同的要求”。因此，他无意让这些对性道德的思考成为运用于未来的僵硬处方，而是希望它们成为探讨和思考的起点。如果促进更大程度的贞洁不再可行，我们可能需要关注一下托克维尔保存自由的多层面计划的不同层面，或者参考其他政治哲学家的著作。我们必须向以往的伟大思想者学习，但一定也要关注我们自己时代的独特要求。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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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 彭小瑜 | “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中世纪修道文学对爱情和婚姻伦理的反思
（编辑：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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