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章永乐 | 从“帝国之眼”到疆界之辨
第一问
新书《此疆尔界》考察了美国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这个对国际秩序有深远影响的政治概念，并从全球史视角，梳理了“门罗主义”的话语谱系。一开始是什么契机，让您对“门罗主义”这个论题产生兴趣的？
章永乐：我的研究其实是先被当代问题激发，再回溯历史。特朗普上台以来，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美国执政精英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焦虑，担心其他国家在国际层面“走美国的路，让美国无路可走”（感谢小沈阳的格言句式给我的启发）。特朗普政府加强对拉美国家内政的干涉，并公开警告它们不要和中俄两国走太紧，公开赞扬“门罗主义”。但仅仅几年之前，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约翰·克里曾宣布“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终结”。
这就让我思考一个问题：美国在拉美地区对中俄的拒斥态度，究竟应该怎么放到美国的外交传统里来理解呢？在2018年初，我开始了对“门罗主义”的研究，研究的盘子越来越大，到了2019年12月，就有了一份14万字的书稿，刘小枫老师组织了一个研讨会来讨论这份书稿，师友们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让我受益匪浅。
“六绎工作坊：世界政治史视野下的中国成长”（2019年冬）
法国南特高研院（海裔摄）
我们可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热衷于拉小圈子，建小群，把不信任的“群友”踢出去，这种“圈子化”已经影响到了供应链、技术标准、互联网秩序等方方面面，而这与区域霸权阶段的“门罗主义”的空间观念多少具有某种共通性。这让我意识到，有必要从“空间政治”的高度来思考“门罗主义”及其全球传播，这样，我们不仅能够理解过去的“此疆尔界”，也可以更积极地思考未来“此疆尔界”的形态。
当然会有人问：你一个中国人，怎么会一开始对美国与拉丁美洲区域的关系感兴趣呢？简单的回答就是，我在美国洛杉矶住过五六年，有一年就是住在拉丁裔社区里，周边到处是墨西哥与古巴移民，满耳朵听的是西班牙语；我经济上最拮据的时候，中饭吃最便宜的墨西哥卷饼（Burrito），吃了一年；在学校的理发店，给学生理发的也是一个墨西哥大妈；听比较政治学的课，也听了不少拉美的案例，以及以拉美区域研究为基础的理论。
第二问
“门罗主义”原本是极具地域特色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它是如何影响到中国的历史命运？
章永乐：研究“门罗主义”的全球传播史和接受史，就是凝视美国的“帝国之眼”（我在后记里说，这是一本“凝视深渊”的书），同时思考这种目光为何具有如此大的“传染性”。
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能够影响近代的德、日两国，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德、日两国有建构区域霸权的资本，它们的精英在与美国交往中，发现可以模仿“门罗主义”的区域霸权解释来拒斥美国在“越出西半球”之后对它们的干涉与抑制。但近代中国不仅失去了朝贡体系，自己也沦为半殖民地，根本没有建构区域霸权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之下，“门罗主义”话语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中国呢？
《此疆尔界》最后两章讨论了“门罗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史，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是“门罗主义”如何从“超国家”的空间层面“下行”，走到省域乃至省域以下，于是有了“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这样的口号，我称之为“省域门罗主义”，它在象征符号层面强化省域边界的政治意义，甚至赋予省域一种半神圣的法律人格，排斥外省势力乃至掌握中央政权的势力对省域事务的参与或管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近代美日两国的对华政策，有很多是具有“门罗主义”修辞或思维背景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近代精英人士也会在“超国家”层面对美国与日本的“门罗主义”作出自己的回应。
门罗（James Monroe，1758-1831）
美国的“门罗主义”进入汉语世界的途径本身就非常有意思。《此疆尔界》梳理了较早时候传教士和在华英文报纸对于门罗总统及其主张的介绍，这些介绍并没有引起中国士大夫的集中关注。1898年，美国打赢美西战争，并着手镇压菲律宾人的反抗，日本舆论界担心西方列强瓜分亚洲，而当时的日本已经出现了“亚洲主义”与“门罗主义”的结合，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大讲“黄白种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这个舆论气候影响到了当时的旅日中国精英。
梁启超领导的《清议报》团队在“门罗主义”的传播当中发挥了先锋的作用，尤其是欧榘甲，在观察菲律宾的抗美斗争过程中，仿照“门罗主义”的口号“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概括出“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这个说法，进而在其《新广东》中提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广东为广东人之广东”两个反满口号。杨毓麟模仿《新广东》作《新湖南》，鼓吹“湖南为湖南人之湖南”。旅日精英相互影响，形成了很多反满的地方主义论述。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派最后接受了“五族共和”，反满主义衰落了，但地方主义却持续发展，“门罗主义”话语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政府和其他省份的政治势力的重要话语工具。
美国在一战期间的在华宣传，让“门罗主义”以及威尔逊的新解释获得广泛传播，于是在后来的“联省自治”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省域门罗主义”话语风起云涌。《此疆尔界》总结了二十多种“省域门罗主义”或类似于“省域门罗主义”的表述，比如说湖南有“湖南门罗主义”，广东有“广东门罗主义”，奉天有“奉天门罗主义”，云南有“云南门罗主义”。有些省份的本地精英即便不是直接主张本省的“门罗主义”，也往往提出“X人治X”的口号，要求由本省人担任军政和民政领导，驱逐外省籍长官，排斥中央政府的干涉，同时在军阀的混战之中，保持中立，保境安民。
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的启动，国共两党都认为“联省自治”的道路已经走不通，通过革命重新统一全国才是正途。到了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地方实力派以“保境安民”为由闭关自守，不配合抗战大局，更进一步失去了正当性，“省域门罗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此疆尔界》最后一章梳理了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对“超国家”层面的“门罗主义”的回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有许多中国精英被美日两国的“门罗主义”所吸引，然后经历了一个逐渐祛魅的过程。我讨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对日本“门罗主义”的祛魅，康对日本观感的变化与日本政府面临清廷压力，拒绝给他支持有关；孙中山对日本观感的变化则与日本政府在袁世凯死后支持段祺瑞政府有关；梁启超对日本“门罗主义”的祛魅则基于他在数年内对于“帝国主义”的孜孜不倦的思考。我探讨了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为了获取美援，区分美国的“门罗主义”与日本的“门罗主义”的话语策略，也讨论了国家主义思想流派“战国策派”对“门罗主义”与全球秩序未来的看法。
全书最后讨论的人物是李大钊。李大钊在东渡日本之前就已经开始批判日式“门罗主义”，此后一直不断对日式“门罗主义”加以揭露。他还是第一个把超国家的“门罗主义”和民国军阀的“省域门罗主义”放在一起，揭示其共同原理并加以批判的作者。在国际层面，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提出与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大相径庭的“新亚细亚主义”，主张区域内各个国家和民族基于自愿联合形成区域联盟，最后在区域联盟的基础之上，完成全世界的联邦化。李大钊的主张，是旗帜鲜明的反帝主张，同时也没有像梁启超或“战国策派”一样，想象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秩序的复活。这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话语资源。
第三问
为什么“门罗主义”可以成为当今国际政治思想领域的“头等问题”？在“疫情”的时代背景下，“门罗主义”对美国当代的国际政策具有怎样的内在影响？
章永乐：刘小枫老师在封底推荐语中指出，“门罗主义”是当今国际政治思想领域的“头等问题”。我完全认同这个判断。不理解“门罗主义”解释的演变以及其根本思维方式，我们就很难深入理解美国从一个新建的国家到区域霸权再到全球霸权的整个过程，难以深入把握我们所处的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一般读者熟悉的“门罗主义”，是聚焦于“西半球”空间的“门罗主义”，但事实上，美国“越出”西半球，走向全球霸权，也离不开“门罗主义”的话语运用。比如西奥多·罗斯福在解释美国在中国实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时候就说，如果说“门罗主义”旨在阻止欧洲列强在美洲获得新的领土，“门户开放”旨在阻止它们在中国获得新的领土。而威尔逊1917年对“门罗主义”的全新解释，更是去除了“西半球”的空间限制。
但是，威尔逊对“门罗主义”的重新解释，并没有改变“门罗主义”的根本思维方式。在区域霸权阶段，美国将拉丁美洲界定为一个奉行共和政治原则、保留了更为积极的西方文明精神的空间，将欧洲列强视为腐败专制的力量，进而以排斥欧洲列强干涉的名义，来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在下一个阶段，美国在全球的范围内，界定全球空间的“同质性”，排斥其眼中那些“异质性”的因素。它在话语层面主张尊重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选择自己道路和政治制度的权利，但它实质上又会预设，如果被给予真正的选择权，每个国家和民族自然会选择接近于美国的道路与制度，如果没有这么做，那就有可能受到了外部的干涉，那么美国就可以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干涉。
威尔逊在国会发表请求参战的演讲
这种“代言”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性的姿态，就会造成以“不干涉”“反干涉”的名义进行干涉。这种话术形成习惯了，就会到处留痕。比如说，我们知道拜登最近见了普京，他想给俄罗斯上一课，于是就说俄罗斯受到了中国的“挤压”，这让我们忍俊不禁，但联系“门罗主义”话语传统来看，这样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
但美国的干涉又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往往跟美国资本的扩张需求关联在一起。资本是一种悄无声息跨越空间边界的力量，它诉诸主体的自由选择，推进那些阻碍资本扩张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习俗的解体；而当它遭遇到当地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的时候，“干涉”的政治需要就出现了。只要我们研究一下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在拉美的经营史和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干涉史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够理解干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门罗主义”对美国当代的国际政策具有怎样的内在影响呢？仍然可以从区域和全球两个层面来看。
在区域层面，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特朗普政府已经在拉丁美洲大讲“门罗主义”，大肆干涉拉美国家内政，排斥中国、俄国与该区域国家的正常交往。拜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特朗普政府针对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话语，但在实践层面，很难逆转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既有拉美政策，在行动上更是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正常交往的排斥。
而如果从全球的层面来谈“门罗主义”，可以说特朗普赤裸裸的“美国优先”话语和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门罗主义”思维方式在全球空间中的适用。毕竟，公开地鼓吹自私自利（而非将自己的私利包装成为普遍利益），对盟友锱铢必较，不利于打造一种关于全球秩序的同质性话语。但我们也要看到，在2020年下半年，特朗普政府也开始打意识形态牌，试图联合一些盟友来围攻中国，“五眼联盟”中的一些国家应声而动。拜登政府摈弃了赤裸裸的“美国优先”话语，试图用一种“拉帮结派”式的“多边主义”，将西方阵营联合起来，将“国际社会”界定为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体系，将中国作为一种异质性因素加以排斥。
不过，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有一个共同点：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美国高速扩张阶段在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二分，这种划分当年有助于掩护美国资本在别的国家和区域攻城略地。但今天的美国担心自身的经济霸权不再稳固，这种划分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利于美国资本的国际竞争了，于是取而代之的就是将经济政治化的策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正常经贸交往，纷纷被作了“有罪推定”，从“危害国家安全”、“债务陷阱”到“强迫劳动”、“环境污染”、“知识产权盗窃”，不一而足。过去美国讲“自由贸易”的时候，就说中国贸易不自由，是个异类；现在美国缺乏底气讲“自由贸易”了，就说中国贸易不公平，仍然是个“异类”。
但是，美国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一贯的，就是要垄断对于全球秩序规则的解释权，然后先声夺人，把其认定的对手描绘成为规则的破坏者，以防卫的名义来进行攻击。
第四问
这本书提到了很多历史上的“国际法”或“公约”，比如拉丁美洲的区域国际法，比如《巴黎非战公约》，等等。这些所谓的“国际法”“公约”与“门罗主义”有什么样的关联？其背后蕴含着怎样意识形态？
章永乐：“门罗主义”与国际法的关系是《此疆尔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大致可以说，在美国确立西半球霸权之前，美国执政精英比较倾向于宣传“门罗主义”是一个国际法原则。在1895年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边界纠纷中，美国国务卿奥尔尼（Richard
Olney）向英国发出照会，宣称美国与美洲各国“地理相近”，具有“自然的同情心”和“同类性质的政府”，因而结成联盟，根据“门罗主义”原则对所有西半球国家提供保护。美国在这时候说“门罗主义”是美洲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有利于从美洲空间排斥欧洲列强。
在美国通过处理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边界纠纷确立起西半球霸权之后，美国政府的立场迅速发生转变，对“门罗主义”的定位从“国际法原则”转向“外交政策”。1923年，哈定政府的国务卿、国际法学家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撰文明确指出：“门罗主义体现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政府保留了定义、解释和实施的权力。”
美国执政精英这个转向背后，隐藏着非常冷静的利益计算。在确认欧洲列强已经难以实质干涉西半球事务后，再继续宣传“门罗主义”是一个国际法原则，就会束缚美国自己打造区域霸权的手脚，因为拉丁美洲国家有可能去争夺它的解释权。在对“门罗主义”的阐释上，尤其涉及到主权平等与不干涉问题，美国的法学家与一些拉美法学家始终存在着路线上的分歧，前者仅主张一种形式上的主权平等，并反对后者的绝对不干涉主张，从而为美国干涉美洲各国内政保留法律上的空间。国际法学家出身的休斯对“门罗主义”的性质界定，背后就是这样一个话语斗争的背景。
在越来越多介入全球事务的背景下，美国会尽可能避免让签订的条约束缚自己在拉丁美洲的行动自由。比如说美国政府对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上签订的两项《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公约》都作了保留，称“上述公约包含的任何内容均不可被解释为暗示着美利坚合众国放弃了其对纯粹美洲问题的传统态度。”在1899年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上，鼓吹“海权论”的马汉作为美方代表，强烈主张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的管辖权不应及于那些“纯粹美洲”（Purely American）的问题。
左：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
右：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1862-1948）
1919年各国在巴黎制定《国际联盟盟约》时候，威尔逊总统往里面塞了第二十一条，规定“国际协议如仲裁或区域协商类似门罗主义者，皆属维持和平，不得视为与本盟约内任何规定有所抵触”，这实际上就排除了国联对许多美洲事务的管辖。
1928年，美国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 Kellogg）推动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又称《巴黎非战公约》）的签署，公约第1条规定：“缔约各方以它们各自人民的名义郑重声明，它们拒斥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1928年7月14日法国对于美国致各原始签字国的同文照会发出的复照中主张：“新条约并未以任何方式限制或妨害自卫的权利。在这方面，每一国家均将永远保有其领土不受攻击或侵犯的自由；只有各国自己才有权决定情况是否必需诉诸自卫战争。”而美国将维持“门罗主义”作为其“自卫权”的内容，英国也提出了要维护自己遍布全球的帝国领地，这通常被称为“英国门罗主义”。
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经常基于“门罗主义”对国际条约提出保留，而在美国比较强势的情况下，甚至能够直接将“门罗主义”的实质内容写入一些国际条约的正式条款之中。美国认为只有它自己才能解释“门罗主义”，其他国家无权置喙，这是一个在国际事务上做“决断者”（decider）的姿态。什么叫“决断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说：“我们说了算，并不是因为我们一贯正确；我们一贯正确，是因为我们说了算（“We are not final because we are infallible, but we are infallible only because we are final”）。”这就是“决断者”的姿态。
在美国确立全球霸权之后，它给自己保留的“决断”事项就更多了。如果我们要找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在国际法上的具体表现，美国基于“门罗主义”展开的条约实践，就是非常生动的例子。
第五问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锐老师在书评《门罗主义变形记》中将你的三本专著《旧邦新造》《万国竞争》《此疆尔界》称为“重估近代秩序的三部曲”。这三本书似乎有一个一贯的关照，就是通过思考近代中国来思考当下的中国，甚至是未来中国的道路。那么激发您写作这本书的当代问题是什么？对于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国际处境，有什么样的展望？
章永乐：我关心的还是我们当下面临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走向。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所确立的单极霸权，已经不再是不言自明了。美国的科技霸权在某些领域已经动摇，金融霸权因美联储滥发货币而日益不得人心，但其军事霸权仍然相当强大，意识形态仍对西方盟友具有一定感召力，但已经没有力量将G7转化为反华同盟。历史上美国受到德国、日本、苏联的挑战，所以它也会用它的历史经验来理解中国复兴带来的冲击。而德国与日本当年在挑战美国时，模仿了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美国一些精英将中国的南海政策、“一带一路”倡议称为中国的“门罗主义”，反映的正是担心中国“走美国的路，让美国无路可走”的心态。
《此疆尔界》要揭示和回应的正是这种“以己度人”的心态。美国“门罗主义”的基本思维方式是划出一个连续的空间、界定内部的同质性、然后排斥异质性的因素，但“一带一路”并不是这样的思路。“带”和“路”指向的不是有确定边界的封闭空间，而是连接不同空间的通道。“一带一路”倡议也不遵循“英国门罗主义”的思维方式。由于大英帝国的领地遍布全球，“英国门罗主义”并不是划定一个连续的空间并界定其内部的同质性，其重点在于以全人类利益的名义论证英国对于一系列交通枢纽（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的合理性。但是，英国当年控制的交通枢纽，哪一个是在中国的控制之中呢？
“一带一路”首先是承认文明与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进而通过“路、带、廊、桥”，在多元文明之间达成“互联互通”，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一倡议中包含了经济金融层面的积极合作，但并非是用从经济社会关系中“脱嵌”（disembedded）的资本力量，来“夷平”充满重叠性、多样性、流动性的区域秩序。中国有不少“走出去”的企业，但没有哪个能像美国当年的“联合果品公司”那样呼风唤雨的。美国炒作“债务陷阱”等议题，恰恰是用它当年在“门罗主义”之下推行的“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经验来描绘中国的实践。
当年的德、日精英以美国“门罗主义”为榜样，划定区域霸权的势力范围，并尝试用一套以区域“大空间”而非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法，将区域霸权格局固定下来。中国主张的“多极化”路径与此大相径庭。中国一方面坚持主权国家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张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是“走美国的路，让美国无路可走”的姿势么？
美国在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基础之上建国，到今天也不过是3亿多人口，从全世界汲取资源、财富和人才，向全世界转嫁发展成本，但仍然难以克服其内部巨大的社会分化与对立，14亿人口的中国走得了这样的道路么？真的愿意走这样的道路么？20世纪以来，中国在努力探索一条不对外侵略和殖民，依靠本国人民自立更生和自主性对外开放，耗费尽可能少的资源，实现绝大多数人的现代化的道路。走通这样的道路，才有可能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同时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感召力和辐射力。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推进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试图修改国际规则，尽可能让中国发展得慢一些。而我关注的是在这一背景下空间秩序的新的变化，比如说，许多区域和国家都在寻求建立更可靠安全的供应链，一些新的“准入门槛”正在出现；数字基础设施（如5G网络）用哪个国家的科技，适用谁的技术标准，变得非常敏感；互联网秩序中在进行着“数据帝国”与“网络主权”的斗争；金融秩序中正在进行着美元霸权与“去美元化”的斗争。这些标准和管辖权之争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地缘政治，与更为抽象的空间观念关联在一起。
由于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相似位置，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的斗争时，在实现自身国家利益同时，也能够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互通声气，共同保护发展权。
第六问
完成了这三部曲之后，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写作计划是什么呢？
章永乐：在写作《此疆尔界》之前，我正在尝试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的内外关系作为切入点，探讨二十世纪国际法/国际秩序与国内宪制的关系。之前提交给法国南特高研院的也是这个研究计划。“门罗主义”是个意外出现的研究议题，结果在一段时间里反而变成了我的主业。
写完《此疆尔界》之后，我正在回到原来的这个研究计划，最近发表了一篇新的论文《发现“二十世纪之宪法”》，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在欧洲的影响之下出现的“二十世纪之宪法”的观念。我的近期计划是写一本书，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际秩序的剧变给中国的国内宪制和相应的秩序观念带来的巨大冲击。我的中国宪法史研究过去比较多聚焦于晚清与北洋时期，以后会慢慢地往后面走，进入到对国民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讨。
此外，我也在写作一本关于“帝国理由”的书，梳理近代以来的殖民帝国的精英们为帝国扩张和统治进行辩护的各种理由。我在北大开了一门本科生课程来探讨这个主题，已经讲过三次，每次都比上一次增加一些内容。我想以讲课为契机，把这本书写出来。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遭遇了许多污名化攻击，有一些话语实际上是从近代殖民帝国的话语中衍生出来的。我想，如果能有更多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对殖民帝国的继承者们作出回应，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和许多曾经饱受殖民主义之苦的发展中国家找到更多的共同话语，共同捍卫发展权。
第七问
《此疆尔界》每章开头都有一首诗，与内容暗暗呼应；全书开篇还引用了海子的《亚洲铜》。我们也知道您特别喜欢诗歌，有一个笔名叫“海裔”，最后能否请您分享一位自己最爱的诗人和一首自己的小诗。
章永乐：我大概是从初中开始涉足现代诗阅读和写作的。读得比较多的，有荷尔德林、里尔克、叶芝、顾城、海子、欧阳江河，等等。但谈得上多少有点研究心得的，可能还是海子的诗。
海子是北大法学院1979级本科生，是我的学长；我还认识好些当年和海子有交往的前辈老师，比如张旭东老师、苏力老师——苏力老师1980年就在《诗刊》第6期发表诗歌《云海上》，而海子第一次在《诗刊》发表诗歌是1988年。在我看来，海子是一个北方化了的南方人，一个被中国的游牧文明和内陆边疆深深吸引的农民子弟；海子的诗歌是对中国地理空间的精神书写，他歌唱了中国的丘陵、平原、河流、草原、雪山、沙漠、戈壁、绿洲、高原湖泊，歌唱了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的太阳、月亮和星辰。他对“建筑祖国的语言”（语出《祖国，或以梦为马》）的执着，感召着后人。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我从事的何尝不是“建筑祖国的语言”的工作呢？只不过这里的语言首先是历史叙事的语言、理论的语言。
我把《此疆尔界》这本书献给我的亡友张晓波——一个像海子一样，被中国的游牧文明和内陆边疆深深吸引的南方农民子弟，爱读清史和俄苏文学，无惧死神，最后也过早地被死神带走。他在2019年7月30日猝然离世。就在去世前一周，我给他买了一起去新疆伊犁考察的机票。办完他的丧事后，我们带着他的遗像去了伊犁，从中哈边境的格登山上带回一包泥土，于2021年5月30日中午撒到他在浙江海宁的坟上，完成了他的心愿。
格登山与友人遗像（海裔摄）
我在他的墓碑前诵读了我从伊犁回来之后写的一首小诗。在此附上，寄托我的哀思：
在伊犁
在伊犁，亚洲摸到自己的心跳
看到许多快乐的云
从天山下来，响着铃铛
在节日的阳光中好奇地打量
这朵灰暗潮湿的云
“沉默者，你究竟从何处
带来潮水拍岸的回响？”
在伊犁，草原上紫苏迎面燃烧
一道骤然降临的闪电
劈开了他的眉心
远方退到眼底，雷声如此空旷
悲伤经过暴雨冲洗，更加悲伤
他打湿的头发贴在额头
他寂静的心脏躺在盒子里
空旷的盒子在火里燃烧
一只鹰拍击翅膀飞出灰烬
影子掠过渐次枯黄的草原
在伊犁，连雪水都恋恋不舍
河流涌出峡谷
在草原上折叠出银色的丝带
拐弯，再拐弯，踯躅于众山怀抱
为了让他透过缓缓关闭的黑色窗户
多看一眼
在丝路交汇的亚洲心脏多看一眼
在玄奘诵经而渡的边疆多看一眼
四野之上，天空云潮滚滚
新生的羊羔咩咩叫着，奔涌而来
2019年9月13日（中秋节）于北京
作者简介
章永乐，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2008），北京大学法学学士（2002）。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
延伸阅读
（编辑：张云天）
欢迎关注“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处理。
欢迎关注“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