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程志敏《缪斯之灵——荷马史诗导读》

缪斯之灵

——荷马史诗导读

程志敏 著

290页，69.00元，2021年7月

华夏出版社

内容简介

 INTRODUCTION

《缪斯之灵——荷马史诗导读》以独到的见解，细致地解读、梳理了荷马本人的思想形象及其史诗的历史，分析了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内容结构、文本主体和隐喻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

这本《缪斯之灵——荷马史诗导读》是作者深耕荷马史诗研究，倾注多年苦心，以浅显的语言为莘莘学子写成的一部导论性质的书，以一本书的篇幅讲清了荷马史诗的思想肖像。作者曾在高校开设荷马史诗研究课程，将本书作为教材使用。即便从今天来看，本书的使命依然历久弥新，荷马史诗依然期待着它的年轻一代读者。

正如作者所坦言，本书仍保留着年轻时的“雄心壮志”：“所有伟大的梦想，都要落到实处，都要立足细微的工作。说得更直白一点，笔者的雄心就在于吸引更多年轻人进入古典思想，共襄盛举，集腋成裘，不仅可以让大家（首先让自己）涵泳自修，说不定还能稍微改变时代精神。”

目录

 CAT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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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导论：谁杀死了荷马？第一章 作为思想史形象的荷马第一节 荷马传说第二节 荷马其人第三节 荷马之名第四节 思想史中的荷马第二章 荷马史诗简史第一节 英雄传说第二节 文本编纂第三节 研究历程第四节 荷马问题第三章 《伊利亚特》的内容与结构第一节 各卷内容第二节 环形结构第四章 《伊利亚特》的多重主题第一节 愤怒第二节 神明第三节 英雄第五章 《奥德赛》的内容与结构第一节 两诗异同第二节 主要内容第三节 基本结构第六章 《奥德赛》与古典政治哲学第一节 生存第二节 权力第三节 明智第四节 诗与哲学结语：西方文明之父
附录一 《伊利亚特》的场景（郑漫译）二 荷马史诗学术资源综览三 荷马史诗大事年表四 荷马时代的《英雄诗系》五 主要参考文献

前言

 PROLOGUE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说，“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极大的变化，以往几千年中的任何巨大变化都无法与之相比。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也包含着巨大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能胜任我们所面临的任务，那么，这种精神状况就预示着人类的失败。”在这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机遇与危险共存，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担起自己的任务，因为那是我们的使命。

荷马

在这个极其贫乏的时代，有人说“古希腊人死了”（Arnold语），“荷马死了”，这当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我们要看到，正是荷马之死导致了时代的贫乏。我们或许是丢弃了这份宝贵的财富，物竞新奇，追求新鲜，尤其国朝学界盲目跟风，追在别人后面瞎起哄。殊不知，国朝学界“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甘阳、刘小枫：〈政治哲学文库总序〉）。与其如此，还不如老老实实读点古书，这不是为了附庸风雅搞什么古典主义，而是寻找更为根本的思想资源，看看是否能够借以回答现代的问题。就算实在找不到什么高深的理论来为我所用，也不会有害处。更何况，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在古希腊的思想发掘中已经大有收获了。

荷马史诗轻松、易读而且养人，具有温中益气、培正扶本、清心润脾之功效。人不分贵贱、地无分东西、时不论古今，荷马史诗真可谓老少咸宜。这块老字号招牌亦算得历久弥新、驻颜有方，至今仍金灿灿、明亮亮，颇有市场号召力。只不过荷马史诗研究在我国还非常薄弱，这与我们的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极不相称。再加上当今思想局面的混乱和浮躁，读点经典似乎尤其成为今朝士人一件很紧迫的事情。读中国的《诗经》当然是分内之事，不过偶尔涉猎一下洋人的“诗经”，倒也不会失了我大国文教的风雅与崇高，或许还能显出点天朝的气度来：洋人不读我们的《诗经》也就罢了，我们却不能如此井蛙。或曰：偷窥邻家花园，见到姹紫嫣红，不亦乐乎；居然对之心无憎恶，反倒欢喜赞叹，则万法平等，不亦君子乎。

毕竟，曾几何时，有人“言必称希腊”。如今想来，那个时代的这种倾心“皈依”必定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正如布克哈特在其《希腊文化史》的序言末尾写道：“我们在过创造力和才能方面永远赞叹古希腊人，而在认识世界方面则永远感谢古希腊人。对我们来说，他们既在近旁，又在远方；既熟悉，又陌生；既普通，又伟大。”所以，“言必称希腊”的时候至少比妄自尊大、卑微自雄、自以为是而最终莫衷一是的某些时代要幸福得多。有人会从“哲学”的高度批判“言必称希腊”，说它是缺乏批判性的愚忠，殊不知这种满脑子“批判精神”的人，其实才是理性的奴隶。

《伊利亚特》：阿喀琉斯的愤怒

我们不是不需要批判，因为如果“没有急需的批判家，没有敬虔的好古家，没有伟大者能力的伟大事物的认识者，这些都是长成为杂草、背离其自然的产地、因而蜕化了的植物。”但“批判”，有其自身的限度，也有它适用的范围，在尼采看来，就是仅当当前有急迫的需要对我们产生了强大的压迫，必须摆脱这种负担，我们才能前进，这时才需要批判、审判或判决——这种说法无疑上承马丁·路德，下启海德格尔以及后现代主义者的“解构”策略。无论“批判思维”自我标榜多么有建设性，归根结底它仍然以“破”为主，而所谓的“立”则要曲折婉转得多。

哲学家从来不缺乏“批判”精神，甚至可以说，批判就是现代哲学的生命：它以批判发家，又以批判行世，如果没有批判，哲学就失去了生命。但古代哲学或有不同的地方，它教导的不是彻底而决绝的思考和言说，而是教导谨慎和节制。且不像叔本华对康德的“批判”所作的苛刻“批判”，即康德的批判实为削足适履，“近乎儿戏”（Spielerei），甚至“公然对真理施暴”（der Wahrheit offenbare Gewalt anzuthun），但至少我们可以像尼采那样更加中肯地评价：

批判性的培养，造就精神事物的纯净和严格的每一个习惯，未来哲学家将不只是期望自己拥有这些：他们会把这些当做他们特有的装饰品那样佩戴起来，甚至戴给别人看，——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不愿意因此被叫做批判者。像今天这样常常发生的那样，当有人颁布道：“本身就是批判和批判性的科学——此外决无他事！”那么在他们看来，这对哲学可不算个小侮辱。……我们的新哲学家尽管如此仍然会说：批判者是哲学家的工具，恰恰因为这一点，作为工具，他们本身离哲学家还差得老远呢！哥尼斯堡的那位伟大的中国人也只是一个伟大的批判者。

 未来的思想不仅仅只有“批判”，甚至为了“建设”，还很可能暂时“悬搁”这个被人们过度崇拜以至于变得畸肿的东西，这种东西或者就是肿瘤，毕竟癌症都是健康机理过分膨胀而致。如果以为思想（比如哲学）就只是“批判”，这的确是对思想极大的侮辱。批判最多只是哲学家的“工具”，不是哲学的全部，被现代视为珍宝的“批判”离真正的哲学和思想还差得远呢！更何况时代精神业已溃散无依，谈批判又有什么意义呢？更不用说我们并不比古希腊人高明，谁给我们那么大的自信去批判古希腊人呢？海德格尔的话或者可以作为参照：

从希腊和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下，那么，我们就能够说：我们事实上未往前走上一步，甚至恰恰相反，我们已经丢失了希腊人所取得的那种立场，因而我们甚至不再理解这些问题。 

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认识到了，尽管我们在文明器物方面比古人发达得多，但我们丝毫不比古人“高明”。海德格尔在其他地方也说：“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在其枢要问题上未尝取得任何进步；归根结底，哲学最内在的向往与其说是进步（这就是离开自身），不如说是走向、达到自身。”

那位被尼采讽刺为“哥尼斯堡的伟大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大谈特谈“批判”？叔本华猜测，大概是因为康德“完全缺乏那种古代的、壮阔的简洁，完全缺乏质朴、率真、坦率[的气质]。”时过境迁，康德没有像后来继承他又最终“叛教而出”也就是反过来批判康德以及整个理性主义哲学的谢林那样意识到，“在希腊人的最古老的艺术作品那里，我们也会发现一种寂静的伟大，一种崇高的宁静，这些作品仿佛是在冲突爆发的前夜直接产生出来的，因此还带着那个更宁静的世界时代的力量的最后余晖。……最古老的时代的全部学说都一致认为，那个先行于当前状态的状态是一个无限封闭的状态，是一个不可探究的、寂静的、遮蔽着的状态。”不能说古希腊就是那个“无限封闭”因而近于“天道”的状态，但要说那个淳朴的时代保留着更多、更浓、更真的天道消息，应该无可争议。西方人用希腊人的眼睛看世界，用他们的词汇说话，所以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他们对古希腊的感恩之情——这与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懂得谦卑和感激的现代人大不相同。尚未“忘恩负义”的人把希腊人看成是“地球上天才的代表”，说“他们的知识和他们的观察力是异乎寻常的。通过他们对世界的研究，希腊人不仅照亮了他们自己的人性，而且还照亮了其他所有古代人的人性。”

这在日益强大的东方人听来，实在不舒服，凭什么说他们就是地球上天才代表？就算我们自己也是天才，但众所周知，东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化了——这个“公开的秘密”更应该让人不舒服。不过，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这个世界既然已经越来越一体化，那么，任何精神上的闭关锁国和文化上的“拥兵自重”都只能是山大王行为，我们不能靠文明上时有时无的打家劫舍过日子。一方面，我们要谦和地学习西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另一方面，我们要“自重”或“自爱”。据说，海德格尔毕生苦苦求索的那个“存在”最终是不可捉摸的和神秘的，所以他才转向东方思想，施特劳斯如此总结海德格尔的立场：

仅当我们变得能够向东方特别是向中国学习时，我们才能指望超越技术性世界社会，我们才能希冀一个真正的世界社会。可中国正屈服于西方理性主义。

这个“可”（but）字让我们尴尬，也让我们难受，但它同时也应该是一种警醒。在这种情况下，奢谈东西方的交融，似乎还太早了，因为两边都还乱糟糟不成样子。施特劳斯说，

东西方之间的真正交会不可能在当今思想的水准上发生——也就是说不可能在东西方最浅薄时期的最吵嚷（vocal）、最轻率（glib）、最浅薄的代表者之间发生。东西方的交会只能是二者最深层根源的交会。

正如西方人已经认识到的，东西方的交汇需要西方人首先沉潜到西方自身的至深根源，盘点自己的存货，清理自己的垃圾，同样，东方人也应该“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毛泽东语）。

《奥德赛》：奥德修斯的归来

东西方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包括相互批评），本身就是各自的份内之责。实际上，西方人也有不少人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才会直面各种“危机”现象（如胡塞尔），才会批判西方中心论，也才明白黑格尔“欧洲见识的狭隘”，甚至“在这方面他已经达到极其天真的程度”。而中国思想家对此则更有清醒的认识：西方和东方，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地缘政治学范畴，而主要是被看作向拂晓早先回复的开元汇合之思想领略，为着即将来临的将来，以便让西方和东方重获正本清源的救治。那是一种这样的对话时代的到来：既不在对话中施舍，也不在对话中剥夺，而是，对话本身成为让对话者自身自由的言说，即不被对方视野融合的自主言说，从而造成善于聆听的前提，以便在此前提下每一方都能把对话变成听写的二重性存在。换句话说，这种对话才真正成为二重性之展开，那自行遮蔽着的恰是显现者必须带出的自我的审慎与节制，从而让各方摆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是其所是地独立互补、共同在世。当然，“古今”问题也与“中西”问题一样，单纯维护任何一方都极其有害。所以，尼采告诫我们，“当心，别让一座倒下的雕像把你们砸死了！”他还详细描述了近代以来古典学家艰苦努力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几个世纪以来，语文学家们一直在试图把倾塌后埋入泥土的古希腊雕像重新竖立起来，可是，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力不从心，因为，这是一个庞然大物，个人在其身上像侏儒一样爬来爬去。现代文化的巨大合力和所有的杠杆作用都被用上了，一再地，雕像几乎还没离开地面，就又掉落回去，掉落时把它下面的人砸得粉碎。这也许还可以忍受，因为，每个事物都必然以某种方式死去，可是，谁又会保证，这尊雕像本身不会在这些尝试中摔得粉碎呢？语文学家毁于希腊人——这大概可以不放在心上——可是，古代文化由于语文学家而本身变成了碎片！轻率的年轻人，你考虑一下这种情况，如果你不是破坏圣像运动的参与者，那你就回去吧！问道古典是一件崇高而神圣的事情，同时也充满着危险，一方面会“为之反倒败之”，我们对古典思想的倾心向往，努力研读，如果不得法，很可能就是对古典的伤害，会让这尊已经被历史的风雨侵蚀得破败脆朽的雕像，毁在我们的“保护”行动中。另一方面，倒下的雕像会砸死它的信徒，现代人崇古如果变成泥古，无疑是自取灭亡。对此，我们回复古典的主张 “不是简单地反对现代意识或现代立场，而是反对片面或单面的现代意识或现代立场”，我们的目的是“让古典意识在整个学界有其立锥之地，与现代意识达成平衡”。这个要求其实不过分，也很谦卑。

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是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时候，也就是如施特劳斯所说的，我们绝对不能让这种兼综融贯的伟大事业在“最浅薄时期的最吵嚷、最轻率、最浅薄的代表者”之间发生，那么，认真做好一些细微琐碎的工作反倒不失为真正的伟大。所以，“倘若习得扎实的古典学功夫，与其吃力不讨好地去打通古代与现代的隔阂，不如踏踏实实做古典文本校释——通过古典文本笺释，让今人在现代—后现代语境中得以重新阅读古典文本，才是切实的贡献。”与此相比，当今各路英雄都号称要做“不古不今”和“不中不西”之学，美则美矣，何其远哉。

我们更应该从扎实而基本的地方出发，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罗念生、王焕生等前辈学人就是我们的楷模。本书所引《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如无特别说明，均采用罗念生、王焕生的译本，感谢他们为汉语世界所提供的准确、可信和严谨的译文。笔者愿以此为基础，陆续从法律、政治和哲学的角度更加深入地研究这部西方文明的“诗经”——目前已注疏完成《英雄诗系笺释》（与崔嵬合作，华夏出版社2011年），出版《古典法律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另有《政治哲学的原初面相》（暂名）以及一些译著将陆续问世。本书初稿以“缪斯之灵”为教材，给全校学生开设过公选课，交给出版社之后，责任编辑为了发行的效率而改名为《荷马史诗导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现有所修订，再换上原来的书名。

掌管文艺的缪斯女神

本书虽只是一种浅显的导论，写给莘莘学子看的，但也倾注了笔者多年的苦心，也自认还保留着年轻时的“雄心壮志”：所有伟大的梦想，都要落到实处，都要立足细微的工作。说得更直白一点，笔者的雄心就在于吸引更多年轻人进入古典思想，共襄盛举，集腋成裘，不仅可以让大家（首先让自己）涵泳自修，说不定还能稍微改变时代精神，毕竟尼采教导我们，“有一百个这样的非现代地教育出来的，以及变得成熟了的、熟悉了英雄事迹的人，现在就可以让这个时代整个喧嚣的假教养永远销声匿迹。”这样的“假教养”如今太普遍了，我们已经对之麻木不“仁”，这也是我们现代必须面对的状况。

为了让昔日伟大的东西重新发光，照亮未来沉沉暗路，首先就要求我们沉入经典文本中，团结更多的人，重拾信心，完成自己的使命，正如尼采所说：

对过去的纪念式沉思，研究更早世代的经典的东西和罕见的东西，是通过什么对当代人有用的呢？他由此获知，曾经存在过的伟大的东西，无论如何曾经是可能的，因而也会再次成为可能的；他更勇气十足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因为现在，在较为软弱的时刻侵袭他的那种怀疑，即他是否也许想要做不可能的事情，已被驱逐出境。如果假定有人相信，只需要一百个有创造性的、在一种新精神中受教育和活动的人，就可以搞垮正好如今在德国变得时髦的教养，那么，觉察到文艺复兴的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百人团队的肩膀上形成的，这必然使他更加信心百倍。

2018年 中秋

于海南大学社科中心

[1] 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第24页。[2] 转引自洛维特《雅各布·布克哈特》，楚人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181页。[3]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59页。[4]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商务印书馆，1982，第585页。[5] 尼采，《善恶的彼岸》210节，赵千帆译，孙周兴校，商务印书馆，2015，第182页。[6] 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熊林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305页。[7] 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页385。另参维柯，《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张小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117页。[8]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同前，第585页。注意，叔本华虽然对康德颇多批评，但总体上还是非常尊重这位近代哲学大师，叔本华总体上视康德为自己的精神导师。[9] 谢林，《世界时代》，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30页。[10] 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56页。[11] 施特劳斯，《海德格尔式存在主义导言》，丁耘译，见《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华夏出版社，2011，第90页。[12] 同上。[13]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印书馆2001，各处。雅斯贝斯，《大哲学家》，李雪涛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第33页。刘小枫编，《舍勒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1090页，另参第1051页。[14] 张志扬，《偶在论谱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第51-52页。另参张志扬，《西学中的夜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33页。另参张志扬，《取法乎上：大化无极，允执厥中》，见《海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主持人导语”。[15]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译，三联书店，2007，第85页。[16] 尼采，《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即《1870-1873年遗稿》，见《尼采全集》第1卷，杨恒达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501页。[17] 刘小枫，《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华夏出版社，2016，第224页。[18] 同上，第187页。[19]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95页。[20] 同上，第153-154页。

作者简介

# AUTHOR

程志敏，哲学博士，洪堡学者，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典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古希腊政治思想等。迄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著作20余部（包括专著、译著和编著）。主要作品有《宫墙之门——柏拉图政治哲学发凡》《缪斯之灵——荷马史诗导读》《归根知常》《历史中的修辞》等。主编“古希腊礼法研究”“阿尔法拉比集”等丛书数种。

延伸阅读

 ● 程志敏｜归根知常：西方政治哲学的古典面相

 ● 王焕生｜我这样理解《奥德赛》

（编辑：陈若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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