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 · 世界 | 马汉：从美国的海权利益展望20世纪

编者按

马汉的著作是美国文明意识成熟的历史写照，直到今天仍在养育美国政治人。1990年代末，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取得一点儿进展，就有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想起了马汉在十九世纪末出版的《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为了教育美国公众，他特别安排重印了一个“学院版”，并撰写长篇“引言”提醒美国公众：

马汉曾预言，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一个逐渐强大的势力，对现存国际体系提出挑战——这种情况在写下这些文字时也许正在发生。(见马汉，《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页59)

这个说法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如今美国政治的底蕴提供了契机。我们若把马汉仅仅看作现代海战史家、军事战略家乃至地缘政治学家，都过于看轻他了。马汉的著述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甚至种族的弦外之音”，属于“历史哲学而非战争哲学”；他甚至“基于道德和宗教的理由”劝美国人相信，战争是上帝指导下的“人类进步过程的工具”(萨缪尔·亨廷顿语)——本文充分证明此言不虚。马汉是欧洲现代文明的自觉担纲者，从他身上，今天的我们能够看到基督教和平主义的正宗版本。

为了更好地理解眼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有必要深入认识百年前美利坚崛起时引发的大变局。本文发表于“美西战争”爆发前一年，从中可以看到马汉上校如何从普遍历史角度鼓吹普遍战争，对我们葆有忧患意识是很好的历史教本。

本次推送的马汉《从美国的海权利益展望20世纪》（张培均译）一文选自刘小枫教授选编的《古典学意识初阶》(古典班阅读教材试用本)，原文较长，这里仅为节选，标题亦为原编者所加。感谢刘小枫教授的推荐，并准予公号首发。

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

引  子

终结，一条生命、一段关系、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便这纯粹是人为安排的人工造物，在任何情形下都强烈地吸引着想象，尤其吸引着像我们这样有自我意识的一代人的想象。这代人为自己造出findesiècle[世纪末]这一短语来表达自己的信念，不论多么肤浅和错误：这代人知晓自己的成分和自己的趋势；在自身进步(progress)产生的不绝于耳的喧嚣中，这代人不仅知晓自己从何而来，还知晓自己往何而去。19世纪即将死去，只得在20世纪再次起来。19世纪从何而来?已走多远?往何而去?

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要对正在过去的这个世纪的普遍历史(universalhistory)作一番浓缩的介绍，而这不是一篇杂志文章或一系列文章马上能提供的。笔者给自己定下的考察范围不包括各国的内部条件，即在当代占去如此之多注意的经济和社会趋势。在许多人看来，这些趋势是值得从最纯粹的物质和世俗角度予以关注的唯一主题。

这些东西尽管十分重要，但至少可以肯定尚不是全部；而且，尽管本世纪的物质进步十分巨大，但国际关系和相对重要性方面的变化同样引人注目——这种变化不仅见于欧洲各国，也见于大范围的世界各民族间。笔者正是希望从这个方向接近自己的主题。

回望刚刚过去的十九世纪

开启这一主题的一个简便但无疑非常粗略的方式是说，18世纪浩大的殖民运动为美国革命所中止。美国革命使大不列颠失去自身最富裕的殖民地，差不多紧随这场革命而来的法国革命以及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的毁灭性战争，迫使欧洲将注意力从外部诱惑收回，集中到自己的内部事务上。19世纪初合众国对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使这一结局更明显，因为这件事实际上将北美大陆从可作为外国殖民对象的蛮荒之地的清单上勾掉。接下来的十年中，随之发生西班牙各殖民地的起义，然后是门罗总统和坎宁先生(Mr.Canning)的声明。这些声明通过制止欧洲的干涉确保那些殖民地的独立。广大美国人民从此时起对门罗总统的立场的坚定维护，以及门罗主义在后来得到的发展，使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各国在同等程度上摆脱任何可能的进一步的欧洲殖民——在这个词的政治意义上。

19世纪就这样开场。无疑，人们的精力还在寻找海外的活动空间，但主要不是为了建立新的殖民地，而是为了利用业已在政治上占有的土地。但是，甚至这也是次要的。从19世纪的近乎开端至其近乎结束，这个世纪的伟业在于认识和研究自然的各种力量并将之应用于机械和经济进步的目的。那些就这样为人们所掌握的手段——刚发明出来时是如此惊人，如今是如此为我们中的大部分所熟悉——必然被首先运用于各国资源的开发。到处都是新土地，因为迄今为止，在任何地方，人都不可能完全利用自然的赠予。到处都有精力的投入，因为在任何一个地区，都有干不完的事。因此，自然地，这样一段时期主要是一段和平时期。当然，大的战争也有；尽管如此，但外部的和平一直是那段发展时期的一般特征。在这段时期内，人们致力于运用他们掌握的各种新的强力来彻底变革他们自己国家的面貌。

The fastest time on record Photo'd by A. P. Yates, Syracuse, N.Y., May 10, 1893, when Engine 999 drawing the Empire State Express train, made the record of 112 1/2 miles an hour.

经济主义的普遍和平幻想

但是，所有这样的阶段都会过去，就像每一件属人的事情一样。生产的增加——经济学家的偶像——如所预料的那样寻求新的市场。生活舒适度的增加、财富的增加、人口的增加，由此引起的国内消费的增加跟不上蒸汽的使用带来的输出和分配的增加。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被迫走出世世代代的隔绝，不得不至少出于商业目的与欧洲各社会建立联系，与之做买卖。旨在从国外获取新的政治领地的大规模的认真尝试大致停止，商业只寻求新的立足点，确保能付出一寸得到一尺。此外，合众国在人口和资源方面的增长、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开发，都有助于满足需求。中国和日本的开放只是这种需求的一个单独迹象。所以，毋宁说，这一开放是随机械加工方法的改善和交通线的增多而来的普遍工业发展的伴生物。

19世纪中叶的世界地图

就这样，19世纪经过自己的顶点，开始落向自己的终点。在属于欧洲文明的各国中，有战争也有战争传闻。各王朝起起落落，各国家在政治重要性的天平上沉浮，就像老油条的男孩们在学校里上蹿下跳。不过尽管如此，主要特征仍驻留未动，而且越来越成为这批政治家的主要关切，他们在19世纪本身达到巅峰之时或之后不久迎来自己的盛期。出于经济性质的纯粹功利主义的原因，维持statusquo[现状]逐渐成为一个理想。

当然，这个理想值得尊敬；但从各大国为了自身的安宁而协调一致地向希腊和克里特人施压来看，我们也许用不着称这一理想是高尚的。问题仍然是，在实际可行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合理的可能而不是一个空虚的梦——这一理想还能为人尊敬多久?

如今，我们发现许多人说——其中一些是普遍和平(universalpeace)最激烈的鼓吹者，而普遍和平的鼓吹者又属于对当代最不满的人——当沙皇尼古拉(CzarNicholas)在半个世纪前提出打破既有的静止，并为了一种基础牢靠的静止来重划东南欧的政治地图时，正是他体现出理性政治家风范的理想，而statusquo[现状]的维护者们显露出的只是见风使舵的政客的粗鲁本能。历年的证据表明，后者在那些令人头疼的地区并没有保住静止，哪怕是死气沉沉的静止。

鉴于正在离去的19世纪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变化后的世界局势，在欧洲家庭的各国家间，继续无限期地维持当前实现的和平与富足，如今在多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实际的目标?普遍裁军的鼓噪不祥地起来，这种愿景是否存在于我们近来的各项呼吁中?

没有谁比笔者更热切地怀有这种期望：有朝一日，各国家将铸剑为犁，铸矛为锄。但是，包括美洲在内的欧洲文明，是否已经处于这样的情形：能够安然躺在一种不是基于问题多多的国家良知的运作，而是基于一个常设法庭的人造和平上，在现代政治中实现中世纪教宗制的理想?

美国应告别立国初期的国际行为准则

前景——时代的标志，是什么呢?凝望未来，前景尚未进入人的视野，看不到比透过一块玻璃更多的东西，一片黑暗；人们像树一样行走，一个人无法确定地说往何处去。不过，人们仍可注意到种种标志，即使尚不能充分或准确地解读；我要断言，其中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标志是，普遍存在于所有一等强大的文明国家身上的外向势头(outwardimpulse)——唯独我们自己除外。我们受缚于、包裹于我们自己的18世纪传统之中，彼时我们确实外在于欧洲世界，但如今我们已是欧洲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却还在和平与富足这一似是而非的借口下，紧抱孤立理想，拒绝承认利益的团结。我们的外向势头的确已经存在于我国的多数人身上，但这一势头尚受到某些人的阻碍，他们对国家政策的看法受制于共和国初期形成的准则。

将近一个世纪的间歇之后大规模恢复的欧洲各国家的这一外向势头，不仅仅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偶发的、与过去无关的表象。这一势头到来的标志尽管不为人注意，但在19世纪到达半途后不久就变得可见。东方文明各国家的激活与这一势头极为相关，当时也同样不为人所觉察，虽然如今已足够明显。

东西方文明正凭靠纯粹自然的冲动和物质强力的进步相互逼近

近来为我们所熟悉的一个术语是“缓冲国”，暹罗[译按：今泰国]在大不列颠与法兰西之间发挥的就是这种令人愉快的功能。尽管并非完全相似，这个术语让人想起东西方文明之间迄今达成的关系。一方面，两大文明分离存在，各自构成一个世界；但另一方面，双方正相互靠近，不仅体现在地理上的接近——一个公认的危险之源，更重要的是也表现为双方都看重物质优势，却没有相应的精神观念上的共鸣。双方可不只是发自同一源泉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如俄罗斯与大不列颠那般。相反，两大文明源于极为不同的概念，循着截然不同的路线行进。要使双方在最重要的观念领域达成一致，其中某一方就需要停止生长，并向另一方转化。

现代欧洲文明不管已经漫游多远，不管其模式有何不足，都在十字架的影子底下成长。值得担心的是，东方思想家们认为，作为不可知论的国家，他们挪用从基督教传统的脚镣中解脱出来的欧洲的物质进步，是优势而非损害。

迄今为止的那些基督教国家的未来的主导精神观念会是什么，这几乎不成为20世纪的一个问题。没落，如同兴起一般，必然是循序渐进的；假使基督教信仰在东方各国家中得到最大可能的传播，那么，东方各国家，作为国家，在接近那些强有力地约束着、但哪怕如今也未能完全控制西方各民族的纯粹自然的冲动的原则时，也同样会是循序渐进的。如果除了启蒙后的自利和战争的荒谬之外，我们为自我约束和正义提不出更高的理由，那么，战争——暴力——将是荒谬的，只要利益的平衡在那一边，别无其他。那些想要的人会攫取，只要他们能，不纯粹是出于高尚政策的动机，不纯粹是在有合法的机会之时，而是出于这些简单的理由：他们没有，他们欲求，他们能够。东方世界不知道这些动机，但正在迅速地领会联合起来赋予西方以权力的物质优势和政治传统；伴随这一领会，欲求也已起来。

法国革命的含混性：人权与陆军同步成长和强化

法国革命迫使给18世纪打下鲜明烙印的对外殖民扩张进程陷入长期停顿，与这一停顿同时，各国的精力又表现在另一件事上，即创建庞大的现代常备陆军。这本身是levéeenmasse[全民动员]带来的结果，也是法国革命除对人权的阐发之外传给我们的普遍兵役制带来的结果。这种陆军始于19世纪初，随着这一世纪的延续而不断完善，到世纪结束之际已十分成熟和强大，并且在规模、预备强力、组织及战争物资等方面得到发展，而经济学家为此永久地哀叹，抨击其存在，要求予以废除。随着自由的成长和强化，陆军也得到成长和强化。一个世纪的这一独特产物，其收获的政治自由不可否认，是否如许多人如此自信地声称的那样，仅仅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恶劣的反常?或者，其中是否可能也包含着即将到来的时代的一个标志，值得与其他标志联系起来研究?

这些庞大的陆军产生的影响是什么?无疑是多重的。就经济方面而言，是生产的下降，是加在人们的时间和生命上的赋税。种种弊端或罪恶每日都在我们耳边嗡嗡作响，根本不必在这儿复述。但是，庞大的陆军真的一无是处?抑或甚至利大于弊?在一个权威正在弱化、各种约束正在松弛的时代，一个国家的青年人走进一所学校去学会守纪、服从和尊重，去系统地强化体魄，去接受对军事成功而言乃必要的基本条件的自律、勇敢和男子气概等理念，这难道一无是处?

看一看刚开始接受训练的一些新兵蛋子的表情和动作，再将其与表现在聚于街头的士兵的面貌和举止上的最终结果作一比较，颇能得到教益。军事训练对于积极的生活并非最坏的准备，也不比在大学花费数年更浪费时间。各国家对彼此强力的相互尊重使得战争更少发生、和平更有保障；即使一场震动真的到来，也会迅即过去，让事态更快、因而更容易地恢复正常，这些难道一无是处?

警惕东方殖民地苏醒

接下来，在预测未来时，我以时代的这些特殊标志为基础：法国革命之前的十年，政治殖民的前进势头陷于停顿；随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欧洲各国家全身心地投到各场普遍战争中，卷入主要与政治和欧洲相关的问题；随着和平而来的，是由煤和铁唱主角、机械和工业发展的伟大时代的开端，在此期间，已有的殖民地和新的商业中心——尤其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而非侵略性的殖民，成了最显著的特征。

与上述各项运动同时，从第一项到最后一项，在欧洲发展出庞大的常备陆军，或者毋宁说发展出各武装的国家；最后是东方的激活及其进入西方的利益范围，但不是纯粹作为一个有待撞击的被动之物，而是有其自身的活力。这种活力虽尚未成形，但意义重大，因为在以前暮气沉沉、近乎死寂的地方，如今有了无可置疑的运动和生机。

日本令人吃惊的发展是最明显的证据；而在印度，尽管不存在旧暴动死灰复燃的可能，但有足够的迹象表明，政治理解力正在觉醒，在外部羁轭之下蠢蠢欲动，渴望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个性；这一运动，由于理解和欣赏西方的物质和政治文明的优势，不比先前的叛乱更具直接的威胁性，但对未来的巨变而言要不祥得多。

恒河上等待启程的轮船

至于中国，我们知道得少些；但许多观察家证明，中国人的性格中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强力。迄今为止，这股强力主要体现为中国在坚持既定传统方面的执着。但是，哪怕在这个落后的民族中，既定传统也已经不止一次地遭到抛弃，该民族的保守大致应归咎于对存在于其他土地上的更好条件一无所知，但也与这个种族非同寻常的持久力、对目标的坚持不懈、坚忍不拔及其基本单元特有的活力紧密相关。他们对追求个体的物质改善毫无感觉。在近来与日本的那场战争期间，中国的组织全方位瓦解，尽管程度出人意料，但也并非不可预见。

这并未改变下述事实：就实力而言，中国有最好的原材料，虽然利用得十分拙劣，即人口众多，种族上同质，而且正在迅速增长。最近土耳其军队正在人们眼前复兴，那么，也不能认为中国人不可能还会重新组织起来，光凭这种组织，潜在的强力就能充分地发展军事。这两者最容易拿来对照，因为概念上最简单。日本人已显示出巨大的能力，但他们几乎未遇到什么阻力；而且，驱动和掌控一个四千万人的岛国，比驱动和掌控一块容纳的居民数量几近十倍于此的辽阔的大陆版图要容易得多。可以预测，中国的演化会相对缓慢，但是，如此长久地使中国在许多差异间保持为一的东西，可以料想将在未来确保一种实质上统一的势头，这种势头与中国的民众结合，将给任何事关全体的运动带来巨大的重要性。

美国经济人目光短浅

不过，可以稳妥地讲，这些因素由于指向的未来更加遥远，比另外一些不太重要的因素更少得到考虑；进一步讲，其中那些标记出我们自己时代的因素，其存在本身就受到自封为经济派的政治思想派别的怨艾、批判和责难。

这一派别在19世纪中叶工业进步阶段的观念中成熟，并且仍然生存于其中，它从生产和内部发展的角度看待任何东西。这一派的影响在世界各地强有力地发挥作用，不过在哪儿都不像在合众国那样泛滥成灾，这既是因为没有近邻在强力方面能与我们相争，军事上的必要性对我们来说并非刻不容缓，以至于像所有遥远的危险那样几乎得不到重视，也是因为我们丰富的资源仅部分得到开发，对外拓展的本能尚处于休眠状态。在同一时期，出于同样的原因，欧洲世界的眼光从海滨转向内部而非外部，美国人民的注意也类似地从对外拓展上移开，而在世纪初，他们的财富就来自对外拓展。

这一趋势，在政治方面因[美国]内战而得到强化，又因众所周知的自然条件而得到加强和延续。与欧洲大陆相比，这块版图广阔得多，原始的荒野远未开垦，也许甚至拥有更加充足的搭配合理的资源，包含的居民数量要少得多。因此，尽管有大量移民，我们在完成自身内部发展的工作方面远远落后，出于这个理由，我们尚未体会到如今鲜明地体现在欧洲各民族身上的那种外向势头。我们远远地站在我们这个种族的普遍运动之外，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思索。

由于前面提及的那些原因，无论在政治家中间还是在记者中间，仅仅关注内部和经济问题，以我们在国内有足够的事可做为借口，对展望组织和保持军事强力或者思考在我们自身的疆界之外扩展我们的国家影响的那些主张表示拒绝、甚至怨艾，这样做都是简单然而短视的政策，忘了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人，能够自生自灭。在这一政策中，我们落后于两代人之前的先辈，他们不曾感觉到纯粹经济观念的令人室息的影响，因为他们长大成人时，那些观念尚未取得其后来在曼彻斯特学派([译按]19世纪中期主张经济自由和贸易自由的英国经济思想流派)的政客手中获得的优势；那些观念至今仍保持着这一优势，因为受这些观念影响长大的那一代青年人，尚未完全克服这一阶段。

自[美国]内战以来，维持和平的精神主宰着我们自己的国家。就后果而言，这场战争远比13块殖民地反对大不列颠的斗争更接近于真正的“革命”。这种精神迫使我们的人民，无论南北，将他们的目光从外部问题上收回，并满怀激情地将心智集中于一场内部冲突上：其中一方为获得独立的动人希望所激励，另一方则为保持统一的崇高理想所鼓舞。

不过，在民事方面，引导这场战争的人属于甚至当时也正在逝去的那代人。他们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受到的影响，随着和平的回归卷土重来，体现在拿破仑三世受武力威胁被从墨西哥逐出、获取阿拉斯加以及购买丹麦群岛和萨马纳湾([译按]多米尼加东部)的谈判上。后来的这些尝试——笔者尽管同情提出这些尝试的精神，但站在军事或者毋宁说海军的立场质疑这种精神——无论其智慧何在，其独特的有趣之处在于指示出老一代人在青年时代接受的传统又在他们身上复活。但那些传统对当时正迅速掌权的那代人而言完全陌生，因而为他们所拒绝和挫败。

文明冲突纪元的开端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笔者作为正在离场的一代人中的一个，将给出肯定的回答。但是，可能出于宪政偏见(constitutionalbias)，我的注意更自然地导向最后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在属人事务的潮落潮涨中，在那些神秘冲动之下，我们正站在一个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这个或许已被长期拖延的问题将决定性地得到解决：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主导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当前，摆在文明的基督教世界面前的伟大任务、伟大使命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而不同的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念，完不成使命就得毁灭。

东方文明的觉醒与基督教文明的危机

在这一使命呈现给我们的诸多形式中，只需援引最显著的一种：手中握剑的大不列颠针对印度履行的想必就是这一使命；但这并非孤例。19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部我们自己的文明对这些更古老的文明持续不断、与日倶增地施压的历史，直至今日，如我们放眼四方，到处都可看到一种激活，一种从睡梦中的觉醒，这种觉醒虽然在极大程度上尚处于朦胧状态，却是真的，虽然尚未组织起来，却已意识到粗暴地打断他们数世纪的迷梦的文明至少对他们具有两大优势，即强力和物质繁荣——在世界各地，非属灵的人类(unspiritualhumanity)最渴望这些东西。

要预言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纯属徒劳——我们手中连可供猜测的材料也没有；但是，观察当前的形势并提出当前的考虑并非同样不可能，这些考虑或许可以塑造眼下的行动，并倾向于青睐那种我们不得不认定不仅对我们这个种族的、也对整个世界的未来最可观的文明形式的优势。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上，我们也不能期望用理想中完美的手段来处理不完美的形势。我们必须借助于强力——潜在的强力和组织起来的强力——这个粗鲁、不完美但并非可鄙的仲裁者，来掌握时间和持久力。

在多变的人类历史中，强力已经赢得一些最伟大的胜利，并且仍掌握着这些胜利。我们的物质优势，一旦为人所注意，就会迅速被认识、被贪婪地挪用；而主导着我们的思想、在思想对行动的影响中举足轻重的精神观念——甚至我们当中那些不接受历史上的基督教或基督教世界的普通信条的人也带有这些观念——则会长久地遭到拒绝。一旦处于不同思想层面、没有共同标准的人们之间的平衡发生危险的紊乱，强力必须立马在两者的间隔中予以矫正。

我们的文明奠基于那些信念，在早期，那些信念在推翻恶之堡垒时着实有力。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的教会，及其全部瑕疵和教长们(ministers)的全部缺点，在罗马帝国的废墟和蛮夷的洪流中扮演过的惊人角色，如今当何为?如果我们自己的文明正在变得仅仅专注于物质这种限制于对此世的希望和爱的东西，我不知道我们能提供什么来拯救自己或别人。但不管怎样，要么在外部入侵的洪流中最终沉没，要么凭靠我们自己的活的信仰，成功地让那些或将逼迫我们的人皈依我们的理想文明，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时间，而只有通过组织起来的物质强力才能获得时间。

美国应该以罗马帝国主义为楷模

提出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对其他古老文明的不友善态度，那些文明的天赋无可否认，尽管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天赋。一个人只要相信居住在整个地球表面的各国人民是上帝用同一滴血造出的，他就只可能制止和镇压发生在他自己的种族之外的任何反人类的运动，只要他感觉到这类运动。

不过，也无必要为了承认罗马的胜利对人类有益而憎恨迦太基。今天的我们，以及任何时代的人们，或许都会感谢凯撒的天赋。布匿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间，他大大地扩张罗马统治的边界，大大地延伸、设定和巩固罗马的文明和政体的外围工事。这样，当命中注定的那一天来临，当轮到罗马的权力在征服的打击下收缩，罗马曾凭借征服重塑世界，但当罗马自身陷落，这些外部防御将最终崩溃的时间拖延达数世纪之久。发起攻击时还是蛮夷的那些人，接手帝国遗产时已不再是外人和陌生人，而是已经孕育着罗马观念的精华，如今已皈依罗马法和基督教信仰。

《帝国事业：毁灭》，托马斯·科尔作于1836年

历史不时地在凯撒这样的伟大个体的行动中揭示自己的先见。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之后，属于欧洲文明的各民族再次全线推进，不仅要占据地球上的不毛之地，还要占据那些有争议的地盘，那些迄今为止把他们与那些古老的国家隔开的缓冲地带，如今他们马上要与之面对面、边靠边。

不管我们把这场运动归结于什么原因，总之责任并不落在某个个人的肩上。必然性压在各民族头上，于是他们移动，就像斯堪的纳维亚的旅鼠；但人不像浑浑噩噩死去的动物那样没有认知，他可以问，“往何处去?”“目标应是什么?”这是否朝向普遍和平、广泛的裁军和永久仲裁条约?这是不是对立的传统、对立的生活和思维习惯准备相互理解、乐于迅速承认的预兆?这种迅速的承认如今是否见于东方人和西方人碰撞之处?接触是否预示着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的快速消亡，是否指示出摒弃目前表现为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的那种有组织的强力形式的智慧?

文明冲突抑或种族冲突

那么，当源头迥异、截然区别开来的这些文明——因为种族特征的演化截然不同——在没有任何中立地带的情况下互相遭遇，实际情形将会怎样?由于中立地带的介入，差异变得更遥远，因而也就不那么明显；而且在中立地带内部，区别互相遮盖起来。

一方面，我们将会看到[属于其他文明的人]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那些数量不管如今多么一盘散沙，总是由各个在不小程度上具备强力之各大要素的基本单元构成，凭靠那些要素，人上有人，适者生存。由于政治和社会组织才能上的明显缺陷，他们未能演化出他们作为各个共同体应当具备的聚合强力和智识眼界。他们也会马上学会这一课，就像他们已经从我们这儿学会大量他们自己未能开创的东西；但这种缺乏主要该归咎于与我们相比他们在物质发展方面的劣势，不过他们如今正在为物质发展苦干。

然而，人们不会减少对他们自己不能或没有创造的繁荣的觊觎——共同体想要什么却无法用武力之外的手段得到，就会诉诸武力，除非受制于武力。在世界历史上，汹涌的人流冲破、横扫由凯撒般深谋远虑的人针对他们设立的屏障，也不会没有先例。如果这些屏障不再有人把守，而为那些丢弃祖先的尚武精神而呼吁放弃军事准备、削弱好战习性的人们所遗弃或忽视，这种情形就更容易发生。

不过，甚至在这种形势下——这种形势在罗马帝国衰落期间日甚一日——恰当地选择的战略要点，恰当地推进的边界，仍可以通过贏得时间而大有助于阻滞、缓解对一方的灾难，并使全局转为对世界有利。因此，及时识别各战略要点的真实价值以及应从何处及时开始占领，就极为重要。今天欧洲各国家的大规模外拓运动的意义，至少部分就在于此。欧洲各国家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进我们文明的前哨，正在巩固防御线。这些防御线将使我们的文明得以生存，或者至少将确保我们的文明不会下行，直到为一个甚至比过去更加光明的未来熏陶好这个世界的性格，就像罗马文明激发、提升其条顿征服者，并继续祝福他们直至今日。

美国应承担欧洲大家庭的历史命运

这就是我们通常称为旧世界的地方正在发生的运动趋势。随着19世纪的结束，浪潮已经转向，水流正在急剧上涨。这不算太快，因为此前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与范围广大、人口众多的外部世界相比，如此大量地维系着我们的利益和焦虑、我们的希望和恐惧的欧洲大家庭的文明，就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最崇高的文化、最高水平的智力活动的所在地和场所，这个文明在这些方面不像在政治发展和物质繁荣方面如此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其余部分，这要归功于这个文明的子孙的雄健精力，就像在商业和战争中。

欧洲文明的启蒙和正义不能放下手中的刀剑

由于这些精力，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机械和科学成就发展出种种手段，繁荣由此倍增，存在于这一文明边界内的那些人与边界外的那些既无机会也无才智使用这些优势的人在物质福利方面的不平等也同样倍增。伴随财富方面的超群，裁军的呼声起来，似乎不仅欧洲的种族，而且全世界的种族，业已融为一体，似乎普遍和平的目标不仅已经实现，而且安全无虞。但是，哪怕在我们自己的边界内，难道形势已发展至如此地步，以至于我们已准备好解散我们称为警察的这种特殊的、有组织的生理力量(physicalforce)的表现?

尽管欧洲大陆上存在内部的猜忌和摩擦，或许甚至正因为此，欧洲家庭内部包含的团结体现在上述伟大的共同运动中。这一运动最终的利益毋庸置疑，已为不列颠在印度和埃及的统治所证明——对于这种统治，武装的习惯不仅起促进作用，而且必不可少。目前，印度和埃及是无数持久的好处的两个最鲜明、但并非仅有的例证，这些好处基于握在启蒙和正义之手中的刀剑的强力。看一看总的结果，无可辩驳的是，人类在上述地区取得的巨大收获，不仅曾经源于、而且仍然取决于运用和继续保持有组织的武装强力。

英国人民及英国政治家不可否认地倾向于培植合众国的善意并拉近两国关系，也可表明同一趋势。对于这一趋势之下的那种倾向，贝尔福先生(Mr.Balfour)用过“种族爱国主义”(racepatriotism)这个表达——无疑，这个说法最初用在说英语的家庭中最为贴切，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或许可以推而广之以涵盖所有从同一久远的源泉发展出自己当前的文明的那些种族。

在笔者看来，将来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都蕴藏在这个说法之中，我希望看到这个说法会由于其形成的观念的价值而得以通行。大不列颠方面对自己的各殖民地和对合众国的这种倾向，表现出健全的政策以及情感，这一点或许容易得到承认。但是，为何健全的政策，以公开、诚实的手段寻求自身的优势，要被归为一种犯罪?

然而，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则表现为一切眼睛向内转，看不到我们自己担负的职责。当我们真正开始向外看并且为履行我们这一代人对整个世界的职责而辛劳之时，我们应与大不列颠携起手来，并认识到这一点：在未来的多事之秋，人类最好的希望就寄托在说英语的各种族间心与心的联合中。

美国是欧洲文明向太平洋西岸推进的前沿阵地

决定各国家的职责时，[地理上的]接近是最明显、最一般的指示。考虑到美洲各国从传统、制度、语言上可以视为欧洲家庭的成员，正是在太平洋这个帝国的西进过程再次与东方相遇的地方，美洲各国与世界的未来的关系变得最清楚。两岸都是政治发展至最强大、最先进类型的欧洲家庭成员的大西洋，由于水路交通的巨大便利，不再隔断同一母亲所生的、曾经分离的子女，而将其联系在一起——希腊和罗马传统的继承者，以及征服罗马的条顿人的继承者。

与现代蒸汽机船穿越大西洋相比，特快列车或飞行货运或许可以更快地把少量乘客或小宗货物经陆路从大西洋运到太平洋，但是，对于要求充分利用交通[发展的]成果的数量巨大的运输而言，是陆地而非海洋造成分离。在[美洲的]太平洋海岸上，有一些与自己的兄弟们为沙漠或山脉所隔断的前哨，即欧洲文明的暴露在外的先锋；欧洲家庭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将其与主体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并且通过恰切地预见从任何一边通往那里的道路来予以保护。

正是在这一政治事实中，而非在纯粹商业优势的考量中，可以发现未来贯穿中美洲地峡的运河的重大意义以及加勒比海的重要性——因为加勒比海与地峡问题的所有国际考虑不可分离地缠绕在一起。无论修在巴拿马还是尼加拉瓜，运河的根本意义将在于把一般而言欧洲文明的边境、具体而言合众国的边境推进数千英里；还将在于把享有那一文明的美洲各国的整个体系编织起来，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把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要是有某个地区可以称为海上权力的独特领域，那非加勒比群岛莫属；这里是那些控制像运河这样的航海要道必须凭靠的影响力的天然之家和中心，正如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力位于地中海。

两条运河大大提高了世界贸易的效率

夏威夷也是这条运河的一个前哨，就像亚丁(Aden)或马耳他是苏伊士运河的前哨；或者就像运河开通前许久马耳他是印度的前哨，印度主要对大不列颠而言重要。欧洲文明的整个身体的一个最大的神经中枢就位于加勒比海的岛屿堡垒链上；而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目前正掌握在那些不仅从未给予、而且显然永远无法给予普遍利益所要求的那种发展的手中。

与欧洲各国一样，未来等着我们的是什么，这不仅仅是个优势或劣势、或多或少的问题。其中涉及性命攸关的问题。当前的一代人是后来者的受托人，不行动或行动，疏忽或过失，都可能辜负这份托付。在恰当的时机来临之时未能把握机会，可能会给后人招致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就算得到克服——到时可能已经太迟——也会付出血和泪的代价，而及时的预见本可避免血泪。这类预防措施，如果得到采纳的话，其实不是进攻性的，而是防御性的。

欧洲虽然正在向遥远的地区推进，但仍然容许自己身上有个未切除的溃疡，这个溃疡或许会耗尽欧洲的命脉；仍然在对一些未来极具重要性的地区的公认的统治中，留下一个时间的流逝日益肯定地表明对政治和社会改善毫无希望的制度——这是一个凶兆，如果这个制度在潮流翻转中不发生改变，这就是一个对异族的占领来说现成的处于野蛮状态的前哨。

美利坚的种族性普遍历史使命

我们要用清晰、冷静而又坚定的眼睛看待这一事实：[世界上的]各大文明虽处于物质繁荣和进步的不同层面，有着不同的精神观念和非常不同的政治能力，却正在迅速接近。看到这一事实对我们自身的好处至关重要，作为我们对自己在种族上所属的各民族的共同福利所负职责的一部分，这就更加至关重要。

这种形势在世界历史中并非没有先例。当这种形势落到一个伟大的统一帝国身上，该帝国因其主要公民中间长年的不好战习惯而软弱无力，便必然引起毁灭。反之，撒拉逊人和土耳其人的入侵，在几代人的推进之后，首先受到抑制，然后被击退；原因在于，他们面对的各民族诚然由于内部的不和与冲突而四分五裂，就像今日欧洲的各国家，但仍然是由战士组成的国家，由于训练和习惯而时刻准备为自己的权利而战，如果需要的话，甚至为之献身。按上帝的旨意，连同本世纪带来的繁荣及物质和精神愉悦的剧增，那里还发展出那一被贬称为“军国主义”(militarism)的平衡物，把欧洲转变为一个由准备打仗的士兵组成的庞大军营。不合时宜的裁军呼吁无视将来的可能危险，且无益地与一个重大事实抵牾，这一事实在当前的形势中找到充分的依据，但首先是不自觉地为目前只有少数人注意到的某些事做准备。

在海洋方面，没有哪个国家比合众国担负着更重的责任。这种态度本身要求我们以有组织的武力准备好支持我们的立场，正如欧洲大陆内部各国间的相互疑忌迫使那些国家维持庞大的陆军——我们相信，那些陆军在未来注定会履行一项更高贵的使命。在我们把其他人排除在外的地方，我们承担起我们的文明所在的大家庭的责任；而加勒比海及其地峡，是连接东方与西方、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弦丝的纽带。

地峡以及有赖于此的一切——运河及两边的通道——将把美洲大陆的东岸和西岸连接起来，既然没有陆上交通网络能够做到这一点。合众国已坚决要求在其中拥有特殊利益。无论目前维护自己的主张，还是将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合众国都只能通过创建对在加勒比海居于统治地位必不可少的海上强力。总之，欧洲的内部疑忌以及levéeen masse[全民动员]——对军事训练的普遍强制——带来的完全民主的制度，已为庞大的国家陆军铺平道路(其使命似乎还隐而未彰)。

美利坚式的世界和平观念

与此类似，在美国民主的情感上方逐渐拓宽和加强的那种可笼统地概括为门罗主义的信念，其逻辑上不可避免的产物就是一支强大的海上强力，联系大不列颠的海上强力来看，可与那些陆军互为补充。陆军在那些最大众的制度下继续蓬勃发展，尽管存在经济学家的悲叹以及那些希望不付出那一代价就能保持和平的人的哀号。那一代价就是备战(readinessfor war)，单凭此就曾确保和平。

诚然，我们可以崇拜和平，作为人类必然希望达到的目标；但我们不能幻想可以像一个男孩从树上硬扭下一个不熟的果子那样得到和平。无视我们面对的形势，或者通过片面对比战争带来的惊忧和恐惧作以夸大静止、繁荣和舒适的魅力，也无法获得和平。表现为股市保护神的和平，永远无法得到人类的敬意。

对于我们的种族的未来而言，最为不祥的莫过于当前甚嚣尘上的这一趋势。这一趋势拒绝承认在武装行业、在战争中有某种激发华兹华斯的“快乐武士”的东西。这一趋势还拒绝承认其中有某种让所有时代的士兵成为英雄气概和克己忘我的典型的东西。当基督的宗教试图在自己的追随者面前树立起自我控制、抵挡邪恶的形象时，这一形象代表的正是士兵。

冲突是一切生命的状态，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而且正是在士兵的经历中，精神生命获得最生动的比喻和最崇高的灵感。无论20世纪会给我们带来别的什么，从任何如今盛行于19世纪思想的东西中，20世纪都不会得到比这更高贵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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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俊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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