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悲剧能服从“一刀切”的解释倾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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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目为《索福克勒斯的〈 埃勒克特拉〉中有城邦吗？》，作者为芬格拉斯（P.J.Finglass），梁雪珊译，张培均校，刊于《经典与解释》第54期《罗马的建国叙述》（娄林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年1月）。为方便阅读，本次推送删去全部注释，有兴趣的读者可查看原书。

麦克劳德（Leona MacLeod）近期就索福克勒斯《埃勒克特拉》（Electra）撰写专著， 细致考察了先前有关这部戏剧的学术成果，并作出新颖、独创的贡献。未来任何研究这部戏剧的学者都会受惠于这部作品。不过，意料之中的是，如此发人深省的作品将会引发其他学者对某些过于新颖的观点的争论。拙文将重新检视了构成麦克劳德作品重要部分的主题，即这部戏剧中polis[城邦]的含义。格里芬（Jasper Griffin）的近期文章与麦克劳德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研究了麦克劳德以及格里芬的论证之后，我认为，他们的见解均忽视了城邦在这部戏剧中的确切含义；而我希望更加细致入微地理解这一可能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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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福克勒斯（Sophocles，496B.C.- 406B.C.）

对麦克劳德而言，城邦位于索福克勒斯的戏剧的核心位置。在整部专著中，她都用与城邦相关的术语解释人物的行动和动机。特别是，根据她的说法，埃勒克特拉和奥瑞斯忒斯（Orestes）以城邦及其价值观（values）塑造的方式行事。他们可以为死去的父亲以及以他为首的oikos[家庭]斗争；然而，他们的抗争同样代表了更广泛的社会集体（social unit）以及这个社会集体所代表的伦理原则。遗憾的是，尽管麦克劳德有力地论证了这一立场，但在许多情况下，她的字里行间的阅读似乎过度，从而对戏剧的线索也作了过度的阐释。因此，在戏剧本身不曾明示或暗示城邦之处，麦克劳德也认为指向了城邦。

奥瑞斯特斯在德尔斐领受神谕（行32-37），麦克劳德对此的阐释正是这种趋势的体现。在这段文字中，奥瑞斯特斯描述自己如何受到阿波罗的指示，要通过dolos[阴谋]而非武力完成自己的使命。麦克劳德认为，阿波罗给予奥瑞斯特斯这个命令，原因在于这样的策略“保护城邦免受入侵军队的危害”（同上，页33）。然而，戏剧没有告诉我们这是阿波罗做出神谕的动机。如果我们选择猜测，我们就能想到许多其他实际的理由，为何阴谋能够自称为策略：惊吓敌人的需要，在放逐中组建军队的困难，败于久经沙场的迈锡尼军队之手上的可能……这部戏剧为这些解释提供的线索，不比它为麦克劳德的理论提供的线索更多或更少。这部戏剧根本没有邀请我们去猜测这些问题。因此，很难看出，一个观众会如何理解对城邦的关心构成了神之命令的原因。

麦克劳德尤其对埃勒克特拉所支持的价值观如何反映更广阔的城邦的价值观感兴趣。如她所言：

纵观整部戏剧，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我们要以更宽泛的政治术语去理解情节。然而，更加细微而普遍地感受到的城邦“意识”，明显存在于埃勒克特拉的伦理话语中，正是这种感觉最富启发。（同上，页19）

这就是说，埃勒克特拉对aidos[敬畏]、sophrosyne[审慎]和eusebeia[虔敬]的关心（麦克劳德在自己的专著中清楚地显示出这一点），是她为城邦献身的标志，因为这些正是最基本的社会价值。麦克劳德根据一个重要的例子得出论证：

[埃勒克特拉]决定比尊敬母亲更加尊敬父亲，这不仅由于向母亲复仇的某些需求，也因为在城邦这个更广阔的范围内，她对虔敬理想持有敬畏或尊敬之感。（同上，页57）

敬畏、审慎与虔敬在其他地方经常与城邦存在关联。对观索福克勒斯的其他作品，在拉特（Radt）整理的辑语683与辑语936中，审慎是明确的公民美德；《埃阿斯》第1076与1350行分别在确凿的政治语境中提及敬畏与虔敬。然而，这些美德不仅局限于政治语境。毋宁说，这些美德被应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例如用于某人的oikos[家庭]或genos[后代]、朋友、陌生人，甚至用于诸神。这些美德十分基础，并未特别与任何特殊类型的社会组织相关。索福克勒斯那里可以找出很多提及这些美德的例子。例如，《菲罗克忒忒斯》第304行，“这不是一个明智的航海者所去的地方”，菲罗克忒忒斯这句自白中很难看见政治的细节。城邦中促进和谐的审慎与劝说航海者勿要向无人居住的岛屿航行的审慎.两者之间有很大区别。涉及必须用非政治术语阐释这些美德的其他段落，包括《僭主俄狄浦斯》第646-647行（[伊奥卡斯特]建议奥狄浦斯向克瑞昂[Creon]的誓言表现出敬畏），以及《菲罗克忒忒斯》第1439-1444行（赫拉克勒斯力劝菲罗克忒忒斯和涅奥普托勒摩斯[Neoptolemus]在特洛伊之劫时向诸神展示虔敬），还可举出许多其他例子。因此，我们不能假定埃勒克特拉的敬畏、审慎与虔敬必然涉及政治维度，相反，我们必须考察，剧中人物是否确实用此类术语来看待这些价值。

这种考察的结果并不能从政治角度表明埃勒克特拉的价值观。在埃勒克特拉以敬畏与虔敬为己任（self-appropriation）的长篇rhesis[讲辞]中（行254-309），她的重点远非城邦。她关注的并不是城邦的命运，而是克吕泰墨涅斯特拉（Clytemnestra）与她丈夫的谋杀者之间的奸情（行271-276），以及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在庆贺谋杀阿伽门农时不知廉耻的愉悦（行277-281）。这些是对敬畏、审慎与虔敬的背弃，使埃勒克特拉大为震惊。它们全都与她被迫居住其中的家庭的不正当关系（perverted relationships）有关；那里无一词关乎更大的城邦及其价值观。确实，埃吉斯托斯（Aegisthus）坐上阿伽门农的宝座，是埃勒克特拉将愤怒的原因之一（行266-268），这一点可能被认为有政治含义。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这项罪行似乎在于，它是她父亲的宝座（θρόνοις… / τοῖσιν πατρῴοις[她父亲的宝座]）而非城邦统治的象征；无论如何，随后更强烈的个人指涉迅速将这种指涉包括在内。麦克劳德谈到：

这是一个王室家庭，它的成员统治城邦；他们毁灭性的复仇行为自然将冲击城邦。

然而，埃勒克特拉并未强调这一点；实际上，她甚至提都没提。

与欧里庇得斯的《埃勒克特拉》中的类似言辞相对照，尤其能说明问题。在那部戏剧中，对篡权一事的政治和军事层面的强调更强烈，尤其是对埃吉斯托斯挥舞阿伽门农用以统治希腊子弟的王杖的生动描写（欧里庇得斯，《埃勒克特拉》，行319-322）。索福克勒斯的重心则落在他处，看似几乎略去了这个场景的政治层面，转而对家庭的堕落作更加细致且个人化的描述。如琼斯（J. Jones）所言，“我们观察到，[索福克勒斯]将家庭的覆灭强化并窄化为个人篡权这一主题。”埃勒克特拉哀悼阿伽门农，不是因为他是被刺杀的国王，而是因为他是死去的父亲。

 ▲《埃勒克特拉》书影

事实上，麦克劳德的分析往往看似更切合埃斯库罗斯版的奥瑞斯特斯传说，而非索福克勒斯版。《奥瑞斯特亚》（Oresteia）一再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更广阔的阿尔戈斯背景：贯穿这三联剧（trilogy），特洛伊战争、谋杀阿伽门农以及奥瑞斯特斯的复仇，对阿尔戈斯人的冲击十分显著。作为三联剧中与索福克勒斯的戏剧最为接近的一部，《奠酒人》（Choephori）的政治关切在与复仇情节相关时尤其明显。因此，当奥瑞斯特斯描述复仇动机时，他按部就班地强调，自己渴望从一对女人的僭政中解放光荣的阿尔戈斯民众（《奠酒人》，行302-304）。相应地，他在死去的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与埃吉斯托斯的尸体面前发表的演说，“你们请看，有这一对国家僭主”（行973），强调复仇的公共意义。歌队随后回应道，“你解放了阿尔戈斯人的城邦”（行1046）。共同体的解放是这部戏剧至关重要的主题。

另一方面，索福克勒斯以他的方式避免复制前人处理这个主题的手法。他以“不同的做法”坚持自己的艺术独立，而非被动地在故事中将城邦的卓越接受为神话假设。这部剧很少强调城邦，这与戏剧对埃勒克特拉这一人物的持续强调有关。埃斯库罗斯那里次要的人物，在索福克勒斯这里主导了戏剧，因此，格里芬说，“这部戏剧的真实主题是女主人公的情感。”这部戏剧主要关注谋杀阿伽门农对他的女儿所造成的强烈个人影响，以及后来埃勒克特拉在兄弟回归时所体验到的欣喜若狂。倘若将此与对城邦的相对而言更加有力的强调结合起来，只会冲淡对埃勒克特拉个人情感的着重强调。正因如此，索福克勒斯将注意力从城邦移开的决定，并不只是为了将他的戏剧与埃斯库罗斯的区分开来。这与他的戏剧的基本特征相关，一种非政治的特征，是“女性的情感与英雄的悲情”。

前文深受格里芬的分析的启发，但某种程度上，他的分析是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攻击，攻击那些认为希腊悲剧的政治内涵至关重要的学者。我能够理解格里芬的方法。他为遏制最新学术时尚中的过度做法而付出的努力也值得称道，不过，这种努力偶尔会使他提出证据基础不完备的武断说法。因此，在总结《埃勒克特拉》时，他解释道，“我们的注意力从未被引向阿尔戈斯城邦现在或未来的状态。”但这是相当绝对的说法。因为，在这部戏剧中，确实有一些对城邦和更大共同体的明确指涉，至少值得考虑能否增加某些含义。毕竟，为什么一位作家经常使用某个主题，而在别处出于合理的诗学（poetic）理由而避免使用这一主题，这一点通常值得考虑。

▲ 埃勒克特拉与奥瑞斯特斯

事实上，这部戏剧以一种明显的公共方式开场，保傅（Paedagogus）向奥瑞斯特斯指出他渴望的各种当地景观（行2-3）。在我们跟随高潮进入佩洛普斯后人的家之前（行10），阿尔戈斯地区（Argolid，行4-5）、迈锡尼的阿波罗神庙（行6-7）、阿尔戈斯的赫拉神庙（行7-8）、迈锡尼城本身（行8-9）接连出现。埃勒克特拉在进场歌中的开场词ὦ γενέθλα γενναίων[心地高贵的朋友们啊，行129]，也关注超越家庭的世界：[她的]言辞“明确表示歌队是当地高贵的妇女，并将她们置于更大且更具政治含义的共同体语境当中。” 在第二场，当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向阿波罗祈祷时，她向埃勒克特拉掩饰了言辞的含义（即她对奥瑞斯特斯死亡的请求），以避免埃勒克特拉向城邦揭示这一点（“免得她用恶意多话的嘴叫喊出去/把轻率的消息传遍整个城邦”，行641-642）。在劝说妹妹协助她反抗埃吉斯托斯时，埃勒克特拉本人随后设想了民众的热烈夸赞（行976-985）。认出自己的兄弟后，埃勒克特拉在情感高点上转向歌队，并称呼她们为“啊，最亲爱的女友们，女公民们”（行1227）。随后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的死亡呼喊激起歌队的欢呼，“啊，不幸的城邦呀！啊，不幸的家族呀！日夜困扰着你的命运快结束了”（行1413-1414）。最后，在第1458-1463行，埃吉斯托斯命令敞开通向宫殿的门，好让所有迈锡尼人和阿尔戈斯人都能看见奥瑞斯特斯的尸体，从而学会服从他的统治。

这些对城邦的提及，没有埃斯库罗斯那么多。这些提及中，也没有一个持续很长时间：在每一处提及之后，我们很快回到家庭这个更窄的世界。这些提及无法证明，该剧将城邦提升至戏剧主题地位。另一方面，鉴于索福克勒斯有削弱城邦作用的充分理由（上文提到的诺克斯[B. M. W. Knox]和格里芬已确认这一点），为什么他随后又提到城邦？而且，索福克勒斯为什么竟将这些对城邦的提及置于戏剧中如此重要的位置？作品开场，保傅对阿尔戈斯地区的描述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甚至诺克斯也承认，“这样一个开场白，对一部强调奥瑞斯特斯行为之政治含义的戏剧而言，看似是合适的开场符号。”但他随后声称，“事实上，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说法]更远离事实。”但他没有说索福克勒斯为何竟在一开始就赋予城邦主题如此的重要性。

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的祈祷构成戏剧的中心环节，这是漫长的第二场的关键转折。埃勒克特拉认出奥瑞斯特斯构成了这部作品的情感核心，这是埃勒克特拉总算能够放下悲伤并展现巨大喜悦的时刻。杀死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构成另一形式的高潮：这是极度悲怆的场景。王后在skene[舞台]后的数次哭喊和她女儿在台上的残酷反驳相互交织，在各个方面都如我们方才所见的喜悦相认一样令人难忘。在紧接歌队的惊叹的下一行中，埃勒克特拉发出尖锐的哀嚎，“如果可能，再给她一下”（行1415），格里芬誉之为“弑母中最生动且难忘的点”。然而，如果城邦对戏剧并不重要，就很难看出为什么应该在戏剧的这样一个高潮提到城邦。埃吉斯托斯傲慢自信的言辞，标志着一个即将毁灭的政权最后一幕空洞的胜利。索福克勒斯绝非完全从戏剧中略去城邦，他已留心安排与城邦相关的线索，在相当戏剧性的重要时刻，戏剧确实包含了城邦。

▲ 奥瑞斯特斯与复仇三女神 

而这些重要的相关线索，往往伴随着突出强调的表达方式。使用τις-Rede[某人说]这种史诗表达方式的第977-983行，传达了埃勒克特拉试图得到城邦拥护的梦想，这几行的长度几乎超过了所有其他该类型的例子，更不用说它所具有的戏剧力量了。在1458-1463行，索福克勒斯以互文修辞（intertextuality）强调埃吉斯托斯的生动言辞，这显然会让人想起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Agamemnon）的结尾（行1646-1648及1667），那里提到奥瑞斯特斯带来的政治威胁。

这两段话之间的联系在相连的意象层面同样得到强调：因此，关于行1460-1461（“如果说他们中曾有人对他怀过希望”），比较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行1668（“我知道流亡之人总是靠希望过日子”）；关于行1462（“他总该接受我的管束”），比较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行1639-1640（“若有谁不愿服从，我就给他加重轭”），以及行1624（“请不要踢刺棒，免得把自己踢伤”）。

在第1227行，埃勒克特拉用不同寻常的词πολίτιδες来招呼歌队，这是罕见的表达， “[暗示]一种与城邦的政治及个人关系”。古典文本中极少数出现这个词的地方，显然强调了帕特森（Patterson）等人所谓的公民职能（civic function）。比如，在柏拉图《法义》814c2-4，当说话者[雅典客人]断言妇女充分参加军事行动的重要性时，他将她们称作πολίτιδες；在欧里庇得斯的《埃勒克特拉》行1334-1335（“啊，别了，城邦！/啊，我的女同胞们，我对你们说永别了！”），埃勒克特拉正在考虑与更大的共同体、与她是其中一员的公民团体（citizen body）即将到来的分别；在伊索克拉底那里（14.51），普拉蒂亚人向雅典人宣告，“我们是你们公民妇女的后代”，这是强调他们在雅典政治中的参与权。这种特殊的称呼方式使埃勒克特拉特别强调歌队作为迈锡尼共同体成员的地位。这就暗示了，奥瑞斯特斯的到来将会对整个共同体产生重大影响：正如利乌（Liou）所说，“歌队妇女与解放事业[entreprise de libération]相关，而埃吉斯托斯是僭主。”

戏剧的解释者不能忽视这些对城邦世界的偶然一瞥。事实上，它们一起构成家庭苦斗的极其连贯的背景图。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害怕埃勒克特拉向城邦呼吁，这显示出民众对新统治者的敌意（行641-642）。因此，埃吉斯托斯暗示，奥瑞斯特斯的死亡将确保对至今仍拒绝服从他的统治的民众的征服（行1458-1463）。相反，当保傅指出奥瑞斯特斯渴望的许多景观时，这个年轻人在一开始就与阿尔戈斯土地建立起亲密联系。歌队对奥瑞斯特斯及其家宅展现的明显同情，增强了这一联系（例如，行126-127）。在相认与杀死克吕泰墨涅斯特拉这两个关键时刻，对城邦的提及强调这些事件将对更大的共同体产生有益影响（尤参行1413-1414：“啊，不幸的城邦呀！啊，不幸的家族呀！日夜困扰着你的命运快结束了”）。

在戏剧主要情节背后，这些对更广阔现实的暗示为戏剧事件增添了重要意义。埃勒克特拉向父亲与兄弟的献身，不仅如她所愿，导向家庭的复位（restoration），还导向阿尔戈斯和迈锡尼土地更加幸福的未来。因此，通过偶尔提及（occasional gestures）一种更广阔的视野，该剧获得更大的深度和更富于变化的结构。然而，由这种“提示”（gesturing）风格培育出的简洁，使索福克勒斯在不违背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埃勒克特拉这一根本目标的情况下，加深作品的含义。当然，对他来说，这需要一个精妙的平衡，这与对他的素材的熟练且复杂的掌控相关。为了避免戏剧受城邦支配与戏剧从不提及城邦这两个极端，他出于有限但明确的戏剧目的而采取中庸之道，阿尔戈斯的政体就是这条道路的一个特征。

从索福克勒斯对戏剧中阿特柔斯的genos[后代]的处理中，我们能观察到相似的手法。与城邦相似，后代在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特亚》中起关键作用。阿伽门农之受折磨、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与奥瑞斯特斯的罪行，是他们自身行为的后果，然而，这些罪行也表明自阿特柔斯的妻子埃洛珀（Aerope）与提埃斯特斯（Thyestes）通奸及提埃斯特斯的宴会后，萦绕家族的诅咒的运转。因此，探索罪与恶的重复发生构成三联剧的主题，三联剧强调“连续世代的人展现的人类行动的因果链”。与此相反，索福克勒斯明显未将戏剧情节置于“过去与未来世代的事件序列”中（同上，页5）。他避免更宽泛地关注阿特柔斯后代，而倾向于注意埃勒克特拉身在其中的那个机能失调（dysfuctional）的家庭。埃勒克特拉的独特性格，部分原因是由于阿伽门农被谋杀的骇人本质：这一行为深刻地影响了她。另一方面，如果阿伽门农之死仅是一长串杀戮之中最近的一个，那么，戏剧关注的焦点必然会很不相同，这样，对埃勒克特拉的痛苦的关注超出[对]其他事物[的关注]，就不太合适了。那么，为了使戏剧运转，就必须严格削弱在埃斯库罗斯处十分重要的后代的重要性。

然而，后代不可能完全从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消失。保傅介绍宫殿时说，“和多仇杀的佩洛普斯后人的家”（行10），这简单却强烈地指向了佩洛普斯家宅的血腥历史。后代随后在第一合唱歌的尾声（行502-515）引起人们的注意，歌队此处将家宅当前的厄运溯及佩洛普斯杀害米尔提洛斯（Myrtilus）一事。米尔提洛斯在战车比赛（a chariot race）后的死亡，随后被奥瑞斯特斯在类似竞赛中的“死亡”取代：因此，毫不意外，歌队对保傅的故事的第一反应是，哀叹古老的主人丧失了γένος[后代]（“唉呀，唉呀，我们主人的古老家系/看来，整个儿地连根断绝了”，行764-765）。奥瑞斯特斯的“死亡”对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与埃勒克特拉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我们只需要注意一点：这一“死亡”能够与回溯更远的更大图景相适应。克律索特弥斯（Chrysothemis）告诉埃勒克特拉，后者有断绝全部后代的危险（行1010），而埃勒克特拉在她随后对着骨灰罐的言辞中，表达了对哀叹自己及自己后代的渴望（行1121）。最后两次提及后代，一次是在杀害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之时，当时歌队呼喊“啊，不幸的家族”（行1413）；另一次是在杀害埃吉斯托斯之时，在被领去受死之前，他惊呼，“这个家屋难道注定要看到佩洛普斯后代的所有苦难，现在的，还有将来的？”（行1497-1498）。

▲ 奥瑞斯特斯归来

与城邦一样，在戏剧的重要时刻（开场、长篇的报信人说辞的末尾、埃勒克特拉对骨灰罐的哀叹、杀死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埃吉斯托斯的最后时刻），我们看到少数几次简单却鲜明提及阿特柔斯后代的地方，这些提及的言辞表达特别有力（就像在第一合唱歌非常乐观的开场之后，十分意外地提到米尔提洛斯）。它们都指向家宅中的古老麻烦，但这些提及并不多，持续时间也不长，不足以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埃勒克特拉的个人处境与谋杀阿伽门农所导致的恐怖。这类对一幅更广阔图景的偶尔提及，为我们眼前所见的行为增添了额外的重要性，却不会导致我们放弃专注剧中更明显的家庭小世界。因此，这部戏剧在不失去焦点的情况下获得其深度。在每个例子中，我们都在处理一个在埃斯库罗斯那里非常重要的主题，尽管除了少数几个突出的地方外，索福克勒斯通常都避免这个主题。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些少数例外仅仅作为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特亚》遗留的主题的痕迹，索福克勒斯大体上忽略、却不能够完全消除那些主题？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认为，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戏剧中以简略形式保留这些主题，是出于某些明确但有限的目的？这样说来，答案就在问题之中。

近期的学术倾向于赞扬希腊悲剧中的政治层面胜于其他层面，即便某部戏剧看似与城邦只有微弱关联或没有关联。然而，任何依靠单一的解释性关键词（single interpretative key）来处理这种体裁的方法注定不成功。悲剧是一种变化无穷而又微妙的文学体裁，无法服从这种“一刀切”（Procrustean）的倾向。另一方面，虽然格里芬和其他人对最近以城邦为核心的学术研究的回应固然有其优点，但我们必须小心，以免矫枉过正。如果我们放弃悲剧必须与城邦的所有事物相关的观念，并放弃悲剧与城邦无关的观念，我们才能终于开始领会城邦在像索福克勒斯的《埃勒克特拉》那样的具体戏剧中真正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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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编辑：金政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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