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街的高晓松何时消失？
文 | 刘梦龙
前不久，美国的汉学名家史景迁去世了，中国史学界也表示了哀悼。实事求是的说，史景迁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是一位学术造诣很高的史学大师，而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历史通俗作家。他的书兼顾了学术深度和文学的吸引力，并以独特有趣的视角受到大众的欢迎。
我们回过头来看，我国并不缺少史学方面名家，戴逸也写过相对通俗易懂的《乾隆帝及其时代》，近些年来也有一些颇为成功的科普类作品，比如孙机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但总的说，我们的国内文史科普书籍，水平是不高的，普遍充斥着跟风式的小作坊产物，而缺乏类似罗杰·克劳的《地中海三部曲》，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样的通俗易懂又旁征博引，并广为大众所接受的高质量科普作品。
中国有没有好的文史类作品呢？有的，像高戈里的《心路沧桑》写的不好，不独辟蹊径吗？像邵义《过去的钱值多少钱》写的不有趣吗？但都没有在大众视野里形成太大的影响力。如果说通俗易懂，又兼顾深度，首屈一指的畅销书作家的马伯庸写的《显微镜下的大明》，应该说比较合格的。但事实就是，这些书籍很难走出文书爱好者的小圈子，产生的影响力更不能各种戏说类的畅销书相比。
与这种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弟子规》之流的玩意大行其道，各种国学大师可以到处圈钱，各路家长纷纷给孩子卖上一堆中外大师作品，但自己一知半解。结果是，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作品，一种是重印过去大师的作品，特别是某些民国大师的作品，但其中的学术观点很多已经过时，完全是打着名头唬人。另一种去是打着趣味的旗号，小作坊式的跟风量产，充斥着粗制滥造的猎奇段子与新旧谣言。而市面上最容易获得，科普水平最好，最贴近学术前沿的，往往是翻译西方的作品。
毫无疑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众对文化领域追求在不断提高。但我们的社会并不能正确满足这种需求，市场的反应更像是在敷衍压榨暴发户。这种情形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商品经济下，书商的唯利是图与恶意炒作，互联网时代，传统纸质书籍的衰落，信息的碎片化，快餐文化的不断盛行。
其中，作为生产者，我们的学术界是有责任的。学术长期停留在书斋与精英交流的封闭圈子里。我们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长期和社会脱节，科研和科普分离，最终是学术界的新成果层出不穷，但普遍与大众脱节。
而作为受体的大众，自身肯定是存在问题的，这个责任出在我们的教育上。我们的人文教育体系确实存在整体性的结构问题，这和我们的人文社科研究拉胯是紧密联系的。大量的结论性灌输，却不求甚解。在讲究感性认知的人文领域，却出现了普遍重记忆轻思考，机械填鸭的情形，结果是既没有逻辑思维，又没有知识更新的能力，脑子里被动跑马，基础教育和高级教育事实上脱节。这种教育失败，回过头来，又造成了一堆滥竽充数，只能在小圈子里打转的伪学者，或者在公共领域哗众取宠之辈。当年袁腾飞，以及近年来高晓松之流对历史胡说八道的火热，简直可以说是学术界的悲哀。
不得不说，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确实存在着先天的不足。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阵营对西方资本主义社科学术体系的态度普遍以批判为主，导致相当程度的隔阂。而八十年代之后，又因为高度实用主义与意识形态混乱，在很多领域都对西方社科学术体系进行生硬的拿来主义，甚至完全倒向西方社科体系及背后的意识形态，这导致了几十年来我国人文社科领域里秉持西方意识形态和自由化思想的学者极其之多。
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教师在照本宣科之外，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引导学生正确探索，培养求知求实的习惯，也是值得疑问的。不能指望人文教育靠高等教育补课。实际上，大量经历了高等教育的知识分也普遍缺乏人文常识，甚至出现很多理科生由于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经过自学，反而比死记硬背过时知识的文科生更熟悉文史的情形。
当然，我们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当代在面临日益严重的信息劣化的问题，尤其是在中文互联网领域。像人们所经常诟病的国内搜索引擎的越来越不中用，不完全是垄断和过度商业化的问题，也是整个中文互联网的大势所趋。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过去那种自由共享的氛围已经被一个个信息堡垒所分割，而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不是版权意识提高的好事，反而是各平台大量生产大量劣质信息填充在公共知识领域，最终劣币驱逐了良币，劣币开始垄断市场，并进一步拉低认识水平。从西方的经验看，信息茧房的形成，第一步恰恰是劣质信息充满这个社会，淹没了深度思考，最终使精英和大众分离，大众的愚化，最后通过廉价的娱乐刺激，剥夺大众的思考能力。
所以说，中国人爱好文史，实际上是个好习惯。对人文知识的学习，确实是一种不急之务，就像过去的政治教科书是屠龙术一样。但恰恰是这种不急之务，很容易把精英和大众分层。
对历史经验的接触往往导向对社会现象的深层思考，从而在五光十色的流行文化浪潮中保持冷静的态度。这种冷静不同于过去那种过去社会上弥散的那种基于生存压力的冷漠。恰恰是社会的发展，物质的充裕，使年轻一代拥有更强烈的好奇心去认知世界。单纯的有趣或者感官刺激实际上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代青年的需要。当代年轻人中兴起的对历史政治的广泛关注，是一种时代之声。对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认知从来都是通往当代认知的道路，这又必然带来，跟谁走，往哪走，怎么走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时代变幻的关键时刻，旧的社会结构在崩解，新的社会规则在形成。而作为这个原料的提供者，人文学术界任务是繁重的。人文历史并非只是单纯的陈年旧事，它的本质还是一种解释。谁来解释历史是一种关乎国本的权力，今天的共识是建立在对过去的共同认知上的。
实际上对历史的再发掘经常会推动当代的发展。就像春秋、左传、史记对中国人来说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历史故事。又比如在美国，埃里克·方纳的《第二次建国》就很好的推动了对平等价值观的讨论。而我们最近一次面临的理论性挑战，则是新清史。对新清史的争论，表面是争论清王朝的征服者王朝性质，实际上是基于华夏大一统史观下，当代共和国对历史疆域继承与超民族共同体存在的合理性。
新清史最有趣的地方，是它是外国人提出，并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的学说。新清史的研究，优点是非常明显的，它大量建立在满文史料为主的新史料上。它确实指出了满清长期存在的反汉化倾向。比起很多人过去接受的一点固化的教科书知识，他无疑更有吸引力。而它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沉迷于清王朝的反汉化叙事，宁可无视了清王朝恰恰是在卷入华夏体系后难以逆转的深度汉化，就好像只强调一个人热爱锻炼，却无视了他锻炼是因为体重不断增长一样。
这场争论，很明显揭开了我们教育的滞后不足。教科书的结论只是精炼的简单描述，难以覆盖历史的复杂性。而我们学术界和一般群众的脱节，导致普通人的认知对面对外来的新理论，无所适从。而最终对新清史的反击，也是民间自发展开，学术界后续跟进。迄今为止，国内清史研究，明明随着新版清史取得了丰富成果，相反却没有向大众搞出一套结合当代，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与新清史是国内的广泛传播相比，作为地主，却如此被动。也正是由于学术界的不给力，导致在今天，在我国网络上争论边疆算不算中国固有领土这种竟然还能成为热门话题。也是学术界的拉胯，让袁腾飞，高晓松之流的火爆层出不穷。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文化上一直是领先的。近代以来，我们落后了，并奋起直追。如今，在物质上，我们已经逐渐赶上西方了，但在人文领域，我们还有很繁重的任务要去完成。
当然，这种情形绝不仅存在于文史领域，在其他人文社科领域也格外严重。尤其是像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完全可以说和群众隔阂起来，理论成果不能解释当代的社会发展。要么陈旧无用，要么助纣为虐，反而在面对西方思想渗透时，是现实的无情，逼迫群众自己去寻找思想的武器。
今日的情形，我们既要打破长期形成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打破日益严峻的信息劣化，又要实现当代中国叙事的创造与普及。一切恰如近代，人民的广泛觉醒已经开始，星火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存在的总总问题，是到了不改变，就要站到历史潮流对立面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