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农村对疫情冲击的准备怎么样了？
文 | 刘梦龙
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疫情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人，已经不得不接受要经历一轮冲击的事实。但即使是这样，我想大家也要尽力做一些准备，包括储备医药，加强免疫，增加对疾病的应对了解。
这些准备中，疫苗接种又是格外重要的，这是当前比较明确能减少重症率的手段，大家应该对自己负责。而提到新冠疫苗注射这个问题，现在比较突出，包括国家也在重点关注的就是老年人新冠疫苗注射率这个问题。我在这里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和这段时间的一些观察，就从这个问题谈起，谈谈当前基层防疫的一些情形，抛砖引玉。
之前很多朋友向我问过农村老人新冠疫苗注射率的问题，包括舆论上也有不少类似的担忧。但在这里，我根据自身基层工作的一些实际体会，恐怕要给大家一个和一般认知不同的答案。农村老人的新冠疫苗注射率并不低，甚至很多地方是普遍高于城市的。当然这只是我们这个地区的情形，我不敢说放之全国皆准，仅仅是提供给大家另一种视角。
以我们本地举例，我可以负责的说，我们的老人绝大多数已经完成了至少一针的新冠疫苗注射，其中绝大部分都打了两针以上。我所在的乡镇，不能说没有未完成新冠疫苗注射的老人，确实存在，而且很多都是高度敏感人群。
但实际的情形是，所有这些老人，我们当时都是登记造册的，他们为什么不能注射疫苗都是有原因的。当时做不到，我不认为一年后，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会更好。倒不如说，在2021年9月1日，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没有完成注射任务，你拿不出详实的表册，过硬的根据，根本是无法过关的。
如果有基层干部参加过21年8月底的新冠疫苗推广工作，应该就会同意我的说法。首先这是一个政治任务，是一个当时要求绝对要完成的任务，压力是空前的。当时省督导组就在我们这里，注射率不达标，不能完成任务，就不走。压力层层传达，谁完不成任务，谁要追责。这是我们基层主观上的压力。
客观的情形是什么。那就是像我所在的农村，是人口流出地，常住人口率不到20%，大量的青壮年长期外出打工，人在外地，我们鞭长莫及。而上级当时下达的疫苗达标率，显然是根据本市人口总数给出的。
这个数字是相对平均值，在人口流入地是相对低的，在人口流出地是相对高的。而在我们这样，高度老龄化，又空心化的农村，我们能从哪里挖潜？当然只能是从在乡老人这个群体突破，客观上也决定了，我们要用尽一切方法，使本地老人应接尽接。
可以说，21年8月到9月间，疫苗注射率达标，是我工作以来，遇到压力最大，最困难的任务。其实，时间过去并不长。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去年疫苗大战，各地各种抢人，利诱，甚至骗人来打的新闻，最终还是城市的办法多，能力强，那时一车车到处拉人打针的都是城里。回过头，这些外来人很多就是顶了当地人的任务数。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疫苗注射，国家给出的原则一直是自愿为主。我们乡村或许还有各种土政策，连哄带骗，不断上门软磨硬泡。但城市执行的是比较彻底的，这也是各种疫苗红包的根源，不能上硬政策，要维持自愿这个底线。
但城市，甚至是较为繁荣的县城，一般来说，流动人口都成为完成任务的一个主力军。城市作为人口流入地，他任务完成起来是比较轻松的。相对的，靠柔性手段，老年人，特别是身体比较差的老年人，城市在疫苗注射上，未必就会高于我们乡村靠硬性手段实现的效果，哪怕是一样的总体达标率，年龄构成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关于农村老年人疫苗注射问题，我个人认为并不会低于城市。但这其中也不是没有问题。有两个比较明显的问题。一个是第二针和第三针的问题，尤其是第三针。随着时间点的过去，农村的疫苗推广也相对放松，有些老人也嫌麻烦，或者觉得自己不舒服是因为打了针，其实他们三天两头也不舒服，总之没有后续注射，这是存在的。
当然，这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农村老人，至少在本地，后续再想提高疫苗注射率是比较困难的。倒不如说，把这个工作重点放在城市，恐怕还会起一点亡羊补牢的作用。从当前疫情的传播来说，也是城市迎接疫情的冲击会比农村更早一些。本身老人这个群体就比较固执，顾虑越多，而有了城市的警示，农村老人的工作也会更好做一些。当然，如今疫情发展的速度，特别是交通物流造成的爆发式扩散，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种亡羊补牢式的努力，能不能赶得上，就不好说了。
另一个问题，其实反而是青壮年。许多青壮年作为外出人口，他们当时不是重点推广对象，就我说的，鞭长莫及。而在时间节点完成后，又没有得到及时跟进。像不少年轻人没有第三针，甚至有人没打第二针。他们的数据，当时在外省，不少人又换了打工开店的省份，四处流动，而本省系统里没有他们的数据，很多人，甚至是一些在外省读书的大学生，都直接漏掉了。这种数据不互通，是我们基层工作的长期问题，也是抗疫三年中，最为人所诟病的。
当然，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也确实掉以轻心，自己也不关注疫苗这件事，风头一过，直接就抛之脑后了，觉得没必要平白挨一针，毕竟，社会面还很平稳。三年来，我们的防疫工作是很成功的，社会面整体是稳定的。甚至说的直白些，大多数人对新冠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只停留在道听途说，仅有一个被动，模糊的概念，而没有一个真正清醒理性的认识。这种防疫靠别人的想法，应该说，在社会上是颇为普遍的，甚至也不仅仅针对新冠，是当代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题。而这种想法，到了疫情政策放开的当下，便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当前农村防疫的工作极端困难，这点我也承认。马上就要过年了，像我们这样的乡镇，人口会在过年膨胀三倍以上，小车日常堵路，甚至连自来水都经常供不上。这些扎堆回乡的村民，来自天南海北，一年难得聚一次，社交格外密集热烈，各种拜庙，祭赛，争先恐后。现在随着管控的放松，完全可能把全国的不同毒株都带回来，搞出一锅超级大杂烩。从这个角度说，我真诚的希望，返乡的人群，就算不对自己负责，想想老家的老弱妇孺，请求大家，一定要坚持做落地核酸或者进行抗原测试，这算一种起码的社会公德吧。
就像我们的硬件设施每年都会凸显出短板，农村医疗资源的薄弱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像我这里的卫生院熟练医师就只有一个老院长，基层缺医生，特别是熟练医师，也是常态，不是我们一地如此，是大家都如此。而我们的村民，有点小钱，平时看病，县市一级医院都看不上，到时候会不会安心去卫生院。基层的医疗资源，哪怕是小县城也是极为有限的。
就和我们的基础设施一样，这些配套建设的水平，平时仅能满足在乡老弱的基本需求。年前要一下子面对增加几倍的返乡人口，而且是在疫情广泛发生的情况下，如何应对？这一点，大家都没有经验，甚至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基层连起码的科学预案，防护常识，必要培训统统没有，硬赶鸭子上架，是一个不让人乐观的考验。完全指望群众配合居家，有序进入方舱送药，从我们基层群众的普遍素质来说，恐怕是一个过于理想又很难达到的状态。
尤其是维持社会秩序，包括阳性人员的转运，困难人群物资配送，这些目前都指望依靠基层干部。但这些都是建立在即使社会面大规模传播，基层干部还能维持正常运转的情况下。那么，基层是不是做好了应对冲击的觉悟，包括本人顶着高烧和眼看家里人高烧还坚持工作，能不能做到？基层干部本身是不是比一般人准备更充分，能做到自己尽量少感染，不感染，这些不仅是为个人，也是为了社会秩序能维持必要的准备。
从几次社会面大规模传播的封城实践来看，干部的消耗是很快的。更不用说如今的政策是整体放开的，到时候，不会再有什么八方支援了，大家都自顾不暇，各地都只能靠本地干部，各自为战。就我们基层当前这种完全没有余量的设计，很多单位缺一个主干都要直接拉胯，人人都是分饰多角，所谓AB岗形同虚设，能否顶住，是极不乐观的。
更不用说，随着政策转变，受社会上情绪和舆论的影响，很多基层干部自己也放松了警惕。一般干部也不过是普通老百姓，防疫意识淡薄，平时不戴口罩，到处聚集吃饭，这些情形和一般人没有区别。如今又正值岁末，正是各种检查、考核的密集期，群众来办事的也多，很多还是返乡群众。这种高密度人流给基层带来了极大的考验。
目前，由于没有了强制措施和普遍的放松心态，基层干部们每天聚集在空调房里日夜加班写材料，各级高密度开会，各部门不断迎接接待检查，窗口源源不绝地处理群众办事，甚至有些部门趁政策放松，突击搞文体活动，刷宣传成绩。这都是地方政府的岁末常态，这一点倒是不仅仅恢复到三年前，而且报复性的增长，也可以说为疫情传播打造了一个完美的传播环境。
整治文山会海，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是我们多年强调的，但又不得承认，出现了越整治越严重，变本加厉的情形。如今随着疫情管控的放松，这类问题可以说集中爆发了，使基层根本应接不暇，完全没有余力，也没有能力去保护好自身。
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疫情传播的速度之快，还想着有一个明显的缓冲期，但结果很可能是猝不及防，一锅全端。当前的基层防疫可以说漏洞百出，甚至是主动加速，指望去应对接下来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至于说，会不会出现，干部先阳一波，然后再来服务阳了的群众呢？我觉得以这个疫情爆发式的传播，恐怕不太现实吧。
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这种心态的全面放松，不仅仅是政策变化的问题。我一直说的，我们的管控机制更多是依赖基层干部强压，群众对此没有多少参与和认识。群众的认同度有限，只是一味在服从而已。甚至到头来，除了个别专业干部，我们的大部分干部也只剩下照章办事，不明所以，并不比群众高明多少。我们本应该努力做到科学防疫，终究只能维持政策防疫，大家更多讲的是政策，而不是科学。最终也给不少人一种防疫主要是政策要求，而非科学必要的错觉。
现在随着政策转变，群众也好，干部也好，乐得随波逐流。对不少人来说，好像是松了一层枷锁，说来使人伤心，但又是客观存在的。这里更不用说，当前各种鼓励放开，淡化疫情的宣传如今也占据主流的位置，好消息总比坏消息讨人喜欢。许多人盼着疫情的结束，指望恢复经济，这个可以理解。但管控的放松，并不会影响客观存在的疫情流行和不断变异，捂住耳朵不会不打雷。至于这种放松能不能带来社会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好转，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过去三年来，我们的防疫是十分成功的，尤其是保护了一些医疗和财政底子相对较差，但同样人流密度也小的人口流出地区。这就好像大树遮雨一样，也是我之前多次说的，一些小地方的防疫态势一直很安稳，当然有干部群众的努力，但本质是经济流动性不强，而不是做得多好。
但现在，这种情形不存在了，特别是春节，人流向着县城乡村这样资源薄弱的地方去。城市爆发的疫情也在变相驱赶外来人口，这就给小地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比如我所在的地市没有大规模疫情，感染者不超过三位数，我所在乡镇更是从未发生过疫情。相对的，就是大家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人们没有任何直观感受，也无法想象大规模感染会是什么情形。
甚至很多人根本不能想象新冠是一种什么体会，反而大号流感这种说法，更接近他们的生活经验，更能让他们接受。大家习以为常，完全置身事外，自然也没有多少人做好了和疫情长期共存的准备。
像戴口罩的习惯，在我们这种三年来根本没发生疫情的地方，几乎就没有人保持。戴口罩反而成了只有在上级检查的时候，群众要被干部不断嘱咐，才被迫去做的一件事情。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顺理成章的就觉得没事了，不在意了，也是理所当然。对很多人来说，这不过就是继续过原来的日子，没必要做任何改变。面对新一轮冲击，乡村的群众比大城市居民更没有经验，堪比一群新手，直接拉去打实战，难免要出篓子。
当然，这里不是要说保护太好之类的废话。这只是指出一个事实，在防疫工作中，更多是依靠我们的基层干部在推进，而群众没有多少主动性，许多人甚至把防疫看成干部的工作。久而久之，连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没有真切体验过疫情的干部，也认为这只是一项任务，没有更多去了解熟悉这项工作。群防群治是我们应对类似新冠这类传染病的一个根本原则，说到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到底是为了服务人民，还是为了不被上级追责。
至少在防疫这项工作上，三年来，应该说，广大基层干部既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也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在防疫工作中，即使有种种不足，包括形式主义的问题，许多人依旧是带有理想信念的。但限于基层极度紧张的人力物力，在不断加码的压力下，基层干部中只能勉力完成应接不暇的任务，做最低限度的工作，久而久之，不免因疲生惰，开始用形式主义对抗形式主义。
相对的，作为防疫主体的群众始终没有被充分动员，引导，只是单纯停在被干部管的阶段，甚至被各种形式主义弄得烦不胜烦。防疫和扶贫，这两项工作，本应该是最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但终究不免走样，使人叹息。
现在随着政策陡然转向，疫情快速发展，干部队伍自己的思想还有需要调整，更何况老百姓。政策的快速变化，也使干部的威信大打折扣，群众是真不好带了。由此，能收不能放，一放就乱的问题也开始逐步暴露了。
如今我们也只能说，大家要尽力保存自己，要对自己负责。毕竟，自己是个人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实际上，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新冠的特殊性，这种定期流行病，不可避免将带给我们社会以深刻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大家都要保留有用之身，在时代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无论如何，今年的岁末是一段艰难时光，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度过，并共同见证这个将要迎接惊涛骇浪，并永远改变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