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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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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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华文明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之源

作者：高连奎

早在100多年以前，西方思想家就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看作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这些发明成为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　　

中国的指南针和火药，帮助欧洲开辟了新航路后，1492年，哥伦布从欧洲航行到了美洲；1498年，达加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了印度；1521年，麦哲伦又从美洲到达了菲律宾。此后，中国与西方在海路交通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改自古“丝绸”一条陆路的历史，在16-18世纪进入了一个通过海路进行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正是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也就是在明末、清初，西方一批批的传教士进入了中国，他们成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并将中国思想文化带到了西方，这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　　

我们应该了解这种历史事实，这对于当代中国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角色和作用，消除“西方中心论”所孽生的殖民地文化心理，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挺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再度辉煌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中国思想如何传到西方 　　

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中华文明功不可没，也可以说中华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思想源泉，中国先是西方的老师，后是西方的学生。　　

17-18世纪的“中国潮”时期，孔子的道德哲学、老子的治国思想、中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哲学意义，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1600年到1649年，欧洲每年就要出现30-50部包含中国的著作，1700-1759年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　　

中华文明西传可以分为启蒙运动前期和启蒙运动时期两个阶段。启蒙运动前期主要是介绍传播阶段，而启蒙运动时期，则是西方思想家直接用中华文明对西方中世纪文明宣战，这一时期的思想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　　

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政府任职。他在华二十余年，回国后大力宣传中国文明，激起了强烈反响，从此西方人知道了在东方存在一个强盛繁荣的中国，这也拉开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序幕。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于1598年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出访中国记》，欧洲人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儒家经典。　　

1584年：西班牙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出版了《中华大帝国风物史》，对中国的介绍比较丰富，其中提到中国法律不仅用于惩治犯罪，还用于奖赏善举，认为欧洲法律只讲惩罚犯罪，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对中国政治制度表示钦佩。　　

1590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出《绝妙论著》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人口物产，赞誉了中国的瓷器、印刷、绘图、航海、天文、火药等科技成就，同时也称颂中国的政治制度。　　

1616年：金尼阁著有《中国传教史》,又于1626年用拉丁文译出了《五经》。　　

1621年：英人伯顿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中国政府有组织好、效率高，有完善的文官制度。　　

1624年：英国人赫伯特就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该书认为孔子是“自然神”论者，他汲取孔子的思想，反对超自然的力量，反对“神的启示”。　　

1650年：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的《中国通史》相继问世，这为欧洲人关注中国提供了更多的知识。　　

1654年：布劳父子出版了《最新中国地图册》，一年以后荷兰使团出使北京，验证了该地图的准确性。　　

1655年：葡萄牙人鲁德熙又有《中华帝国史》的著述，称中国是“智慧的国度”。这也是东学西传的实质性开端。　　

1661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1672年《大学》在巴黎重版。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执政期间，拨款资助白晋等6名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后来，他们先后成为康熙的“教师”和“谋士”，也就成为康熙与路易十四之进行沟通的桥梁。　　

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将《大学》、《中庸》、《论语》汇总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风行欧洲。

1688、89、91年，出过此书的法文、英文本，这是系统介绍中国学术的开端。以“四书”“五经”为切入点了解中国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个高起点。　　

1696年：曾在巴黎做外交官的德国汉诺威图书馆馆长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事》。同年，中国归来的李明神父出版《中国现状新志》，翌年3月，法国传教士白晋从北京返回巴黎，一身中国清朝的官服。白晋神父带来康熙赠送路易十四的礼品和一部《康熙皇帝传》，该书将康熙皇帝描绘成现实中的哲人王。　　

1697年：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的神学”不合理、危险，是引起种种迷信的根源，应予清除；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　　

1699年：（康熙38年），白晋的《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资料比较客观。他认为儒学是全球性的道德；汉字可能成为全球性语言。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教士李明,写了两本书：《中国现状新志》,《论中国礼仪书》。　　

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被英国人采纳了。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的或福利，应被作为对真正良好品质的奖赏。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受到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就是中国，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受到广泛阅读的书，书中认为，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高位，并且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孩子都是平等的” 。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　　

中国思想在西方经济一百多年的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法国也顺理成章的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的启蒙运动，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堪称为西欧各国启蒙运动的典范，而且其他各国的启蒙思想也大部分来自法国。　

中华文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之源　　

在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思想的传播，让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都狂热地崇拜中国，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哈、魁奈、歌德等。正如伏尔泰所言：“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他的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人认为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是中国思想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启蒙运动。　　

伏尔泰在他的书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伏尔泰还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魁奈、狄德罗、爱尔维修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中国的统治者明白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奉为为楷模。霍尔巴哈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　　

在17、18世纪，“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德国实际上是由数百个骑士国组成。在各方面都远不如法国，在思想文化上，德国更是唯法国马首是瞻。当法国人追捧中国的时候，德国对中国文化的热情自然也不低。德国哲学的鼻祖莱布尼茨就勤于研究中国文化，他年轻的时候就阅读了法文版的孔子传记，后来又从传教士手中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家，其哲学体系的创立远在希腊哲学之前。莱布尼茨受《周易》中卦象的启发创制的二进制算法、成为近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他认为是中国让欧洲觉醒了。　　

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对于以后的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都有重要影响。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夫认为儒家哲学具有理性的特点，是非宗教性的。康德、赫尔德等人都很了解中国，也了解孔子和儒家的主张。真正把东方价值观研究透了的是文学家歌德，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从一些文学作品开始的。歌德读过《好俅传》、《老生儿》、《花笺记》、《玉姣梨》等中国小说，并通过男女主人的高度的道德克制敏锐地发觉了中国礼教的特点。对于中国的孝道，歌德认为孝是一切之本，在歌德晚年，他仿照中国诗歌写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对于儒家的“中庸”之美和道家的“自然”意境体会颇深。　　

1769年，有人写文章认为中国比欧洲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成为欧洲的名人，欧洲启蒙思想家言必称孔子和中国，来推行他们的思想主张，儒学成为攻击世袭特权的武器。在当人们翻阅18世纪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的作品、游记或文章时，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出现，激起了那么多的赞誉。经过启蒙思想家的努力，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法国的启蒙思想推广到全欧洲，这时欧洲人也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　　

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的人文社会理念和以道德治国的思想深深的征服了欧洲人，他们用中国思想对农奴统治及宗教统治进行攻击，经过这些人士100多年的努力，现代人文思想终于成为了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标志着西方人在思想上终于走出了中世纪，进入了现代社会。　　

在人们印象中，“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诞生于法国的“大革命”，并从西方传到了中国，而其实历史的真相是这些理念最初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　　

法国人很早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老子，孔子，孟子，司马迁等中国思想家的书籍很早就译成法文，在法国知识分子中流传，中国思想启蒙了法国及整个欧洲，使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摆脱了愚昧，获得了自由，最终步入文明社会，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其实都来自中国。　　

在以前，中国学者接受的基本上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宣传，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才发现：中华文明影响西方文明是历史主流，而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反影响只是历史的回流，这一观点在不同的学科也都得到了印证。　　

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持久且不可逆转的，笔者认为其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主要为四个方面：人文社会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制定和西方经济思想的产生，这四方面帮助西方国家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构成了现代思想文明的根基。　　

在中世纪，欧洲的官员几乎全是教士、贵族、封建诸侯，连行政机构都没有，更不用说文官制度了。　　

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英国进入了政治学中的“政党分赃制”时期，既在议会选举中上台的党派，把政府官职看作是“战利品”，公开地进行论功行赏，分配到自己的党派，特别是在竞选中为自己出力的人，也就是封官许愿。　　

从中国引入文官制度　　

孙中山曾经说过，现在各国的文官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穷源溯流，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现在西方文官制度来源于中国的说法在政治学界也是得到世界公认的。　　

其实中国的文官制度很早就在西方传播开来，元朝的马可波罗和明朝的利玛窦，这两位意大利人均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文官制度。　　

（以上内容摘自高连奎《中国大形势》一书，来源：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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