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的历史渊源

上古三皇

2024-09-24

“华夏”、”中国”，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从孩提时就拥有的概念。然而，寻根问祖，你是否知道，它们均源自于中州大地的古洛阳呢？

“华夏”，起源于远古时代伊洛河流(现洛阳地区)的夏人；而”中国”，最初即是指”天下之中”的雏邑(古洛阳之称，天地之中实指嵩山)一带。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就写下了这样著名的诗句：”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如今走进洛阳，你仍会发现，那几乎就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段缩影。

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黄河南岸的伊洛盆地。它四面环山，伊河、洛河、瀍(chán)河、涧（jiàn）河四河流经其间。

在这里，黄河终于摆脱了两岸山地的约束，豁然开朗，形成了辽阔平坦的黄河大平原，”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唐·韦应物)，而紧靠平原顶端的洛阳，背依邙山，面向龙门，东有虎牢（郑州荥阳虎牢关）之险，西接函谷（三门峡灵宝函谷关）要隘ài，紧紧抑制着它的中枢。”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西周初年，周公旦辅周成王幼年继位，曾感叹洛阳”天下之中，四方人贡道里均”；宋代文人李格非在他的《洛阳名园记》中也写到：”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xiáo渑miǎn之阻，挡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

正是这个”天下之中”，使得四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夏人，在建立早期的奴隶制国家夏王朝时，就有太康、孔甲、帝皋háo、夏桀四个帝王先后在洛阳建都，史称”斟zhēn鄩xún”。近年考古学家在洛阳偃yǎn师发现的二里头遗址，据推测，就是夏都斟鄩。夏人立国，令洛阳一带逐渐成为政治统治中心，而被誉为代表中国先民心灵思维最高成就的《河图》、《洛书》，相传就是那时出自这里的。公元前十六世纪，商汤灭夏，继在洛阳建都，史称”西亳bó”。人们在偃师考古发掘出来的尸乡沟谷城，正是商都西毫的遗迹。

夏商千年，书写着一行大字：洛阳，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形成城市，并贵为国都的地方。

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把洛阳作为”行都”，并与周成王两代在此营建”成周”东都城，史称”雒luò邑”。

周平王即位后，更是大规模新建”王城”，使得全城面积已近10平方公里。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正式迁都王城，史称”东周”，后历515年，传位二十三世，均以雒邑为国都。当年的雒邑，”东贾gǔ齐鲁，南贾gǔ梁楚”，”商遍天下，富冠海内”，一派皇家气势。

据说老子(李耳)当年在周室任史官，孔子曾专门来雒邑请教。孔子游历王城后感叹道：”吾乃知周公之圣，及周之所以王也。”如今在洛阳东关大街北侧，还树立着一座清代雍正年间所立的”孔子入周问礼”碑，对此做了专门的记述。

秦灭六国，置洛阳为三川郡治。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击败项羽，曾定都洛阳三个月，直到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汉光武帝刘秀重组汉朝，再次定都洛阳。自此，以后的曹魏(公元220~265年)、西晋(公元265~316年)、北魏(公元386~534年)也都先后在此建都，历时长达330多年，后人称之为”汉魏洛阳古城”。

当时的洛阳城已有24街、140多个间里，周长17多公里的城墙上设有12座城门，南北二宫更是金碧辉煌，其中仅北宫崇德殿就可容纳一万余人。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在今偃师县西佃diàn庄太学村)，学生最多时达3万余人。太学生梁鸿曾登上北祁山跳望京城繁华，感叹而作《五意之歌》：”宫阙崔巍兮，噫!人之劬qú劳兮，噫!”被皇帝追查而不得不逃到齐鲁隐居。

我国最早的石刻儒家经典文献，东汉时期著名书法家蔡邕yōng的”熹平石经”；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著名史学家班固的《汉书》；著名科学家张衡的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三国时曹植、孔融、王粲等”建安七才子”；西晋时嵇jī 康、阮籍等”竹林七贤”，以及陆机、潘岳等”金谷二十四友”均出自洛阳。

而西晋左思集十年构想所作的魏、蜀、吴都城《三都赋》，在洛阳一经问世，便使得”洛阳纸贵”，更成为传世佳话。

公元581年隋文帝建立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炀yáng帝即位后再次迁都洛阳，史称”东京”。他”迁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重建洛阳新城，历时两年，使得洛阳仅城内就有120多个行业、3000多家店铺、400多家客栈。隋炀帝更集江南和北国财富，修筑了南达余杭(今杭州)、北抵涿zhuō郡(今北京)，长达2400多公里的大运河，使洛阳成为南北运河的交汇点。江南丝绸正是随水路来到洛阳，然后再从洛阳出发，经长安而至西域、中亚，远达欧陆的。驼铃声声，搭起了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

在邀请西域和各外国酋长来洛阳参加商品交易时，隋炀帝甚至让市民将丝绸绕在树上，以显示中国的富有。当年的洛阳城，宫廷建筑、珍奇货物、文学艺术，无不盛极一时，仅宫廷观文殿(当时的国家图书馆)就有藏书37万卷之多。

唐代京都兼长安、洛阳两城，历经280多年，其中六位皇帝移都洛阳城。这时的洛阳，或称洛阳宫，或称东京、或称东都，或称神都。

《孝文帝出行图》中所有的人都是峨冠博带，宽衣大袖，反映了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后北魏的衣冠制度。

公元696年，武则天改唐为周，就是在洛阳应天门举行登基大典，宣读即位诏书的。她建立武周20多年，只有两年住在长安。晚年居住的上阳宫，曾是当时洛阳城宫廷建筑中最为壮观、华丽的，”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王建《上阳宫》)，风景宛如仙境。

传说中的武则天贬牡丹从长安解往洛阳，我想，其实是为了她自己观赏寄慰。华中之皇，正映衬着一代女皇的雍容华贵。而洛阳自此遍植牡丹，花开绮qǐ 丽，久负盛名，成了洛阳宫的一大奇观。

然而空前繁荣的洛阳城，在”安史之乱”中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郭子仪传》)，直到五代时期（唐朝灭亡之后，在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定都于开封和洛阳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以及割据于西蜀、江南、岭南和河东等地的十几个政权,合称五代十国）的后梁，梁太祖朱温重筑南北二城，并于开平三年(公元909年)迁都洛阳，才又兴盛起来。以后的后唐(公元923-936年)、后晋(公元936~946年)，虽然仍都定都洛阳，但因战争频繁，经济衰落，已再难见昔日的繁华了。

“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一如南宋诗人陆游对洛阳的感怀，在我国诸多古都中，能享有此赞誉的，恐怕惟独洛阳。自夏人建都斟鄩以来，历经商汤、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朝、唐朝、后梁、后唐，直到五代的后晋，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洛阳建都，是我国历史上建都最早、时间最长的都城。

如今在洛阳，你仍能寻觅到被称之为”五都贯洛”的五大都城历史遗址：偃师二里头的夏都斟鄩，尸乡沟的商都西亳，洛阳城西的东周王城(今王城公园)，白马寺附近的汉魏洛阳故城，以及位于市区的隋唐东都城(隋唐遗址植物园)。1973年，人们在洛阳定鼎路北段又挖掘出两座宫殿遗址，其中一座正是武则天当年的上阳宫。

真可谓：天下之中，河山拱戴；煌煌祖业、古都洛阳。

在古都洛阳的南面有一条河流，它源自河南栾川，经嵩县、伊川后入洛阳而至黄河，因其上游曾为商朝宰相伊尹的出生地而被称为伊水。伊水南来，在洛阳城南形成了一个风景独特的景观”阙què塞”，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龙门”的地方。

阙，古为皇宫前两边供瞭望的塔楼，它们相对而立，空缺入门，巍巍壮观，以后，帝王住所也便有了”宫阙”的说法。出洛阳城沿伊水南行10多公里，由中岳嵩山蜿蜒而至的余脉突然为伊水中断，形成两山对峙、东西宽达300多米的峡谷山豁。

伊水东面是香山，因产香葛而得名：西面为天竺山(现称龙门山)。两山夹一水，正对洛阳宫，犹如一道天然的门阙和屏障，所以被称为”阙塞”。早在春秋时期的《左传》中，就有”使女宽守阙塞”的记载(女宽是周朝晋国大夫，当年因周王室内乱而奉命驻守这里)。由于伊水中流，阙塞又名”伊阙”，如今，在龙门西山莲花洞旁的崖壁上，你还可以看到”伊阙”两个大字。这里背依洛都、面对三涂（山名，在河南嵩县西南，伊水之北，亦称崖口，又称水门）、左望嵩岳、右眺秦岭，形成了”峥嵘两山门，共挹yì一水秀”(宋·苏过)的天阙奇观，引发了许多令人惊叹而又奇妙的传说。

“伊阀”的形成，乃大禹的功绩，这是其中流传最为久远的故事。唐代诗人韦应物在描写伊阀风光时曾这样写到：”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辟：都门遥相望，佳气生朝夕。”而凿山导流的，便是夏朝第一个帝王大禹。

相传夏初，洪水泛滥，洛阳龙门山以南一片汪洋，大禹父亲鲧因治水不当被帝尧处死羽山后，大禹受命继续治水。他一改鲧堵塞sè的办法，疏九河，导百川，迫使洪水归流大海，而伊阀也就是在这时开凿的。《越绝书》卷一载：”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水经注》云：”昔大禹疏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如阙，伊水历其间北流，故谓之伊阙矣。”《汉书·沟洫xù志》也有云：”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阀。”而比汉代还早400多年的《左传》，在盛赞大禹的功绩时更是写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那意思便是：如果不是大禹，我便成为鱼了!

历史记载，凿凿不惊，走进龙门西山，首先看到的便是”禹王池”，一汪清泉传说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凿的，泉水中竖立的一根石笋（如今这个石笋没有了），也是当年大禹治水时使用的工具。而禹辟伊阀的神话传说更成了后人游览阀塞风光、伊水龙门时抒发情感的一个重要题材，给伊阙风光增添了无穷的魅力与遐想。

直到隋代，伊阙才被称之为龙门，而这一得名，传说与隋畅帝洛阳建都有关。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公元605年，隋炀帝即位后一次狩猎来到洛阳。他登上邙山，远眺伊阙之塞，山水之间，突然感慨道：”此非龙门乎?自古何不建都于此?”一随从大臣马上奉承地答道：”自古非不知，以俟sì陛下”那意思便是说，并非古人不知此为龙门，实是留给陛下的。”帝大悦，遂议都焉”，随即下诏建都洛阳。而都城的位置，一不挑”东周王城”遗址，二不选”汉魏古城”旧地，而定在二者中间，正对伊阙，使得伊阙对峙的两山，恰似都城定鼎门外的天阙。”龙”出洛阳，天阙为门，隋炀帝一言九鼎，”龙门”一名由此而来，并日益盛行，以至后来不少人只知龙门而不知”伊阀”，更不知”阙塞”了。

古老的传说与奇特的天然景观，使龙门自古便享有”洛阳第一胜景”的美誉。尤其是隋唐时期，青山对峙，佛寺林立，亭台楼阁，巍峨壮观，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然而，在龙门山色风光中，最为辉煌的便是”龙门石窟”。在伊水两岸的崖壁上，森罗万象的一个个石窟尤如蜂巢般密布，南北长达1公里。”精舍绕层阿，千龛kān邻峭壁”，”万穴列岩壁，三龛独雄夸”“谁穷造化力，空向两崖看”。它们与龙门山色，相映成辉，成为洛阳佛教最为兴盛的风水宝地。

溯源

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相传公元前六世纪，与中国孔子同时代的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南部)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有感于人世间生老病死的各种苦恼，以及对当时奉行种姓等级制度的婆罗门教不满，出家独行苦修，经过40多年的静坐思维，终于”觉悟”了人生苦难的缘由和个人解脱苦难的道路，并广收弟子，传播见解，逐渐形成佛教的原始教义。他的追随者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和佛陀，简称”佛”(意为”觉者”、”知者”)。

公元前二世纪左右，随着佛教在印度的兴起，石窟寺开始出现。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以”达摩（一切的現象、法則或佛陀的教法。為梵語Dharma的音譯）”治国，弘扬佛法，敕建石柱，广立佛塔，开创了印度最初的佛教艺术。印度现存最早的巴拉巴尔石窟群就是当年阿育王开凿的，并由它繁衍出巴雅、纳西克、卡尔利、阿旃zhān陀、埃罗拉等众多石窟圣迹。公元前一世纪，石窟艺术随着佛教而逐渐传播开来，在南面形成东南亚小乘佛教特色的石窟艺术，在北面形成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特色的石窟艺术(巴米扬大佛便是其代表作，可惜于2001年被炸毁)；在东面，它传入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形成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龟qiū兹cí石窟艺术。然后逐渐东移，星星点点，由北而南，进入中原。据专家考证，如果从公元三世纪开凿的首批石窟算起，直到明清小规模的开凿和重修，佛教石窟在我国已延续了千余年。在这漫长的演进历程中，北魏和盛唐是两个高潮，它们形成了中国石窟前后400多年持续开凿的旺盛时期，被称为我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的大同云冈石癌、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和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便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而其中，龙门石窟更是横跨这两个朝代，演绎着我国石窟艺术中最为鼎盛的一幕。

寻迹

也许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在《魏书·任城王》中却被记载了下来。北魏太和十七年(公无493年)，孝文帝拓跋宏为讨伐南朝，亲率大军三十万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南下，直取中原。九月，当南征大军到达洛阳时，适逢秋雨连绵，无法征战，不得不在洛阳驻扎下来。期间，孝文帝查看了东汉、曹魏和西晋的洛阳都城遗址，意识到鲜卑人走出草原，徙xǐ居平城，还只是成就千古大业的第一步，要经略四海，统一中国，必须迁都中原。于是，他在任城王拓跋澄的支持下，决定从平城迁都洛阳，并即”招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

因天时迁都，或许只是一个巧合，或许是孝文帝为说服群臣同意迁都的一个计谋，然而它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相当精彩的一笔。崇尚佛教的孝文帝在筹建洛阳新都的同时，把当年在平城开凿云冈石窟的理念也带到了洛阳。他巡视伊水龙门，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随即在龙门西山开凿了古阳洞。

一批支持他迁都、并随他征战洛阳的王室贵族、文臣武将也都纷纷在古阳洞内凿龛造像，使得龙门峡谷顿时响起一片斧凿声。太和十八年，魏孝文帝回到平城，说服留守的群臣，于次年(公元495年)”尽迁洛阳”，将100多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融入中原，完成了他迁都的大计。而与此同时，龙门石窟也从古阳洞开始，拉开了长达700多年开凿营造的序幕。

古阳洞是龙门开凿的第一个石窟，它几乎是与北魏洛阳建都同时进行的，而且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它皇家营建的风范。然而有意思的是，后来人们在这一皇家石窟中发现了一龛新城县功曹孙秋生等造像记碑。在当时，功曹不过是一个地方小官，竞能”挤”进皇家石窟，而且碑文中所刻年代为”太和七年”也就是公元483年，这比孝文帝迁都洛阳早了整整10年，它似乎在提醒人们，龙门石窟的历史当在北魏洛阳建都之前?这个问号也许直到今天仍在”考证”着人们的智慧。

岁月

从龙门峡谷第一声斧凿声到今天，龙门石窟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而就其开窟造像的营造过程来看，从北魏孝文帝开凿龙门第一座古阳洞石窟寺开始，前后历经了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宋，以至元、明诸朝，也断断续续开凿了700多年。今天，经专家统计，龙门石窟现存窟盒2345个，造像10万多尊，碑刻题记2800块，佛塔60多座，均为我国石窟之最。

在龙门石窟700多年的营造岁月中，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最主要的有两次：

一是公元493年至528年，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和孝明帝时期。前后历三帝35年，造像3万多尊。现存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有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石窟寺(皇甫公洞)和魏字洞等，全部在龙门西山，而且大多是皇家石窟。其中古阳洞历时10年，是北魏皇室、贵族造像最为集中的洞窟，也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内容最为丰富的洞窟。龙门石窟2800块碑刻题记中，仅古阳洞就占了800多块；著名的魏碑”龙门二十品”（这些造像记中的功德主多是北魏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吏和有道高僧。他们为孝文帝歌功颂德或为祈富欀灾而开龛造像。他们的名字多在史书上有所记载。这些造像记中往往涉及当年的史实。）中，有19品在古阳洞中。宾阳中洞是宣武帝为孝文帝追福开凿营建的，仅当时有记载可查的用工就达80多万个，前后历时24年，工程之浩大即使在今天也令人叹服，而它留给后人的是一座充满皇家风范的石雕艺术宝库。

二是公元636年至746年，唐代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时期。前后历四帝110年，造像约占整个龙门石窟的三分之二。最有代表性的洞窟，在龙门西山的有潜溪寺、宾阳南洞、敬善寺、奉先寺、万佛洞、双窟和极南洞；在龙门东山(香山)还有大万五千佛洞(擂鼓台)、高平郡王洞、看经寺等。

在唐代三分之二的造像中，又有百分之八十出自唐高宗、武则天当政时期，这也是龙门石窟最为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龙门石窟的造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艺术造诣上，都达到了光辉的顶点。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的奉先寺。它劈山而造，气势恢弘，九尊大型雕像依山凿石而成，高度均在10米以上，居中的卢舍那大佛更是高达17米多，仅头部就有4米，耳长1.9米，他”光明遍照”的面部形象也被专家们誉为中国雕塑史上伟大的典范之一。

一千多年过去了，卢舍那大佛那俯视芸芸众生的睿智微笑，一直被视为龙门石窟的代表作，直到今天，他仍是中国石窟艺术的一个典型象征。

辉煌

有人说，佛教石窟源于印度，但将其推上艺术颠峰的则是在中国。而在中国石窟艺术中，我想，龙门石痛便是最为浓重的一笔。古代的艺术家们，凭借其高超的技艺，斧凿声声，在陡峭崖岸壁上开凿石窟的同时，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

在古阳洞、宾阳洞等北魏早期开凿的石窟中，你或许会发现古印度佛教文化和健陀罗艺术（兼有印度和希腊风格﹐故又有“希腊式佛教艺术”之称。犍陀罗艺术形成后﹐对南亚次大陆本土及周边地区（含中国新疆、中国内地、日本、朝鲜等国和地区）的佛教艺术发展均有重大影响。）的影响，如古阳洞南北壁列龛的拱柱，或其柱身分段凸凹的棱槽，或整体雕刻为人像柱的形态；而宾阳中洞的拱柱造型以剑盾饰涡卷纹的模式，则显露出古希腊爱奥尼亚风格。这两座石窟的图案边饰浅浮雕中，也常常出现波斯样式的连珠纹构图，反映出曾受到的西域古建筑艺术文化的浸润。

但是，由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全面实行汉化改革，龙门石窟从一开始就具有更鲜明的中原王朝皇家风范和汉民族特色与风格。

在窟制上，它体现为更具中国殿堂特色的佛殿窟或佛坛窟形制。

在题材上，则突出了主尊和胁侍群像的造像多样性。

在造像风格上，已不见云冈石窟那种高鼻大眼、粗犷威严，而带有较多的政治宗教色彩和等级分明、主从有序的封建文化，以及中土风貌和典雅庄重的神情。

在表现手法上，也更注重中国圆雕和绘画的传统艺术，展现出圆转的刀法和绘画中线的魅力。它犹如一个以佛教为载体，集北魏、唐代建筑、绘画、雕造艺术之大成的圣殿。

佛教是一个多流派的宗教，在龙门石窟中，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多样性。除了以释迦牟尼为主尊的”三世佛”造像外，奉先寺是以报身佛卢舍那为主尊的华严宗；潜溪寺、敬善寺、万佛洞等是以阿弥陀佛为主尊的净土宗；擂鼓台与万佛沟是以法身佛毗卢舍那(大日如来)为主尊的密宗；看经寺满雕28罗汉，是以尊崇菩提达摩为初祖的禅宗：乃至佛教最原始的偶像崇拜优填王造像；甚至有为武则天当皇帝造舆论而”创造”出的以弥勒佛为主尊的”三世佛”，如摩崖三佛愈、惠晾洞等。与此同时，伴随着这些主佛的是众多佛教传说的石刻壁画，”萨埵duǒ那太子本生”、”须达那太子本生”、”一佛五十菩萨图”、”维摩结经”、”王位相让”、”树下思维”、”释迦涅槃”、”降魔变”，林林总总，就像进入一个佛教王国的大殿堂。在这里，你不仅可以了解到佛教的各种教义和故事，还可以走进历史的长廊，寻觅一千多年前那些鲜为人知的宝贵史料。

在龙门石窑众多的造像中，可以明显看出雕刻、绘画艺术的承袭、演变，以及不同时代的风格。北魏造像，在早期的云冈石家”平城模式”中，多是粗犷guǎng、威严和带一种神秘的感觉，而在龙门石窟中，却形成了”秀骨清像”的”中原模式”。这种由龙门石窟形成的”中原模式”曾一度在全国各个石窟传播并盛行。唐代造像继承了北魏的传统，又贯注了更多的汉民族世俗艺术，造像风格显得更加写实、自然，更富于人情味。比如潜溪寺中阿弥陀佛的造像，面部丰满温和，使人感到可敬可亲；南北两壁的胁侍菩萨，长裙宽袖，衣纹流畅，体态丰腴yú健美，甚至有点阿娜多姿，都是这种世俗化艺术风格的典型写照，是唐代石刻中日臻zhēn成熟的艺术珍品。而正是这些健康、丰满的形体造像，给后人留下了唐朝时期社会的部分艺术创作的审美观念，体现了它珍贵的历史价值。

在石窟艺术中，除圆雕外，”中原模式”最有特色的是线刻和浮雕。线描是中国绘画的主要造型手段，将其引入石窟雕刻，使产生了具有强烈线的艺术特征的”龙门石刻”。虽然龙门造像的主题与其它石窟大体相同，但因为采用了汉画和雕刻上的用线技法，从而在石窟雕刻上展示出线的自由流动和舒展优美的韵味。最明显的是飞天的造型。

在浮雕中，龙门石窟最精美的当属宾阳中洞和石窟寺的四幅”帝、后礼佛图”浮雕壁画，可惜宾阳中洞的两幅浮雕早年被盗凿，所以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石窟寺的两幅了。这些礼佛图采用高浮雕形式（指所雕刻的图案花纹高凸出底面的刻法），场面宏大，各种人物的表现、礼佛的仪式、物品、气氛都刻画得极为细致，仿佛使你仍能感受到一千五百年前皇家宗教仪式的隆重与威严。它们不仅代表了当时生活风俗画和雕刻艺术的发展水平，而且对后人研究古代服饰，了解当年的宫廷礼仪、皇家生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与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共生的还有独特的书法，龙门石窟便是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一个丰富宝藏。早在清代，就有文人感叹道：”龙门不仅为石镌juān佛场，亦古碑林也。”(清·武亿《伊阙诸造像记》)据统计，龙门碑刻题记多达3600余块，它们不仅记录了发愿造像人的动机、目的，为龙门石窟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而且其书法也成为后人学习、研究、收集的精品。

今天，我国古代不少乐器已经失传了，但从龙门石窟的造像中，仍可以见到它们当年的形象，如箜kōng篌hóu、筚bì篥lì 、羯鼓、鸡娄鼓等。

更为可贵的是，在古阳洞、宾阳洞、八作司洞、极南洞等众多石窟中，还保存有伎jì乐yuè天和伎乐人形象，他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年的音乐和舞蹈情况。北魏是上承秦汉音乐文化传统，下启隋唐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唐代更是汉乐和胡乐融合发展的繁荣时期，被称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而这些我们都能从龙门石癌中得到佐证。有专家作过专门统计，龙门石窟现存音乐洞窟21个，雕刻乐器的经幢1个、佛座2个；现存伎乐天和伎乐人176身，大小不同的乐队34组，共有乐器17种，包括笙、笛、排萧、筝、阮、击板、萧等北朝和唐朝的传统乐器，以及贝、琵琶、五弦、钹、筚篥、束腰鼓、箜篌、羯鼓、鸡娄鼓等外来乐器，俨然是一个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庞大”龙门歌舞乐团”。放到今天，它似乎便成为中国古代音乐研究的一个丰富的资料库。

在龙门石窟，还有一个被称为”药方洞”的石窟，其得名曾使不少游人不得其解，然而正是这一洞窟，为我们留下了我国最早的石刻药方。据考证，这些石刻药方均出自唐代，共140方，其中现存文字较为完整的还有60余方，用药达173种，可治疗疟疾、反胃、心痛、咳嗽、瘟疫等40多种疾病，充分显示了一千多年前我国古代医药学上的杰出成就，其中不少药方还曾东传日本等国。公元984年，日本古代医学家丹波康赖在其编著的《医心方》一书中，就收录了其中的95方，并称之为”龙门方”。

从宗教到艺术，从造像、雕刻到美术绘画、书法和音乐舞蹈，乃至建筑、医药，龙门石窟为我们留下的是一个曾经辉煌盛极的艺术殿堂，是直到今天仍熠熠闪光的丰富宝藏。

创伤

游览龙门石窟，在感受历史的恒古和艺术享受的同时，不少人都会有种深深的失落和遗憾，断头缺臂的造像几乎比比皆是，石窟的毁坏是触目惊心的。是历史的原因，还是自然的风化?是战争的动乱，还是人为的破坏?最初，人们自然会想到文化大革命那场动乱，然而，据当地人说，在那场动乱中，龙门石窟反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护，人们把它归功于周恩来，至今仍能津津乐道他当年来龙门石窟的情景。

拨开历史的浮尘，我们发现，龙门石窟的毁坏，除了历史和自然等不可避免的原因外，最大的浩劫，竟是上一世纪20至40年代盛行一时的盗凿之风。而钉在耻辱柱上的，首推一位不被一般中国人所知道的美国公民普爱伦。正是这个普爱伦，伙同外国一班文化劫掠商，勾结北京、洛阳的古玩奸商岳彬、马聋图等民族败类，从1930年起，在宾阳洞进行了长达3年之久的盗凿，将闻名中外的艺木瑰宝，北魏时期的浮雕”帝、后礼佛图”及一大批珍贵雕刻盗往海外。其中”帝、后礼佛图”至今仍收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堪萨斯州纳尔逊博物馆。

随之而至的，几乎便是一场文化掠夺。1923年，古阳洞的北魏弥勒造像被盗往美国，1934年，该洞的另一尊释迦牟尼思维造像又再次被盗往美国，现在，这两尊造像分别藏于费城大学博物馆和纽约艺术博物馆。再看莲花洞，正壁的迦叶shè、阿难两尊头像被盗往法国，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而该洞的右胁侍萨萨头像则被盗往日本，收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就在日本大阪的这间美术馆里，仅龙门石窟的造像就有7件之多。就连石窟前的石狮子也难逃被劫的命运，万佛洞前的一尊现正蹲在美国堪萨斯州纳尔逊博物馆；而破窑的一尊，则藏在美国纽约艺术博物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盗凿不成的，便造成大量的破坏，这便是盗凿者们留给龙门石窟最大的创伤。

1996年，《洛阳市志·龙门石窟志》对被盗凿、流失的石窟造像进行了不完全统计，现在能寻到踪迹的就有64件，其中北魏时期的24件，唐代39件，隋代1件，都是龙门石窟造像艺术最鼎盛时期的作品。流失海外的在美国就有26件，在日本的也有20件，其它的散布在英国、法国、瑞士、加拿大及一些欧洲国家。这还只是部分寻到踪迹的，而不知所踪的又有多少呢?回忆往事，浮现在国人面前的，该是一幅多么令人伤感的历史画面啊。

所幸的是，今天人们为了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已在开始反省历史的遗憾。2001年3月，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发现，由收藏家赫尔曼·利维先生1978年所捐赠的一尊中国唐代人物造像，是洛阳龙门石窟看经寺29尊罗汉造像中惟一一尊被盗凿的摩诃迦叶Shè后，于当年4月19日，专门派人将”他”送回我国。近期，当笔者在龙门石窟看到这尊回归的摩诃迦叶Shè造像时，遗憾的心境多少得到一点安慰。

大家来到龙门石窟景区，远远便能看到碧波荡漾的伊水和晨雾中横跨伊水上方的龙门大桥。这座三拱空腹式石拱桥建于1960年，1962年建成通车，全长300多米，其中间一孔的跨度就达90米，这在当年已是十分宏伟的工程了。如果立于桥上，放眼望去，苍峰屏峙，伊水中流，两岸山色，龙门风光，可谓一览无遗。

龙门石窟因伊水而又分为东山和西山两个景区，其中西山是石窟较为集中的主要游览区；而东山除了部分石窟外，还有香山寺和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墓园“白园”。

龙门西山景区

西山亦称天竺山，因天竺（古印度）“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一班梵僧在此建天竺寺而得名，后改称龙门山，是龙门石窟的主要景区。从“龙门石窟”大门龙门大桥的西侧下到桥底，在桥孔的上方便可见到“龙门”两个大字，据说出自陈毅元帅的手笔。穿过桥孔便是龙门石窟西山景区的塔式大门。

禹王池

进入西山景区，首先看到的是禹王池，它位于石堤右侧的山崖下。沿数级石阶而上，便可看到一方水池，它长8.2米，宽6.6米，池中清泉翻涌，绿草茵茵，泉水温度一年四季都保持在25~26度之间，这就是禹王池。禹王池的泉水在龙门诸泉中是最盛的，池东有一出水口，雕有一石蛤蟆，称“蛤蟆嘴”，翻腾的泉水由此飞泻而下，状若悬瀑，喷珠溅玉，直入伊水。

奇特的是，禹王池中立有一柱石笋。它高2.6米，石质完全不同于龙门山的岩石，当地人传说，这是当年大禹治水，劈开龙门山所用的工具。唐代诗人许浑曾用“鱼龙多处谐门开，万古人知夏禹才”的诗句来赞美大禹疏凿龙门的事迹，禹王池也正因为这个石笋和传说而得名。后经考证，石笋其实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于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诏受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时，从苏州携来洛阳的。当时他在《授太子宾客归洛》中，就有“太湖石”诗一首专门描写了这一石笋。诗人在极丰富的想像和拟人化般的赞美中，表述了对石笋情有独钟的心境，一如后人评述“盖有自喻象其品格之意”。

只是不知什么时候，这一石笋从白居易府上移到了这里。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游龙门时来到禹王池，也曾专门写了《石笋》一诗：“巨石何亭亭，孤生此岩侧。白云与翠雾，谁见琅玕色。惟应山鸟飞，百转时来息。”

在禹王池的上方，还依崖垒有一小石屋，名“石楼”，是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河南知府文梯所建。翌年，他手书楹联一幅刻在石楼两侧的石柱上，上联是“独自登高能望远”，下联是“相逢席地可谈天”。游人至此，伫zhù立石楼，近看一池碧泉，清澈见底；远望香山倒影，伊水波光，完全是一幅水色迷人的图画。

潜溪寺

由禹王池依崖南行，踏石阶至半山腰，便来到西山北端第一个较大的石缩——潜溪寺。

潜溪寺开凿于盛唐高宗初期（公元650~661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洞窗高、宽各约9米，进深近7米，因寺下泉水涌流而得名“潜溪”。

寺内窟顶藻井浅刻着一朵大莲花，供有七尊大像：主尊阿弥陀佛、弟子迦叶与阿难、观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和两个护法天王，是唐代较为典型的佛教“净土宗”所供奉的“西方三圣”造像石窟。

净士宗也称“莲宗”，是大乘佛教主要宗派之一，相传由东晋时期庐山慧远初祖，至唐代长安光明寺善道正式创立。

其教义简单来说是指，世俗众生所居住的世界是“秽土”，佛居住的世界则是“净土”，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世俗凡人要往极乐世界，靠“自力”解脱甚难，应“乘佛愿力”（既“他力”）往生净土，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心转念”，每日千遍万遍地口宣阿弥陀佛的名号即可。

阿弥陀佛，阿者无也，弥陀量也，译成现代的话说，就是无量寿，也有叫无量清净佛的，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能接引念佛人前往“西方净土”，所以又称为接引佛。

位于阿弥陀佛左侧的胁侍菩萨是观音菩萨，在佛教中是一个以渡活人为主、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菩萨，每当苦难中的众生吟诵她的名号时，“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位于阿弥陀佛右侧的胁侍菩萨是大势至菩萨，据佛经讲，以其所到之处，世界振动，有大威势，众生遇者，皆能息除各种灾难；他又“以智慧光普照一切，全离三涂”（地狱、饿鬼与畜生“三恶趋”，另一解释为：火、血、刀）,得无上力”。

阿弥陀佛与观音、大势至二胁侍菩萨合称为“西方三圣”，而西方极乐世界则是净土宗的最高境界。

潜溪寺内的主佛阿弥陀佛，结跏跌端坐在须弥座上。他身高7米多，肩宽约3米，面颊丰满，胸部隆起，比例匀称，似流露出一副慈祥、睿智的神情，仔细观看，你会感到这似乎是一位成熟女性的形象。

左侧北壁的观音菩萨，头戴高冠，身着披巾，饰樱珞，左手握净瓶，右手执尘尾搭于肩上。

右侧南壁的大势至菩萨，身高7米多，造型丰满敦厚，仪态文静，有专家认为，他与主佛造像是龙门石窟中唐代石雕最优美的两尊。

洞内前壁两侧的护法天王，身披恺甲，高顿大目，体魄雄壮，一副唐代武将孔武有力的形象，就连踩在脚下的小鬼夜叉，也雕刻得生动传神。

龙门唐代石窟，尤其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佛像造型，世俗化与民族化的艺术倾向已十分清晰，它们不再是北魏早期石窟造像那种远离尘赛、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造型，而是充满了浓郁的感情色彩，更富于人情味，造型上也显得更接近人的自然形体美。

潜溪寺“西方三圣”中阿弥陀佛的造像，丰腴yú健美，正是这种世俗化的典型写照，是唐代石刻中日臻成熟的艺术作品。而正是这些健康、丰满的形体造像，给后人留下唐朝时期社会的审美观念，体现了它极其珍贵的历史、艺术价值。

陈转十字卷碑

自潜溪寺南行，石阶右侧有一敞开的石象，正壁上联有一草书卷碑，上书“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十个大字，字体道劲。

仔细观看，你会发现，其中的“岸”字中间少一横，“逸”字下方少一点，而“中”字则更是一反常态，中间一竖上长下短，一副不羁的模样，这便是北宋道士陈转所撰书的十字卷碑。

另有一说，认为是北宋皇帝赵匡yin的题碑。在十字卷碑的上方，还阴刻有一幅龙门山色图，有山蛮、寺院、河流、洞窟以及古都洛阳北面的邙山，是龙门石窟仅存的一幅古代石刻龙门山色图。

宾阳洞

从“陈转十字卷碑”继续向南，沿山崖小径数十米后便来到宾阳洞，因洞有三窟，所以又称为宾阳三洞。

该洞始凿于北魏，叫灵岩寺，明清以来才称为宾阳洞，据说是根据道教吕洞宾的字（洞宾）和号(纯阳）得来；而据清顺治年间洛阳县令武攀龙在《重修宾阳洞碑记》中所说：“寻为宾阳，盖取寅宾出日之义”，则为另一含义。

宾阳洞始凿于一千五百多年前，是我国正史中惟一有确切记载的石窟。据《魏书·释老志》载，北魏景明元年（公元500年）,宣武帝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营造石窟二所（即宾阳中洞和南洞）;永平中（公元508~512年）,又为宣武帝造石窟一所（即宾阳北洞）。到了正光四年(公元523年）,三洞前后营造时间已长达24年，用工802366个（一个劳力一天的工作等于1工），但是，仍只是完成宾阳中洞，而南、北两洞则一直拖到隋、唐时期才相继完成。明人彭纲在《题龙门石像》中感慨道：“当时锤凿研民脂，万金不惜穷妖奇”，指的就是宾阳洞的开凿。

在宾阳三洞中，最具规模的是宾阳中洞。它高约9米，宽与进深约11米，从北魏景明元年(公元500年）开凿，至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完成，是北魏宣武帝为亡父孝文帝营造的石窟。

石窟内共有11尊大像，又分为正壁主像一组5尊和南、北壁各一组3尊，分别表示佛教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正壁主尊“现在佛”释迦牟尼，通高8.4米，身着裹衣博带式裂装，结跏跌坐（佛教徒坐禅的姿势。即交叠左右足背于左右股上而坐），高鼻大目，微露笑意。他左手下屈三指，右手向前仰伸，这一手势表示佛在说法，称为“说法印”。

在释迦牟尼两侧，分别侍立着二弟子和二菩萨，也是一副温雅敦厚的表情。南、北两壁的两组造像，都是一佛、二菩萨，着褒衣博带式袈裟，立于覆莲座上，可惜的是，南壁左胁侍菩萨和右胁侍菩萨的头像都已被盗，现分别收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

在宾阳中洞诸像的后壁上，还雕饰着众菩萨和弟子闻法的浮雕像。弯隆形窟顶中央，雕刻着莲花宝盖，莲花周围是八个伎乐天和两个供养天人。供养天人也叫飞天，在佛教艺术中称为“香音神”，他们能奏乐，善飞舞，衣带飘逸，飞舞在莲花宝盖周围，呈现出《法华经·臂喻品》中所描绘的“诸天伎乐，百千万神，于虚空中一时俱作，雨众天华”的场景。

宾阳中洞值得欣赏的，还有位于石窟前壁南北两侧的浮雕，它们自上而下分为四层，记述了佛教的一些故事。

第一层是以《维摩诘经》故事为题材的浮雕，称为“维摩变”。佛教中传说，维摩是印度的一个居士，因学问渊博、智辩过人，连释迦牟尼也得让他三分。一次维摩生病，释迦牟尼派文殊菩萨前往，这幅浮雕壁画，就是表现两人辩论的场面。壁画中，维摩（南边）手执拂尘，斜依几上，前有天人，侧有二侍女，而文殊菩萨（北边）则宝冠璎珞，手举胸前，坐莲座上，前有舍利佛，后有弟子二人，似乎两人正在高谈阔论，难分难解。这幅“维摩变”的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文人士大夫崇尚清谈，追求维摩“虽居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精神状态。

第二层是《萨埵duǒ那太子本生》和《须达那太子本生》的佛教故事。“本生”是指释迦牟尼的前生，在印度佛教故事中，萨埵那太子和须达那太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前生。位于北边的壁画讲述的是，古印度河摩罗陀国王的三太子萨埵那，为救一群饿虎，刺颈出血，舍身跳崖，以身饲虎的故事。在壁画的画面上可以看到，一只大虎和六只小虎呈饥饿状，后面有树木山峦；一人躺卧在地，后面是悬崖峭壁。

位于南面的壁画说的是，古印度叶波国王的儿子须达那好善乐施，有求必应，将本国善战的宝象送给敌国后，被国王驱逐，但沿途仍不断施舍，最后还要舍掉妻子和自己。他的行为感动了国王和敌国，于是国王接回太子，敌国也送回了宝象，两国从此和好。这两幅浮雕壁画表述了佛教“生死轮回”、“善恶果报”的教义。

第三层是著名的“帝、后礼佛图”浮雕壁画，描述了当年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礼佛的盛大仪式。北面的是“皇帝礼佛图”，南面的是“皇后礼佛图”，可惜的是这两幅浮雕早在1935年就被美国人普爱伦贿通北京古玩奸商盗窃而去，现分别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堪萨斯州的纳尔逊博物馆。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置于洞窟内的两幅大型照片，但你仍能感受到一千五百多年前皇家宗教仪式的隆重与威严。这两幅制作十分精美的浮雕，代表了当时生活风俗画和雕刻艺术的高度发展水平，有着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第四层也是最下层，雕刻的是“十神王”浮雕像，南北各有五个，手持不同的法器，如狮、龙、象、鸟、山、河、树、火、风、珠等。这种题材在石窟雕刻中较为少见。

在宾阳中洞洞口两侧的拱门下万，有两幅天王造像浮雕壁画，它们是1979年在维修时拆除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增建的拱券后才被发现的。其拱门北壁下方的是“帝释天”，三界欲界中的忉dāo利天之主。他身披飘带璎珞，头戴骷髅火焰冠，一头四臂，左上手持独股金刚杵，左下手握白拂，右上手持三股金刚杵，右下手已残损。在佛教故事中他属于战神，相传释迦牟尼降生时，他侍立于左侧，为佛教的护法神。拱门南壁下方的是“大梵天”，三界色界中初禅天之主。传说中他四头四臂，但浮雕中左头已毁，后头未显示，现仅存前头和右头。他同样身披飘带璎珞，下穿战裙，左上手持三股金刚杵，左下手提一摩尼宝珠，右上手握一独股金刚杵，右下手握剑。佛经中他原是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创造之神，释迎牟尼佛出世教化后，他首先请释迦说法，后成为佛教护法神，与帝释天相对侍立，立于释迦牟尼右侧。这两幅浮雕虽然不大，而且多有残缺，但据说是龙门石窟中北魏造像中仅有的天王造像，所以十分珍贵。

宾阳中洞以其完整的布局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表现出当时佛教庙堂的流行样式，它与同期的古阳洞同为北魏后期我国石窟艺术的重要代表。

宾阳中洞两旁的宾阳南洞与北洞，虽然也开凿于北魏，但因战乱、宫廷事变和社会动荡而半途荒废，直到唐代才重新开凿。而这时供奉的主像和造像风格，也已从北魏时期的刚健雄伟，逐渐向盛唐时期的生动活泼过渡，表现的是另一种艺术风格。

宾阳南洞高9米，宽8米多，进深9米多，原是北魏宣武帝于景明元年（公元500年）为亡母文昭皇太后营造的石窟，后中途辍工。直到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四子魏王李泰，为了给其母文德皇后追福才继续开凿，并雕造了石窟内的五尊大像。

主佛阿弥陀佛，像高约8米，脸形稍长，胸部微隆，两侧侍立着二弟子、二菩萨，其中左侧的弟子迦叶，雕工十分精细，他满脸皱纹，目不斜视，双手合十，生动显示了一个饱经风霜、深谱世故的形象。外侧侍立的二菩萨，身着披巾，饰璎珞，造型古朴，仍保留着北魏造像的遗风。在洞内的四壁上，还布满了大小150多个隋、唐年间的佛龛，窟顶雕刻着莲花宝盖，莲花四周有两个手捧果品的供养人和六个手持不同乐器的伎乐人。

宾阳北洞完工于唐代初年，洞中布局与南洞大体一致，主佛也是阿弥陀佛，高近10米，结跏跌坐，双手平分指天地，佛教中称为“施无畏印”；佛座呈方形，比南洞佛座多三个托坛力士，左右两侧雕刻着二弟子和二胁侍菩萨，四壁散刻着一些小龛佛像。洞内前壁南北各浮雕一天王，造型威武有力。

伊阙碑

当游览宾阳三洞时,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在宾阳南洞与宾阳中洞之间的崖壁上,有一座摩崖石碑。碑高3.65米,宽1.9米,碑上有仿木屋檐式建筑,屋脊中刻有迦陵频伽鸟,即佛教中的大鹏金翅鸟,是佛的护法。屋脊下是蟠螭chī碑首,碑体已相当残缺,字迹也较难辨认。碑的下部原为龟趺fū座,也早已残损。碑额上用篆文镌刻出“伊阙佛龛之碑”六个大字,这就是颇为知名的“伊阙碑”。

关于“伊阙碑”，早在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就在他的《集古录》中有过专门的描述：“唐起居郎褚遂良书《三龛记》，字画尤其伟，河南龙门山。山夹伊水，东西可爱，壁间凿石为像，后魏及唐所造，惟此三象最大，乃魏王李泰为长孙皇后造也。”在这里，三龛即现在的宾阳三洞，《三龛记》也就是《伊阙佛龛之碑》。如今我们重看伊阙碑，仍能感受到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

据记载，伊阅碑刻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是魏王李泰开凿宾阳南洞时的发愿文。但据专家考证，在此之前，这座石碑应是北魏时期宾阳中洞的造像碑，而碑文则是宾阳中洞雕造年代、造像内容等。当李泰继开宾阳南洞时，磨去了原来的碑文，刻上了他的发愿文，既为其母文德皇后追福，又为自己“树碑立传”。文德皇后出身北魏皇室贵族，复姓长孙，又称长孙皇后，《伊阙佛龛碑》盛赞她“道高轩曜yào，德酌坤仪，淑圣表于无疆，柔明极于光大”，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了一幅太宗皇帝贤内助的形象。李泰是唐太宗的第四个儿子，颇有才华，《伊阙佛龛碑》中说他“发晖才艺兼苞礼乐。朝读百篇，总九流于学海；日摛chī三赋，备万物于词林”，远高于太子承乾，显现出他对皇位的图谋。但是在后来的宫廷争斗中，太子承乾被废为庶人，自视才高的李泰也被贬出京城，反由晋王李治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后来的唐高宗。李泰的目的虽然没达到，但这篇发愿文却为后人留下了宾阳洞修造的演变和唐王朝权力争斗的珍贵史料。

伊阙碑的文学艺术价值表现得更为突出。长达1800多字的铭文大致可分为四节，第一节宣扬佛法，第二节赞美文德皇后的“盛德”，第三节叙述开窟造像的情况，美化魏王李泰，第四节是“颂”。全文不仅造句工整，辞风华丽，而且书法潇洒，笔力劲挺，被称为是文辞家和书法家的“天合之作”。

书写碑文的是号称唐初楷书大家的褚遂良。唐太宗时，他经相国魏徵举荐，累官起居郎、谏议大夫、中书令等职，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受唐太宗遗诏辅政，高宗继位后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而屡遭贬斥，忧郁而终。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书法，继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虞世南之后，自成一体，尤其是晚年的楷书，清秀娟好，瘦劲有力，《伊阙佛龛碑》便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褚体碑。正因为褚遂良书法的闻名，伊阙碑又称为“褚遂良碑”，是初唐时期楷书的典范。

敬善寺

敬善寺位于宾阳洞南面的半崖处，因石窟外北侧有唐代李孝伦撰《敬善寺石像铭并序》而得名。李孝伦是唐代宣德郎守记室参军，从其撰写的造像记中可看出，这一石窟开凿于唐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以前，是唐太宗纪国妃子（纪王慎的母亲）韦氏所营造的。纪王慎是唐太宗第十个王子，精通文史，有善政，颇得太宗的青眯，垂拱三年(公元682年）因越王忠暴乱受到株连被处死。

敬善寺石窟分前后两室。前室高3.5米，宽3.7米，窟门两侧刻两力士、两菩萨。其中两力士造像威猛，令人望而生畏。他们头戴宝冠，颈挂项圈，祖露上身，下着战裙，赤脚，眉立目竖，肌肉暴突，充满了力量。而两侧的菩萨则躯体修长，仪态文静，与力士造像形成一种鲜明的艺术对比。

后室是敬善寺的主室，中央供奉着高约2米的主尊阿弥陀佛。他结跏跌端坐叠涩式须弥座上，左手置膝，右手举胸前，身着敷搭双肩袈裟，面容丰满，胸部突起，衣纹流畅。围绕主佛，两侧为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其中天王为薄浮雕，身着唐代武士甲胄，手持宝剑，作守卫状。

在敬善寺石窟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刻于四壁的浮雕“一佛五十菩萨图”。围绕主佛，53尊思维菩萨坐在同一根而数十茎的莲花上，姿态万千。这是佛教净土宗“西方净土变”最古老的图画。

在佛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传说天竺（古印度）鸡头摩寺有一位五通和尚，一次到西方极乐世界时向阿弥陀佛索求画像，他说：“娑罗众生，愿生净土，无佛形象，愿求无由，请垂降许”，阿弥陀佛便赐予他一幅画在贝叶上的“一佛五十菩萨，各坐莲花”的画像。五通和尚回来后复制了多幅而逐渐流传开来。这是最早的有关西方净土的图画，在佛经中称为“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也有称为“阿弥陀五十二尊曼茶罗”或“五通曼茶罗”的，而最通俗的说法便是“一佛五十菩萨图”。东汉初期，汉明帝刘庄派蔡愔yīn、泰景等往天竺求法，取经并带回天竺和尚摄shè摩腾与竺法兰，后来摄摩腾姐姐的儿子从天竺带来一幅“一佛五十菩萨图”，由洛阳白马寺僧人临摹了一幅珍藏在“兰台石室”（即当时的皇家图书馆）。这是“一佛五十菩萨图”第一次传入我国，但并没有流传到社会。直到隋、唐，佛教净土宗日盛，“一佛五十菩萨图”才广为流传。由于通常的“一佛五十菩萨图”都是绘画，而敬善寺石窟中的是圆雕石刻，所以显得十分珍贵。

优填王造像

在宾阳洞与敬善寺之间及附近的崖壁上，你会看到很多小佛象，它们与那些皇室开凿的大石窟相比显得较为单调，佛龛里的造像也与我们通常所看到的佛像不同，线条简单、简朴洗练，甚至有点呆板。但是，如果你注意观察，便会感觉到这些造像的奇特。他们身躯健壮“肉髻高如山顶”，鼻直口小，面平且方，大多光着脚，直挺挺地坐在莲台上，一副闭目冥思的样子。这种造像被称为优填王造像，虽然他不起眼，但却是流传中最初的释迦牟尼雕像，佛教最原始的偶像崇拜。

佛教最初的这种释迦牟尼像为什么称为优填王造像呢？

佛教故事说，当年释迦牟尼成道之后，为其母摩耶夫人说法，一去三月不归，天竺（今印度）桥赏弥国的优填王十分思念他，便请目连尊者“以神通力接画工上天宫，亲观妙相”，将他的形象用栴zhān擅木雕刻下来带回，从而制作成世界第一尊释迦牟尼雕像。佛教自释迦牟尼创立以来，在很长时期内是没有偶像崇拜与制作的，优填王开了这个先例，他用栴檀木雕刻的这尊释迦牟尼造像也便成了佛教最初的偶像，所以被称为优填王造像。

优填王造像传入我国，最初是在东汉初期。汉明帝刘庄派蔡愔、泰景等往天竺求法时，收集了一些优填王造像的释迦牟尼图像带回来，但由于佛教当时并不盛行，所以没有广泛传开。直到唐代，僧人玄奘西行，在天竺桥赏弥国亲眼见到这尊最初的偶像，并在所著的《大唐西域记·桥赏弥国》中作了专门的记述:“域内故宫中有大精舍,高六十余尺,有刻檀佛像,上悬石盖,邬陀衍那王(即优填王)之所作也。”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天竺取经东归,带回了一尊(有说三尊)“刻檀写真像”,便是他在桥赏弥国所见的优填王造像摹本。玄奘回到长安,竭帝于洛阳,从此优填王造像也便在洛阳传开。据专家考证,龙门石窟发现最早的优填王造像,纪年为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正是玄奘归来后的第十年。而此类造像在宾阳洞附近共有101龛15尊,在敬善寺一带有21盒40多尊,均为唐代所雕凿。我国石窟中有优填王造像的,以龙门石窟为最早、最多,这也是龙门石窟造像中一个独特的景观。

摩崖三佛龛

由敬善寺沿石阶南行约50米，即来到摩崖三佛龛。它高7.3米，宽16.85米，进深8米，是一个依山凿石敞开式的露天造像食。摩崖三佛龛雕凿于唐武周时期（公元684~704年）,一铺七尊像，主像弥勒佛居中，高约6米，着敷搭双肩袈裟，结跏跌坐于方台座上，左手平伸抚膝，右手伸展于胸前，面容丰满圆润。二佛坐于两侧，左侧的着敷搭双肩袈裟，右侧的着通肩式袈裟。在三佛之间还雕有两尊胁侍立佛，外侧正壁角隅，尚有两个造像毛坯。整座佛龛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尚未完工，除本尊弥勒佛之外，其他六尊都只雕出了身躯，有的已磨光，有的仅呈半成品，有的才凿出石胎便中途废弃。没有完工的造像也许是一种缺憾的艺术，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为后人研究古代艺术创作过程提供了最好的蓝本。

游览摩崖三佛龛，对佛教稍有了解的人也许会感到奇怪，通常佛教中的“三世佛”都是以释迎牟尼居中，而这里却成了弥勒佛。另外，一般主佛两侧都是胁侍菩萨，而这里却成了两尊立佛。以佛为胁侍的造像是十分罕见的，在这里显然是为了更加突出主佛弥勒的权威，这种造像安排即使在龙门石窟也是绝无仅有。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将这段微妙的变化联系到当年唐王朝宫廷演变的历史，微妙便突显起来。有专家对此进行了探讨，得出了一个与唐代武则天有关的故事。当时，正是武则天公开宣扬自己就是当今的弥勒，并取代了唐朝李家的位置，自己做起了皇帝。

武则天是我国封建社会惟一的女皇帝，在“革唐命称周”的过程中，显现了颇具胆略的远见卓识。她14岁入宫，封为才人，贞观末年，唐太宗李世民病笃，问武则天他死后有什么打算，武则天答道：“削发为尼，以报天恩于万一”，使得崇佛的唐太宗打消了要她殉葬的念头。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太宗去世，武则天被送往长安感业寺出家，一下从宠妃沦为僧尼，青灯古佛，使她参透了政治与宗教的微妙关系，当高宗李治继位把她接回宫中后，笃信佛教的武则天，就充分利用佛教为自己鸣锣开道，一步步叩启通往最高权力的大门。宣称自己是弥勒化身，利用佛教中弥勒未来佛的故事，为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制造舆论，就是其中的得意之作。

除了摩崖三佛龛，在龙门石窟，你还将看到众多以弥勒佛为主佛的佛石窟，它们成了武则天时期石窟造像的一个典型特征。而摩崖三佛龛之所以中途辍工，也许正是因为后来武则天退位病逝，人们也不再崇信弥勒佛下世的传说，人去台空，自然顺理成章了。”

当然，这些还只是探讨，因为摩崖三佛龛并没有留下任何造像题记，确切的答案仍有待于后人的发现。

锣鼓洞与珍珠泉

下摩崖三佛龛，回到伊水长堤继续南行，迎面可见到一仿古八角亭，亭旁山岩有多个溶洞，泉水自溶洞悬流而下，好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了洞口，洞内流水发出的声音就像锣鼓声，所以被称为锣鼓洞。在锣鼓洞南侧，沿一股小溪而上约3米的高处，有一个直径约1米的圆形泉口，泉水喷涌而出，清凉甘甜，水底有细泡自石穴中涌出，缓缓上升，如一串串的珍珠，这就是龙门颇为有名的珍珠泉。

游览至此，稍事小息，既可俯视伊水荡漾，又可远跳香山风光，若有兴致，更可一尝珍珠泉水，甘冽爽口，尽去疲惫倦意。如果去到水边，也许你还会看到尾尾小鱼，这是伊水特有的筋鱼。早在北魏时期，伊水筋鱼就已是宴席佳肴，价格昂贵，并流传着“洛鲤伊鲂，贵似牛羊”的谚语。

双窟

从珍珠泉沿长堤南行百余米，便来到路边的双窟。双窟又名“双洞”，是南北并列、共用一个屋形窟檐覆盖的两座石窟，南面的一座因洞内两壁密列许多二寸小佛坐于小方格内，所以又称“千佛洞”。

双窟内室，各雕有多尊约2米高的造像，但仔细观看，你便会发现两洞造像的区别。北洞是以释迦牟尼为本尊的“三世佛”造像，而南洞则是以弥勒佛为本尊、胁侍二弟子、二菩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佛教题材，何以会居于同一檐下，合为一个单元呢？

回到在“摩崖三佛龛”时我们所探讨过的唐朝宫廷变故，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种释迦牟尼和弥勒“二佛”并列所表示的含义，正和武则天做皇帝之前，与唐高宗同御朝政，共称“二圣”的历史现象相呼应。史载，唐高宗“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唐高宗也许没有以释迦牟尼自诩，而武则天则早就宣扬自己是弥勒了，双窟造像的玄妙也许正在这里。

而今天人们在考证双窟开凿的历史时，也正是从造像的这一特征，得出它早于摩崖三佛食，开凿于“二圣”同御朝政的显庆时期，是龙门石窟中众多弥勒佛造像中较早问世的。其南洞主尊弥勒佛，着通肩式袈裟，双足踏于并蒂莲上，脸上似已略带武则天那种“如月如日”的神态了。

万佛洞

从双窟左边拾阶而上，即可看到万佛洞。它位于西山中部北端，是为唐高宗、武则天祈福，于唐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开凿的。与潜溪寺一样，万佛洞是唐代较为典型的佛教净土宗“西方三圣”造像石窟，因洞内满刻15000尊小佛而得名。

万佛洞呈方形平顶，内窟高、深、宽均约为6米。窟顶雕有一莲花藻井，仔细辨认，在莲花周围书刻着一圈楷书大字：“大唐永隆元年十一月卅sà日成，大监姚神表，内道场运禅师，一万五千尊佛象”。“永隆”是唐太宗的年号，“大监”为宫中的女官，而“内道场运禅师”是谁呢？在洞口过道北侧另刻有一题记：“沙门智运奉为天皇天后太子诸王敬造一万五千尊像一拿”。这里“天皇天后”是指唐太宗与武则天，说明该洞是专为他们做“功德”而开凿，而“沙门智运”便是上面的“内道场运禅师”了。它显然指明，这座石窟是由内道场的尼姑智运禅师奉修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以前的万佛洞又称为“智运洞”。

在佛教中，所谓“道场”是指佛祖僧尼修道的场所，它又分为内、外道场两种，并有般若坛、真如坛、四像坛、释凡坛之别。经专家根据万佛洞残留的40多处造像记考证，智运禅师属于内道场的比丘尼，当年正是以她为首，召集了一批御用僧尼，奉命集体开凿了万佛洞。在窟门北侧，还留有她手持香炉作为供养人刻于门侧的造像，以示永远侍奉佛主。造像旁题有“此是行香上座”六字。“上座”是唐代寺院中僧侣的职称，这里指的就是智运禅师。早年，唐太宗去世时武则天曾削发为尼，后来她虽然再次入宫离开佛门，但是在她周围，仍集聚着一个相当规模的僧尼集团，她们是武则天政治统治的一大支柱，智运禅师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专门由僧尼营造的石窗，在龙门石窟中万佛洞则算是最为突出的。

万佛洞石窟有七尊大像，西面正壁主尊阿弥陀佛，高5.65米，结跏跌端坐束腰八角莲花座上，面庞丰满圆润，神情静穆祥和，两眉之间深刻一智慧眼，身后雕有圆光和身光，寓意“光芒四射”。他一手斜举胸前，一手抚膝，表示正在说法，所以这种造型被称为“说法印”。阿弥陀佛两侧，侍立着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左侧弟子迦叶，老成持重；右侧弟子阿难，温顺度诚；两侧二菩萨体态妖媚，装饰华丽，一派唐代宫廷贵夫人的打扮；而两尊天王则身着铐甲，足踏夜叉，一副孔武威赫的模样。

在主尊座后，浮雕着一幅与敬善寺石窟同一题材的“一佛五十菩萨图”，又称“阿弥陀五十二尊曼茶罗”，是佛教净土宗“西方净土变”最古老的图画。整枝莲茎连着50多支莲花，每支莲花上各坐一姿态、神情不同的供养菩萨，造型别致，颇具匠心，表现的是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净世”。它们与南北两壁所雕饰的15000尊小佛相互辉映，更衬托出佛陀的千般魅力。在阿弥陀佛所坐的莲花座下，还雕刻着四个承托宝座的力士，他们赤膊袒胸、肌肉突起、体态勇猛，十分形象。

值得欣赏的是，在两壁众多小佛像的下方，还雕刻有12个伎乐人，她们又分为乐伎与舞伎。舞者衣带飘逸，体态轻盈、舞姿翩翩；乐者或吹、或弹、或奏，所执的乐器有竺、笛、萧、筝、箜篌、琵琶、钹、细腰鼓、击板等，均为唐代流行的传统乐器。显然，这里表现的是一支正在演奏的宫廷“坐部”乐队。

另外在外室南北两壁，还各有一须眉怒张的力士像，下方原来还刻有两尊护法石狮，遗憾的是早年已被盗往国外，现分别收藏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州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在洞外南壁上方，还雕刻有一尊观音菩萨立像，是当年许州仪凤寺比丘尼真智所造，如今虽然头部受损，但仍能看出她优雅的造型。传说早年我国戏剧大师梅兰芳参观龙门时，曾被她那优美的形象所吸引，并模仿吸收运用到他的表演艺术中，成为一时的美谈。

综观万佛洞，从各具仪态的群像雕刻，到满壁生辉的万佛造像，从“一佛五十菩萨图”所表现的净土世界，到伎乐人轻歌曼舞的“宫廷乐队”，相互映衬，使整座石窟充满着佛祖那种令人敬畏的气氛，显现出当年大唐帝国的繁荣昌盛与文化艺术的高超造诣。

惠谏洞

下万佛洞继续南行，路右崖壁上，举目皆是一个个北魏和唐代的小佛象，其中有一个敞口似龛的中型洞窟就是惠暕洞（惠简洞）。它是唐代西京（长安）法海寺惠暕法师于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为唐高宗、武则天开凿的，并因此得名。

惠暕洞高4米多，宽3.5米，进深近3米，洞内造像主尊为高3米多的弥勒佛，两侧胁侍二弟子、二菩萨。其中左侧不知何因缺一弟子；在护法天王和力士的位置，原有造像也均不存，只剩下阴刻的头光和浮雕图案。

虽然惠暕洞造像现在看去较为简单，但主题却十分“鲜明”：

主尊弥勒佛，丰满圆润的面相极富女性魅力，而温文沉静的神情，又似君临天下的气度。这显然是借弥勒佛而为武则天“造舆论”的又一石富。

在石窟南壁有一造像题记，表明它开凿的年代正是武则天与唐高宗同御朝政，并称“二圣”的时期。“伏愿皇帝圣花无穷，殿下诸王福沿万代”，惠暕在提及皇帝、诸王的同时，以弥勒佛的造像突出了武则天，用意昭然若揭。

也许正因为惠暕开凿这一石窟造像深得武则天的赏识，所以他更被唐高宗和武则天任命为开凿奉先寺卢舍那大佛龛的检校僧。如今当你游览奉先寺时，也许你会感到，卢舍那大佛的雕像与惠喇洞弥勒佛的相貌是何等相似。因此，惠暕洞也就有了“小奉先寺”的称谓。

老龙窝与石牛溪

过惠暕洞南行数十米,可见到崖壁下有一个南北狭长的水池,清澈的泉水从山石崖缝中涌出,积水成潭,绿草茵茵,被称为老龙窝。传说当年大禹治水开凿龙门时,得到一条名为“应龙”的神龙相助,而老龙窝便是应龙的卧处。应龙奉旨吸水,腾空而去,在它飞升的地方留下了一个石罅xià豁口。如果你从老龙窝继续南行约100米，便会在崖壁上看到一个扁圆的石洞穴，这就是传说应龙飞升的豁口，当地俗称石牛溪。抬头仰望，豁口仅见一线天光，旁边浅刻着“龙门”两个大字，是清代洛阳知县张汉（字石屏）的手书。

莲花洞

莲花洞位于老龙窝的前上方，从老龙窝拾阶而上，不一会便能看到。它开凿于北魏正始至孝昌年间(公元504~527年）,高、宽均为6米多，进深近10米，因窟顶雕刻着一朵精美的大莲花而得名。

莲花，因其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在佛教中取其“净”而演绎出西方净土世界。据《佛本生传》记载，释迦牟尼降生时“池内遍生奇妙之莲”，而他一出生即可行走，东西南北各走七步，“步步生莲”，成佛后坐于莲花座上，则“居之净土也”。释迦牟尼灭度之前，弟子迦叶捻莲一笑，佛祖便将眼睛付诸于他，于是众罗汉菩萨便都拿起莲带，顿时诸佛与菩萨坐下或站立的地方就都出现了莲台。因此,莲花作为“佛门圣花”,在佛教中几乎无处不在,就连诸佛最常见的姿势结跏跌坐,也称之为万莲花坐;所着袈裟,也有“莲花服”的“德名”。

正因为如此,在佛教石窟中,窟顶藻井也多以莲花为饰,但是,象莲花洞这样精美的大型莲花浮雕，即使在龙门石窟也还是较为罕见的。它镶嵌在窟顶正中央，直径3米多，饱含莲子的莲蓬和周围叠压的莲花瓣立体感强，十分逼真，外沿是忍冬草（又称金银花）花纹围成的图案，使得整个窟顶成了佛国世界的风荷莲池。在莲花的周围还镌刻着六身飞天，她们头挽花髻，细腰长裙，衣带飘逸，体态轻盈，姿势优美，或手持乐器，或手捧果盘，朝着洞中的主佛释迦牟尼乘风飞翔，似有音乐般的旋律，又有行云流水般的动感，是北魏时期“中原模式”的优秀石雕艺术作品。

洞中主尊为5米多高的释迦牟尼立像，可惜头部已失，仅存后部的发髻，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两侧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头部早年都被盗凿，现收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尽管如此，你仍能看出迦叶身着厚重的袈裟，手持锡杖，艰辛跋涉的苦行僧形象。而这一手持锡杖的造像在龙门石窟中也是仅有的。“锡杖”，又名“声杖”、“鸣杖”，杖高齐眉，头有环，原是僧人化缘求斋的用具，求食时振环有声，以代叩门，又可防犬，以后逐渐演变成佛教的一种法器。南侧阿难，左手持莲蕾，右手置胸前，似持重憨厚。紧靠二弟子，还雕有二菩萨侍立，其中右胁侍菩萨的头像现收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据考证，释迦牟尼造像以立像形式出现，在龙门众多的石窟中还仅莲花洞一处。而这一形象在佛教中被称为“教化”，也叫“劝化”，“教人而化恶为善也”；同时，又含有“乞食”的意思，“乞人施物，一名教化，又日劝化”。从莲花洞释迦牟尼那风尘仆仆的衣褶和弟子迦叶手中似哗哗作响的锡杖，你似乎可以感受到这种“教化”所包含的寓意。在莲花洞南北两壁，还雕刻着不少小佛龛和多幅佛教故事图画，其中多为“维摩变”（即我们在宾阳中洞所看到的“维摩结经”的故事）,另外还有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静思悟道和传扬佛法的“树下思维”、“树下授法”的故事。而雕刻工艺最为精湛的，当属南壁一小佛龛内的两幅“王位相让”图。莲花洞是北魏时期石刻艺术造诣颇高的洞窟之一。

普泰洞

普泰洞位于莲花洞南，是一座北魏时期的石窟。从石牛溪南行10多米，沿石阶而上即可看到。它因洞内现存最早的造像题记为普泰元年（公元531年）而得名。

普泰洞开凿于北魏孝明帝时期（公元516~527年）,原名十四窟。窟门长方形，高、宽1米多，因崩毁仅留浅浮雕尖拱火焰纹富眉。洞内高3米多，宽、深约为5米，窖隆形窟顶雕刻着莲花藻井，两侧为相对飞舞着的飞天。主尊释迦牟尼，结助跌坐于坛基上，身着裹衣博带裂装，简洁洗练，左右两侧分别为弟子迦叶和阿难，以及二胁侍菩萨像，是北魏造像的一般特征。

在普泰洞南北壁，还各作一大龛，周围遍刻佛传故事图像，题材丰富，有“维摩变”、“王位相让”、“树下思维”、“释迦涅槃”等。其中，涅槃，是指释迦牟尼之死。据说释迦牟尼经过40多年的苦修与传法，终于找到了解脱人生诸多苦难的一种永恒不死之“死”，或从死中转化为永生的境界，这就是“涅槃”。

佛经中说释迦牟尼涅槃时，来到他出生的兰毗尼花园，在两树之间头北面西，累足而卧。这时，两树间的鬼神以“非时之花”散布于地，地大震动。这也是佛教中修炼最终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在普泰洞北壁大龛西侧的“释迎涅槃”的浮雕中，就描述了这一情景。二比丘结跏跌坐在钟下，后为释迦牟尼安静地躺在床榻上，迦叶双手合十，于床前半跪默哀，众弟子围绕悲伤啼哭，雕刻形象生动逼真。

破窑

破窑位于普泰洞以南，魏字洞以北。它高6米，宽5米，深近9米，原来是个天然溶洞，也许因为洞内未加修整，又没有雕造窟门楣拱和藻井，且洞内龛像错落无序，破损不少而被人们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但是，其实它最初是一个皇家洞窟。走进破窑，你看不到主像，满目都是密集的小佛龛，其中最出名的便是唐高祖李渊之妃刘氏为其子道王元庆所雕造的弥勒像龛。

它开凿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高约1米，宽0.9米，正壁有一倚坐弥勒像。李元庆是唐太宗的异母兄弟，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徙封道王，后出任豫州刺史。他虽为皇亲，但其母仍如造像题记所说，“心中忧粹，恐有灾鄣”，而悄悄在这个破窑洞里为他祈福，造了这尊弥勒像象。

自刘妃在破窑内首造佛龛后，一直到武则天初年，30多年中，破窑吸引了众多的善男信女在此发愿，使不大的洞内遍布着各种佛禽造像。有一佛的，也有一佛二菩萨的，还有并列七佛、二弥勒及单体优填王像、菩萨像的，更有二狮子和成群结队供养人的。而龛形有尖拱、圆拱、方形和长方形。真是丰富多彩，不拘一格，成为一个颇有特色的洞窟。后人正是通过对破窑各种不同佛龛的分析、考证，来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乃至民间习俗的，在这一点上破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唐字洞和魏字洞

在石牛溪南面，奉先寺大佛龛东侧的下部，还有两个紧靠的中型石窟，他们分别因洞内有多处唐代或北魏纪年造像文字而得名。靠北侧的是唐字洞，南侧的是魏字洞。

北侧的洞窟虽称为唐字洞，但最初却开凿于北魏晚期。窟门外壁上檐凿成的仿木屋檐形，就是北魏的建筑形式。屋脊两端饰鸱chī尾（鸭号，一种类似猫头鹰的鸟）,正中刻一展翅欲飞的迦陵频迦鸟（佛教中的大鹏金翅鸟）,前坡雕出瓦垄，檐下雕有椽子，虽经千年，仍保存完好。但是，洞窟却因战乱而荒废，直到唐代才继续雕造。窟外北侧有一摩崖蟠螭chī首石碑，原是北魏时期该窟的营造碑，唐代时将碑文抹去后又重新刻过。现窟内壁面密布的大小造像龛，除个别是魏龛外，大多数都是唐代小佛龛。

窟内正壁为“西方三圣”造像，主尊阿弥陀佛高1米多，两侧分别侍立着观音和大势至菩萨，可惜头部都已残损。台座正中刻一香炉和两只狮子，但仅雕出轮廓而未经打磨。

据专家考证，造像可能是唐代在北魏未完工的胚胎上重新雕造的，并进一步推断出唐字洞始创于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后因翌年孝明帝去世，胡太后被大都督尔朱荣抛入黄河溺死而辍工，直到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公元537年）和西魏文帝大统七年（公元541年）,才又断断续续，均有续建。不过由于这时洛阳处于封建割据时期，战局动乱，所以也只开凿了一些小佛龛，根本无力完成整个石窟的营造。直至唐代鼎盛时期，民间佛事昌盛，不仅能雕造许多小佛龛，而且能续开北魏皇室未完工的大像。如今,唐字洞大大小小、参差错落的造像龛大多是这一时期雕造的,如佛弟子常住,一年内就在该洞雕造了三个佛龛,清信女张婆两年也造了两个像龛。它们犹如一幅幅画面,折射出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在唐字洞南侧的魏字洞,开凿时间比唐字洞要早几年,大约在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以前。洞窟主尊为释迦牟尼坐像,在造像艺术上,已属于我国石窟艺术“中原风格”繁荣时期的典型作品。石窟艺术的“中原风格”又被称为“中原模式”,是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龙门皇家石窟推出的造像模式,它一改大同云冈石窟粗扩、雄健的“平城模式”,虽保留若干北方文化因素,但更具有强烈的中原南朝传统汉文化的色彩。在造像上,一是褒衣博带式南朝冠冕,二是清癯qú削瘦的人物造型,具有一种“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lǐn懔(使人畏惧),若对神明”的气质。这些你或可从魏字洞的造像中领略一二。

弥勒像龛

在破窑与魏字洞之间的路边，你还会看到一个小型的摩崖浅龛，虽然主像弥勒已残损，但仍能看出其雕刻之精美。

弥勒像龛开凿于北魏太和末年（公元493~499年）,是龙门石窟最早期的石刻艺术的代表作。龛内造像三尊，主尊弥勒菩萨交脚坐于狮子座上，像后为舟形背光，中央为头光，其纹饰为：莲瓣一匝，佛像一圈，飞天一周，葡萄、忍冬草纹半圈；背部外沿火焰纹上方刻有伎乐天，手持笙、笛、琵琶、长鼓等。伎乐天下肢较短，造型丰脾，与前面所见的莲花洞中的飞天相比，姿态显得较为笨拙，飞翔也少了几分轻盈，带有明显的云冈石窟“平城模式”，显然是龙门石窟早期的飞天造型。

奉先寺

现在,我们来到了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而又最为辉煌的奉先寺。当你喘着粗气登上颇为陡峭的百余级台阶后,一定会为眼前这座气势瑰丽磅礴的佛龛而惊叹。它将整座山体劈成南北宽约36米、东西进深约40米的门形崖面,然后依崖造像,雕凿而成。

奉先寺,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书·太甲》)而得名,即奉祀祖先的意思。它是唐高宗为唐太宗追福所营造的,开凿于唐咸享三年(公元672年)四月一日,至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十二月三十日完工,前后费时不过三年九个月,而规模之大超过了龙门所有的石雇。为了开凿奉先寺,武则天还曾专门施脂粉钱二万贯（在唐朝一贯铜钱可以买200斗米，所以一万贯大约就是1000多万人民币）助建。宋代时,为了保护寺内的佛像,曾加盖了九间木构屋檐式建筑,所以又有“九间房”的称谓。只是现在屋檐已毁,仅剩崖壁上当年安装梁枋的方洞。

眼前所见到的奉先寺,9尊雕像沿崖壁一字铺开,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另外还有两个供养人,整个佛龛布局严谨,协调匀称。主佛卢舍那至高至尊居中而坐,通高17.14米,其中仅头高就有4米，耳长也近2米，是龙门石窟造像中最为高大的。

“卢舍那”是佛的梵名Vairocana的音译。据佛教华严宗中说，佛有三身：一是法身，是佛的本来之身，称“毗卢遮那”；二是报身，是佛经过修炼而获得的“佛果”之身，称“卢舍那”；三是应身，是佛为“超度众生”而显现之身，称“释迦牟尼”。因此，简单地说，“卢舍那”便是释迦牟尼的报身佛形象，翻译过来即是“净满”的意思，“诸恶都尽故云净，众德悉备故云满”，因“净满”而“光明遍照”。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正是按照这种意念来雕造的。

他结跏跌坐在八角形束腰莲花须弥座上，身上除了稀疏的弧线衣纹外，不曾有任何琐碎的雕刻，而将表现的重心放在他的面部，丰满清秀，圆润和谐，姿态庄严肃穆而又敦厚睿智。如果注意观看，你也许会感到大佛的头部和上身的比例尺度有所夸大，但这使主像显得更加鲜明突出。他嘴角微含笑意，似向人间芸芸众生传达着慈祥与和悦，而他稍向下俯视的目光，恰恰与礼佛者仰视的目光交汇，令人畏而不惧，可敬可亲，足以引起人们心灵上的颤动。对此，你不能不为古代雕塑工艺的高超和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所叹服。他们追求募拟一个具有伟大情感和开阔胸怀的形象，一个作者心目中理想化的佛的典型。他们成功塑造了这个充满睿智而又典雅的艺术造型，使宗教的理念与艺术的创造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和谐与统一。

在卢舍那大佛两侧侍立的迦叶、阿难二弟子，高约10米，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年长者迦叶，亦名摩诃(hē)迦叶，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肃穆持重，传说是一个苦行僧，饭依释迦牟尼后，成为佛教第一次集结的召集人。

年轻者阿难，丰满圆润，温顺虔诚，佛经说是释迦牟尼的堂弟，出家时只有十几岁。他长于记忆，随释迦牟尼宣教25年，被称为“多闻第一”。

两侧的文殊、普贤二菩萨，高13米多，头戴宝冠，身披璎珞宝珠，肩搭帔pèi帛，下束长裙，体态婀ē娜nuó。在服饰上一反卢舍那大佛随衣挂线的简洁手法，精雕细琢，不厌其繁，突出了二菩萨雍容华贵、端庄矜持的气质，唐代艺术家们，在佛的形象上追求的是庄严、慈慧的气氛，而在菩萨的形象上则赋予女性的端庄、柔丽，这在文殊、普贤二菩萨的雕造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两侧充满动感的天王和力士造像，他们高约10米，北壁的北方多闻天王，身披铠甲，单臂托塔，足踏地鬼，威武雄壮；

二力士则赤膊祖胸，面目狗子，足踏小鬼，使人感到一种古代勇士刚强暴躁、勇猛逼人的性格。

就连天王、力士脚下的夜叉、小鬼也刻画得十分传神，南壁增长天王脚下的夜叉，上门牙紧咬下唇，双目外凸，鼻孔喷气，大有企图挣脱重压之势。

当地还传说，抱过天王、力士脚脖的人会有福气，所以他们的脚脖已被游人抱得乌黑发亮。”

卢舍那大佛龛这组雕像，主从分明，高下有别，刚柔相济，气势磅傅，最大限度地张扬着佛教精神，显现出唐代皇家石窟的恢宏气派。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它又像是宫廷皇帝临朝执政场面的神化，众星拱月，卢舍那大佛俨然便是帝王，二菩萨是嫉妃，二弟子是文臣，天王、力士则是武将。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民间便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卢舍那大佛是按武则天的形象雕造的。他丰满圆润的面容是武则天“广颐方额”的化身，而“光明遍照”的寓义则与武则天称帝后为自己命名的那个“曌”的含义相符。武则天也正是借助佛的形象登上了皇帝宝座。传说当年奉先寺竣工，武则天亲率文武朝臣驾临龙门，参加卢舍那大佛的开光仪式，她在正对奉先寺的伊水东岸一块巨石上礼佛，并击鼓奏乐，直到今天，那块巨石还被称为“擂鼓台”。

奉先寺的凿造规模、艺术设计，以及雕刻形象的塑造，代表了唐代美术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不仅在我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已被广泛认为是世界石雕艺术的一大杰作。

药方洞

下奉先寺后南行即到药方洞，因洞门两侧刻有古代的140个药方而得名。

药方洞开凿于北魏晚期，经北齐直到唐代初年，前后历时长达200多年，是龙门石窟中惟一有北齐造像的较大石窟。洞高约4米，宽3米多，进深4米多，洞门上方刻一石碑，原为北齐年间的造窟碑，后被磨光，重刻于唐高宗永隆二年（公元681年）,石碑两边刻有翩翩起舞的飞天。洞口两侧还雕有八角莲柱，洞外各刻一刚劲雄健的力士，均是6世纪初北齐的作品。

洞内窟顶中央刻一重瓣莲花藻井，周围绕着手持笙、笛、排萧等乐器的四身飞天。正壁是北齐时期雕造的五尊大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他们头部硕大，肩胸圆浑，身躯如柱，已不同于北魏时期清瘦秀劲的造型。有专家认为，他们类似于古印度芨jī多王朝后期的造像风格，是北魏“秀骨清像型”向唐代极富人性味的“古典型”转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型”。在石窟的南、北、前壁还雕刻着许多风格不同的大小佛龛，从造像题记的年号可看出药方洞曾有过十分复杂多变的经历。诸如北魏有正光、永安、普泰、永熙；北齐有天保、武平；唐代有贞观、永徽、显庆、麟德、垂拱。最迟延至“大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雕造的佛象，而正是这一佛象题记使我们知道，早在900年前的宋代，洛阳已有管理伊水航运和修筑龙门石道的史实。

药方洞最为人们关注的便是洞口的药方了，并往往会有疑问，为什么会在这里刻下这么多药方？在石窟拱门通道北侧的壁面上有一药方洞正型主佛块“道兴碑”（《北齐师道兴造像记》）,刻于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碑记中写道：“自非倾珍建像，焉可炻shí彼遗光？若不勤栽药树，无以治兹聋瞽gǔ。”碑文的原意是说，出资开拿造像，就好像勤栽药树，可以解除耳聋眼瞎等疾病痛苦。然而自此以后，人们便以此为序，在碑的边沿，刻下了众多的药方，其中大多刻于7世纪初的唐代。专家们认为，这些石刻药方的始作诵者，可能是禅居于龙门寺院的僧人，他们将收集到的药方作为一种善事刻在药方洞，以示大慈大悲，解脱信众的痛苦，同时借药方的灵验来宣扬佛法的神力。不知不觉中，便为后人留下了这份珍贵的遗产。

药方洞保存着我国最早的石刻药方，对古代中医药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古阳洞

与药方洞南面毗邻的是著名的古阳洞,在洞内北壁仍刻有“古阳年间洞内主像被人用泥涂盖,改塑为太上老君,并传说当年老子曾在这里炼丹,所以又叫做“老君洞”它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造像铭文留存最多的一座大型石窟。

古阳洞是在天然溶洞基础上修凿的一座大型敞口洞窟，呈马蹄形，顶似拱隆，开凿于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一直到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才完成，前后历时80多年。其中正壁主像为孝文帝所建，从太和十七年到景明末年（公元503年）,历时10年，是北魏皇室、贵族造像最为集中的洞窟。主尊释迦牟尼佛，高约7米，结跏跌坐于方台座上，面相长圆、清秀，右半脸已毁去，双手做禅定印，有专家考证认为是孝文帝之“丽迹”（取自于北魏名将杨大眼造像记碑中“路径石窟，览先皇之明踪，睹盛圣之丽迹”语）。二菩萨侍立两侧，上身略向后仰，身姿优美，似有动感，打破了过去造像平衡呆滞的状态，整个造像风格已由北魏早期粗矿、雄健的“平城模式”，转变为“秀骨清像”型，面部表情由严峻变得比较温和，给人以亲切之感；服饰上也摆脱了贴体的样式，代之以长裙、大袖的褒衣博带。

洞窟南北两壁上，并列有序地雕凿着三列佛龛，龛内的造像也极具北魏后期的时代特征；佛龛的龛楣和佛像的身光，装饰得细致精巧，琳琅满目，图案花纹丰富多彩，十分华丽，堪称集北魏雕刻、绘画、书法、建筑、图案艺术之大成。以建筑为例，现存的四个屋形就极具特色，它们分为庑殿式和歇山式，龛上部为屋脊，两端鸱gǔ尾翘起，中间是迦陵频迦鸟，屋顶下斜，凿成简瓦、椽的样式，檐下刻有一斗三升人字拱，这些都是北魏当时的房屋建筑式样。

在南壁第二层大龛中的第三龛龛楣与南壁下层赵阿欢造像龛的龛帽上，分别浮雕着十个不同情节的佛传故事画面，包括“白象投胎”、“游园”、“树下诞生”、“步步生莲”、“九龙灌顶”、“回空”、“议立名字”、“阿私陀占相”、“太子观耕”和“树下成道”，讲述了释迦牟尼的前身悉达多太子从投胎、怀孕、诞生、起名、占相直到得道成佛的故事。

在古阳洞中，最为知名的当属被称为“龙门二十品”的佛龛造像记碑。这些记碑主要是记录造像者的姓名、造像年月和造像缘由等，而书写和雕刻的文字便是魏碑体。魏碑体是一种隶书向楷书过渡的独特字体，字形端正大方，气势刚健质朴，结体均衡聚中，用笔锋芒毕露，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页。在魏碑体中，书法艺术价值最高、影响最广、最为国人青睐的便是“龙门二十品”，其中古阳洞就占有十九品。如果你要认真欣赏，得进入洞内，它们在洞中的排列位置大体是这样的：

窟顶自东向西依次为马振拜、侯太妃（旧称贺兰汗）、高太妃（旧称孙保）、侯太妃（景明四年）,共四品。

北壁自东向西，最上层为元详、道匠（旧称大觉）;二层为尉迟（旧称牛橛）、高树、一弗；三层为解伯达、惠感；四层为惠成、魏灵藏、杨大眼，共十品。

南壁自东向西，最上层为郑长献（旧称云阳伯）、元燮xiè；二层为孙秋生、法生；三层为元佑，共五品。

除古阳洞十九品之外，最后一品是北魏正光元年（公元520年）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它位于老龙窝北面的慈香窑。

火烧洞

由古阳洞往南，登台阶数十级便来到火烧洞，传说中因为曾被雷火所击而得名。

火烧洞大约开凿于6世纪初，是北魏王朝开凿的最大的一个石窟。它高10米、宽9.5米、进深12米，正壁原有五尊大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但刚完工不久就被全部碰毁而荡然无存了。经专家考证推断，它应毁于北魏熙平至正光年间（公元516~520年）的宫廷权力之争，宣武帝胡太后临朝执政被幽禁，她所开凿的石窟也被砸毁。而现在留下的北魏洛京火统寺大比丘慧荣的两龛造像，最早的造像题记为正光三年（公元522年）,也已是变故后才又雕造的。

在正壁南侧下部，还保存有一尊释迦牟尼像的皇室佛龛，龛内题记有“元善见侍佛”字样。它是北魏清河王元覃的妃子胡智为儿子元善见所造的。元善见是东魏第一位皇帝孝静帝，公元534年即位时才11岁。

现在，火烧洞最值得观赏的是洞窟门楣的雕刻。它为火焰纹尖拱装饰，火焰纹外为流云和莲花化身童子。流云上方刻二人乘游龙相对飞升，传说是东王公与两王母相会图。但是也另有一说，认为这是佛教中“天龙八部”里的“天众”鸠摩罗天和摩醯xī首罗天两尊天神护法像，鸠摩罗天为童子面，四臂，乘孔雀；摩醯首罗天骑白马，生有三目。这一雕像在龙门石窟中是仅有的。

石窟寺（皇甫公窟）

从火烧洞沿石阶南行30多米便来到石窟寺。它开凿于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是北魏太尉公皇甫度的功德窟，所以又被称为皇甫公窟。石窟寺不同于古阳洞、宾阳洞等汇集了多种类型供养人的造像佛看，完全是一座皇甫度独自营造的“私家”石窟，所以得以统一规划，精心设计，一次完工，是一座内容十分丰富，石雕装饰富丽堂皇的殿堂式石窟。

皇甫度是北魏宣武帝胡太后的舅父,因外甥女入宫当了皇后而做了大官,从尚书左仆射一直做到太尉公。当时的太尉公是居于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之首的一品大官,相当于总揽实权的宰相。凭借手中的权力,皇甫度贪得无厌,积聚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当时有名的大贪官。也正是因为有如此财力,他才得以营造出这么富丽堂皇的石窟。

石窟门楣是北魏时期流行的依崖仿木式窟檐,屋脊正中立一展翅欲飞的迦陵频迦鸟(大鹏金翅鸟),两端饰鸱尾,前坡雕出瓦垄,檐椽下的尖拱形门楣,似一片莲瓣,两侧飞舞着飞天。门楣内浮雕着七身小坐佛,饰以莲花荷叶。

石窟洞口为莲形门柱,两侧各雕一身高2米多的力士。洞内窟顶为莲花藻井,周围围绕着手持乐器的八身伎乐飞天。石窟内为三壁三龛,是当时石窟的一种新布局。正壁佛龛主尊为3米多高的释迦牟尼佛，面部已残毁，两手作与愿印，意为满足人们的愿望。

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注意看，他的左手被雕刻为六指，其含义至今仍是个谜。在他两侧分列二弟子、二菩萨和二跷腿半坐的菩萨像，他们的造像仅是主尊的五分之一，显然是为了更加突出主尊的形象。

在主尊背光的两侧，各雕有一枝叶茂盛的菩提树，树上方还分别浮雕一组罗汉像，南侧两列五身，北侧两列六身，似在聆听主佛说法，构思巧妙而极富联想。另外在最外侧两尊跷腿半坐的菩萨像旁，也各浮雕一菩提树，枝叶茂盛，正是一幅“树下思维”图的故事。

石窟寺最有价值的是南北壁下部的两幅浮雕“礼佛图”。

其中南壁的当是窟主皇甫度夫妇的礼佛图。它高0.72米，宽2.24米，画面中央雕有一由力士顶托的大莲花熏炉，东西各有一组礼佛人正在向中央行进。东面一组6人，西面一组11人，为首均为一比丘。在西面一组中，第一至第四皆为男礼佛者，头戴高帽，应是礼佛的主人，侍从随后，或持华盖，或为主人提衣裙，形体均比主人略小。可惜由于年代久远，画面已残损不少。

而位于北壁下部的浮雕“太后、皇帝礼佛图”则完好许多。它高0.68米，宽1.57米，图中共15人，太后居中，头饰华丽，手持一莲蕾，在她后面，有一头戴笼冠的青年男子，左手也持一莲蕾，这当是胡太后与孝明帝了。在他们周围簇拥着一群宫女，或擎华盖，或持羽葆，拘谨而行，前面有一年长比丘作为先导，另有两比丘尼持香钟正在向熏炉里添香，似乎意味着礼佛仪式即将开始。

这两幅礼佛图也有解释为“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的，有待专家的进一步论证，但它们都是了解1500年前北魏时期宫廷生活和绘画艺术的重要作品，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北壁的“太后、皇帝礼佛图”，有专家认为可与晋代的《洛神赋图》和唐代的《武后行从图》相媲美。尤其是当宾阳中洞两幅“帝、后礼佛图”被盗凿后，它们便是龙门石窟中仅有的最为完整的两幅了，十分珍贵。

八作司洞

八作司洞位于龙门西山南段，北与石窟寺相邻，因洞内北壁下部刻有“东京八作司石匠一十人”的铭文而得名。八作司是宋代掌管土木建筑、营造石窟寺院的部门，当年为了龙门石窟的维修，甚至还设置了专门机构“监龙门山石像公事”。

八作司洞实际开凿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洞高、宽、进深均为4米多，洞内三壁三佛坛造型，雕刻着8尊大像。主尊阿弥陀佛高约3米，结跏跌于束腰莲座上，座台由四力士托撑，宽大的袈裟似巨大的叠裙覆盖着佛座，两侧为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在南壁弟子阿难与大势至菩萨之间，还雕有一手持药杆的药师佛立像，可惜除主尊阿弥陀佛外，其余造像的头部均已毁损。

八作司最大的特点是“乐舞仗人”的群体浮雕。在佛坛壁面上，分隔为多个间格，每一间格内饰以帷wéi帐，分别雕有形态各异的10身乐舞仗人，他们手持乐器，如同在舞台上表演奏乐，形象十分生动。正壁四格，中间是两个相对面舞的舞仗，南侧为吹笙者，北侧为持团扇者；北壁三格都是乐伎，分别在弹筝、吹笛和吹排萧；南壁三格也都是乐伎，分别在击鼓、弹瑟和吹排策。

唐代帝后喜欢乐舞，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玄宗时“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有专家认为，八作司洞乐舞伎人的这种组合，便属于唐代的“坐部伎”，演奏的是西凉乐和龟兹qiū cí 乐。显然，这些珍贵的乐舞资料，对研究唐代文化艺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路洞

从八作司洞回到伊水长堤，继续南行不远即到路洞，也许因为石窟就位于路边的山崖上，便取了这么一个名字。路洞始凿于北魏晚期，但主要营造是在东魏元象二年至武平三年（公元539~572年）。这是一个战乱的时期，从东魏孝静帝到北齐后主，断断续续，其造像风格已与北魏时期有所不同了。

路洞高、宽均为4米，进深5米多，平面呈方形。洞内富顶作莲花藻井，其上密刻众比丘闻法头像。洞口右侧拱壁刻一供养人，束螺纹高髻，身披袈裟，双手合十持幡，表情虔诚，作供养状，形象颇为生动，据推测当是来自外域的僧侣。

路洞后壁凿一半圆形的帷幕大龛，龛内主尊释迎牟尼，结跏跌坐于须弥台上，头部与双臂都已残缺，其两侧是四弟子、二菩萨胁侍。在龙门石窟，以四弟子胁侍为题材的造像不多，据推测是早卒的舍利佛、目键连和传法弟子迦叶、阿难，只是北侧的二弟子只留下了莲座。

路洞左右两壁为两层列龛，每层刻四个屋形龛，均属歇山顶殿堂式建筑，这些浮雕建筑图成功地运用了透视手法，具有较强的立体效果，为研究北魏至东魏的建筑艺术提供了一种完整而形象的建筑式样，是宝贵的历史资料。

另外，在南壁第二层靠里一佛：内侧，还雕有“降魔变”（或称“树下降魔”）的佛传故事，这一题材在敦煌壁画和云冈浮雕中有多处表现，但是在龙门石窟，则仅此一例，所以显得较为珍贵。

路洞这幅浮雕壁画因风化严重已有残损，但仍能看出释迦牟尼结跏跌坐，以手抚膝，施降魔印，一力士托起佛足；右侧上方菩提树下，二魔持斧、戈向佛主袭来，另一魔残毁，似在张牙舞爪，恫吓释迦牟尼；左侧下方还有一变为丑陋老女的魔女。从残存的画面看，选择的正是天魔向佛进攻的瞬间，表现颇为生动。

净土堂

从路洞沿着山坡石径而上,至半崖处便可以看到净土堂。它开凿于唐长寿三年(公元694年),因洞口门额上阴刻“北市彩常行净土堂”八字而得名,只是如今字体已较难辨认了。主室为横长方形,高2米多,南北宽约3米,进深1.7米,平顶素面,凿有佛坛,窟内原主尊造像应为阿弥陀佛和观音、大势至菩萨“西方三圣像”,可借现已不存。

净土堂是唐代洛阳北市专营丝绸的行会组织,当时称彩常行,该石窟便是由他们捐资修造的。在龙门石窟中,由当时北市商人营造佛龛有明确记载的有三处,一是奉先寺与火烧洞之间的“北市丝行像龛”(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二是古阳洞外北侧的“北市香行社”龛(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另外便是净土堂,它们对研究唐代商业行会和洛阳当年繁荣都有一定的借助作用。

净土堂最有意思的是一幅“佛说普萨诃色欲经”的石刻,它镌刻在正壁南侧,认真辨认尚可看出:“妇人之相,其言如密(蜜),而其心如毒······室家不合,妇人之由,毁宗败族,妇人之罪,实是阴贼,灭人慧明”等,经文末尾有七八十位发愿人的署名,其中将近一半是妇人。有人考证,此石刻佛经有四处不同于大藏记载,又根据经文中有武则天创造的新字分析,认为可能是当年人们借助佛经来影射和漫骂武则天的。

龙华寺

龙华寺位于净土堂上方，过净土堂沿小道西上即到。它开凿于唐代武则天周武时期（公元684~704年）,平面呈方形，窟顶雕刻莲花藻井，周围环绕飞天。洞内三壁凿有佛坛，上面各造像一尊，佛坛下浮雕伎乐人，形象生动，姿态优美，所执乐器有萧、长鼓、鸡娄鼓、琵琶、钹、排萧等，都是当时社会流行的乐器，当属唐代的“坐部伎”。它为后人研究唐朝乐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形象。

洞外所刻力士，裸露上身，下着战裙，肌肉暴突，大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势，是唐代力士雕刻的上品。

极南洞

它位于龙华寺上方，也许因为在龙门西山的最南端而得名。

极南洞开凿于唐中宗神龙元年至唐睿宗景元年间（公元705~711年）,是唐代名相姚崇为迫悼亡母刘氏所开凿的功德窟。姚崇，字元之，曾历任武则天、唐中宗、唐玄宗三朝大宰相，并被封为梁国公，是促成唐朝开元盛世的著名人物，他佐助唐玄宗开创了唐代的全盛期，被《旧唐书》形容为“开元之治”，“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有意思的是，在佛教鼎盛的盛唐时期，姚崇则以不信佛著称，他多次规劝唐玄宗不要过于崇信佛教，在他71岁临终前还特别叮嘱死后不搞佛事，“不得妄出私物，绚追福之虚谈”。但是，不信佛的姚崇却是一个出名的孝子，正是为了顺应母意，开凿了这座极南洞。

极南洞属弥勒净土造像窟，是一个中型洞窟。它高约4米，前后室结构，窟门外侧雕有颇具艺术夸张的金刚力士，可惜北侧力士头已毁损。洞内三壁建有佛坛，主尊弥勒佛端坐于束腰方形台座，面相长圆丰满，双目俯视，两耳垂肩，比例匀称，是唐代弥勒造像的佳作。两侧侍立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及天龙八部之一的人面兽身像。“天龙八部”又称“龙神八部”，是指佛教护法的八个部族，据《舍利佛问经》等佛经记载，所谓“八部”当为天众、龙众、夜叉、乾闼tà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迦等。这些鬼神感受佛的教化后，便护持佛法，保护众生，成了佛教中的护法神。

在极南洞的佛坛上还分格浮雕着数个伎乐人，正壁相对的二舞伎，舞姿婀娜，左右乐伎分持箜篌、琵琶；南北两壁乐伎也都手持乐器，有钹、筚篥、琵琶、束腰鼓、笙和团扇等，整幅浮雕与八作司洞的乐舞伎群体浮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极南洞是龙门石富西山景区最南端的一个景点，走出极南洞放眼望去，伊水对岸，草木葱花，那里便是龙门石窗的东山景区。

龙门东山景区

出龙门石窟西山景区南门，沿一长堤石桥过伊水，便可来到东山。东山因产香葛，故又名“香山”。在东山的南端，是龙门石窟的东山景区，包括擂鼓台、万佛沟、看经寺等。东山的中部和北端，还有著名的香山寺和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墓园“白园”，都是与龙门石窟相辉映的景点。

擂鼓台（大万伍佛像龛）

插鼓台位于龙门东山南端，因唐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巡幸香山寺，在此置播鼓司而得名。由于这里依崖并列开凿了三座石遍，所以又称为“播鼓台三洞”。

插鼓台与相邻的万佛沟是佛教密宗在龙门石窟造像较为集中的地方。密宗产生于公元7世纪后的古印度，是大乘佛教发展后期与婆罗门教一些教义结合的一个流派，也称“密教”、“金刚乘”，是佛教中最后一个派别，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由印度传人，并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主要宗派。在龙门石窗中，密宗造像不多，插鼓台北洞便是其中密宗造像规模最大的一座。

播鼓台北洞高约4米，宽4.9米，东西进深5.4米，窟门西向，约开凿于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洞内主尊为毗卢遮那佛。佛教认为佛有法、报、应三身，其中法身佛称为毗卢遮那，报身佛称为卢舍那（即东山奉先寺主尊卢舍那大佛）,应身佛称为释迦牟尼。密宗是以法身佛毗卢遮那为主佛的。唐代《大日经疏》载，“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暗便明之意也”，因此，毗卢遮那佛又称为“大日如来”。插鼓台北洞的大日如来，高2米多，头戴宝冠，上饰化佛雕刻，胳膊上戴着臂钏chuàn，是密宗主佛毗卢遮那颇有代表性的造像，可惜面部已风化不清。在主尊两侧的坐佛均已残毁，据专家推测，当是报身佛卢舍那和应身佛释迦牟尼的造像。在石窟前壁的南侧，还雕有近2米高的八臂观音一尊，赤脚立于圆形台座上；北侧原来还有十一面四臂观音像，后被盗，现收藏于日本仓敷市大原美术馆。窟北侧还刻有一阿阇shé梨像，阇梨即为高僧，是密宗中的灌顶师或轨范师。

插鼓台中洞因窟内四壁密刻小坐佛一万五千尊，又称为“大万伍佛像愈”。它开凿于唐天授年间（公元690~694年）,是一“弥勒净土”造像窟。洞内中央坛基上的造像也是大日如来。在后壁摩崖上雕刻着弥勒佛和二菩萨，弥勒佛身着通肩式袈裟，双足踏莲花，背后映出佛光，头像早年被盗，据说现收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二胁侍菩萨是唐代颇有代表性的作品，拈花而微扬的左手与轻松下垂的右臂，左偏的丰盈面庞与右斜的身躯，在对称又富有变化的动态中，描绘了带有现实气息的贵夫人形象。窟顶莲花藻井，围绕着化佛、童子、宝塔、舍利鸟、宝幢以及琵琶、长鼓、钹、筝、笛等乐器。正壁和南北壁下部，按照《付法藏因缘传》雕刻着25尊历代大乘传法的罗汉像，从摩诃hē迦叶到优婆掘，每尊造像旁还刻有名字和简历。在唐代和以前的石窟造像中，类似这种罗汉群像还是较为罕见的，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另外在前壁南侧下部还有武周时期所刻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六门陀罗尼经》、《佛说阿弥陀经》等，这些石刻佛经对校勘历代木刻藏经也有着重要的价值。

播鼓台南洞开凿于唐代天授年间或更靠前些，洞窟平面呈方形，中央筑一佛坛，其上同样是释迦牟尼的法身大日如来，身披袈裟，结跏跌坐于须弥座上，头为螺髻，戴花冠，颈挂项饰，着臂钏。洞内四壁满刻莲花菩萨，且装饰万千，无一雷同。

万佛沟

万佛沟位于插鼓台的北面，是一条东西向的山沟，因为沟壑北侧佛拿密集，造像众多，所以称为万佛沟。它是龙门石窟从盛唐到中、晚唐时期的一个造像中心，大约占了龙门唐代造像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中最主要的窟龛有：

救苦观音龛。它位于万佛沟沟口北侧的崖坡栈道旁，因龛内有唐德宗贞元七年（公元791年）所刻“救苦观世音菩萨石像铭并序”而得名。又因为发愿主叫卢征，所以也有称之为“卢征象”的。卢征是唐德宗时期的一位官员，《旧唐书》曾有记载。他两次遭贬，但都能安全返家，深感观音菩萨的呵护而造此观音象。龛内仅雕刻观音立像一座，头束发髻，面容饱满，肩披飘带，下身裙带宽大，左手下垂提净瓶，右手上举，造像较为粗犷，可看出晚唐时期观音造像风格的变化。它是龙门石窟中惟一一座晚唐时期有造像纪年的佛象。

高平郡王洞。它开凿于沟北崖壁的最高处，从救苦观音龛沿栈道往沟内行至中部，然后再登上40多级石阶便可去到。它是万佛沟内最大的一个石窟，曾有“东山第一窟”之称。高平郡王洞开凿于唐天授元年至神龙元年（公元690~705年）,是武则天的侄子高平郡王武重规开凿的，后因武重规病卒而辍工。

后壁主尊阿弥陀佛居中，两侧为二弟子、二菩萨侍立，五尊造像均在莲花座上，并以莲茎相连而汇于一起，造型新颖别致。莲座下雕有十身坐佛，其中一尊右臂饰有臂钏，当是佛教密宗的大日如来的造像。洞门外雕二力士守护。

西方净土变龛。下高平郡王洞继续往东走不远，便可见到一方形浅，雕饰琳琅满目，这就是颇为知名的“西方净土变”佛龛。传说这一佛龛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出资雕造的，《十六观经灵异记》一书还记述了他当年造象的发愿，“极乐世界清净土，无诸恶道及众苦，愿如我身老病者，同生无量寿佛所”。佛龛开凿于唐武后至玄宗时期（公元684~756年）,画面构图依《阿弥陀》、《无量寿》二经雕刻，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情形。西方三圣的阿弥陀佛居中，两侧为观音和大势至菩萨，四周刻着眷属众圣和许多菩萨，上部浮雕菩提树、楼台宫阙、宝盖旗幡和飞舞的乐器等，下部刻着伎乐蹈，表现了西方极乐世界庄严富丽、气象万千的天国景象。净土宗是唐代最能吸引民众的一个佛教宗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当是净土宗的信仰者。

千手千眼观音愈。它位于万佛沟东端北侧的崖壁上，就在西方净土变龛的右侧，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身千手千眼观音造像。观音龛开凿于中唐时期（公元760~859年）,取材于《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观音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身生千手千眼具足”。

在佛教故事中，还流传着一个以古印度妙庄王的三公主妙善为原型的传说，妙善公主因当年一心事佛而被其父逐出家门，妙庄王盛怒之下又拆除庙宇，逐散僧尼，结果触犯了释迦牟尼，得了一种满身浓疮的怪病。为解除父亲的病痛，妙善毅然献出自己的手眼为父亲合药治病，感动了释迦牟尼，于是被赐予千手千眼，化身观音，以时时拯救苦难众生。

龛内的观音造像高2.3米，头戴化佛冠，三眼十二臂，各作不同曲伸动作，手势也多有变化身体周围呈放射状刻着众多小千手，手掌展开，掌内皆刻一眼。千手千眼观音是佛教密宗所崇信的“七观音”之一。

“精舍”。在万佛沟东端深处，有一个大小如一间小屋的空龛，龛高正好可容一人盘坐，周围环境偏僻且幽静，这便是当年僧徒习禅的“精舍”。禅，是梵语“禅那”的简称，意思是静虑。佛教禅宗认为，佛者于身为禅，于口为经，于意为禅，因此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中国禅宗的创始人是菩提达摩，他于南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年）由印度渡海到中国，先在广州修习，后经南京到洛阳，曾在少林寺面壁9年，传说连影子都深深印入石壁，被称为中国禅宗的初祖。僧人习禅是一种相当艰苦的思维修行法，它必须澄心静虑才能“深入禅定”，进入“佛国世界”，进而忘却尘世的苦难。“精舍”便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看经寺

出万佛沟往北即到看经寺，它紧临公路，周围建有围墙，正面有砖瓦结构的二层门楼，门额题有“看经寺”三个大字，传说是当年唐僧西天取经归来，路过龙门渡伊水时弄湿经书，而在此晒经书的地方，并因此得名，门楼后面便是看经寺石窟。

石窟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据说是武则天为唐高宗开凿的功德窟。它高8米多，南北宽约11米，进深近12米，是龙门东山最大的洞窟。可惜窟门因风化而已残损很多。洞内窟顶环绕莲花藻井雕刻着六身飞天，以较为写实的手法注重了人体的表现，少了些北魏时期飞天的轻盈感觉。中央佛坛上为一圆雕佛像，面部丰满圆润，身着裂装，衣纹流畅，为技法纯熟的唐代造像。

看经寺最值得欣赏的，是位于石窟正壁和南北壁下部的28尊罗汉浮雕造像，他们高约1.8米，神情各异，形象生动，不仅是龙门石窟中极少见的罗汉造像杰作，也是我国唐代最精美的罗汉群像。据隋代《历代法宝记》记载，释迎牟尼涅槃后，将传法的任务交给摩诃迦叶，然后代代相传，直到菩提达摩，在印度一共传法二十八代，即佛教禅宗中所称的西土二十八祖。看经寺正好是按照这一传法谱系来排列的，自南壁开始，第一位摩诃迦叶，第二位阿难，第三位末田地、商那和修、优婆掬多、提多迦、弥遮迦、佛陀难提、胁比丘、富那耶奢、马鸣、毗罗长老、龙树、迎那提婆、罗喉罗、僧迦那提、僧迦耶舍、鸠摩罗驮、阇夜多、婆修槃陀、祖摩拿罗、鹤勒那、师子比丘、舍那婆斯、优婆掘、须婆密、僧迦罗叉，直到最后一位菩提达摩，刚好28位。以后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便成了创建中国禅宗的初祖。也有人据此认为，看经寺是禅宗主持开凿的，是当年禅宗僧人打坐的禅堂。

值得一提的是，在28尊罗汉像中，南壁第一尊摩诃迦叶的雕像曾于1935年前后被盗，如今你仍能看到盗凿后留下的空白。几十年来，“他”漂泊海外，几经周转，多次拍卖，先英国，后美国，再到加拿大。2001年4月加拿大国家美术馆考证发现这是龙门石窟看经寺的造像后，为了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而送回我国，才使“他”得以重归故里。

游览至此，今天我的讲解也到此结束。（作者：曾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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