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美国进步主义时代：历史、现实与理想

Original Trading Dog Spread Trading 2023-06-16

最近美国债务上限问题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4月2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7票赞成、21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众议长麦卡锡提出的债务上限法案《限制、节约、增长法案》。

该法案提议，到明年3月31日前，暂停把债务上限控制在现行规定的31.4万亿美元；如果两党能在这一时限之前同意把债务上限再提高1.5万亿美元，则这一时限作废。

217:215的投票结果背后是民主党人全员反对这个由共和党设计的“解决方案”——众议院的投票结果尚且如此，意味着该法案几乎没有可能在民主党掌控的参议院获得通过。

Joe甚至公开表示，“即使国会通过该法案，他也会使用总统否决权将其否决。”

主要原因是法案中关于削减联邦预算的内容与Joe的“进步主义愿景”完全相悖。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大幅削减预算大概率将引发严重经济衰退，此点对于明年的大选来说绝对是个灾难性后果——远甚于主权债务违约可能产生的金融市场动荡（2011年情境）。

目前来看，Joe及其他民主党领导层拒绝让步，财长耶伦直接大胆开价：希望将美国债务上限大幅提高至51万亿美元。
——高到足以支撑一场预期之内的“持久战”。

或许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
一个美联储继续QT-没有购债，同时其他大国强人去美元化-减持美债；

美国政府启动内循环，高息借新偿旧的“大QT时代”。
——这意味着过去40年的大平缓时代已经终结，并且完全逆转。

我在最近的文章中经常提到：
当下政治和经济环境可能与过去40年“完全不一样”。

首先，从外部看，美国似乎已经不再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且当前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经济韧性和风险敞口均显著优于历史同期水平：实力差距越小，博弈越激烈；

其次，从内部看，当前美国国内长期人口结构变化、种族文化冲突，以及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阶层矛盾激化导致的政治极化程度达到历史之最。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告诉我们，美国政治周期已经开始走向更久远的——可能是上世纪30年代（热战）和（或）60年代（冷战）的“进步主义时代”。

而此刻其他大国亦有所行动，以资源民族主义、去美元化和地缘冲突回应美国，并且指向进一步扩大化和长期化。

本周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宏大叙事”——进步主义时代。
（全文共7000字）

回溯历史，我们首先观察到：
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两段进步主义时期均伴随着美国政府债务规模的显著增加。

最近100年美国债务规模（橙：对数坐标）及其同比变化（蓝）
蓝色框线标注了上世纪30-40年代及60-70年代两段进步主义时期

上世纪30-40年代进步主义时期：

1930-1950年美国债务规模（橙：对数）及其同比变化（蓝）

1929年经济衰退爆发后，美国经济陷入萧条，经济活动显著降低，失业率飙升。

1933年罗斯福面对着历史上最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危机）以及经济大萧条（经济危机），正式开启“进步主义”时代，他推出了“新政”（The New Deal），其中包括大规模基建投资、农业补助以及失业救济金发放，启动经济内循环，有效降低失业率并重启经济，最终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
在此期间政府支出大幅增加，政府债务规模从1930年的161亿美元跃升至1933年的225亿美元。

1935年至1937年期间，美国经济复苏动能减弱，罗斯福推出了“第二次新政”（Second New Deal），旨在通过对包括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的广泛支持和投资，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及弥合贫富差距。
其中包括了四项关键的法案：社会保障法案 (Social Security Act)，建立了美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包括退休金、失业救济、医疗保障和儿童福利等； 美国工业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保护工人的组织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共同协商解决劳资纠纷；公共事业公司法案(Public Utility Holding Company Act)，建立监管机制来控制公共设施的价格，并限制公共设施的私人垄断和滥用；以及税收法案，提高富人的税率，以帮助政府增加财政收入。
叠加当时美国为应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形势而增加的国防预算，1937年政府债务规模进一步跃升至483亿美元。

紧接着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开始卷入二战。
有句谚语讲“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从古至今，不管是常规性战争还是高科技作战，只要战争打响，损耗的经费都是巨大的。随着美国参战规模扩大，军事预算和复员补偿费用导致政府债务规模显著增加，截至1945年二战结束，政府债务规模大幅增加至2590亿美元。
战后美国经济强力复苏，税收收入显著增加，为美国接下来近20年的财政稳定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60-70年代进步主义时期：

1960-1980年美国债务规模（橙：对数）及其同比变化（蓝）

上世纪60-7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国内民权运动和国际美苏冷战。这些挑战对美国政府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推动美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上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提出“新前沿”（New Frontier）计划，旨在支持国内制造业和科学技术发展，同时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增加对各领域社会福利政策的投入；
作为肯尼迪的继任者，约翰逊1964年提出“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强调平等和公平待遇，并通过推行医疗保险和全国性教育、扩大社会福利范围以及公共住房的提供，提高穷人、少数族裔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旨在应对当时的民权运动（African-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虽然这些措施推动了政府支出增加，但得益于美国经济增长与政府税收一直保持稳定，导致60年代美国政府债务增长相对缓慢。十年时间政府债务规模仅从1960年的2847亿美元小幅增加至1970年的3809亿美元。

真正导致70年代政府债务规模显著增加的因素是战争，作为冷战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场（1964-1975年）长达11年的越战是美国历史上资金需求最高的战争之一，尤其当战争进入后半程，高额的军费开支推动政府债务规模急速上升。
而更为严重的是后果是越战的失利直接导致美国在美苏争霸中的地位从强势方变成了弱势方，同时叠加1973年中东国家主导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直接造成了美国的经济衰退与社会动荡：1969年到1975年，美国先后爆发两次金融危机，两次金融危机造成美国国内实体经济迅速萎缩，失业率上升，反政府行为及非主流文化盛行，给当时的美国社会以及“婴儿潮”一代人的思想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整个70年代，政府增加的支出主要集中在军事预算和社会福利上——尼克松更进一步提出的“福利改革”（Welfare Reform）计划，旨在通过更加庞大的全国性福利制度改革和医疗保险改革，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在经济衰退的影响下，政府的债务规模增长才真正滞后性地显现出来：
在此期间美国政府支出大幅增加，且入不敷出，政府债务规模从1970年的3809亿美元攀升至1980年的9091亿美元。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
在历史上的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均对外实行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推行了“极端保护主义”政策，1930年6月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提高了所有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并对各类进口商品设置了配额制度，当时全球几乎所有的出口国都受到了影响。
而作为回应，其他大国强人也开始采取类似的保护主义政策来应对自己的经济问题，全面加剧了全球经济大萧条，对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在国际冷战局势错综复杂和国内经济滞胀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主要包括《现代化关税法》（Trade Act of 1974）和《1973贸易法》（Trade Reform Act of 1973），通过提高商品进口关税、制定进口配额，并授权总统可以对进口商品实行全面保护主义措施，制定其他针对特定行业（如钢铁、汽车和半导体）和（对手阵营）国家的限制措施。

上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旨在保护国内制造业和就业，同时亦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政治工具，加强Anti-S0cial1sm意识，塑造美国民族主义，形成对外强硬的姿态，同时实质性限制来自对手阵营国家的商品和投资，以削弱其竞争力。

最后，
我们需要再回到货币政策。

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打破了金本位的束缚，英美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驱动着金融资本全球化快速发展，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自由开放，促成了美元的全球循环，构建了以信用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

这一秩序为美国长期通过国际贸易逆差扩大（获取全球商品）以及无上限对外举债构建起制度性基础，与此同时，美元作为美国的主权货币，美国可以基于自身利益优先通过美联储货币政策操纵美元价值。

货币政策开始真正意义上作为一项政治工具发挥效用。

纵观历史上每一轮联储（以降低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水平、缓解劳资矛盾为由）开启加息周期，全球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收益率上升（资产价格下跌），同时负债成本攀升，这会促使市场一致性地在负债端主动降低融资，同时在资产端增配美债、MMF和ON-RRP等美元资产，上述投资行为会导致美元流回美国（80年代的里根大循环，抑或是今天2.4万亿美元的ON-RRP市场规模），进而巩固美元在全球宏观金融体系中的垄断地位。

而另一端：非美经济体经常项目及资本项目赤字攀升，美元债务成本骤增，开始普遍发生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经济危机-主权危机（危机四部曲），特别对于高通胀、高债务的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出形势更加严峻。

——历史上美国加息带来的“溢出效应”对全球非美经济体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似乎每轮加息都曾引爆过一场危机，并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
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期拉美债务危机；
80年代后期“对手”因援助盟国的负担超出其承受能力，经济加速陷入困境，最终冷战结束；
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欧洲债务危机。
最近一轮紧缩发生在2015年，持续至Covid-19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出现抛售潮并引发流动性危机，美联储迅速政策转向以阻断风险的进一步蔓延。

“最近40年”美国基准利率的变化，标注了美联储历次加息时间及幅度

回到当下，
Joe已经开启了新一轮进步主义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分配政策实践：

首先，是推动国内劳动力市场薪资水平广泛且长期的增长，同时向富人加税，以此应对长期贫富差距过大和社会矛盾激化，以及二者共同作用导致的美国政治极化带来的长期挑战。
——这才是美国真正的挑战：如果一个国家无法实现包容性增长，让各阶层民众共享繁荣的果实，那将导致社会分裂，甚至是爆发南北战争II。

马克思一个多世纪前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断或爆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

2021年3月31日Joe在匹兹堡演讲中公布了他的首个进步主义政策：2.3万亿美元重构美国基础设施计划——“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并在百日演说中宣布这项计划将取得与“罗斯福新政”及“伟大社会计划”同样的成就。

该计划主要包括：
1、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将计划投资1.36万亿美元于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包括运输、饮用水、电力、住房、教育、医院、政府大楼等传统基建领域，还包括振兴美国的数字基础设施、构建高速宽带基础设施等新基建。这些投资通过使用更具可持续性和创新性的材料以及美国制造的零部件，为美国制造企业提供参与新基础设施和零部件设计、建造和制造的机会，带动美国制造业发展。

2、加大创新研发投入。“美国就业计划”中拟将1800亿美元投资于研发及未来技术，以保证能够在未来提供新的高质量就业机会。一是提升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升级美国的研究基础设施。二是使美国成为气候科学领域创新和研发的领导者。三是消除研发和创新中各类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现象。

3、重塑和振兴美国制造业。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国会投资3000亿美元用于支持美国制造业发展，一是加强关键产品制造供应链管理，投资500亿美元在商务部设立新部门，专门负责监督关键产品的国内生产能力并给予资助支持；投资500亿美元用于半导体研究和制造；投资300亿美元用于生物医药制造领域。二是通过联邦政府采购快速启动清洁能源制造，投资460亿美元推动美国国内生产制造新能源汽车以及各类清洁材料、先进核反应堆和燃料等关键技术的应用。三是投资520亿美元用于解决国内制造企业融资问题。四是投资310亿美元用于小企业获得信贷、风险资本和研发资金，建立一个由小型企业孵化器和创新中心组成的全国性网络。

4、对劳动力进行投资。拜登呼吁国会投资1000亿美元用于成熟劳动力发展计划，具体包括：失业工人培训计划，通过培训新技能以满足工作新需求；基于行业的培训计划，集中于清洁能源、制造和基础设施等需求旺盛的部门进行新技能培训；加强对学生的职业培养，如创建一百万到两百万个新的注册学徒制岗位、建立职业发展路径计划、加强高等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支持社区大学合作伙伴关系等，以提高学生职业技能以满足制造业发展需求；加强劳工保护等。

5、通过税改政策激励美国制造。一方面加强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最低税率，并施加最低税率标准，大幅度减少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以降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动机，吸引美国制造企业在美生产，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加大补贴力度以激励美国制造，通过对清洁能源生产代替化石燃料进行补贴等，鼓励企业在美国投资和创造就业。

除此之外，Joe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支持工会的总统”，一直致力于确保工人加入工会，并支持其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

Joe强调，2022年之后，最低时薪将继续与通胀挂钩，最低时薪将每年自动调整，以反映生活成本的变化。
去年底Joe签署法案为铁路工会三年涨薪24%，并促成美国钢铁工会达成协议加薪21%、飞行员工会四年涨薪30%......今年4月17日UPS与卡车司机工会的薪酬谈判已经开始，如果在7月31日前仍未达成协议，卡车司机工会将号召旗下约34万名司机及仓库工人在8月1日举行罢工。
在2024年前，要将签署联邦合同的小费收入雇员（tipped employees）的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

而买单方案除了进一步提高债务上限之外，另一项关键举措是“罗斯福范式的加税”。

包括提高美国企业税率，从21%提高至28%，估算这部分在未来10年将带来8000亿至1万亿左右的税收收入；提高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最低税率，从10.5%提高至21%；针对高收入人群加税，提高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个税最高税率提高至39.6%；提高高净值人群的资本利得税税率；扩大遗产税征收范围。

Joe计划在未来的15年内增加联邦收入2万亿美元左右，其中有超过一半收入将来自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家庭。

同时，与历史上进步主义时期相似的是，Joe对于国家安全和产业政策的关注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通过对外塑造国际局势层面上的紧张状态，并将外交政策聚焦于“强大的战略竞争对手”——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从Joe执政以来美国国会就东方大国问题的表决结果来看，此情景一定程度弥合了两党的分歧。

作为对历史上进步主义时期“例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回响，
Joe不但延续了Trump时期的关税，更进一步通过了《芯片与科技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前者的主要内容是计划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527亿美元的政府补贴，而后者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为在美国购买北美产电动汽车的消费者提供每年最高7500美元的税额减免，并对电池材料来源占比和组装地进行限制。

——恰好都符合贸易战期间Trump对东方大国的主要批评：
“保护主义政策…为本国产业提供大量政府引导、资源和监管支持。”

两部法案旨在以供应链安全为名，通过友岸外包、制造业回归及库存重建，引导资本与产业回流，重构半导体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并试图对电动汽车、风光组件及氢气生产等领域做同样的事情，以实现供应链进一步“去东方大国化”，并遏制对手产业升级。

但是代价巨大。

除了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压力——可能会花费额外2万亿美元，或约10%的GDP；另外，产业链本土化也会确定性地扩大劳动力供需缺口（薪资通胀），并且生产与运营综合成本上升亦将实质性增强通胀的韧性。

Joe在今年初发表的2022-23年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美版政府工作报告中，兴奋地描述着这一进步主义时代（持久通胀）愿景：

“如果你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往东走20英里，你会发现一片一千英亩的空地我将它称之为“梦想的田野”——美国未来将建立在这片土地上。在那片土地上，曾帮助建设硅谷的美国公司英特尔（Intel）将耗资200亿美元建设半导体“超级工厂”——最多有八个最先进的工厂，一万个新工作岗位，平均年薪约为135,000美元...”

“...我们同时将迎来一个建设基础设施的十年，我们将为数百万美国人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

“...当我们用纳税人的钱重建美国时，我们会确保将纳税人的钱用于购买美国产品，支持美国企业和就业...”

“我们将购买美国制造，以确保从航空母舰甲板到高速公路护栏上的钢铁等所有东西自始至终都是美国制造的——‘All of it. All of it’. ”

正如耶伦最近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所说：

“即使我们（对战略竞争对手）采取的有针对性措施可能在经济方面产生影响，这些措施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解决我们在自己的安全和价值观方面的关切。我们的目标并非是利用这些工具去获取经济上的竞争优势。”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告诉我们，

美国政治周期已经开始走向更久远的进步主义时代，
而此刻其他大国亦有所行动，以资源民族主义、去美元化和地缘冲突回应美国，并且指向进一步扩大化和长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