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接班人镜头下的九龙城寨，不止“过火癫狂”

《九龙城寨之围城》是入围今年戛纳午夜展映单元四部影片之一，也是时隔11年再次有华语片入围午夜展映单元。2013年，香港电影《盲探》曾入围该单元。 午夜展映单元作为戛纳非竞赛单元，入选影片都在午夜展映，通常是恐怖、惊悚题材，《釜山行》曾是该单元的黑马爆款。 

刚获得入围消息的《九龙城寨之围城》导演郑保瑞采访中表示，希望影片入围只是一个开始，虽然九龙城寨已不在，但团队想用电影的艺术形式将其保留在更多观众心中。电影监制庄澄、叶伟信，男主角林峯表示，得知电影入围十分开心，呼吁电影节观众记得入场支持。 

截至5月14日，上映13天的《九龙城寨之围城》票房达到4.67亿。从戛纳官宣的阵容中，古天乐将携林峯、刘俊谦、胡子彤、张文杰一同出席戛纳现场。上一次带城寨四少前往戛纳，还是2005年杜琪峰导演电影《黑社会》的世界首映。 

《九龙城寨之围城》将于5月16日22:45进行戛纳首映。

文：杜晋宇

排版：王新然

责编：刘小黛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波德维尔在评价香港电影时，用了“All too extravagant, too gratuitously wild”的说法，被翻译成“尽皆过火，尽是癫狂”。这个最开始用于批评的描述，却成为了香港电影风格的精准描绘。

而近年内地大爆的港片，不管是邱礼涛的《扫毒》《拆弹专家》系列，还是更具香港本土化原汁原味的《神探大战》《怒火·重案》，无不遵循着这条底层逻辑。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条逻辑也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能通过爽感叙事最大化商业价值，但却缺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尤其是在市场和观众对传统动作戏和兄弟情叙事达到视觉疲劳之后，其内在吸金能力便难以维持。

《潜行》《扫毒3》两部大作虽和《拆弹专家2》《扫毒2》一样坐镇跨年档和暑期档，但却难续后者的票房奇迹，除了内在根本的质量差距，似乎现在的港片在内地似乎遭遇了瓶颈式的难题。

而郑保瑞的出现，犹如当年银河的横空出世，用其独特的社会关怀为传统香港电影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他在《智齿》中用生猛粗粝的风格化视听，铺陈开现代香港最为阴暗潮湿的角落，展示了近乎完美统一自洽的港式癫狂；在《命案》中，他接过银河接力棒，回归传统宿命论母题，虽对游乃海的“放纵”让全片显得意味不明，但该作还是帮助他拿下金像奖最佳导演的殊荣；

而在《九龙城寨之围城》中，他娴熟地将前两部中作品中风格化的城市景观微缩到城寨当中，把自己拿手的底层人物描摹融入城寨百态，将《怒火重案》中谷垣健治的硬核动作视听不断加强，以此三板斧重塑自己的城寨世界。在入围戛纳午夜单元展映的同时，这也是其阔别内地影坛五年后，北上“优秀答卷”

郑保瑞1972年出生，同年杜琪峰初入香港无线电台打杂。而后杜琪峰把银河映像开在了九龙城寨，似乎冥冥之中银河的创作内核上和城寨缘分不浅，而对于作为相对较晚加入银河的郑保瑞，其对于城寨的亲身体验反倒没有那么深刻。

鉴于时代背景和香港地域间的隔膜，他提到自己对九龙城寨和周边一直怀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当他意识到城寨的拆除，以及世界影视作品中层出不穷的致敬时，他才后知后觉的领悟到城寨的文化价值。这种“陌生化”也让他得以对城寨中的文化和情结有着更虔诚的改编动力。

而对于九龙城寨文化的挖掘，一直是香港影视创作中经久不衰的一大背景，从蓝乃才的《城寨出来者》，到后续邱礼涛的《三不管》，似乎有关城寨的创作都自带一种和B级片绑定的、“原罪”式的笃定，这个与罪恶高度捆绑的地域已然与奇观化的犯罪和猎奇景观勾连，很少有人会大动干戈的用精细化的视听和美术去复刻场景然后讲一个真诚的故事，而郑保瑞开了这个头。

一

《九龙城寨之围城》的制作也相当命运多舛，2018年，和《神探大战》同年立项，经过疫情24年才得以上映，这期间该片也和《风林火山》一度被影迷最难产的港片之一。

但影片的质量也对得起这样的等待，郑保瑞的不断尝试多类型的视听也是他作者风格的一大表现，其早期《意外》建立在用一种理性主义解构宿命的表达，本质上是一种更依赖概念先行的创作；而后者《车手》则是其视听风格的超然，该作可视为《城寨》中武侠逻辑解构犯罪片的先行，隔代恩仇与徒弟成长，到最后复仇成功，往日赛车影像中刺激性的视听被淡化成疾风扫落叶式的写实过招。

由此来看，《城寨》更像是郑保瑞吸取了《车手》剧本和票房失败后带有反思的续作，他放缓了追求极度风格化的视听的脚步，而是以商业性极强的动作视听打动观众，在情感上，城寨的众生群像也在为影片平添一份正义性，《车手》中警察自带的正义光环在《城寨》中以一种江湖狭义的风格呈现。而这种风格在商业层面上也有助于人物的塑造，不管是信一出圈的人物形象，还是城寨中叉烧老板绝妙的刀战技能，这些从作者到商业自然平滑的变化，也象征着郑保瑞这个十年间商业化的成长。

二

隐喻是近几年港片离不开的解读方向，从《拆弹专家2》的“用后即弃”，炸象征意义极浓的青马大桥；到《怒火·重案》中对体制和社会阶层敏锐的审视和深思，《城寨》中的隐喻大概可分为两个方向，一为剧情上的文化隐喻，即开头潮剧唱段《袁金龙自叹》的老生清唱：“同胞兄弟，命中不幸；自相残杀，凄惨重重！”这段潮剧唱段，在电影中间另一场重要的打斗戏中再次出现。当龙卷风与陈占的家仇，决斗中，这段潮剧作为兄弟自相残杀的背景音乐，再次响起。同时，影片多次以天后宫为故事场景，不止一次在电影中出现。

在闽南和潮汕文化中，天后妈祖信仰是闽、潮文化的共同民俗信仰。而在最后陈洛军的复仇戏中，场景就先入为主的设置在在盂兰盆会。其中的扶乩和走炭火环节，是该传统民俗活动完整构成的一个重要元素和特征之一。至此，潮剧，潮州方言，潮州牛肉丸制作场景，潮州工夫茶，天后宫，盂兰盆会等潮州文化元素，在该影片极其自然的呈现。

一方面，“暴力”是城寨的文化底色。尽管影片内核用过火癫狂的 “以暴易暴”达成所谓的正义，但另一方面，电影强调的是大多数平凡人的善良，即使在九龙城寨这种长时间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法外之地，人本性中的向善，仍以信仰和习俗的形式，顽强地在人们心中生长，也进而在饮食，艺术，信仰的熏陶的加持下反复呈现。

而另一层更为深刻的隐喻，就是陈洛军受伤出逃的部分，那段情节酷似《省港旗兵》系列的桥段，而该系列中困兽犹斗，绝望的挣扎，似乎在隐约给城寨中另一帮偷渡群体的现状进行留白。

三

和银河作品中原始的宿命论一样，郑保瑞依然继承发扬了这点。但是他的宿命论阐述相比于银河前辈更为具象化，如同《命案》结尾的人神对话。而在城寨中，这种宿命论的实体则是城寨拆除的历史背景，和开头展示的上一代人的新仇旧怨。郑保瑞把时间线定在了1984年，隐晦的阐述了九七不是恐慌的发端，84年一纸条约的签订才是，而城寨的清拆工程于87年开始，历史作为宿命论的实体，像灾难片中的倒计时，把影片中城寨居民的恐惧具象化到观众心头，以此完成宿命论内外的双重写照。

而上一代人的恩怨，则是通过武侠片的背景设定，来为宿命论做补充和注解。从陈可辛香港本土班底的《武侠》到内地的《绣春刀》，不论地域，古装武侠题材天生承载着悲情人物的宿命色彩，动作设计到人设的武侠类型加持，也无形中强化了宿命感的沉浸。

《九龙城寨》在片中的设计，某种意义上和韦家辉95年的《和平饭店》有相似之处，都是把饭店（城寨）树立成一个乌托邦式破旧的收容场所，同样是聚焦于宏大故事的小切面（爱情和兄弟情），但相比之下，《九龙城寨》成功就在于额外的减法，简易的兄弟情，城寨飘摇无根的风筝，偏执的复仇情结，这些逻辑让情绪更为简单真诚，也更容易参透宿命的逻辑。

另外，为保证观感的统一，《城寨》的剪辑和镜头设计也很有意思，其镜头一直随着人物不断压缩景别，以至于一直躲着香港的街头，而陈洛军梦中偷渡香港的场景也有着相当重的的CG痕迹。所有的这些似乎都在提醒观众城寨和80年代香港是浑然一体的存在，拆除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城寨，更是逝去的情怀和边缘人的寄托。或者我们在《白日之下》看到的老人，就是那些年被迫搬离城寨的边缘群体。

南京路演郑保瑞回答书本主编提问关于美学设计的革新和演员表演的颠覆∶这部保留以前的元素，但最有人情味。调研时候九龙城寨人们生活的状态影响到了他的创作。结局和以往不同，它很温暖。他希望四个主角过关后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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