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人逃离家庭时，她在逃离什么

随着中秋的到来，电影《出走的决心》走进大众的视野，正如这部电影的原型故事在短视频平台上爆火一样，这部电影也引起了一众女性观众的共鸣。

很多人开玩笑的表示，“姜武饰演的父亲还不够好，应该让我爸去演”，更有女性观众带着母亲去观影，影片结束后母女两人相视而沉默。

文：Martin

编辑：余佳妮

责编：万年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片中的李红，在五十六岁的年纪，毅然决然地离开家庭，自驾游，开直播，她活成为了无数中年女性梦想的样子。

而在她这次“出走”的背后，我们再次看到了国内社会千万女性无声的痛苦，她们被禁锢，被消耗，被无视，而这些矛盾的源头都指向家庭，一个被粉饰的童话，一个为女人设置好的陷阱。

影片中，李红有两次出走，一次成功，一次失败。她出走的决心从来不是中年时凭空冒出的念头，而是少女时期就有的渴望。

她跟自己要好的高中同学一起坐在卡车上，梦想着考上大学，环游世界，但是这个美梦在她回家的那一刻就被狠狠地击碎了。父亲逼迫她去打工养家，只为供弟弟娶妻，家庭对她的压迫，从她生为一个女孩时就开始了。

所以她的第一次逃离，是通过婚姻逃离压榨自己的原生家庭。但是令她想象不到的是，这是另一个困住她的牢笼。

家的定义是什么？对于孙大勇来说，他在家只要一声吆喝，就有一碟醋端到他的面前，在家打乒乓球不用顾忌，因为会有人捡起散落一地的球。

但是对于李红呢？家是洗不完的碗碟，晾不完的衣服，换不完的尿布，这些活计有一个轻飘飘的名字，叫做“家务”。听起来无关紧要、无足轻重，但是成千上万女人的一生，就在这些琐碎的、磨人的、毫无意义的事中全部消耗掉了。

片中有一个镜头，李红在晾完衣服后，久久地靠在门框上休息，她的世界突然变成了黑白的。她向外望去，只能看到被窗户栅栏切碎的天空。在这一刻，李红的虚无感达到了顶峰。

《让娜·迪尔曼》

在香特尔·阿克曼的电影《让娜·迪尔曼》中，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观影堪称一种痛苦的折磨，因为我们被迫不停地重复让娜单调的日常生活，洗碗、擦鞋、叠衣服……

当这些家务被真实地搬上银幕时，我们才意识到家务有多么的令人难以忍受。影片几乎没有移动镜头，固定的机位，中全景的景别选择，让观众看不清让娜的表情，只能看到她不停地劳作。

整洁的房间里无不透出一种扭曲的秩序感和压迫感，女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像是被装进盒子里的人，在一个囚笼里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样一份辛苦的工作，报酬又是多少呢？答案是，零！

这样一来，女性逃离家庭就变得不难理解了。她们逃离的是无休止的奴役，被忽视的无偿劳作，和逃离奴隶主的黑人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她们的奴隶主披着爱情的面纱。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从匮乏的生产力中解放出来，让男性工人能通过雇佣劳动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但是却将女性排除在外，将她们在家庭中的劳动定义为无偿劳动。

她们生育、养育下一代劳动者的工作被冠上了“伟大”的光环，但是社会从不向她们伸出援手。

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是近代新的父权制度的建立。而在当下，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高度发展，这种父权制度又更加异化，给女性带来了新的困境。

这种困境，在电影中，主要表现在李红的女儿孙晓雪身上，她嫁给了一个“爱她疼她”的丈夫。而在生下孩子之后，她发现这种“疼爱”是让她在家带孩子休息休息；是给她买潮妈生活馆不伤孩子皮肤的衣服；是不得不请假导致丢掉工作。

她痛苦又迷茫，却找不到症结所在，她只能感受到生活在慢慢崩塌。她就像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那个做了母亲之后就感受到世界离她远去的金智英一样，不得不接受社会强加给母亲的一系列要求。

《82年生的金智英》

金智英也有一个“疼爱”她的丈夫，这个男人不冲她发脾气，会“帮”她做家务，但是当面对刚出世的孩子必须要有一个人辞掉工作时，丈夫耐心的跟她讲道理，自己挣的比她多，所以理应是金智英辞掉工作，而金智英对此无可反驳，因为这是看似最“公平”的选择。

实际上，这正是当今多数职业女性在建立家庭之后面临的困境。因为父权制的社会尽管让女人参与了雇佣劳动，她们也只能做些简单的，不那么重要的工作。

女人们被管理层的男性认为不具备领导和管理能力，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女性的平均薪水比男性低——因为她们的至今为止的全部权利，是那些将她们的权利剥去的男性施舍给她们的一些边角料。

女性在雇佣劳动中不得不低自己的丈夫一头，丈夫就因此心安理得地让她在家继续做那些无偿劳动。

当下的职业女性，变得比奴隶更加奴隶，因为她们不再仅仅被希望承担家务劳动和生育付出，还要承担雇佣劳动。

做不到这些的女人就成为丈夫眼中的“懒虫”，就像李红一样。她的丈夫从不把她的家务劳动视作一种劳动，而是一种天职，甚至在她不合他心意时，就对她恶语相向。

而更可笑的是，孙大勇试图通过夫妻俩平分生活支出的方式显示他们的“平等”，实际上这是他对妻子的又一次剥削。

“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在纽约的一次会议的海报

在20世纪70年代，玛利亚罗莎·科斯塔和谢尔玛·詹姆斯首次提出家务劳动有偿制，并在欧洲掀起了家务有偿化运动。但是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无偿劳动的讨论声音依旧不成气候。

这种女人对自己的劳动索取报酬的行为被称作“拜金”，甚至男性至今认为这些“拜金女”是在为自己的性标价，而非自身的劳动价值。

大部分人依旧没有意识到，资本制度实质上就建立在对女性的剥削上，只有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共产社会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时至今日，这部《出走的决心》终于将女性的家务问题摆上了台面，让更多的中国女性意识到：劳动从来不应该被打上“家”的标签而无偿付出，更不应该期待一个男性能够放弃自身既得利益分担女性的家务劳动。

当女性不再拘泥于爱情和家庭的谎言向前看时，才会发现天地原来如此广阔。

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

在美国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袭来之际，女权主义者们提出了一句口号：“个人的即社会的”。

女人的问题从来不是某个女人自己的问题，而是全部女性的问题，是这个社会的问题。

意大利工人主义女权运动示威

中国社会中有千千万万个女人叫做“李红”；韩国社会中有千千万万个女人叫做“金智英”；欧洲社会中有千千万万个女人叫做“让娜”——她们面对着同样的困境，过着同样的单调无味的生活，受到同样的令人不堪忍受的剥削。而这部电影的意义正是让世界能够看到她们，聆听她们，感受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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