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感动中国的乞丐，江青为何揪住不放？

电影《武训传》剧照

他不是普普通通的乞丐，他自苦了一辈子，乞讨、帮佣了一辈子，全是为了兴办义学。他终生未婚，死后未留下半文遗产，全部捐给了学校，被誉为“千古奇丐”。但死后却不得安宁，成了江青重点打击的对象，备受批判。江青为什么要和一个乞丐过不去，这中间到底有多大仇多大怨呢？

这个乞丐，是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家庄人，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七岁丧父，自幼随母兄艰难度日，本无正式名字。后因地方乡绅向朝廷请求表彰他，替他拟了个名字“训”，用以概括他一生兴办义学的善举，这才有了记入史册的姓名“武训”。

武训筹办义学的方式相当笨拙，全凭一己之力“边乞边佣”。但凡讨得好的衣食，总是设法换成钱，自己却如苦行僧般只吃最粗劣的食物。他白天行乞，晚上则纺线绩麻，农忙时就帮人做短工。底层百姓一切赖以谋生的工作，他都做过，只要有活干，不论报酬多少，他都愿意做。目睹武训自苦数十年的乡绅杨树坊曾如此描述：“以佣工之钱所入无多，凡计日价工，凡挑担、拉车、推磨、拉砘，即使极艰苦之事，苟可以获利者，无一不为。”

除乞、佣之外，武训筹集资金的方式还有存款放息和置办田产。

1860年，武训首次购置了四十亩义学田。他希望义塾能够在自己死后，依靠这些学田的收入继续运营下去。到他49岁那年，已经总共购置了田产230亩，积资3800余吊。这在当时，已是很可观的一笔财富。但武训仍然继续过着乞丐和佣工生活，乡绅杨树坊劝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应该娶妻生子，被他拒绝了，为办义学，他愿意“街死街埋，路死路埋”。

50岁这一年，武训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了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此时，距离他发下办学宏愿，已过去了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他日夜行乞劳作，没过过半天正常人的日子。

武训的事迹被传开后，堂邑知县郭春煦前来视察，见他一身补丁破烂不堪，捐银十两让他做件衣服，他左手收下右手就捐给了义学。

1890年，武训52岁，第二所义学在馆陶县杨二庄成立。1896年，第三所义学在临清县御史巷建成。同年六月，武训在临清去世。

当时三县义塾师生听到这个噩耗，如晴天霹雳，都痛哭失声，遵从他的遗嘱，将武训安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东壁外。

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者达万人以上。

像这样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有良知的导演，谁不想把它搬上银幕呢？还在1944年，孙瑜便写好电影剧本大纲，开始拍摄。后因经费短缺，拍摄暂时中断。

直到1950年底，历经数年波折，最终由昆仑影业公司完成了电影《武训传》的拍摄。按照审核流程，出片之后，要送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华东局宣传部共同审查。因为电影是由名导演孙瑜和著名演员赵丹合作，各位部长和副部长都想一睹为快。审片当晚，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也来了。饶平常很少和文艺界往来，他的出现让人颇感意外。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居然笑容满面，站起来主动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称赞说：“好，好。”饶的政治地位当时要高于陈毅，他的表态等于一锤定音，肯定了《武训传》是一部好电影。

随即，这部反映乞丐兴办义学的影片，开始在上海、南京公映，并立即获得热烈反响。当时，上海各大影院接连数月都在放映《武训传》，街头到处都是巨幅海报，先施公司更是挂出了三层楼高的广告。赵丹的表演非常成功，他为了饰演武训，曾专门到武训家乡体验生活，经常穿着乞丐的破衣服在街头行走，达到了人戏不分的地步。影片播出后，大家见了赵丹，不再叫他名字，都围着叫他武训。

如此大受欢迎的情景，让导演孙瑜异常兴奋，不久即亲自带了《武训传》的新拷贝前往北京。在北京公映之前，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希望周恩来在日理万机之余，能赐以三小时的审映时间。

收到孙瑜来信的当晚，周恩来同朱德委员长、国家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以及中央机关百余位领导人在中南海观看了《武训传》。结果反映良好，掌声不断。周恩来仅针对一个细节提出建议：武训在庙会上卖打讨钱时，张举人手下两个狗腿子乘机毒打武训的残暴画面似乎太长了。孙瑜第二天就把这个镜头剪短了。朱德则握着孙瑜的手说：“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义”。

《武训传》的公映，很快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并被《大众电影》列为观众喜爱的十大影片之一。北京、天津、上海各大报刊，纷纷刊载赞赏《武训传》和歌颂武训的文章，前后达到五十余篇。

人们以高度热情颂扬武训，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是中国近代民间办学的先驱者，享誉中外的贫民教育家、慈善家，行乞三十八年，兴建三处义学，培养了无数穷家子弟，是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载入正史的第一人。梁启超也曾为武训立传，通篇以“先生”尊称他。原山东省立第三师范校长周拔夫则为武训编写年谱，详细记录了武训从1845年到1896年间的主要活动事迹。民国时期，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蔡元培、张伯苓、蒋梦麟、王世杰等民国军政文化要人都纷纷为武训题词。

平民教育家陶行知不仅宣传武训精神，还身体力行，在各地创办民众教育学校，成为武训精神的忠实实践者。陶行知说：“如果我们个个都有武训的精神，还怕国家不进步吗？”从1942年起，陶行知所办的育才学校几乎年年举办武训纪念会。1945年在重庆发起的纪念武训诞辰107周年大会，到会者1000多人，郭沫若、陶行知、邓初民、柳亚子、罗叔章等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都到会宣讲。

这些人，都是被武训精神感动的。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孙瑜为何要精心拍摄这部影片，赵丹又为何要将武训饰演到形神兼备的状态。

如此盛况空前的景象，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特别调来影片，让江青同他一道进行审查。

毛是个一辈子不按常规套路出牌的人，比如他的农村包围城市，他的引蛇出洞，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原本反左结果反右的举动。

如果《武训传》的上映，不是一片声的说好，而是反应平平，甚至有人口诛笔伐，这部电影断不会被毛作为典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运动。

然而，它竟然受到那么多人的吹捧，上上下下一片声的赞赏，事情的性质就变了。这次，毛泽东再次运用他的逆向思维，居高临下的剖析武训：你们不是歌颂他是教育圣人吗？培养了无数的农家子弟，是教育家、慈善家吗？错！像武训那样的人，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像这样充满火药味的质问，完全超乎常规的逻辑思维，出人意料的上纲上线，通过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布于天下，让民国时期过来的文化人，无不大吃一惊，魂飞魄散。

更令人心惊胆战的是，社论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点名批评了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以及3本关于武训的书和48位作者。同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以毋庸置辩的口气发表评论称：“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作出适当的结论。”

这无异于定向炸弹，让所有置身其中的个人，无不赶快缴械投降，撇清关系。社论从5月20日发表到5月底，批判和检讨文章就达到了108篇。

“宜将剩勇追穷寇”是毛的一贯作风。为了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中央组织了以江青为首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开赴山东，要从源头揭露武训的真面目。江青多次对调查团说：这次搞调查，要搞材料，证明武训在历史上就是坏人。

抱定这样的目的去搞调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武训的身份很快得到重新确认，江青在《武训历史调查记》中结论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报告一出，到8月底，各报刊登出的批判和检讨文章就达到850多篇，呈现出一个集体检讨的高潮。

还在毛泽东的5.20社论发表后，周恩来就率先在中央对《武训传》的公映作了检讨。具体的检讨内容不得而知，但1952年周恩来在上海曾公开讲过：“最近全国都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拍摄和放映《武训传》，我是点了头的。因此我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我已经向党中央作了检讨，今天我在这个大会上再一次检讨。至于孙瑜同志和赵丹同志，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不应承担主要责任。他们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同志，昆仑电影公司也一直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进步电影公司，拍过不少有影响的好电影。我祝愿他们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拍出更多好影片来。”其余如朱德、夏衍等人也作了检讨。

党外检讨最积极的当数郭沫若。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仅仅十天后，6月1日，郭沫若写出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刊登在6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郭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而是把他孤立地看，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今天武训的本质被阐明了，武训活动当时的农民革命的史实也昭示了出来，便十足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武训的以身作则的奴化教育，事实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诅咒”。

江青炮制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出炉后，郭沫若又根据《调查记》主旨，再度修正了自己对武训的认识：“武训倒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结晶。他以一人之身而兼备了大流氓、大骗子、大地主、大债主、大名人、大善士、大偶像……真可谓集封建反动落后势力之大成了。”郭沫若说，在读了江青这篇《调查记》之后，“假使不是存心反动”，“谁不会瞠然自失而深刻检讨呢？”

江青的调查记对武训的结论是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郭沫若将其发挥为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大骗子、大名人、大善士、大偶像……郭沫若似乎忘了，他曾经是那样积极主动地歌颂过武训的。

有人比郭沫若更激进。上海《大公报》1951年6月8日刊登蔡尚思的文章说：“武训实集奴性、畜性之大成，不但违反了农民的性格，而且违反了人性；不但不像农民，而且不像人类。把武训看做农民就侮辱了农民，把武训看做人类就侮辱了人类。而且他连畜生都不如。”对于蔡的话，连中宣传部都认为是“迎合潮流，信口开河”。

教育界自然也是战战兢兢。毛的老师徐特立说：“武训所进行的教育是奴隶教育，是躺下来的教育，和我们今天的革命运动站起来的教育是尖锐对立的。……关于武训的讨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一个斗争。”“（武训的）苦行是反革命的苦行”，“不要只看到死武训只有一个，而同情苦行的活武训数量是太大了”。

教育部长马叙伦则检讨自己说：“武训这个人我过去也曾经很着力地表扬过。……我就曾经进过武训式的义塾。这种学校，这种教育，完全和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绝对没有关系。……（出来的学生）只替反动统治阶级效劳。……我过去对武训的同情和表扬，实在是错误的。尤其是在解放战争胜利，人民掌握政权以后，我已经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并且还在领导全国的教育工作，却还来盲目地表扬武训，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全国范围的自上而下的检讨、转向、表态，正是毛泽东所需要的效果。如果没有《武训传》的出现，毛泽东也会通过另外一个突破口，整顿文艺界，将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注入其中。后来的一系列运动，岂不都证明了这一点吗？

《武训传》的批判对电影界，对知识分子影响深远。据夏衍回忆说，1950年、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到两部。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定，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大家都说，拍片是自找麻烦，不拍人人平安。这是看得见的影响，那些看不见的影响，则难以量化了。

《武训传》一战，使江青初露峥嵘，毛泽东夸奖她“在政治上很敏锐”，并有意识地让江青插手文艺事务，从此电影界乃至文艺界的领导权，逐渐落入江青手中。

15年后，江青登上权力顶峰，成为文艺革命的旗手。武训再次遭到这位山东老乡的严厉批判。1966年夏天，山东冠县的红卫兵们拿着铁锤、榔头、钢钎，高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砸开了武训的坟墓，挑出残存的尸骨，抬尸游街，焚尸街头。

武训再次获得肯定，是在1980年代中期。

1983年万里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话，第一次释放出武训可以平反的信息：“你们可以研究一下，能否恢复他（武训）的名誉。他要饭所得的钱财用来办学，却给他戴上一顶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帽子。现在如果有这样精神的人，应该表扬。”

1985年9月5日，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说：“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又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次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消息，题为：《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同日，新华社也以同样内容向全国发了通稿。《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终于平反。

资料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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