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逸仙进阶讲堂 亚洲史导论 |【5】刘志伟教授：东南亚视野中的广州

2022年11月30日，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逸仙进阶讲堂系列课程之一“亚洲史导论”第五讲顺利举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刘志伟教授线上主讲“东南亚视野中的广州”。

课程伊始，刘志伟教授首先以广州、香港、吉隆坡、西贡（胡志明市）相似的街景导入，旧街衢的繁华，商标林立，展现四地旧街区浓厚的人文特色，而四处都是高度相似的岭南风格。再看几地的祠堂也有相似的造型，从细节上看，墙上的陶塑和石雕甚至有同样的源头——佛山石湾镇陶塑。由此可见，广州与东南亚在经济文化交流上，应有着长期而深刻的联系。

刘志伟教授线上授课中

广州：环南海和亚洲大陆的连接点

体验了广州和东南亚数地异中有同的风情之后，刘志伟教授介绍了广州的地理位置：如果不考虑国界，单从地理区位来观察，广州是处在环南海和亚洲大陆的交界处，是中国和东南亚的连接点，这是我们从地理位置认识东南亚和广州的前提。广州也将亚洲大陆和东南亚串联起来，串联起人的历史。唐代出现的广州通海夷道，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

广州在中原王朝视野下是迷雾重重的。范端昂《粤中见闻》即朴素地用八卦话语指陈广州“粤位在离，极南之地在海中”，《晋书》卷五七载“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五万余户”，可见广州以南大片地区，还有大量中原未知之事，换言之，广州游离于中原王朝和东南亚两个大地域之下。

在此环境下，广州出土文物也展现了广州当时的东南亚特征，亦即海上民族的特色。早期的广州大部皆是海洋，现今的广州市区在古代是一个小小的半岛，彼时的越人，也因傍海的环境产生独特风俗，史载“越人善操舟”，如南越王墓的青铜提桶船纹即展现环南海地区靠海谋生的真实写照，同时在这些文物中也可看到东南亚地区常见的干栏式建筑的影子，亦是古代广州人的生活印迹。在越南河内历史博物馆中有一件红河三角洲出土的越南东山文化的青铜提桶，其纹样和南越王墓青铜提桶相似，据考证，此类纹样在云南到广州地区都很普遍。

南越王博物院藏西汉船纹铜提筒

接下来刘志伟教授分享了南越王宫博物院石渠的特别构造：石渠之中设有特殊的池子，这是同时期汉代宫苑所没有的。刘志伟教授引东南亚研究学者胡振磊的推测，认为这种水池建造风格和东南亚印尼出现过的“浴池”相似，亦可证明历史早期广州和东南亚的联系深刻。刘志伟教授还指出，越南语在一定程度上和高州话有相似之处，皆属高州语系的范围，亦为历史早期广州、东南亚之关系添一富有意思的旁证。

在秦皇汉武征伐震荡之下，岭南进入中原王朝的控制，建立郡县统治，其后广州依旧和东南亚乃至世界有着频繁经济文化交流。隋唐以降，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则是和广州交往最为频繁的人群。

中古广州的文化交流：佛教的传播和阿拉伯商贸

南北朝以后广州和东南亚的关系是新的一期。佛教的传播和阿拉伯商人以广州通海夷道为纽带，加强东南亚和广州的联系。7世纪兴起的阿拉伯商人在唐开放政策之下在广州多有定居，直到宋代还有贡赐关系。这一时期佛教传播和西亚人的商贸推动广州和东南亚的联系，而闽粤之地的人，也逐步开始向东南亚迁移生活。

佛教的传播不仅通畅陆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的海上交通也有一定突破。唐僧义净即有赴今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译述佛教经典。南北朝末期以来，中印之间除吐蕃道（沿着安西北庭到达天竺）之外，以广州为枢纽的海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通道。西域到中土求法的高僧先后在广州建立光孝寺、华林寺、六榕寺，而东南亚就成为两地中转的枢纽。

西亚的商贸也为广州与东南亚联系创造契机。唐代广州有番坊制度，大量波斯人、阿拉伯人在此经商，甚者在天宝年间一度被中亚波斯人、大食人侵占。前面提及广州市区著名的三大佛寺，同时期穆斯林也在广州建造了怀圣寺，泉州清净寺碑也提及穆斯林在广州建造怀圣寺光塔的过程。据何乔远的《阅书》，伊斯兰教也在此期间在广州、扬州得到传播。出土文物中，更不少见胡人俑，广州通海夷道的职能，尤为凸显。

元明以降，中国人也在东南亚有进一步拓殖，建立自己的聚落，如旧港三佛齐即有大量华人居住。《明太宗实录》记载，广东人梁道明率闽粤军民数千人在旧港居住，在苏门答腊北端建立三佛齐国。郑和下西洋期间，曾平定闽广的海盗陈祖义。陈祖义系洪武时到南洋的难民，至永乐时为大，可见大量闽粤人士迁往东南亚居住，广州与东南亚之联系进一步加深。

世界贸易体系的东南亚和广州

刘志伟教授主要讲述的，还是欧洲开辟新航路之后广州和东南亚之关系。刘教授回忆在十几年前，珠江是一派商船络绎不绝的景象，而这样的场景即是世界贸易体系使然，清代广州城图即展现了各国商船往来不断的情景。

接下来刘志伟教授列举了16世纪以来欧洲人在广东、东南亚的主要活动，特别提及了1557年葡萄牙人占领澳门、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1599年荷兰人占领爪哇和苏门答腊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三个历史事件是广州和东南亚联系史的转折点，自此欧洲大量移民迁入东南亚地区，和华人共同成为东南亚的主要移民群体。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期间，广州成为联通日本、马六甲、印度贸易航道的重要枢纽，广州输出的丝瓷在日本、欧洲流通，与此同时广州流通大量墨西哥银元，大量白银由广州输入，深刻影响世界贸易格局。刘志伟教授指出，传统观点认为东南亚的闽粤商人是附属于欧洲人的，但并非如此，他们曾长期主导东南亚贸易，在澳门、月港、台湾都有其通商足迹。

进入18-19世纪，鸦片战争之前的广州是中国和欧洲商贸往来最为重要的窗口之一，又以十三行名扬海内外。刘志伟教授展示了几幅虎门口岸的油画，和上文所述的珠江口岸相同，十三行的虎门口岸商船同样络绎不绝，在沿岸可见不少纺织工场。石湾镇的陶瓷，画册中的“番鬼”，以及当时沟通中外的行商“通行证”皆是当时海外贸易的细节展现。

刘志伟教授介绍了三位著名的十三行行商——潘启官、卢茂官、伍浩官。鼎盛时期的行商富甲一方，今荔湾湖公园内有海山仙馆，是根据潘启官旧居复原而成。当今海外还保留了很多十三行时期广州贸易的旧商品，刘教授介绍了19世纪在广州经商的美国商人福布斯的旧宅，里面的器皿、桌椅皆是18-19世纪广州贸易的商品，如象牙梳妆台、彩瓷、漆器等，这也是世界市场形成背景下广州-东南亚大区域和世界贸易紧密的生动证据。

潘启官（仕成）在荔湾湖购置的海山仙馆

民族国家架构下的东南亚和广州

进入现代，东南亚和广州的关系经历着一些震荡。随着殖民体系瓦解，东南亚民族观念的加强，华侨、外籍华人的概念逐步为东南亚人所提及。虽然此观念在清末早有，但东南亚华人并不把中国和东南亚作为两个地方，其贸易、生活串联两地如一个自主的世界。冷战期间，广州和东南亚的关系有了剧烈变化，原本一家人，被迫变为两国人。但在如此剧变之中，我们透过华人华侨的口述史，也可以更好地理解20世纪广州、东南亚关系变迁。华人华侨，也是理解20世纪两地关系的主题。

到如今，我们还可以在很多细节中看到广州和东南亚在过去百年的关系留存。刘志伟教授曾多次到东南亚游历研究，也有不少颇具风味的见闻。新加坡、越南堤岸、槟城都是广州人活跃的地方，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策划也是在槟城进行。甚至在马来西亚有些城市，其方言竟和粤语高度相似。另外有两个极其引人惊叹的案例——王老吉的味道和“岭南”学校名称系统，也串联了广州和东南亚的往来。王老吉本是苦味，这一制凉茶传统被东南亚华人保留延续，甚至国人都忘却了王老吉的本味；“岭南”学校名称，原本是一个大机构，中山大学的前身岭南大学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学校之一，其余还有香港和西贡的岭南小学、岭南高小。两个“冷知识”也折射了两地不可分割的百年紧密关系。

结语

通过东南亚视角分析千年广州和东南亚关系，刘志伟教授得出了若干认识。从滨下武志教授提出的海洋史观念出发，广州史更可以在海洋亚洲的时空区间之下展开，虽然隶属于中国王朝体系，但因其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串联南海、印度洋，便成为“天子南库”。随着贸易和宗教扩张，即南亚、西亚人贸易和佛教、伊斯兰教传播，广州和东南亚的联系也随之紧密。在欧洲扩张之后，东南亚和广州则成为中国和欧洲贸易往来的重要窗口，也改变了亚洲各区域的地缘关系。也正是在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之下，民间力量逐渐取代朝贡体系下的王朝介入，广州成为民间对外贸易的基本窗口，到19世纪，也因殖民体系的建立和朝贡体系的瓦解，广州与东南亚的关系也进一步整合。二战以后，两地关系产生急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的浪潮盛大，广州和东南亚的传统经济文化往来便在重建亚洲新秩序上有着天然优势。

课程结束后，听讲师生积极向刘志伟教授提问，刘志伟教授也耐心地一一解答，就广州作为通商口岸的历史定位和冷战对广州、东南亚关系影响进行了探讨。刘志伟教授也提及自己刻意淡化王朝国家话语体系，以经济文化为核心，去探讨两地的千年关系史。

海报：孙骐骏

整理：丁俊宇

初审：李芷莹

审核：区瑞珍

审核发布：谢   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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