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家庭寄养往事：心照不宣的许可

上个世纪，很多因为家庭破裂或无法融入原生家庭的多元性别青少年从小就生活在暴力中。父母的争吵、州政府法律条款的歧视、养父母的虐待让他们在成年前不得不四处辗转，经历一段段权力不对等的关系。

在当时，一些社工深切同情他们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伤害，悄悄地避开国家法律对同性恋寄养家庭的歧视，把这些酷儿孩子们指派给酷儿家庭。由于大多数这样的指派是秘密进行的，所以难以从文字资料考证具体的指派数量和情况。但是，该类匹配的受益者、实施者和寄养家庭的家长们作为「行走的历史」，为我们揭开了那段过去的神秘面纱……

本篇文章翻译自纽约客，是一篇叙事性散文，作者是迈克尔·沃特斯（Michael Waters）。他走访了多位当事人，生动地呈现了数个酷儿寄养家庭的故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作为一种无声的行为，美国多个州的社工开始将酷儿青少年分配给酷儿寄养家庭。

左起：罗伯特、唐·华德与其挚爱。拍摄于七十年代早期。

| 照片提供：唐·华德

早在六十年代的西雅图，当唐·华德还是个孩子时，他的母亲每年十二月都会将西尔斯百货的购物目录给他，让他挑选圣诞礼物。华德的父母申请离婚时，这本购物目录成为了他在父母激烈争吵时的避难所。当他的视线最终从玩具区转向男士内衣区，并被模特的身体深深吸引时，他并不明白自己痴迷的原因。很快，小华德便注意到父亲偶然对同性恋人群发表的抨击：「应该把这些同性恋排成一排枪毙了」，他回忆道。

「我的童年有些寂寞」，华德告诉我。离婚批准后，他和父母只会面过两次。第一次是在法庭上争夺华德和两个兄弟的抚养权（母亲赢得了抚养权）。第二次是在青年服务机构，一位熟人向华德的父母透露了他的性倾向。华德的父母由于无法容忍儿子是同性恋，共同签署将儿子的抚养权转交给华盛顿州。华德当时年仅十五岁。

当时是1971年，华盛顿州也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安置一名公开出柜的同性恋青少年。社会与卫生服务部门曾尝试把华德送入一家由五旬节教派经营的全男性私营医疗社区，这一机构致力于「将同性恋的魔鬼从他身体中驱除出去」。华德和室友无法共处，州政府继而将他安排给了一对宗教组织夫妇，让他住在地下室一间仅有三面墙壁的房间。这对寄养家长坚称，剥夺隐私会压制他的同性恋行为。华德在六个月后因与养母在家务方面的争吵离开了这个家庭。接着他进入了一对已婚未育夫妇的家庭，各方面看起来都很好，也接受他的性倾向。但几个月后——华德告诉我——他们开始对华德实施虐待。

圣诞节时华德会给自己的父亲打电话。每次在听出自己儿子的声音后，华德的父亲都会挂断电话。华德偶尔会和母亲交谈，并开始访问西雅图心理咨询服务机构，这间机构旨在「协助年轻的同性恋者解决个人、医疗与社会问题」。在这个服务机构中，华德遇见了兰迪——一位反对传统性别观点的志愿咨询师，华德还记得他用口红配军靴的装束（因其从未向家人出柜，此处兰迪是为保护其身份使用的化名）。

兰迪的挚友罗伯特则是一名较为拘谨的同性恋者，二十岁出头，是神职人员。罗伯特（此处应要求不透露其父姓）曾与多名当地教堂领导关系紧密，直到他在1972年出柜。「这个情况真的太恶心了」，当时的一名教堂成员接受采访时这样说。罗伯特继而加入了大都会社区教会，一个自1968年建立起的同性恋友好的教会网络，并在其后的西雅图的同性恋权益组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华德穿着纽扣式热粉色衬衣和六英尺的加厚高跟，一度在人群中弯下腰去喘口气，并补上紫色口红。当他再抬起头时，新闻摄像头已经对准了他。「当天，在三大频道的晚间新闻里都能看到那三十秒我的镜头」，华德告诉我，「这让我意外地公开出柜了。」华德成为了自己高中学校里唯一一名公开出柜的同性恋学生，在高二收到一系列死亡威胁后，他最终不得不办理转学。

同年晚些时候，他的第三个寄养家庭也在多年后变成了虐待者。每当寄养家庭出现问题，负责华德的州立持照社会工作者玛丽昂就会帮他重新开始流程。华德告知玛丽昂，他曾和罗伯特一同参与抗议，玛丽昂便安排了与罗伯特见面，地点定在教堂对面的一间医院餐厅。她询问罗伯特，是否愿意接受华盛顿州的认证，让他成为华德的养父。事实上，华盛顿州的社会与卫生服务部门多年来已经悄悄把许多同性恋青少年送入了同性恋家庭。这些青少年多数如华德一样，被一家又一家寄养家庭拒之门外。

西雅图当地的一家叫做青年倡导者的组织成立于1970年。这个组织已经成功将十五位酷儿青少年送入了酷儿寄养家庭。青年倡导者是私营组织，但所有寄养安置均得到华盛顿州认可并由政府资助支持。这一组织在同性恋报纸中进行的广告宣传中曾有一首小诗，其中一部分即「无论弯直/旷屋诚心/崭新开始」。

图为青年倡导者组织的LOGO

尽管彼时知晓范围不大，美国的一些其他州也开始为酷儿儿童匹配酷儿寄养家庭。玛丽昂为罗伯特办理寄养家庭许可的一年前，芝加哥的同性恋社工大卫辛特已开始了类似试点试验。后来辛特在一次会议上表示，他已为三个酷儿寄养家庭办理了许可，包括一对形婚夫妇。辛特为这对夫妇匹配了一个孩子，「他极难在传统家庭中寄养，因为他日常异装，且有严重的情绪问题。」而这对夫妇告诉他，「我们已经带过足够多的异性恋儿童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纽约州西部门罗郡的社会服务部门联系了 The Empty Closet（空柜子）的编者，这是一个手动盖戳的通讯简报。广告解释道，一位十五岁名为薇拉的跨性别女孩（广告称其为「男性异装者」）需要寻找寄养家庭，「最好的选择可能是在同性恋家庭」，广告如是说。

薇拉已经辗转进出于多个持反对态度的寄养家庭。彼时作为罗切斯特大学研究生及 The Empty Closet 的贡献人之一，卡伦·哈格伯格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人们就是无法接受她是跨性别儿童」。

哈格伯格和自己的对象凯特·杜鲁斯生活在一起，并与一群同性恋朋友们住在一幢老式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屋中。她和杜鲁斯决定收留薇拉。「简直不可能说不，因为他们的工作极具开创性。」哈格伯格对我说。她与杜鲁斯拿到了寄养家庭正式许可，以及当地政府为他们提供的食物、衣物、以及医疗开销的补助。她们填写的表格中默认她们是已婚夫妇，致使她们不得不为此划分了性别角色（哈格伯格一度划去了「丈夫」、「妻子」一词并写上「爱人」）。当时，纽约州的法案仍然将同性恋定罪。

1973年秋，在曼哈顿新兴组织「美国同性恋工作组」的帮助下，纽约州开始将酷儿儿童匹配至酷儿家庭寄养。该工作组的社区服务负责人接到了大量来自同性恋流离失所者救助机构打来的紧急电话，并开始与特拉华及康涅狄格州的寄养机构进行协商。工作组其他的成员也在与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华盛顿特区的政府官员进行合作。

一年多后，二十六岁的社工麦克·威特曼承接了一对女同性恋的寄养需求，她们希望收养一名离家出走的同性恋男童。「这个男孩希望和她们共同居住，我们办公室也批准了。」威特曼向《费城同志新闻》解释道。后续几年中，威特曼又注册了另外两对寄养家长：一名男性在精神病医院工作，他与一名同性恋青少年成为了好友；另一名女性在出柜前已经注册并抚养过多名寄养儿童。

在这一时期发生的此类寄养的具体数目已不可考。在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至少有三十五例、伊利诺伊州至少有三例、华盛顿州则至少有十六例，我还找到了一些指向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华盛顿特区的线索。这些寄养发生在官方安排之外，难以完全公之于世。

2013年，学者丹尼尔·微努微·瑞尔（Daniel Winunwe Rivers）出版了一本关于酷儿家庭的历史书籍 Radical Relations（《激进关系》），其中就简单提及了在伊利诺伊和新泽西州存在一些「巧妙的项目」，将同性恋青年匹配给同性恋伴侣。寄养系统中为数众多的孩子都令社工苦恼，而同性恋和跨性别儿童经常被潜在的寄养家庭拒绝，尤其难以安置，为他们寻找同性恋家庭如同一种自然而然的解决方法。

但是这些社工有时意外造就了一种激进行为——在剑拔弩张的歧视时代公然代表官方支持酷儿家庭。「负责我的社工为了帮助我，置自己的工作于危险境地，」华德告诉我，「我十分顾念那位女士。」我试图寻找这位名为玛丽昂的个案工作者，但无法确定她的真实身份。她很可能在完全改变了华德的生活后的几年中离开了世界。如同玛丽昂一样的人们，为了酷儿家庭与州政府的认可，在历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激进关系》封面

罗伯特对华德的照料超过了前任寄养家长，但那段时间过得并不容易。罗伯特「还没有准备好当家长」，华德告诉我。罗伯特有时为了参加会议或进行采访，一走就是几天；他禁止华德把伴侣带回家或饮酒，且尽管华德已经十七岁了，却并没有什么机会不受监管得单独在家。

但罗伯特大多数时间还是支持华德的，华德一直带妆去上学——仅限淡妆，通常只是眼影——罗伯特却接到了来自学校管理员的电话，威胁道如果华德不改变自己的装束，就要进入观察期。「他扰乱了学校秩序。」管理员说道。罗伯特回答道：「听着，如果你不放弃纠缠，我就会真的扰乱学校秩序，我会请二十位变装皇后在校门口游行。」学校此后再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罗伯特的朋友兰迪对于华德来说也算半个家长。「我们以前会开玩笑说，兰迪是华德的母亲，我是父亲。」罗伯特告诉我。华德说，「兰迪没有跟我们居住在一起，但也几乎算是了。」兰迪在本职工作和志愿咨询之外，另一项任务就是要介绍华德认识西雅图的酷儿圈子。华德称他为「兰迪妈妈」，他们一同参加诸如华盛顿大学每周举办的「同性恋轮滑」等活动。兰迪也很支持华德对于戏剧的爱好。大学里，华德扮演了《圣诞颂歌》中的埃比尼泽，并在春季音乐剧《不，不，南妮特》中出演。

在一场春季演出落幕后，一位同学提醒华德，「有人在演职人员出口等着，我觉得是为了你来的。」华德出来后看到了一位长着胡子的男人，穿着二十年代的晚礼服，眼睛上方挂着网状的装饰物，嘴上涂着鲜红的唇彩：这个人正是兰迪。华德顿时喜出望外。

卡伦·哈格伯格和凯特·杜鲁斯在成为好家长的路上也并非一帆风顺，哈格伯格告诉我。如同罗伯特一样，工作之余哈格伯格经常参与抗议与游行。杜鲁斯则需要照顾自己年轻的儿子。她们都是顺性别女性，对跨性别只有基本的认识。但是她们对薇拉的身份毫不忌讳，「她给我打开了酷儿人群中一扇新的大门。」哈格伯格说。薇拉的朋友会来这幢老式维多利亚风格的屋子逗留——哈格伯格记得一天回家看到薇拉在客厅举办茶会，「她和自己的同伴在一起是最快乐的。」

1974年早些时候，华盛顿州社会与卫生服务部门推出一项政策提议，禁止具有「严重自身性倾向问题」的人成为寄养家长。「儿童保护联合行动」，一个为「贫穷、少数群体和工作女性」争取政府资金支持的育儿与社会公正权益的组织，动员了一场针对这一提案的回应。那年春天有五百人参与了在奥林匹亚的公开反馈会议，当天大多数发表意见的人都反对这项政策。联合行动的负责人玛丽莫里森称这项新规定为「对同性恋人群与女性人群的攻击」。许多酷儿活动人士，包括华德和罗伯特，都发表了讲话。当一对夫妇宣称赞同禁止同性恋寄养家庭，并坚持「不应该为同性恋男女设立寄养项目」或「他们的生活方式肮脏而罪恶」时，他们获得了在场的嘘声。几个月后，纽约州宣布将从提案中删除「严重自身性倾向问题」这一表达。

这一删改被考虑本身就足够不同寻常了。此前，对同性恋寄养家庭的反对仿佛是默认政策——尽管没有正式规定——人们就是觉得酷儿人群不适合成为家长。在1974年的一篇文章中，同性恋心理治疗师麦克·谢诺夫（Michael Shernoff）谈到，同性恋寄养家庭的政策缺位是源于想象力不足。

五年后，在1979年的六月，纽约时报报道了一名来自纽约卡茨基尔的公开出柜的部长约翰·库珀（John Kuiper），他领养了一名十三岁的男孩。与罗伯特一样，库珀也在大都会社区教会。在多次心理评估和社工报告的基础上，一位家庭法院的法官批准了本次领养。「牧师为他提供了很好的家庭，男孩也热爱他的养父，希望和他生活在一起。这个世界，谁知道呢？」 法官说。历史学家丹尼尔·里弗斯（Daniel Rivers）将库珀描述为「美国第一位公开收养孩童的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者」。

同年秋天，一位研究生在将要结束自己在威特曼办公室的社工工作时，助理负责人私下告诉她，自己不时会许可男女同性恋者成为寄养家长。这位负责人并不知道的是，这个研究生嫁给了《特伦顿时报》的一名记者。「她回到家告诉自己的丈夫，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个有意思的故事。」当时负责青年与家庭服务办公室的新泽西分支的媒体联络工作的安妮布斯告诉我，「她就讲了这个故事，她丈夫回应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是新闻。』」

11月，青年与家庭服务办公室主任柏妮思曼舍尔接到了《特伦顿时报》记者打来的电话。记者称该部门在过去十年一直在私下将酷儿青年分配至酷儿家庭，并请求评论。「我十分惊讶」，曼舍尔告诉我，「我告诉他，我需要想一想才能考虑合作，因为坦诚来讲，我也需要了解更多信息。」曼舍尔打电话给自己的副主任，两人着手调查，故事逐渐浮出水面：早在七十年代初期，新泽西一个松散的社工联络网络就开始将年龄较大的同性恋与跨性别寄养儿童——通常在13至18岁——寄养至同性恋家庭。尽管部门中多名员工知情，他们却选择了隐瞒。

《特伦顿时报》在11月26日报道了这篇文章，题为「新泽西官员为同性恋青少年寻找同性恋寄养家庭」。一天后，两名来自州政府卫生与福利委员会的成员请求进行会议，其中一名委员会成员称对报道感到「震惊」，另一名成员警告称，这一项目「可能导致危险情况」。《特伦顿时报》文章发表后的一个月，曼舍尔的办公室传阅了一份政策文件，试图将寄养分配拉回至州政府立法允许范围内。这份文件指出，同性恋寄养儿童的照护长时间以来都是机构中「特别敏感的问题」，「仅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办公室会将「有性经验的同性恋青少年」分配至同性恋寄养家庭。并非所有同性恋和跨性别儿童都会被自动分配至同性恋家庭。仅在「该青少年无法适应当前家庭、且无其他可分配家庭时如此」。某些情况下，同性恋寄养家庭时不时地配合州政府工作，处理一些「棘手且无法安置」的儿童。办公室指出，至少有超过一位同性恋寄养家长正式申请收养同性恋寄养儿童。

时任青年与家庭服务办公室区域主任的理查德欧格拉蒂（Richard T. O’Grady）在《特伦顿时报》获悉消息的前几个月，就已经知道了此类安置的存在，消息来自他与社工们的月度会议。我问欧格拉蒂，他是否担心因为寄养项目而丢掉工作，「哦当然，」他说，「当然会。」他补充道，「如果我总是有这种担心，那我或许就不会进入这一行了，人总是需要有点勇气。」办公室里一位工作了十七年的社工因拒绝将儿童的保密记录交给州政府审查者而辞职后，是他接过了这一个案。「尝试去做正确的事情能让我们开心。」他说。

1982年，纽约州成为了第一个制定了同性恋寄养家庭非歧视性政策的州，这一突破离不开社工们在前十年间无声的呐喊。社会服务机构首次承认了酷儿人群也可以成为寄养家长，这也进一步鼓励各机构出台针对酷儿家庭的新的包容性政策。

「同志人群也可以拥有孩子的观念逐渐成为我们的集结口号，这一观念最初就始于这些寄养家庭。」威克森林大学法学助理教授玛丽·阿米莉·乔治（Marie-Amélie George）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谈到了寄养家长的概念，她告诉我，「这是第一例纳入公开出柜的男女性配偶组成家庭的事件。」

华德快满18岁时，罗伯特离开了加利福尼亚州，赴洛杉矶的大都会社区教堂任职，华德为寻找住处磕磕绊绊，两人失去了联系。华德最终搬到了德克萨斯州，开始用假名撰写惊悚小说，但他一直和兰迪保持联系。1991年，兰迪驱车前往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参加华德的婚礼。华德第一眼看到兰迪时，立刻跑去拥抱了他。「我每次见到兰迪都会拥抱他，」华德说，「兰迪就是我的家人。」

2019年8月，兰迪死于癌症。罗伯特和华德都回忆起了大约五十年前他们最初相聚的时光。罗伯特目前在经营一个智库，已远离自己作为权益倡导人士的年代。但他始终认为，当玛丽昂同意给她寄养家庭许可时，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华德告诉我，他与罗伯特生活多年后，他与自己的生父还有过一段短暂的和解。尽管华德的生父从未接受他的同性恋身份，但八十年代后期两人还是再次开始了交谈，华德开始了解到，自己生父的愤怒来源于其自身艰苦的童年，他的生父需要工作，无法上学，经常遭受自己酗酒继父的毒打。华德说，「我从未动摇过对自己人生艰难的不公的感觉。」但在这些对话后，他说，「我不再因此恨自己的父亲了。」华德的生父开始出席一些华德出演的音乐剧，他回忆道，1987年前后，华德的生父驱车跨州来看他在《奥利弗！》（改编自狄更斯《雾都孤儿》的百老汇音乐剧）中的演绎。华德看向观众时，他的父亲穿着粉蓝色的外套，也在向他微笑。

华德后来罹患了肺部疾病，呼吸困难，我们通话时他不时需要暂停以调整呼吸。2020年12月，华德出现新冠症状后被紧急送往急诊，据他的姐姐说，不久之后华德便离开了人世。

薇拉仅与哈格伯格和杜鲁斯生活了六个月，直至年满十六岁，可以合法独立生活。老式维多利亚的屋子里多是嘈杂，薇拉却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一方天地。「我觉得当她会回首这段经历，很可能会觉得是她最好的寄养经历。」哈格伯格说。

薇拉搬离后，她在罗切斯特的一个朋友，约翰·杜瓦，被指控杀害了一位来自费城的商人。薇拉质疑了控方的主要证据，即杜瓦被警察羁押期间的一段所谓「招供」。审判时，薇拉作证自己听到了警察毒打杜瓦，但陪审团还是给杜瓦定了罪。哈德伯格最后一次联系薇拉是在几年之后，薇拉从纽约监狱给她写信。但2000年1月薇拉出现在了媒体，彼时杜瓦被允许再次审判，她再次告知法庭，警方强迫杜瓦认罪。控方尝试利用她的身份来降低她证言的可信度，问薇拉当天在火车站是否也穿成了女性的样子，薇拉回答道：「我人生中的每一天都穿着成女人，因为我就是一个女人。」杜瓦被无罪释放，薇拉在四年后在弗洛里达州去世。

从某种角度来说，构建华德或哈格伯格式的寄养家庭即使在当今的标准来看都是大胆的。即使现在，美国也只有二十五个州维持了明确的法律或政策，禁止收养或寄养机构对寄养家长进行基于不同性倾向和性别认知的歧视。仍然有寄养机构——包括接受政府资助的机构——拒绝将儿童安置于酷儿家庭。（另外五个州维持了基于性倾向的保护，但不设立基于性别认知的保护）。

巴拉克·奥巴马在自己总统任期将结束前，拒绝给进行此类歧视的机构提供联邦资助，然而唐纳德·特朗普在他的任期结束前的一月份又撤回了这一政策。与此同时，在费城宣布不再将儿童转给不许可酷儿人群寄养的机构后，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控告了费城。该案件最终上诉到了最高法院，并在2020年11月举行了听证。天主教社会服务辩称自己是宗教歧视的受害者。美国同志法律组织 Lambda Legal 的资深律师库里·库克负责寄养相关的案件，他告诉我，为一家拒绝与酷儿寄养家长合作的机构提供公共资金「会是公开许可歧视」。他指出与一般儿童相比，酷儿儿童成为寄养儿童的几率是两倍。此外，与异性恋人群相比，多元性别群体成为寄养或收养家长的概率高达七倍。

「将多元性别群体描绘为二等公民或不适合做家长，是会对所有孩子产生伤害的，」库克指出，「包括酷儿青年。」

 库克，他所任职的Lambda Legal致力于改善酷儿青少年权益法

2022年，库克称美国最高法院驳斥了这种歧视许可。

REFERENCE:

Michael Waters, "The Untold Story of Queer Foster Families", The New Yorker, 2021,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us-journal/the-untold-story-of-queer-foster-families

本文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翻译：翁

 校对：Sergio、春饼

排版：小周、琳溪

封面图来源：《被抹去的男孩》

Read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