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女同、伴侣暴力受害者：被三重边缘化的她们｜彩虹心理学

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下文简称IPV)，已被确定为异性恋和性多元群体的一个公共健康问题，而学界通常更关注异性伴侣间的暴力，而对于同性伴侣，尤其是非欧美背景下的同性伴侣，亲密伴侣暴力出现的原因和相关干预措施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

每年，从11月25日「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开始，到12月10日结束，联合国会在这16天中开展促进消除性别暴力的系列活动，这又被称为「消除性别暴力16日行动」。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篇聚焦于女同的亲密伴侣暴力的文献。这篇文献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综述了以往对于亲密伴侣暴力的研究，尤其是同性亲密伴侣暴力。研究指出了同性亲密伴侣暴力的「双层柜」属性，以及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女同性恋者，由于其社会性别、性倾向和暴力经历而处于三重边缘化地位的现状。

作者在文章末尾呼吁社会多方力量建立联盟，打破沉默，让更多的女同性恋群体中的亲密伴侣暴力被看到、被解决、被消除。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与性多元群体相关的少数群体压力理论研究（minority stress theory）：拉拉们不仅要经受与身份隐藏相关的日常压力源，还要面对关系自我和社会异性恋规范的约束，这些交织的因素使得中国的女同性恋关系和亲密伴侣暴力变得更加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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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导览

文献名称：

「双层柜」中的暴力：中国女性同性亲密伴侣暴力与少数群体压力

标签：出柜/亲密伴侣暴力/女同性恋/少数群体压力

发布时间：202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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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西方研究表明，同性亲密伴侣暴力的发生率与异性亲密伴侣暴力相当，甚至更高（Deckeretal.,2018;Rollè et al. 2018, 2019）。然而，亲密伴侣暴力的性多元群体受害者患抑郁症的几率比异性恋受害者高70%，患焦虑症的几率高60%（Miller & Irvin, 2017）。迄今为止，与对异性恋人群中的亲密伴侣暴力研究相比，关于同性亲密伴侣暴力的原因和干预措施的研究数量仍然有限（Santoniccoloet et al., 2021）。

在以（异性恋）家庭为中心的背景下，同性关系被污名化，出柜仍然具有挑战性（Kong, 2019; Lo, 2020, 2022）。现有的对中国女同性恋者的研究表明，这一群体因性别不平等和异性恋规范而处于双重不利地位（Kam, 2013; Lo, 2020; Lo et al., 2022）。与此同时，中国女同性恋群体普遍比男同性恋群体受到更少的学术和公众关注（Kong, 2016; Lo et al., 2022）。特别是，人们对女同性恋中的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的经历知之甚少，她们由于性别、性倾向和暴力经历而被三重边缘化。

图片来源｜电影《她唇之下》

本文将采用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以中国女同性恋群体为研究对象，研究在以（异性恋）家庭为中心的背景下，社会性别（gender）、性（sexuality）和其他文化与结构因素如何在女同性的亲密伴侣暴力经历中彼此交织。本文将关注的研究问题有：「柜」（closet）以何种方式助长或延续了亲密伴侣暴力，并如何渗透到个体与伴侣、家人和其他人的关系中，以及关于「柜」和「出柜」的研究和关于亲密伴侣暴力的研究如何互相影响。

02

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她们，

正在面临「双层柜」的压力

西方学者曾提到，向重要的其ta人出柜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真实和骄傲的表达，然而还是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性多元群体伙伴，仍然因为异性恋规范的持续存在而在「出柜」时有所挣扎（Alonzo & Buttitta, 2019; van Bergen et al., 2021)。公开表达自己的性倾向认同（sexual identity）被许多中国男同性恋者与女同性恋者认为是对抗性过强的行为（Kong, 2019; Lo, 2020）。

正如之前针对异性恋者的研究所示，在中国社会，亲密伴侣暴力通常被认为是「私事」，应该在家庭内部处理，并对家庭以外的人隐瞒（Chan, 2011）。还有一种社会观念是，女性有维护婚姻和家庭和谐的道德责任（Jackson, 2019）。而社会对同性恋的污名化进一步加剧了女同性恋者面临的亲密伴侣暴力问题。性多元群体的「出柜」被认为是一种给家庭带来耻辱的行为，会威胁到家族的「面子」（Kam, 2013；Lo, 2020）。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女性与异性结婚生子的巨大压力，女同性恋者与同性发展关系会被认为是异性恋家庭模式的对立面（Lo&Chan, 2017）。

简而言之，这些研究强调了关系自我（relational self）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中国文化将家庭和社会需求置于个人心理需求之上（Lo, 2022; Qi, 2021）。社会对女同性恋的亲密伴侣暴力关注不够、理解不深，这可能归因于关系自我和女同性恋者身份的不可见性。[译者注：关系自我指的是个体如何在自己和ta人的亲密关系中认识自我，如「我是他的女儿」(Brewer&Chen, 2007; Brewer&Gardner, 1996)。相较于个体自我，关系自我更重视互动和亲密关系的建立。]

图片来源｜Portico Media

此外，性多元群体被家庭暴力相关条例排除在外，正在经历亲密伴侣暴力的女同性恋者因此而很难报告或解决暴力问题。

2015年，中国颁布了首部《反家庭暴力法》。虽然该法明确涵盖了「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行的暴力行为，但它没有具体说明同性伴侣是否可以受到该法律的保护。正如同语在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所示，经历亲密伴侣暴力的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伴侣往往不会向警方或法律机构寻求帮助。许多同性伴侣担心，如果ta们将亲密伴侣暴力的案件提交法院，ta们会被迫出柜，并将自己暴露在公众的聚光灯下。

综上，需要「呆在柜里」并遵循异性恋期望的想法，以及缺乏相关的社会支持会对女同性恋者构成双重威胁，即她们面临「双柜」的压力；这不仅会使一些女同性恋者经历的暴力「不被看见」，还可能会给她们带来额外的压力，并引发伴侣冲突甚至暴力。然而，现有研究仅仅把同性伴侣中亲密关系暴力发生率较高归因于中国社会的异性恋规范是不合适的。未来的研究应该纳入对关系、家庭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的综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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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前进的道路：

打破沉默，建立联盟

虽然同性伴侣中的亲密伴侣暴力越来越受到学者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关注，特别是在北半球国家（(Deckeretal., 2018），但由于历史上对性多元群体中的暴力保持沉默，理解同性亲密伴侣暴力的流行和相关因素仍然具有挑战性（Rollè et al., 2018）。这种沉默可能是因为担心承认同性亲密伴侣暴力可能会被用来进一步污名已经边缘化的性多元群体（Rollè et al., 2018）。

特别是当涉及到女同的亲密伴侣暴力时，有人担心讨论这一现象可能会增加对女性主义和女同性恋的敌对反应，同时将公众的注意力从父权制社会中经常出现的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暴力行为上转移开（Ristock, 2003）。尽管有这些担心，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一致认为，需要有更开放和安全的空间来报告和解决同性亲密伴侣暴力问题（Rollè et al., 2018）。

图片来源｜电影《我很在乎》

本文强调了「柜」一直以来的意义及其在亲密伴侣暴力中，对中国女同性恋者的受暴力经历与求助行为的影响。虽然同性恋本身在中国并没有被定罪，但以家庭为中心的中国背景凸显了异性恋主义渗透到同性关系和家庭生活方式中，正如女同性恋者可能扮演的多重角色证明的那样，如未出柜的女同性恋者、假装异性恋的孝顺女儿，或与同性恋丈夫「形婚」中的妻子 (Lo, 2020, 2022; Lo et al., 2022)。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经历过的中国女同性恋者倾向于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求助于个人的，非正式的网络，特别是女同朋友和社群成员来处理暴力（Luo&Chiu，2020）。在这方面，基于社群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例如，成立于2016年6月25日的「彩虹暴力终结所」（下见公众号名片），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专门为性与性别少数人群提供支持与服务的反家庭暴力机构。

本文希望社会工作者能够对性多元人群的独特需求和挑战更加敏感，包括ta们认为的出柜的风险、父母的拒绝以及伴侣内部的权力动态。一线服务提供者有望为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性多元受害者提供「文化敏感」的咨询和指导，以帮助ta们逃离暴力关系。

非政府组织和不同机构之间的联盟可以被视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抵制异性恋主义的结构，为女同性恋者和其ta性多元群体提供了解、报告和解决亲密伴侣暴力问题的机会。

图片来源｜电影《面子》

具体而言，首先，要在法律上承认同性伴侣的伴侣关系地位，并扩大亲密关系暴力的法律定义以使之涵盖同性关系。其次，还应为心理健康从业者和执法官员提供对性多元群体敏感的培训，以处理异性恋为中心的家庭模式之外的亲密伴侣暴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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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doi.org/10.1080/10894160.2022.2091732

编译：Wzz

编辑：Kepler

排版：Wzz、Monica

封面图来源：电影《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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