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元问题：为市场经济的灵魂及其敌人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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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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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问题”是指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现代社会的元问题，首先是它的灵魂是什么？

——题记

　　如果要选出“内涵最深刻、外延最广泛，但却被滥用最多”的词汇，“灵魂”一定名列榜首。

　　灵魂，是“赞美界的天花板”。哲学家叔本华将才华形容为“灵魂的觉醒”，亚里士多德将快乐的最高层次形容为“灵魂的快乐”，我们形容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也说他雕出了人物的“灵魂”；

　　灵魂，还是“人生境界的水平线”。有人说，人生有三个境界，依次是物质的境界、精神的境界、灵魂的境界；塞·约翰逊则说，人一旦失去了灵魂，就会手足无措。

　　可见，“灵魂”是指居于复杂事务中心位置，并且具有先决性的东西。对个人而言，失去灵魂是一场悲剧，对现代社会而言，失去灵魂，是一场灾难，而认错灵魂，无疑是所有灾难的源头。

　　不过，如果要问，现代社会的灵魂到底是什么？不仅与文明接轨的现代人鲜少去反思，即便很多“现代社会的渴慕者”，也往往答案模糊。因为“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看似清晰，但定义模糊的概念。

现代社会：“市场的逻辑”

取代“强盗的逻辑”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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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现代社会？对这个超级问题，人们往往因对“现代”“现代性”“现代文明”等理解的差异，而给出不同的答案。不过，如果问起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意见再迥异的人也会达成如下共识：

　　现代社会就是以协作取代传统社会的对抗或争斗，以契约取代传统社会的身份或阶级。可见，平等、协作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经济学家张维迎更直接地说，现代社会主要遵循“市场的逻辑”，而传统社会则遵循“强盗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市场的逻辑取代强盗的逻辑”的社会。　　我们还可以借用马克斯·韦伯的“三标准模型”来定义现代社会。　　简单说，韦伯将社会架构分为经济、政治、价值三大维度，按此框架，现代社会可被描述为三句话：　　经济上以分工合作为基础的陌生人交易社会；　　价值上以“自由、平等、公正、诚信”等理念为前提的契约社会；　　政治上以有限政府、法治为架构的民主社会。　　不过，哪个才是现代社会的灵魂？迄今认为最接近标准答案的，不是制度，就是普适的理念和价值，而“经济”，似乎只是实现这些目的之工具——苏联式的管控经济、凯恩斯式的调控经济，或者近些年听得最多的市场经济，好像只是工具箱里可根据需要任意选用的“锤子”或“扳手”。

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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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经济之所以是现代社会的灵魂，因为它不仅催生了现代社会的诞生，成为现代社会首当其冲的元问题，还让“经济、政治、价值”三者联动起来，推动着现代社会持续、健康运转。

▌唯有市场经济 ，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正增长”　　直觉中，经济每年都在增长，或者用专业术语说，经济持续正增长本就是常态。然而，这不过是一种错觉。别说经济的持续正增长，就是经济增长现象，也绝非常态，而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特征”——　　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人类已有250万年的历史，经济的增长只有250年的历史。工业革命之前，人们不会谈论与增长相关的话题，更不会因为经济停滞而着急，因为不增长是常态，增长是非常态。（张维迎《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p201）。　　比如，曾有研究表明，传统社会的“清朝”，240余年间，人均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0.12%，甚至到了1840年，人均GDP已经下降到公元980年，相当于北宋初年的70%左右。而与之对应，同时期已经开始现代化转型的英国，在1700-1860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0.48%。　　——0.48%的增长率，放在一年几乎接近零增长，但持续160年下来，至少翻了好多倍。这就是市场经济造就的经济持续正增长的奇迹。　　英国的正增长奇迹何以出现呢？普遍认为是以1776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但更重要的，是同一年的另一场更深远的市场经济的革命——不仅将瓦特的技术发明产业化、市场化，还催生了无数个“瓦特”。　　1776年，伦理学家的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提出以“分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分工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进而扩大了需求，需求和供给的同时增长，扩大了交易规模，规模扩大，进一步促进了分工。　　然而，“分工—效率—规模”的正循环，只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学表达，其革命性的影响更在于：市场经济不仅把人类极其有限的“局部交易”扩展成一个无边无际的合作网络，并通过这张网络，激活了人类的创造性，其结果是“协作网络的不断扩展”和“经济的持续正增长”，两者一体两面，又互为因果。　　与之相反，在传统社会，经济往往被视为服务于社会稳定的工具，而高频次、大规模的市场交易，因其伴随着信息、人员等要素的自由流通，所以，自给自足式的零交易行为被鼓励，而“分工和交易”的市场行为却被打压。　　此外，由于传统社会往往是农耕社会，土地几乎是唯一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资产。土地的这种“价值唯一性”，使得那些能最大效率掠夺土地的暴力行为，成了传统社会最主要的财富流转方式，而这最终导致了社会陷入持续争夺有限“土地资源”的互相伤害，结果就是“经济零增长社会”。（参考张笑宇《商业与文明》）　　　　　　当然，经济零增长社会的问题，还不是经济的持续停滞不前，而是这种经济环境会无限放大“暴力分配逻辑”，进而会滋生无数掠夺，甚至“数人头”的战争行径。历史学者、《秦制两千年》作者谌旭彬称之为“中国历史的成功法则”：即只有那些攫取社会资源最残酷的个人或者集团，才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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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市场经济，才能让现代政治“真正运行”

　　制度，或者说构建在制度基础上的政治，不仅重要，而且始终都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裸露在外面的那层最硬的壳。
　　在前现代社会，政治的确是“灵魂”一般的存在。我们熟知的秦制社会，就是“君权+大一统”的政治统摄一切，经济活动始终被压缩在既能满足政治所需，但又在政治可控制、可容忍的范围内，自然不可能有分工贸易的扩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持续正增长。　　然而，在现代社会，逻辑被颠倒过来——现代社会的灵魂是市场经济。如果说离开了现代政治制度,现代社会就会轰然倒塌，那么，离开了支撑现代政治制度的市场经济，现代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在没有市场经济的地方，即便人为的复制或者模仿一套现代政治制度，也不可能正常运转。　　因为现代政治制度的产生和正常运转，离不开一些最基本的逻辑和条件，而这些逻辑和条件，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培育出来，并得以维系。　　比如，“有限政府”的真正运转，关键在于“自治”的传统加“分权制衡”的制度设置。即个体和组织能协商解决的，公权力不必介入。然而，现代社会的规模与复杂性，又更加凸显了政府的重要性，既要有为政府，更要避免全能政府，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在制度设计上，将最重要的几种权力分散，并且互相制约。　　不过，只要稍微了解市场经济，就不难发现：与其说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不如说这是将市场经济的逻辑复制到政治领域。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追求经济利益是人的天性，既不需要鼓励，更不应该压制，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尊重“经济活动分散到无数的个人和组织，由每一个分散的个体自由决策”这一基本事实，承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制约、奖惩所有的市场主体，最后的结果是既分散了整体风险，又能筛选出最优的产品、企业和企业家。　　更重要的是，现代政治的正常运转，仅有顶层的制度设计和政治精英，还远远不够，更离不开从传统的臣民社会到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除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实践——每一个真正的市场行为，都演绎着人格平等前提下的自由选择和价值交换，以及妥协与协作、遵守契约等基本精神——而这些，是参与现代政治的前提条件。　　除了培育现代政治所需要的理念、组织和人，市场经济自身的好坏，还能够直接改变政治环境。诺奖得主弗里德曼说，当经济增长时，社会中的成员往往拥有更积极的价值取向，这种心态不仅会进一步强化市场，更是健全民主体制、实现社会自由的关键。　　相反，被誉为“管理学之父”的德鲁克，在《经济人的末日》一书中，通过研究20世纪德国法西斯的起源指出：经济危机发生时，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民粹+极权”就会乘虚而入，并将市场经济当作替罪羊，将全能政府奉为救世主，结果是现代政治和市场经济被同时摧毁，人类已经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总之，市场经济与现代政治不可能长期分立。如果持续发展市场经济，一定会走向现代政治；因为每个身处市场之中的人，每天都体验着，并受惠于市场经济的逻辑，自然会以此来度量现实政治是否与之相悖，而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持续正增长和契约社会的成熟，则会进一步拱卫现代政治。相反，前现代的政治制度，由于自身的运行逻辑不可能带来经济的持续正增长，所以不可能长期维系它所需要的稳定，最终要么走向崩溃，要么选择市场经济，并进入渐进式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　　因此，离开市场经济，现代政治就是无源之水，或者说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也因此，摧毁现代政治，无一不是从摧毁市场经济开始。可见，现代政治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它，才能捍卫作为现代社会灵魂的市场经济，也只有市场经济，才需要现代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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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市场经济，才能让自由、平等等价值“真正落地”

　　长期而言，是价值观、理念、信仰引导着人类前行。人类社会有诸多共同的价值观。虽然，这些价值从轴心时代就被讨论着，甚至民主、共和等理念，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被局部实践过。但只有市场经济制度诞生后的现代社会，不仅让这些抽象的价值真正落地，而且还不断地丰富其内涵，拓展着外延。　　市场经济是平等这一理念最好的试验田。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条件，正是一个人人平等的“陌生人社会”，所有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此，“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所有的交易，都以无差别的货币为纽带，与身份、地位、血统无关，也不需要某个人、某些组织来安排。每个人的禀赋、条件虽然千差万别，但作为市场主体，都是公平的。　　　　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最平等的一种制度。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治，是保护所有人的权利，不保护某一类人利益的法治（张维迎《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因此，它提供了一种让穷人变富的公平机会，也预设了让富人变穷的风险，在不断变化中，真正受益的是芸芸众生。因此，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人民经济。相反，最反对、害怕市场经济的，从来都是既得利益者和特权者。他们也强调“法治”，但“法治”往往是保护自己利益、剥夺其他市场主体权利的工具，而非保护所有人平等参与市场经济的权利。　　市场经济不断扩展着自由的边疆。有权势的人，在任何社会都能享受到“自由”，但只有市场经济，让今天的几乎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比历史上最奢华的帝王、贵族更多的自由。当然，最重要的自由，还不是“可以做什么”的积极自由，而是“可以不做什么” 的消极自由。没有市场经济，学成文武艺，只能“货于帝王家”，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雇主；有了市场经济，既可以自由选择雇主，还可以通过创业自己成为“雇主”。关于市场经济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还是米塞斯的洞察深刻，他说：取消市场经济，实际上取消了一切自由，只剩下服从。（参考米塞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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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就是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捍卫市场经济，就是捍卫我们已有的自由、财富和生活方式。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没有人否认哈姆雷特的王子身份。但是，市场经济之于我们，却非如此。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公开否认现代文明的共同价值，也没有人敢直接反对现代民主政治，哪怕个别总想梦回传统社会的文人和政客，也都是先把自己的真实目的打扮成现代社会的制度和理念。　　然而，作为现代社会灵魂的市场经济，无论是主流舆论，还是国内外各学科的教科书，依然只是一种关于经济增长、关于效率的工具，是世俗的，甚至庸俗的，而非一种值得捍卫的理念，更到不了现代社会灵魂的地位。　　谬误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错将灵魂当工具，结果自然是灵魂被抽空，剩下一具“充斥着空洞口号和摆设一般的制度”的空壳。难怪有人说：“大词泛滥、大饼横飞的年代，往往是市场经济式微的年代，个体的自由几乎被剥夺殆尽，市场的手足被戴上镣铐，只能任其摆布，还要故作热泪盈眶状。”　　如果我们稍微了解过去几年，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捍卫市场经济。

在缺少市场经济的传统社会，全世界只有一个雇主

捍卫市场经济

亟需一场认知上的范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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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捍卫市场经济，首先需要从理念和专业的视角，阐释市场经济及其逻辑到底是什么，还“市场经济以现代社会灵魂”之地位。在商业传统淡薄的地方，即便这第一步，不仅会触动少数既得利益者，更会触动多数人的“灵魂”，其难度丝毫不亚于布道，而经济学家张维迎，无疑是市场经济在中国最重要的布道者。

▌市场经济的布道者张维迎　　近几年，张维迎一边为更多人所熟知，一边却似乎变得更陌生。　　——为更多人所熟知，是因为他一篇篇关于市场的逻辑、语言腐败、企业家精神等脍炙人口的演讲和短文，以及他缅怀亲人和师友的散文、信天游，在互联网上“病毒式”的传播，让这位离开讲堂和镁光灯已多年的经济学家，意外地扮演了互联网时代市场理念的传播者的角色。以上内容的精华，被集结成一书（点击蓝字可收藏本书签名版，数量非常稀缺），最近公开出版发行，这既是喜欢张维迎的读者非收藏不可的一本书，也是一本视角独特的经济学人文启蒙书，读过该书部分篇章的读者说这是“张维迎的道德情操论”。　　——似乎变得更陌生，是因为“媒介即信息”，互联网在放大作为理念传播者的张维迎的同时，却遮蔽了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从80年代初到今天，因对市场经济所做的专业阐释，而成为“市场经济在中国名副其实的布道者”的事实。　　早在意识形态尚未退潮的80年代初，张维迎就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成为最早吃“螃蟹”的人；1984年，研究生尚未毕业的张维迎，在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莫干山会议上，因其超前而又务实的市场化改革方案脱颖而出（推荐阅读“回望八十年代三书”）。后来，在他任教北大，尤其是执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那些年，“市场经济”一度成为“显学”，张维迎功不可没。

莫干山会议上的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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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近四十年来出版的作品，更是从经济学的专业角度，阐释市场的逻辑，以及市场经济何以成为现代社会之灵魂，为市场经济在中国布道：

　　迄今依然被低估的《信息、信任与法律》一书，从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视角，探究了市场经济与经济增长、信任、法治、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将市场经济拓宽到整体性改革和中国社会转型的高度。　　为更多人所熟知的《理念的力量》《市场的逻辑》《市场与政府》等作品，系统诠释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基本逻辑，成为无数人认识市场经济的启蒙书。　　已成为个别高校教材的《博弈与社会》，从博弈论的视角，阐释了为什么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可以达成，并不断拓展，以及市场的逻辑为什么优于、并且最终会战胜强盗的逻辑。　　不过，如果对张维迎的理解仅限于此，那么我们对市场经济、对现代社会的理解，还只是浮于表面。▌ 为市场经济的灵魂及其“敌人”寻根　　在《经济学原理》中，张维迎首次将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写入经济学教材。不仅如此，在《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等作品中，张维迎将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上升到市场经济灵魂的高度，也就是说，企业家精神是现代社会灵魂中的灵魂。　　不过，在历史和现实中，由于人性、制度、文化等原因，企业家长期以来都是贬义词，企业家精神更是很少被关注和重视。　　在学界，影响更大，统治经济学上百年的马歇尔、曼昆、萨缪尔森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原理”，以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有特色，但最大的相似处，恰恰是作为市场经济灵魂的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长期缺失。　对个人而言，失去灵魂是一场悲剧；对现代社会而言，错认灵魂是一场灾难；那么,对市场经济而言，灵魂长期缺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知还非常的肤浅，意味着市场经济还非常脆弱，危机和灾难因此会周而复始。　　因此，捍卫市场经济，除了阐释市场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唤醒作为市场经济灵魂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然而，这一点不仅长期被忽视，甚至长期被颠倒，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搞到一定程度，还会倒退回去的根本原因。张维迎的《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就是为市场经济的灵魂及其敌人寻根的一本书。　　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为灵魂的市场经济，在观念和学理上有三个“敌人”。　　第一个，是显而易见、形形色色的管控经济。其主要特征是将一切本属于自由市场的经济活动，全部纳入国家管控系统，由官员按照职级组织生产和分配，不给市场经济留任何空间。当然，管控经济的本质，远不止理论本身，而是传统社会如何向以私有产权制度、有限政府、现代财政税收制度为特征的国家和社会转型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这一敌人，由于无论学理，还是历史实践，均以失败收场，尤其是20世纪从德国到苏东的惨败，今天已很难再直接死而复生。即便有人想以强力拉回到管控经济，由于经济无法持续正增长、无法满足长期维系这种模式所需要的巨大管理和控制成本，必然再次惨败。因此，长远而言，更应该警惕的，是下面两个看似在美化、捍卫市场经济，但一旦遭遇经济下行，很容易滑向管控经济的敌人。　　市场经济的第二个敌人，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凯恩斯主义，或者说调控经济。其初衷是用“看得见的手”去纠正“看不见的手”，从而弥补所谓的“市场失灵”导致的“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让凯恩斯主义大放异彩，并以危机拯救者的角色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代名词。此后，每当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就会受到各类政府——无论民主还是威权政府的青睐，因为政府可以出台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手段刺激经济，扮演危机拯救者的角色。

罗斯福新政后，罗斯福一度被人们奉为美国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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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恩斯主义在名义上不仅不反对市场经济，甚至希望通过政府调控让市场经济变得更完美。然而，即便在法治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国家，即便宏观调控对私有产权的破坏有限，但为了刺激经济而出台的财政、货币政策，事实上扩张了各类市场经济主体的信用，当扩张的信用传递到生产部门，会造成经济当期、跨期的结构性失调（米塞斯“商业周期理论”，参阅米塞斯作品集）。至于私产观念薄弱、法治化程度较低的地方，凯恩斯主义距离管控经济，更是一步之遥，甚至经常以调控之名，行管控之实。

　　因此，无论凯恩斯主义的初衷是什么，其逻辑终点，必然走向用政策调控取代企业家的判断和决策、用人为的政策调控将自发的市场秩序破坏殆尽。经济在经历饮鸩止渴式的增长后，必然陷入大滞胀，并引发系统性的经济社会危机，然后再将责任推给“市场失灵”，并用管控经济彻底取代市场经济——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过的历史，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　　管控经济、凯恩斯主义，在学理和实践中的弊端和问题，过去这些年经济学家和各大媒体讲的已经很多了，虽然，还远远没有根除，但相对比较容易辨识。然而，市场经济还有一个敌人，不仅大众很少关注到，就连很多经济学家不是深陷其中而不自知，就是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帜反市场经济，它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这是一个相对专业的话题，下面的文字虽已尽量简化，但很多专业术语还是无法绕开。不过，如果能耐着性子读完，并由此而入，或可弄懂经济学至少一半的真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而言，是一个隐秘而又尴尬的敌人。　　隐秘，因为在社会科学的版图和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中，新古典经济学，是继亚当·斯密之后，将市场经济发扬光大，为经济学赢得“社会科学的王冠”美誉的主要贡献者，这不正是市场经济当之无愧的代言人吗，怎么可能是敌人呢？　　原因在于基本的前提假设和理论基础是错误的。透过张维迎在《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总结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七种错误假设导致的八大悖论”，便不难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学家大脑中想象的，在静态中以追求均衡、实现给定的资源最优配置为目标的理想化的市场，而不是在动态竞争过程中，通过改变约束条件，实现创新，获取垄断利润的真实的市场。　　简而言之，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在于：　　将人的无限创造性和经济体系的复杂性置之度外；　　将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非线性、非均衡等特征置之度外；　　将企业追求独特性和垄断利润的基本目标与事实置之度外；　　将预期的不确定性和知识信息的创造置之度外；　　将市场经济的灵魂、人类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主角——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置之度外；　　新古典经济学就像在导演一场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因此，它越成功，就越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排除在市场经济之外，它看似在美化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在丑化市场经济。　　如果按照这种理解，世界上已有的存量资源或许能得到高效的配置（即实现静态均衡），但绝大部分颠覆性的创新都不会发生，经济活动只需要精明的管理者和套利的商人，根本不需要有创新和冒险精神的企业家——这不正是我们熟悉的长达两千年的传统社会的样子吗？

中国传统商人的天花板——“红顶商人”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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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中，优秀的企业家绝不会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去作茧自缚，但这一理论却教坏了无数的聪明人，他们从学术、舆论、政策上反过来干扰企业家决策，妨碍、丑化企业家和市场经济。

　　新古典经济学之于市场经济，又是一个尴尬的敌人。　　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在捍卫市场经济上的确功不可没，尤其是作为其典范的芝加哥学派，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代表作《自由选择》，可以说是对管控经济、凯恩斯主义调控经济的宣战书，经济学家张维迎当年因逢人就谈弗里德曼，而被称为“维迎德曼”。　　但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两百年，也不是一直沿着错误的假设僵化至今。事实上，20世纪以来，有不少经济学家试图放松或修改那些极端和严格的错误假设，比如：　　斯蒂格利茨引领的信息经济学引入了信息不对称；　　科斯引领的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了社会交易成本；　　西蒙、卡尼曼、塞勒引领的行为经济学/金融学派开始正视人类的有限理性、非理性乃至动物精神；布坎南引领的公共选择学派意识到了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会失灵。　　然而，这些修正、补充却并未真正撼动“理性经济人”“完全信息”等极端假设，导致新古典经济学无论怎么发展，都处于“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的小狗，团团转而不知所措”的困境。　　直到最近20年兴起的“复杂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才开始全面“清算”由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开创者将人视为平均人、视为已知条件下最优决策的“科学决策人”，将市场视为简单没有波澜，趋向均衡静态模型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经济学”。这其实就是一场向米塞斯、哈耶克引领的奥地利学派的回归之路，也是向市场经济的灵魂——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回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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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市场经济的布道者”到“范式英雄”的涅槃

　　然而，这场回归之路，看似一步之遥，实际上却需要一场类似于当年科学史上，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范式转换——　　必须将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置于经济学的中心而非边缘位置，让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回归市场经济的灵魂。张维迎的《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则是这场范式革命的发起者，正是这本书，让张维迎完成了从“市场经济的布道者”到“范式英雄”的涅槃。这一转型，张维迎用了整整37年。　　37年，艰难而又漫长，不过，幸运的是读者——可直接从这一新范式切入，高效阅读张维迎的十余部作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从市场经济启蒙到认知革命的范式转变。下面是我们用这种方式阅读张维迎作品后梳理的几条脉络，可作为阅读参考，也可视作对本文题眼“为什么要捍卫市场经济，唤醒企业家精神？”的呼应。　　１.人类永远面临着资源、机会的稀缺性与自身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传统社会解决这一矛盾的地方是各种各样的“战场”，方式是程度不同的对抗或博弈，主导者是政治家、军事家；而现代社会解决这一矛盾的地方是市场，方式是分工合作，主导者是企业家，尤其是创新型的企业家。　　市场经济的范式转换，其实质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主导者的转换。因此，不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为灵魂的市场经济，终归只是一种工具。然而，这一范式转换不仅没有完成，还时常遭受更大的威胁，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当下和未来的世界所面临的，是同一类问题。　　2.经济的持续正增长让现代社会的价值、制度得以维系和运转。然而，增长，尤其是非线性增长，最关键的不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而是大规模创新的涌现，而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驱动力则是企业家精神。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市场经济是一辆车，那么企业家就是驾驶员，企业家精神则是发动机。如果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这一灵魂不在，就没有创新和经济增长，市场经济自然也就形同虚设。当然，此处的企业家，专指价值的创造者，而非被污名化后的那些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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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经济学不是关于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是人类如何通过分工合作，打破文化、制度的差异，实现幸福与和平的学问，这是亚当·斯密开创经济学的伦理基础。遗憾的是，斯密虽然将分工视为财富的原因和经济学的起点，但却没有解释分工何以发生。经济学家朱海就说：分工是企业家行动的产物，或者说，分工是一个与企业家精神相关的概念。也就是说，先有企业家精神，后有分工。

　　然而，经济学一开始将分工作为起点，而没有锚定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这一源头或灵魂，因此，斯密之后，经济学虽然流派林立，大师辈出，但却越来越偏离其伦理基础，出现学理和行动上的“三大敌人”。直到20世纪，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柯兹纳等人的研究，才开始回归经济学的初心和真问题。　　而张维迎总结的“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将企业家与经济增长理论、市场理论统一起来。按照这一范式，经济社会的运行逻辑是“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被唤醒→创新与经济增长→市场逻辑代替强盗逻辑→现代社会正常运转→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涌现”——　　这是真实的世界，因为它是对真实市场中人的行为、企业家的心智模式、财富的本质的正确阐释；　　但也是理想化的世界，因为它始终面临着文化、制度、理论的挑战。人类历史逾万年，但市场经济制度的诞生才两百多年的历史，即便这两百多年中，市场经济曾遭遇了一次次的灭顶之灾，而今天，它再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总之，现代社会不能没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没有灵魂。只要我们依然热爱和平、自由、平等，就只能选择并捍卫市场经济；只要我们不甘于现状，就只能去唤醒企业家精神，让创新涌现。而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的是被张维迎称之为“制度型企业家”的人——即能够让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灵魂，让企业家精神涌现的改革家、思想家，而作为“市场经济布道者”“范式英雄”张维迎老师的作品，无疑是剧变时代，每个人更新认知、坚定对未来的信念最有力的“武器”。　　点击下图或识别二维码，可一键收藏张维迎作品，含张维迎刚出版的重磅新书亲笔签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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