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和葛浩文，他们为什么对中国了解这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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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聊到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的著作《邓小平时代》，傅高义是一位精通中文和日文，睿智博学的东亚问题专家，他在退休后完成了《邓小平时代》这部影响巨大的著作。
《邓小平时代》傅高义 著
为了写作这本书，傅高义做了大量研究和采访。他说，他跟邓小平的家人、同事以及这些同事的家人会面交谈，他们为他提供了一些未必能在文字材料中获得的见解和细节。傅高义总共花了大约12个月的时间在中国，用中文采访那些了解邓小平及其时代的人。
傅高义说：“除了多次在中国的短期访问外，我也有数次在北京较长时间居住的经历：2006年住了五个月，2007年一个月，2008年数周，2009年一个月，2010年数周。这使我有机会采访到三类知情人士：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除了几位会讲英语的中国人选择用英语交谈，其他访谈都是直接使用汉语，没有翻译在场。具体而言，我受益于同朱佳木、程中原、陈东林和韩钢的深谈，他们都是专治党史的杰出历史学家。我也采访过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林）、陈云的两个子女（陈元和陈伟立）、胡耀邦的两个儿子（胡德平和胡德华）。此外我还采访过陈毅、纪登奎、宋任穷、万里、叶剑英、余秋里和赵紫阳的子女。他们都是聪明、有头脑的人，出言谨慎且深怀孝心。他们的具体回忆令人感受到他们的父母及父母的同事的气息。
我采访过的前任官员中既有邓小平的仰慕者，也有他的严厉批评者，后者认为邓没有充分支持胡耀邦和知识分子，悲剧性地丧失了推动政治改革的良机。有些人是曾与邓小平共事或在邓手下工作过的著名官员，包括前外交部长黄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前副总理钱其琛和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所有这些官员都已退休，这使我们之间的交谈可以比他们在任时更为放松。
我还受益于对一些有才华的退休官员的采访，他们曾为邓小平工作过，其中有些人现在还在给《炎黄春秋》写文章，如杜导正、冯兰瑞、孙长江、吴明瑜、杨继绳和已故的朱厚泽。有些人因敢言而一时受到过批评或警告，但大体上他们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此外，我也有机会采访中国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者。与那些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党政干部相比，即使是身为党员的学者一般也不太了解党内的事情，但他们往往有机会认识一些要人，有些人阅读广泛并仔细研究过可以看到的文件。”
傅高义和家人在邓小平雕像前合影
傅高义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用十几页篇幅列举了他为完成这一重大成果所涉猎的海量的中英文图书、文献、资料，以及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采访的大量专家、学者、历史事件当事人和亲历者的长长的名单。
这是一份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单，一个美国人对中国第一手信息的掌握程度，足以令所有中国本土的学者望尘莫及，美国研究者治学之严谨，视野之广博可见一斑。
傅高义在前言中对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冯汉柱图书馆表达了感激，他说：“随着中国在21世纪变得日益重要，我们在哈佛享有的特殊优势愈发凸显出来——我们得以利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冯汉柱图书馆的特藏，它们对研究当代中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其中很多文献不但在西方的其他图书馆见不到，在中国也无法见到。”可见，除了学者个人的努力，国际一流的研究资源也是国际一流研究成果的重要保障。
尽管中美两国相距遥远，但美国学界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化、政治、经济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美国大学有一大批像傅高义一样对中国有深度了解的汉学家、中国通。其中，圣母大学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就是我极为敬重的一位。
葛浩文先生多年来潜心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师傅越来越幽默》《四十一炮》《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变》《蛙》《透明的红萝卜》、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手机》《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苏童的《河岸》《米》《我的帝王生涯》《碧奴》、贾平凹的《浮躁》《废都》、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以及张洁、刘恒、阿来、巴金、萧红、老舍等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他的翻译被介绍到美国的。
望着葛浩文先生长长的翻译作品名单，我时常在想，即便是一名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恐怕其阅读量也很难超过葛浩文的翻译量，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何等的艰难、专业和执着！
葛浩文与莫言
据说葛浩文年轻时不爱读书，成天贪玩，除了喝酒、跳舞，似乎找不到人生的方向。1961年大学毕业后，22岁的他入伍当兵，被派到台湾，由此接触到中国文化。后来他又被派往越南战场，经历了越战洗礼后的葛浩文一下成熟了起来，他申请返回台湾。在台湾，葛浩文发现了自己语言天分，并起了“葛浩文”这个颇有书卷气的中文名。退伍后，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进入台湾师范大学学习中文，直到得知父亲患了癌症，才回到美国。
回国后，葛浩文以中国研究为专业，先后到旧金山州立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导师是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葛浩文苦心钻研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及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既读英译本，也读原文。1974年，他以萧红研究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改编成《萧红传》，成为葛浩文的成名之作。
由于葛浩文在中国文学翻译领域的巨大成就，很多中国作家专门找他翻译自己的作品。然而，这项工作在美国是名副其实的冷板凳，因为中国翻译作品在美国销量很低，商业出版社不愿经营。
葛浩文说：“目前美国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每年大概也就出三五本的样子，肯定不会很畅销。像莫言的《生死疲劳》能够卖一两千本就算是好的了。莫言的小说，除了《红高粱》，一直都卖不好，连苏童的东西也不好卖。余华的《兄弟》可能好一些，海外也得到好评，但是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买……不过，幸好还有一些美国的大学出版社不‘唯利是图’，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直在出中国文学的翻译，有台湾系列，有大陆系列。大学出版社的缺点是，不管作品多么好，销路总是一般，因为没什么钱做广告，但它会持续地销售，可以作为教材，一年就卖个两三百本、三五百本，他们也很乐意的。”
面对这项孤独的事业，葛浩文说：“我像个鲨鱼，你知道鲨鱼要不停地游动，一旦停止就死了。我做翻译就是这样，一旦没事干了，没有货了，没有小说翻了，恐怕就要归西天了，所以我说‘我译故我在’。”
从傅高义到葛浩文，我们看到有一批美国学者跨越文化鸿沟，长期深入地研究中国，积极主动地推动东西方文化的深度交流和互动，他们在促进文明对话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难以估量。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低谷，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名字。
主笔：李勇
策划：马琳
编辑：李洢瑶
运营：王雪洁
出品：忆库数字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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