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的合作、对话与慷慨

“接到评委会的电话时，我正在煮汤，一边儿听电话、一边儿顾着汤，两边都十分‘烫手’。”奇普菲尔德玩笑着，回忆起得知自己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时的场景。约到戴卫・奇普菲尔德爵士的采访绝非易事。他的建筑事务所在伦敦、柏林、米兰和上海都开设有办公室，在建作品遍布全球，其中等级高、规模大、周期长的项目不在少数，这也决定了他频繁飞行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一个月前，当建筑界最高的殊荣宣布将奖项授予奇普菲尔德之后，他变得加倍忙碌。

在长长的普奖得主名单上，在中国建筑师王澍以外，矶崎新、汤姆・梅恩、阿尔瓦罗・西扎等都在中国留下了作品，但是奇普菲尔德无疑是在中国、尤其是在上海拥有最多建成和在建作品的获奖建筑师。在奇普菲尔德事务的柏林办公室，我们见到了这位普奖桂冠建筑师。我们的采访从奇普菲尔德爵士新近完成的作品上海徐家汇书院开场，随之深入，他欣然与我们分享自己的建筑思考。

戴卫・奇普菲尔德爵士，2023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他在1985年成立了奇普菲尔德事务所，如今在伦敦、柏林、米兰、上海与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西班牙）设有办公室。其代表作包括柏林新国家艺术画廊、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旧行政官邸大楼改造、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扩建等。事务所在中国也拥有众多实践成果：上海徐家汇书院、上海洛克・外滩源项目、上海西岸美术馆、景德镇陶溪川总体规划、杭州良渚博物馆新馆......

2023年元旦，由奇普菲尔德事务所设计的徐家汇书院对公众开放。“谁要了解十七世纪迄今的中西文化交汇过程，谁就会把目光投向历史上的徐家汇，”历史学家朱维铮曾这样说。书院毗邻徐家汇圣依纳爵堂，作为落在教堂前广场南侧的一笔，使得整个区域新旧交融、更为整体。轻盈的薄片结构贯穿了书院的立面，实墙、凉廊、骑楼退隐在薄片之后，既形成统一的立面韵律，也为欣赏教堂提供了绝佳视角。徐家汇书院一开放，就成了上海最热的文化地标之一。

徐家汇是中西融通的象征，是近现代上海乃至中国科学、文化的源点。因此，徐家汇书院的项目非常有意义，同时必须兼顾传统与创新。您能谈谈这个项目吗？

是的，正如你所说，书院所在的是个伟大的地方。我们关心的始终是场所的文脉和场所的独特性，无论在历史维度还是社会维度皆是如此。我们也一直从中寻找能激发思考的线索，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展开项目时这点尤其重要。

我的职业生涯并不是从英国开始的，最早的项目在日本，之后是德国、意大利，当然还有中国。当你在另一种文化中做建筑时，要么是在“输出”，要么是在“交换”。我们希望带着责任和对话的态度进入每一个项目，这包括和业主、场所、历史、还有和在地人群的对话。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就成了“星巴克”，只是一味地输送奇普菲尔德式的产品。

你刚才提到了徐家汇的文脉，要把这种文化背景转化成建筑并不简单，但是这样的背景的确升华了我们对这座建筑的理解和远景。对教堂的关照无疑是项目讨论的基础，书院和广场烘托教堂的呈现，同时对徐家汇源显示出足够的尊重。我很高兴书院现在的功能更接近于图书馆，这意味着更多的公共性。

徐家汇书院开放之后马上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点，很多人去书院打卡自拍。您怎么看？在做了这么多文化类的项目之后，您会把这种趋势视为一种新的文化吗？

这倒不在我们设想的范围内，我还没法判断这是不是件好事。至少我们可以说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以外，人们依然愿意去实体空间，翻阅实体的书。回到文化项目的话题，这一类别下的项目认知度更高，因为它们更有趣，也更能吸引公众的参与，但是我认为所有项目其实都与文化有关。除了满足既定的功能，建筑应当对城市慷慨、对环境慷慨、对可持续慷慨、对社会慷慨。在我看来，如何在每一个项目中达成这种慷慨是最大的挑战，因为必须权衡不同层面的利弊。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座慷慨的建筑并不一定是文化类型的，而是它拥有某种文化。

就像事务所持续了多年的洛克・外滩源项目，其中真正的文化建筑——外滩美术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外滩源共同创造了一种文化。当我们参与到项目中时，外滩源的历史建筑大多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和违规改造，甚至一度出现过拆除建筑的声音。我们推动了保护和修复的工作，尽管这么做代价不菲，但是我依然将其视为对城市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外滩源是事务所在中国较早开始的项目，但不是最早的，杭州的九树公寓才是。这组住宅建筑坐落在一片竹林中，我们说服了委托方不要砍掉竹林，让建筑和竹林共存。这样看来，我们对城市中历史建筑的态度和对自然文脉的态度是可以类比的。

在此很适合引入讨论办公架构的问题。当您的实践遍及全球时，如何保证您和团队对每一个项目的历史、文化和特点都做到充分的挖掘，又是通过怎样的工作方式做到的？

这是个好问题。我们在工作中发展出了一种态度，或者说设计哲学。一直以来，建筑行业都很强调个人才华和天赋，倾向于把建筑师看作是带着鲜明风格的天才，每个项目都应该有艺术创作的成分，而建筑师是这种创作的控制者。我并不相信这套说辞，即便我们有这样的艺术风格，那也不是我所感兴趣的。因为拥有某种态度远比拥有某种风格有意思得多。

什么是最重要的？如何切入一个项目？想通过这个项目达成什么？如何深入这些想法？坦白讲，我对建筑最终的呈现抱着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因为建筑的结果本当源于它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足够明智。首先是理解场所、理解历史、理解委托方的意图、理解社会影响力，最后进场的才是建筑师。

很多人以为我们有自己的建筑“颜料盒”，通过摆弄各种组合得到结果，但奇普菲尔德事务所不是这样工作的。我一直努力与各地办公室的成员们对话，讨论项目的理念是什么，应当往何处发展。如果你相信一个建筑项目取决于一位建筑师的天才，那是控制，而控制往往会走向失控；而我相信建筑是一种合作的过程，这种从控制到合作的转变至关重要。在过去的三十年，所有人关心的都是这座建筑看起来如何，这使得创作建筑和理解建筑更像是在超市选购图像。现在“看起来如何”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未来。

您的回答让我想到以Stable Disffusion和Midjourney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图像，也开始应用到建筑图像的生成上，但是图像和真正的建筑过程仍然相去甚远。

生产图像越来越不重要，因为它无法回答真正的建筑问题，包括它为谁服务、如何运作，或是否舒适。回到在各地设立办公室的问题，我希望每个办公室的构成都尽可能地多元化，希望来自不同背景的成员能让我们对项目的理解更饱满、更有创造力。在上海成立一间伦敦办公室的分支没有任何意义，上海的办公室就应当是非常上海的。我给予每个地方的团队充分的信任，那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办公室，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

最后一个问题与年轻一代的建筑师有关。您认为他们面对的首要任务和最大挑战是什么？

他们别无选择，必须面对建造和开发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环境和可持续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建筑师必须让自己变得有用起来，必须更多地介入社会。以往的建筑师行业只要求在专业上可靠，在商业上可靠，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拿出同样的态度来对待肩负的社会和环境责任。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要想法成为各方之间的桥梁，要想法做得更多。这不是行业的剥削，因为有很多年轻建筑师已经意识到这点并且开始这样实践。建筑师体系已经过时了，像我这样的人会变成老派“恐龙”。我深知会有新的实践态度出现，甚至可能并不来自于建筑师，但是当我拥有某些独立性之后，我会尝试。

奇普菲尔德爵士所说的尝试是他六年前开始在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地区成立的RIA基金会。相比于他的众多建筑项目，有关RIA基金会的报道凤毛麟角。“你刚才提到了事务所的多个办公室，事实上我们还有个在加利西亚的办公室，有一个团队在独立项目。”

“这些非盈利项目大多与社会和环境有关，在政府和机构的支持下开展一些不那么传统的尝试。作为建筑师，你必须等着别人提要求再开始工作，这是一种束缚。现在加利西亚的办公室开始自发地生产项目，包括改善和创造小镇的公共空间，翻新老建筑，项目也好、资金也好，我们自己能摸索出解决的方式。目前的计划是在德孔波斯特拉成立一个研究中心，展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再通过一系列会议、对话甚至教学共同推动整个过程。这是我在今年相当重要的计划。”

除了建筑相关的事务，基金会的工作在奇普菲尔德的行程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今年必定是忙碌的一年。尽管奇普菲尔德将自己调侃为这个时代中的“恐龙”，但是他从零开始构筑社会实践的尝试无疑坚决而奋勇，同每一个建筑项目一样，这将是一个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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